营救行动前功尽弃

地下省委的营救工作也同时在积极进行。

一方面，省委急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转述了穆青“供词”要点，提出“顶好能由中央设法用时闻通讯社来电二十一军军部，证明彼确系该社通讯员，以免久遭羁留，妨碍党的工作（他并无物证的）。”

另一方面，地下党组织安排穆青的妻子王凛若进行上层关系的疏通。

王凛若当时的秘密身份是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工作人员，公开掩护职业是重庆地方法院推事（法官），是当时为数极少的女法官之一。她的父亲是重庆地方法院的检查官，有一些上层关系，同二十一军副官长兼特委会实际负责人李根固有些交情。王凛若和父亲特地去找到李根固，说袁雨苍是他家亲戚，请求帮忙疏通。通过活动，李根固答应尽力帮忙。了解案情后，他告诉王凛若的父亲：

“王检查官，我决保令戚不枪毙就是，请放心！”

正当穆青脱险有望时，浩池街事件发生了。警察当场搜获许多地下省委的文件。从文件中，二十一军特委会发现了这样一些记载：

维新此次被捕，即受邹云芳之害……

自维新被捕钟鸣（李鸣珂的党内化名）被难，常委极不健全……

自三月二十日起，同志被捕在狱中者省委常委一人……

特务们由此判断：“袁雨苍”是3月22日被捕的，在他之前没有捕获别的人，在他之后，狱中也没有第二个叫“维新”的，因此，袁雨苍即吕维新，自无疑义了。

至此，穆青的自救和党组织的营救，全部前功尽弃。

5月14日，即刘愿庵等人牺牲6天之后，穆青又被杀害于同一个地方。烈士们的鲜血流到了一起。

据王凛若回忆：

穆青被枪毙在巴县衙门前大坝内，两枪未中填补了一刀才绝了气。据父亲密向母亲说：“嗣良（穆青另一化名）死得真惨，蜷伏在地上像只狗样。”……父亲伪称穆青是他表侄女婿，出面收的尸。老人问我是否用白绸裹尸。本来我想省下这笔钱来助党，可是一转念，报党之日长，穆青只此最后一次了。我借支了薪水买了白绸为他裹尸，上好棺木装他，之后派法警送至海棠溪下葬。用石碑刻有“颜嗣良之墓”，以备日后便于寻找。他死后我虽异常悲痛，然而也只有夜幕降临，一灯如豆时，把头匿入被窝里不敢出声地偷泣，白天我还是装着没事样。我的父亲曾亲见他的惨死情景，归来大病濒于死，家人尤其伤心。可爱的是重英弟竟愤而参加革命为穆青报仇。

王凛若以后又奉地下组织之命配合罗世文工作，并照顾罗世文养病。两人在共同生活中产生了真挚的爱情。1932年5月，王凛若不幸因一封外地寄给她的长信被二十一军特委会查获，暴露了共产党人身份，不幸被捕，法官之职被二十一军军部下令解除。在审问这个娇弱女子时，堂上还陈放着连壮汉都会经受不起的滚杠之类刑具。但她仍然只字未吐党内机密。

当时像她这样的女法官被捕，是轰动一时的新闻。有记者到狱中采访，问起她与昔日被杀的“共匪”穆青是何关系时，她骄傲地说：

“穆青是我的爱人！”

她还毫不隐晦地谈起她的择偶标准很高，而穆青正是各方面都符合她的标准的杰出男性。她就这样利用报纸的公开报道，在穆青被以“暴徒”、“反革命犯”等罪名杀害整整两年之后，巧妙地为穆青做了一次公开的“正名”。

王凛若的父亲为了营救女儿，自作主张代她写了《悔过书》，将她保释出狱。从此王凛若因这一“污点”而未能恢复中共党籍。深爱着她的罗世文与她结婚的要求也不能得到组织批准。但罗世文坚信她对革命的忠诚，仍然视之为革命伴侣，与之并肩战斗。王凛若也一如既往地利用自己的家庭条件，从经济上支持地下党组织，照顾贫困、劳碌而又多病的罗世文。两人在艰苦的地下工作中相濡以沫。直到抗日战争期间，因成都发生“抢米事件”，罗世文被国民党特务以“煽动春荒暴动”的莫须有罪名秘密绑架（关押数年后杀害），两人才从此永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