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二人分道扬镳
正当特务们在到处寻找牛大鸣的时候，牛大鸣已经独自冒着风险，穿越重重关卡，辗转到达白色恐怖中的上海，代表四川临时省委向中共中央作了三个月来四川的经济情况和党领导的各种群众斗争的详细报告。
一个多月后，牛大鸣返回重庆，投入到贯彻“立三路线”的紧张工作之中。不久，他被领导全省大暴动的中共四川省行委派往川东梁山（今梁平）领导农民起义。这个24岁的青年，毫无作战经验，却受命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前敌委员会书记，凭着满腔青春的热情，一心要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夺取全国胜利”的宏伟目标。
8月里，这支缺乏训练、人员芜杂的起义军终于溃败，总指挥李光华、大队长李次华等被俘遇难。牛大鸣满怀悲愤，精疲力竭，回到重庆。
他万万没想到，等着他的是一个晴天霹雳：弟弟牛正坤公开登报自首了！
牛正坤是牛大鸣一手引上革命道路的。但是，在思想境界上，两兄弟却有很大的不同。牛大鸣投身革命，是出于对革命的信仰。为了革命，他可以粉身碎骨，在所不惜。而牛正坤参加革命，则仅仅是为了改变自己的贫困生活，使自己不再受苦。若是革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反而使自己受更多的苦，他当然不会再干这个革命了。
俗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牛正坤在家中是幺儿，虽然家境贫寒，从小仍为父母娇宠，因此不如他哥哥能吃苦。刚参加革命时，初生牛犊不怕虎，牛正坤也还比较积极，在1926年4月共青团重庆地委给团中央关于同国民党右派斗争的报告中，谈到有三个在重庆总商会国民党右派集会地点外面讲演的共青团员被右派流氓打成重伤，其中就有牛正坤的名字，那时他才15岁。17岁时他又因地下工作而坐牢，黑牢中的一年，给他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一提到监牢，他就会不寒而栗。出狱后，他就再也不愿重新参加艰苦的地下革命斗争了。
当年共产党人从事地下工作之苦，如今的人们是很难想象的。这里不妨引证几段亲历者的记叙。
在1930年时担任共青团四川省委秘书长和中共四川省行委青年部长的梁佐华回忆当时的艰苦情景是：
每月生活费，每人一律五元，包括个人一切生活费用，没有任何补贴。地下机关同志，没有社会职业，没有工资，只有极少生活费。从省委书记到交通员，一律都是五元（银元，换成小铜板），包括伙食、零用在内。当时，重庆的中学生伙食费每月三元左右，小学教员工资每月十五到二十元。即是说，我们的省委书记的生活费，只有小学教员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实在艰苦得很。没有医药费，有人买一盒万金油（今清凉油）互相传用，（团省委）组织部长余国桢患皮肤病，只得以石灰涂抹，用冷水冲洗。那时我们都年轻，生病只有硬挺……
当时，重庆尚无公共汽车，市内交通工具，只有过街轿子、滑竿、黄包车，我们没有钱，坐不起，只靠走路。这时也没有电话，每天出去活动，无论城内城外，都是步行，每天走路，占了很多时间。无论烈日炎炎，寒冬腊月，脚上冻疮出血，也要出去开会，联系工作。
1929年时在共青团江巴县委分管宣传工作的徐庆坚回忆：
当时党和团的经费都十分困难，在我的经历中就没有见过佃好房子，借打牌谈工作的事情。……每人每月领六块银元，当时中学生伙食每月需四块银元，而这六块钱要包括吃，又要包括行，当时每个县委成员，一天至少要跑二十来里路，过河钱、茶钱都包括在内，这样，连中学生水平的伙食都吃不起。衣服靠社会关系解决，有时有“互济会”募来的衣服分给需要的。
（县团委机关）这是一间铺面的楼上。整个铺面从房顶到地面不到十公尺……屋顶连一块亮瓦都没有，更不用说窗子了，大白天也伸手不见五指，好在我们都是深夜回去，天不亮就离开。屋大不过八平方，只有一张床和一个小桌，点的是煤油灯。床上只有徐永弟（团县委委员）的一条棉被。每晚深夜回去，只能有一人占有小桌，在小本上记一点自己看得懂的符号，其他两人坐在床上等。徐永弟照例是最后一个人。余国桢（团县委书记）和我要作弄他一下。我们两人各占被盖的一边，让中间给他睡。他刚睡下，余国桢低声叫“预备”，我们同时把被盖卷起，使徐永弟身体挨不着被盖。他一面低声笑，一面给余国桢一拳，给我一脚，我们搅作一团，低声笑一两分钟，这就是我们的文娱生活。
在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总结1930年工作的《十九年度报告》第二十三章《共产党与青年学生》中，也有一段对当时革命工作艰苦情况的叙述：
青年学生……每每被调去做下层的真工作，衣食住大都靠个人的能力去活动，你就三天吃两顿，顿顿吃红苕，饿得来要断命……冬天来了，你没棉衣，冷得打抖，然而还是要去冒风雨，践泞泥，干你的工作。……你怕冷，只有自己想办法，但你离家既远，或许家庭已不通信息的了，而你自己又别无职业，哪有能力来置衣服呢？所以还只有捱着冷。夏天自然也只有捱着热。至于住的那不必说，干下层工作的都是住的贫民窖，臭虫虱子，一切的皮肤病，如疳疮脓泡……等，自然是家常的便饭，而空气不洁，住地污秽，妨碍卫生，更不必说。曾记有个朋友在农村工作了半年，住的自然是茅屋，睡的便是牛栏楼，他说：“每当夜半，牛照例是要放一次长尿的，那股热蒸蒸的臭气直冲上来，直是臭得你要打吐。”真的，他这样薰了半年出来，一两个月后都还嗅着他身上牛臭，干下层工作的像这样生活的多得很呢。
叛徒们写这些的目的，原是为了攻击共产党“摧残青年”，实际却暴露了他们背叛革命的内心动机之一：怕苦。
牛正坤也就正因为怕苦，从巴县大监出狱后，便决心脱离革命。他设法托人找了一份教书的差事，想要平平安安了此一生。他父亲对贺蜀筠说他出外做生意去了，其实是骗贺蜀筠的话。他并未离开重庆，就在城里。无论牛大鸣怎样对他进行劝说，他也听不进去，总是拿出坐牢的经历来抵挡：
“你那些道理我都会讲，你没有尝过坐牢的味道……你放心，我不干了，但是我不得会当叛徒……”
但是，要想在那激烈的阶级大搏斗中抽身退出而寻求个人幸福，那是很难办到的。没过多久，牛正坤就落到了特委会手中。无论他怎样表白自己出狱后就再也没有同共产党来往，也不知道他哥哥牛大鸣的去向，但是特务们决不相信，一定要他作出书面保证。于是，不愿再为革命受苦的他，便违背自己在哥哥面前的诺言，举手投降当了叛徒，公开发表了反共启事。
不过，此时他尚未出卖组织和同志，也没有答应参加特委会工作。他还想要继续在乱世中苟且偷生。
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