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向燕南
近年来，“世界”成了学术界频频使用的时髦术语——或曰某某知识世界，或曰某某思想世界，或曰某某历史世界，云云。“世界”一词本是佛家语：其“世”者时间也，“界”者空间也。或有问：个人何以谓“世界”？然君不闻佛家有“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或作‘一菩提’）”之谓耶？这里且不说意蕴更深妙的佛教义解，仅就普遍义解，“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或可作“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之喻，即观一花一叶之映像，即可窥整体人生宇宙之实相。个体之“一”，乃蕴整体“一”之妙性真如。而就特殊义解，则整体之“一”，实是一个个个体之“一”集合而构成，“一”自有其作为“一”的价值，而且认识整体之“一”，亦须从认识个体之“一”始，才可深入认识整体之“一”。如是看来，无论是就普遍义讲，抑或就特殊义解，研究任何具体之“一”的世界，与由众多具体之“一”构成整体之“一”的世界，其在意义上是平等的，于价值上亦是平等的。循此之意蕴，我们也就清楚了——任何所欲研究的某个体，皆不能只以一般之某特例视，因为他（它）除了是个体集成之整体外，也是构成这个集成的整体的个体单元。因此，任何个体之秘密的解析，亦总是能把我们引向对社会之整体新的、更深刻的理解，而这，也就是解释哲学之所谓“循环解释”的妙谛。德锋博士的大作《明中叶唐顺之的史学世界》，抑或可作循此义而展开之论著看耶？
唐顺之，字应德，号荆川，人称荆川先生。提及荆川先生，人们往往想到的是明代的文学，想到的是以唐顺之等为首的明代散文中的唐宋派，可能还有一些人会想到思想史上其所归属的南中王学，但也确实很少有人会因荆川而想到史学。关于唐顺之，《辞海》是这样介绍的：“明散文家……曾研治天文、地理、音乐、数学。”在这介绍的一堆荆川研治学术中，独独不见称荆川的史学。荆川一生真的于史学无涉？显然不是！若以荆川平生所著《左》《右》《文》《武》《儒》《稗》“六编”计，可以说除了《文编》归“集部”、《武编》《儒编》归“子部”外，其他《左》《右》《稗》诸编，皆属“史部”著述，且皆煌煌数十、上百卷的巨著。若加上所著《两汉解疑》《两晋解疑》及《广右战功录》等，荆川的史学著述，即使是在好著述的有明一代，也绝不能不属宏富者。如此宏富的史学著述，众多学人竟视而不见，鲜有介绍与论述，此真不能不说是研究的缺憾！如是而论，德锋博士于荆川史学世界的探索，自然也就有了开拓之功。
开拓工作总是颇多艰苦，更何况荆川的史学世界是如此庞杂，这“世界”又与其整个的思想世界、与其思想世界赖以生成的社会政治和学术文化语境息息相关。君不闻《孟子·万章下》所谓“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之论乎？更遑论前述循环解释所谓的个体与整体之于理解的关系！更遑论历史唯物主义所谓任何事物皆不可脱离时代云！这也是理解荆川史学世界之不易故。
先说荆川史学世界建立的正德、嘉靖时代语境：就社会性质讲，定性为所谓“中国社会的前近代”也好，定性为“中国的启蒙时代”也好，人们对该时期的社会性质的理解虽有不同，但究其实，亦无不注意到了该时代是处于社会大变化之际的事实。而在这个社会转变的枢机历程当中，且不言社会政治，不言社会经济，亦不言“南倭北虏”的边疆危机，仅就思想事件言，荆川之前，有王阳明揭心学之帜与统治意识形态朱学分庭抗礼；荆川之后，有何心隐、李贽等，以主流异端之态搅动晚明思想界；即使是荆川当世之时，王学亦开始左、右泾渭，各持一端：或“反智”，主张“良知自然”“纯任天机”；或“崇智”，以“应接纷纭”“事上磨炼”张大实学之旨，一时思想界熙来攘往，一片热闹。而荆川居之其间，一心希贤求圣，欲振纲常，拯民水火，以致反复求索，前后持旨亦随之屡变。如此的心旅，着实让荆川的史学世界，既难条分缕析，更难概括子丑寅卯。惟因如此，德锋博士对荆川史学世界的探析，除具补白之功外，其难度亦不言而喻。还好，德锋博士自博士学位论文选择这个题目以后，十数年来一直在努力，今天这部数十万字的煌煌巨著，便是他孜孜努力的成果。
既然是“世界”，就要包括时间与空间。德锋博士的大作，探讨的虽仅为一个人史学的个案，却能从横向融通到纵向贯通，将荆川史学置于整个明中叶社会格局和学术思想流变之中，于是，不仅深化了对荆川个人学术的认识，也深化了对之赖以生成的语境的认识，于是乎阅之者循此自然也就获得了对整个明中叶的史学及其生成于斯的社会和学术生态的更感性的认识。当然，除了对荆川整个史学世界的宏观层面的揭示，德锋博士一些富有说服力的细腻考证，诸如荆川《左编》与李贽《藏书》之关系、《明史》对荆川史著之采用，以及《明世宗实录》有关著述的曲笔等等问题的考述等，或发前人所未发，或补充前人所论述，皆为这部著作增色不少，有裨于对明代史学史的理解。
德锋博士朴厚，“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历十数载磨砺，终以学位论文为基础成此大著，作为他的博士导师，高兴之余，遂缀此数言以为贺。
是为序。
于北师大珠海校区教师公寓
2020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