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小事引起警察队伍大清洗

在朝天门被李鸣珂击毙的易觉先，就是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建立初期一个臭名昭著的叛徒，特委会的首任侦缉队长。

易觉先原为刘湘下属罗仪三旅部的上尉副官，1928年驻防重庆白市驿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地下军支书记。当时正值中共到处发动武装暴动以反击国民党血腥镇压的时期，急需军事干部，像易觉先这样既有一定军事知识，又聪明能干、能说会写的年轻人，当然很受欢迎。易觉先也想通过暴动得以升官发财，不再做受人支使的小副官。开始工作也还积极。

但是不久以后，因易觉先在街上开枪打死了一个纠缠他的精神病人，惹出麻烦，不得不暂时离开该部队，地下党组织便安排易觉先到另一军阀部队去当兵，好以士兵身份开展兵运工作。易觉先对此大为不满，产生了抵触情绪。在他后来写给刘湘的乞降信中，作了这样的叙述：

因省委书记傅烈在渝枪决，临时省委命令全川暴动，为傅报仇，因感军事指导人员缺乏之恐慌，强迫生到川北工作……迫生当兵，素知党纪威严，虽痛苦万状无如何也……

所谓“迫生当兵”，显系谎言，“痛苦万状”之语，倒有可能是易觉先当时的真实思想。

以后易觉先参加了潼南双江镇暴动，失败后逃回长寿县家中“养病”。不久他又在涪陵李渡镇从事地下工作时引起当地官府怀疑，被捕入狱，尝到了坐牢的苦头。被组织设法保释出狱后，他被调任中共忠县县委组织部长兼县团委书记，这时他几经挫折，已对革命灰心失望，请求回家养病，但未获准许。本来他的表现已经应该引起上级领导注意，但是当时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干部奇缺，地下省委从爱护干部的立场出发，试图以调换工作环境的办法来发挥他的积极性，将他调到了重庆，让他担任省兵士运动委员会委员兼江巴警士联合会秘书长。

到了大城市，易觉先不但没有积极工作，反而加快了思想意识的滑坡。成天见到刘湘军部官员及富豪们在大街上趾高气扬地来往，不是高头大马，就是三丁拐、四人抬的大轿，而他虽说有着“委员”“秘书长”的头衔，却只能每天穿一双草鞋在山城重庆的街巷、码头间爬坡上坎，走出一身臭汗。更别说还得冒坐牢、杀头的危险了！

正在这时，出了一件事……

那时，中共在重庆的驻军和警察中已经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秘密工作。据这年3月10日中共四川省委一个代表给中央的报告中汇报，到3月以前，士兵中已有地下支部3个，警察中的地下支部已有党员11人，城防司令部地下支部有8人，市政府公安队有2人，驻铜元局（造币厂）机关枪队有9人。这样的数字，在当时那样的白色恐怖形势下，是十分可观的。

可是，一件小事意外引起了军警中的地下组织的暴露。

这年3月3日，重庆公安局第一区警察所发生了一个名叫韦植声的警士与所长吵架的事件。本来这是小事一桩，但在所长以“反对长官”的罪名叫人把这个警士抓起来后，没料到从他身上竟搜出了一份署名“江巴警士联合会”的《告警友宣言》！

这个宣言通篇是号召警士兄弟们起来反抗长官压迫的言论。公安局头头们大惊，赶紧顺藤摸瓜，抓了同韦植声相好的另外几个警士，又查抄了他们常去的善果街7号，这才发现那里是秘密组织江巴警士联合会的据点，从那里又搜到了《江巴警联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只见其中赫然写着：

援助一区被捕警友案

议决：

一、由总会散发宣言，请求工农军团援助；

二、募捐接济会友；

三、如不释放或关监及枪决韦植声等会友时，即宣布重庆各区总罢岗，包围公安局，游行喊街；

四、最近由各区分别书面报告，请求释放；

五、如被捕会友绑赴刑场时，即劫杀场。

……

此外，这份大会记录中还有《对付反革命长官案》，其中有：给反革命长官“取外号，丧失其在群众中的威信”，“加紧士兵间的阶级仇恨”，“组织暗杀队”等决议。

刘湘和重庆市的警察首脑都震惊了！专门维护反革命秩序的警察内部居然出现了共产党的秘密外围组织，这还得了？

于是，重庆警察队伍中开始了大清洗。

这一事件，促使易觉先在心惊胆战、东躲西藏几天之后，下定了投敌的决心。

他本是抱着一种赌博心理参加革命的，一旦革命不能满足他升官发财的欲望，他便决心进行另一场赌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