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中叶政治异动与唐顺之早期气节

唐顺之，字应德，号荆川，人称荆川先生，武进人。生于正德二年（1507），卒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历正德、嘉靖两朝，卒年五十四岁。时当明代中叶，正是明朝统治由盛至衰的时期，这一时期对社会政治影响较大的两件事就是武宗“失德”和嘉靖“大礼议”。

一、武宗“失德”

明朝建立初期，朱元璋为了巩固朱家政权，采取废相等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把权力病态地掌控于一己之手，把对统治的稳固和顺畅期盼，寄望于极端的人治。在这一体制下，皇帝的表现是决定性的。同时，皇帝也面临着非常人所面临的窘境，一方面是与生俱来的血统赋予其至高无上的权利，一方面又被强加上成为社会诸领域楷模或表率的义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制约着其至高无上权利的享用。而于早期，朱元璋、朱棣等皇帝的抱负、精力和才力还勉强可以应付这种局面，但到了明朝中后期，社会承平日久，统治者自身素质退化，从英宗开始，除孝宗和思宗稍有振作外，直至明朝灭亡，统治者对政事的冷淡和排斥成为时代的主调。与生俱来的血统既然无法对皇朝的统治予以保障，而在明初统治者所建立起来的依靠极端人治的政治体制下，外在的压力也难免这一从根本上就自相矛盾的权利分配体制出现差错。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武宗“失德”和嘉靖“大礼议”就是明朝统治链条上失效的两环。

武宗一生最大的错误是顶着皇冠而谋求个性的伸张和自身欲望的满足。《明史》“赞”曰：“毅皇手除逆瑾，躬御边寇，奋然欲以武功自雄。然耽乐嬉游，昵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假使承孝宗之遗泽，制节谨度，有中主之操，则国泰而名完，岂至重后人之訾议哉。”(1)从对武宗“制节谨度，有中主之操”的期望和假设中，可以看出其作为一名皇帝对道德楷模义务的舍弃和背离，即使就“手除逆瑾”和“躬御边寇”两事，时人也是有异议的，这主要体现在他不顾皇帝尊严的逸乐成性和崇尚武功的率性自为。

武宗逸乐成性的天然秉性是与生俱来的，早在其为太子时就表现出来，以至其父孝宗临终时特意叮嘱大臣：“东宫年幼，好逸乐，卿当教之读书，辅导成德。”(2)而大臣的辛苦教导并不能消除其对宫中枯燥乏味生活状态的反感和厌倦，在他成为皇帝以后，外在的压力并没有抑制住随着权力的膨胀而带来的追求个性和自我享受欲望的增长。为了改变宫中枯燥乏味的生活状态，体验丰富的民间生活，他在宫中设立廛肆，并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热情参与其中，“上令内侍访设廛肆，身衣估人衣与贸易，持薄握筹。喧询不相下。更令作市正调和之，拥至廊下家。‘廊下家’者，中官于永巷所张酒肆者也，坐当垆妇其中。上至，杂出，牵衣蜂簇而入，醉即宿其处一”(3)。但武宗并未把这种完全寻求自我的享受局限于个人行为，其中还掺杂着贵为天下之“公”——朝廷的影子。“近闻有花酒铺之设，或云车驾将临幸，或云朝廷收其息”。以至齐之鸾从“公”的角度对武宗的这种追求“私”生活体验提出了批评：“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乃至竞锥刀之利，如倡优馆乎？”(4)更为严重的是，武宗的这一习性给宫中的一股腐朽势力——宦官提供了参与外廷事务的机会。刘瑾等以“时杂构戏玩娱帝，侯帝娱，则多上章奏，请省决，帝曰：‘吾安用尔为，而一烦朕！’瑾由是自决政”(5)。这股势力因满足武宗私欲而掌权，处理政务时亦以满足皇帝私欲为手段，而达到满足自己欲望的目的。他们对外廷事务的处理完全抛开了皇朝的立场，而惟自己私欲是求。虽然刘瑾等又因自己私欲的过分索求——谋反，而最终为武宗所杀，但江彬的得势则说明了武宗娱乐成性的私欲于皇朝统治的持续杀伤力。

明朝自建立至武宗，已发展了一百多年，各领域在获得稳定局面的同时，也出现了稳重有余而活力不足的凝重老气。武宗于宫内设立廛肆可以说对这一风气的反叛，他始于豹房博虎，继于宫中练兵。如果武宗皇帝把他的追求自我享受和实现个体价值的渴望限制在内廷，还停留在对“私”欲的追求层面上，虽然也干扰了外廷政事的处理，但这些内部信息经过皇宫高墙大院的遮掩，还不至于对“公”产生直接的威胁。而当这种叛逆情绪延及外廷，则对外廷“公”之代表性提出了公然挑战和损坏。他化名朱寿，自号威武大将军，不顾自身安危于皇朝统治的影响，亲自参与征伐，更为荒唐的是在战争结束后，还自封自赏，以满足其对不顾现实的自我价值实现的渴望，严重损害了其“九五之尊”的高贵形象，对时人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应州奏捷，帝降敕‘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剿寇有功，宜特加公爵’。制下，举朝大骇”。同时也招致了对其抱有道德表率和楷模幻想诸臣的批评，“不知陛下何为而乐此乎？”(6)其前批评武宗于宫中设立廛肆的齐之鸾亦偕诸给事中上言：“自古天子亦有亲临战阵勘定祸乱者。成功之后，不过南面受贺，勒之金石，播之歌颂已耳，未有加爵酬劳，如今日之颠倒者。不知陛下何所取义，为此不祥之举，以天下耳目，贻百世之讥笑也。”(7)综观时人对武宗的批评，正如盖杰民所言：“他总是因他对待他的地位的态度，因他不肯像君主的权力把他置于高于一切的位置上那样发挥作用，而受到非难。”(8)

由武宗的肆意妄为所导致的中央政府权威的下降，在明朝初期本为皇朝屏障的地方皇族势力亦成为威胁皇朝统治的一大因素。如果说安化王的叛乱是因刘瑾当权，处理政务不当，为叛乱留下了“清君侧”的口实，武宗并未成为直接的斗争目标，那宁王的叛乱则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武宗娱乐成性和率性自为导致中央权威丧失这一事实。宁王公然举起反叛旗帜，并且矛头直指武宗。而农民起义的频繁爆发透露了对皇朝权威性质疑已经突破了皇族内部的范围，以皇帝为首的中央政府于“公”的代表性已经降到了零点。以致主要生活于正德、嘉靖时期的唐顺之为李儒撰写墓志铭时，在评价李儒的急流勇退的做法时竟公然说：“去于正德之时者犹为易，而去于嘉靖之时者则为难，盖遇浊世而不能去者有矣，未有治朝而必去者也。”(9)当然，从世宗的表现以及唐顺之个人于嘉靖朝的经历来看，嘉靖朝也未必为治世，但把正德朝视之为浊世，这几乎是士子们心中公开的秘密。

最后，武宗在不断寻求自身享受和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中溺水惊吓死去，从而结束了他戏剧性的一生，荒淫一生之后亦未留下子嗣，这对以后的士人造成了一定的心理阴影，同时，在这一背景下，明廷不得不启用“父终子承”之外的另一个传承系统——“兄终弟及”，也为下一朝党争拉开了序幕，从而严重削弱了自身的统治。

二、嘉靖“大礼议”

继武宗皇帝之位的是宪宗之孙、孝宗亲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是为世宗。世宗即位前后，即表现出对“统”“嗣”关系的极度重视，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世宗生身父亲兴献王于明皇朝统绪中的地位，更关系到世宗于新皇朝所扮演的角色。在经过短暂的试探之后，他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大礼议”。这场辩论是在以世宗为首的新朝官僚集团和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大学士之间展开的。杨廷和从继统应与继嗣同步的角度考虑，认为世宗应尊孝宗为皇考、武宗为皇兄，而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皇上承武宗皇帝之统，嗣孝宗皇帝之后，正《礼》所谓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复顾其私亲者也”(10)。以世宗为首的新朝集团则把继嗣从继统中剥离出去，认为世宗只继孝宗乃至武宗之统，而非继其嗣，“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自祖宗列圣而传之武宗，孝宗不得而私也；武宗无嗣而传之皇上，武宗不得而私也。此正所谓兄终弟及而不必为后者也。若必欲立后，则当为武宗立后，安得为孝宗立后乎？夫天下者，受诸其兄者也，既不必为其兄立后，又何必追为其伯立后乎？”(11)这就为兴献王升格为皇考留下了足够的理论发挥空间。

从本质上来讲，“大礼议”之争是以世宗为首的新朝集团与旧朝诸臣之间的一场权力角逐。在这场争斗中，世宗虽然如愿以偿，为其父争得了兴献帝的称号，但以外廷的部分文官作为斗争对象，从而使这场纠缠着“公”与“私”的大讨论在中央就未取得一致的意见，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央政府的令出必行的权威性。况世宗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更助长了他“多谋”“刚愎”的行事风格。当外廷的旧朝压力已消去，世宗在与外廷文臣的交往中完全占据了主动，他又通过李福达、张鹤龄等案把斗争的范围扩大到整个文官集团（包括“大礼议”中支持他的和反对他的），进一步加强了自己于皇朝统治中的份量。

与世宗权力不断膨胀相偕以行，社会发展出现了两种趋向，“在一种黑暗的权势下面，鼓荡出举世谄媚之风，而同时激起名节之士之反抗，而党祸于此兴”(12)。具体看来，一是官僚集团权力的压缩和官员品格的扭曲，官员为寻求一己之官场发展而纷纷弃自己独立人格于不顾，以迎合世宗为务。“乃自大礼议起，凡偶失圣意者，谴谪之，鞭笞之，流窜之，必一网尽焉而后已。由是小人窥伺，巧发奇中，以投主好，以弋功名”(13)。并且这一风气由官场迅速蔓延到社会各个领域，“今天下刻薄相尚，变诈相高，谄媚相师，阿比相倚。仕者日坏于上，学者日坏于下，彼倡此和，靡然成风”(14)。

如果说武宗寻求自我享受和不顾现实寻求自身价值的放纵，严重破坏了皇帝作为天下之主所代表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但他的这种影响大致被限制在内廷，而且他的有损天下之“公”的举动一直成为大多数外廷官员抨击的明确目标，对于士人而言，外廷显然代表着天下之公理，他们在现实还可以找到明确的道德判断标准来约束自身私欲的膨胀。而于世宗时期，由“大礼议”引起的公、私之辩，延及外廷，导致官僚阶层的分化，又因“大礼议”所包含的复杂涵义，士人阶层已难以于其中找到明确的道德标准来判断孰为公、孰为私，其结果是导致士人心理的进一步扭曲和有损皇朝统治的次生危机的进一步恶化，表现于农民起义方面则为爆发频率的进一步提高。“早在嘉靖初，就有农民武装起义发生，尤其是嘉靖中期以后，更为频繁。总计不下四五十次，而且地区很广，几乎涉及所有省区，起义者除农民外，还有盐徒、矿工和散兵游勇。有的规模很大，人数达数万，甚至十余万”(15)。

同时“南倭北虏”问题的全面出现亦说明次生灾害的进一步发展。元朝败亡后，蒙古贵族逃往北方继续对抗明皇朝政权。在英宗以前，明皇朝由于国力强盛和方法得当，在对蒙古政策中占据着主动。自英宗“土木之变”以后，特别是于武宗和世宗时期，明皇朝完全处于被动的境地。如果说“北虏”是明历朝都无力解决的一大难题，那“南倭”问题的出现则暴露了嘉靖朝统治能力的进一步下降。嘉靖二年（1523）细川使团因不满明廷袒护大内使团，而发生攻击大内使团并抢劫宁波一事。至隆庆元年（1567）“海盗活动已不再是东南海滨的严重问题”(16)，其时间跨度是与世宗统治时期相一致的，即使对解决这一问题至关重要的海外贸易政策的改变，也是利用了“刚愎”的世宗之死方得以实现。

士人表现的另一种趋向是鉴于时弊，反其道而行之，特别强调士人的气节，并积极寻求和投身于救世济民的方法和活动中。正德朝，对于武宗失德的种种行径，外廷诸臣死力抵制，以至“抗言极论，窜谪接踵，而来者愈多；死相枕籍，而赴蹈恐后”(17)。而嘉靖朝反“礼议”诸臣，虽为议礼而作出如此之大的牺牲，稍显迂阔，但其抱定宗旨、不惧威势的品格则是值得肯定的，并且在其时亦已相激成风。明人徐学谟言：“史道下狱，廷和乞罢。累旨慰谕，可谓优渥。乃请辞五六而不休，至毛纪、蒋冕、林俊、孙文、彭泽、乔宇相继求去。一时大臣，未免高激成风，失事幼君之体。”(18)其中虽亦对反“礼议”诸臣的“执着”行径表达了不满，但更透漏出了“高激成风”的官场风气。这一点也可从嘉靖朝杖杀、逮系反“礼议”官员的规模中看出，“笞罚廷臣，动至数百，乃祖宗来所未有者”(19)。

并且，这种尚气节的风气亦由官场扩展至整个社会。《明史》载：“诸臣晨入暮出，累累若重囚，道途观者无不泣下。而廷臣自大学士杨廷和、户部尚书石玠疏救外，莫有言者，士民咸愤，争掷瓦砾诟詈之。”(20)面对皇帝所施加给官员们的强大压力，士民们亦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不满，以至形成“朝所为缧辱摈弃不少爱之人，又野所为推重忾叹不可少之人。上与下异心，朝与野异议”(21)的社会局面。

三、唐顺之早期气节

唐顺之生当其时，亦受此风气熏染，自小即尚气节，不苟与人为同。其父唐珤即称他“不近人情”，“早岁狷介孑特，有怀公谓为不近人情”(22)。唐顺之亦自言：“性褊且戅，在乡曲孑孑不能与人为同。”(23)当然，这种尚气节的性格亦使他的仕途颇受挫折，他曾自言尚气节的性格对其仕途的影响，“仆少时意气，可以窃古人之尺寸焉，而未知仆今惫驽樗散，虽欲比于今之人而有不逮也。仆少不自揆，亦尝有四方之志，而才器迂滞，本不适时，加以弱冠从仕，重以负气，学未及成而骤试之。且少年负气，不识忌讳，以迂滞之气而试未成之学，重以负气之习，此其动辄罹咎也，岂足怪哉？犹幸免诛戮，得齿编氓”(24)。纵览唐顺之的一生，他的仕途几经沉浮，都与他恪守气节的性格有莫大关系。

首先，从他中举前后坚拒乡人杨一清和座主张璁举荐的表现即可看出。嘉靖八年（1529），唐顺之取得会试第一，得到乡人、内阁杨一清的赏识，欲在廷试时录其为状元，而唐顺之“以年少筮士，守己当严，竟不与通”(25)。洪芳洲为其所撰《行状》对这一事件的过程记载非常详细，更为生动地表达了唐顺之的气节，兹转录如下：

先时常之阖郡未尝有魁天下者，时镇江邃庵杨公一清为相，公既首会试，名遂大显，即欲以公为廷试最。遣一乡人夜半来索策，公与有怀公皆辞之，一夜数往返，杨公怒曰：“其少者无知故若是，老举人亦为此乎？”少者指公也，乡人复以语有怀翁，翁素畏慎，欲与之，公曰：“一殿元何足为人轻重，如进身之初而遽若此，后悔何及？”翁竞弗之强也。杨公于是博访其卷，置之第三，已而为人所易，置之第四。公是岁年才二十三，其制行之严，能不以高下得失动其心，盖自少然矣。(26)

最终以二甲第一名中举之后，改翰林庶吉士，其才识亦得到“议礼”重臣张璁的赏识，又因他为唐顺之会试座主，试卷亦有世宗批阅，因此对唐顺之百加招揽，这些均遭到唐顺之的严辞拒绝，“柄臣方忌诸吉士，奏罢之。而以主先生会试，欲特留先生，先生坚不可，遂例授兵部武选主事”(27)。又“会考庶吉士不赴，以卷有御批并得改。既有言庶吉士被选不当者，上尽罢之，大学士张璁以顺之卷有御批，独见留。顺之辞，随众改兵部武选司主事”(28)。后以病请辞，又丁母忧，居家亦严格自律。服丧期满并经其父再三催促，才出为吏部考功司主事，后改官为翰林编修，校历朝《实录》，“校对完，例当升赏，公不欲受，又以罗峰爱己，将远其嫌，遂告归，张缘是怒，以吏部原职致仕”(29)。从唐顺之对杨一清和张璁的态度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其光风霁月、卓荦不群的气节和性格，而以这样的气节和性格投身于明中后期日趋腐化的官场，虽难免也会遇到挫折，但也会使他摆脱一切不必要的顾虑，往往能够洞察到现实问题之所在，对时局保持相对清醒的认识。

嘉靖十八年（1539），唐顺之又起而为官，“起故官兼春坊右司谏”，次年即与罗洪先、赵时春上《早定东宫朝贺礼制以慰群情疏》，触怒世宗，“复削籍归”(30)。这一事件的背景是：世宗虽取得了“大礼议”的胜利，兴献王终于嘉靖十七年（1538）以睿宗入太庙，更为重要的是世宗的权力亦获得了空前的扩张。为维护其统治，他早期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嘉靖新政”，但“大礼议”亦造成了皇帝与外廷官员之间的相互猜忌和对立，为了逃避现实，世宗后期痴迷于道教，不问政事。况，世宗出于“惑于二龙不相见之说”(31)的迷信，自庄敬太子死后就不肯再立太子。这对明廷统绪的延续是非常不利的，因为武宗无子嗣所引起的政治混乱还历历在目，并依然影响着当时的政治格局。再加上外廷官员对世宗的猜忌以及其晚期的政治表现，都使得这一时期的官员们普遍表现出对现实的焦虑，希望借立太子以改革现实弊政，更为重要的是给臣民以希望。因此唐顺之、罗洪先、赵时春犯颜直谏，曰：“臣闻古者豫建太子，所以重宗社也。太子既立，则有临莅之位，有朝会之仪，所以萃人心、昭轨度也。伏惟陛下圣谟独运，深惟宗社根本之重，早正东宫储二之位，以系宇内之心者。”(32)而唐顺之、罗洪先和赵时春同作为东宫属官的身份更是刺激了世宗，三人最终因触怒嘉靖帝而被同时罢官。同为当事人的赵时春则披露了他们被罢官的另一层原因：“先生深念天下之重，又以皆充讲官，连榻，深忧曰：‘进不得见上，退困于谗佞，尸禄不去，如天下万世何，盍请朝乎？’故与念庵及余请以辛丑大朝会及朝东宫朝礼。钦蒙御札下柄臣：‘朕三翰林请朕及东宫临朝之意甚好，朕久在于怀，卿等以言度意。’诸柄臣绌其奏，留中二十六日，乃皆免为民，自是荆川之名重天下。”(33)认为他与唐顺之等人的建议得到了嘉靖帝的认可，但权臣从中作梗才导致三人罢官。综合以上两条材料，触怒世宗应是唐顺之被罢官的直接原因，但得罪张璁也是唐顺之被罢官另一原因，不然，赵时春亦不会只言“荆川之名重天下”，因为罗洪先和赵时春在此之前与张璁并没有过节。

后来，唐顺之在与罗洪先和赵时春的书信中，也往往提及早前的这段经历，也自认早年三人“英气”外漏，“舍侄信兄气象和平，蔼然可掬，知兄进德，非复昔时露英气矣”，并以商、周时期的伊尹和吕尚的特点为喻，加以说明，“仆尝迂论，古称伊、吕，伊尹将则将，相则相，浑然无迹可寻。至若老吕以鹰扬称，以发扬蹈励称，未免露出将才气象，此老吕不及老伊处也，何如何如？”(34)在其他许多场合，唐顺之也都对早期“气节”表现有着广泛的论述，如《答周约庵中丞》书中言：“仆少不自揆，亦尝有四方之志，而才器迂滞，本不适时，加以弱冠从仕，重以负气，学未及成而骤试之。且少年负气，不识忌讳，以迂滞之气而试未成之学，重以负气之习，此其动辄罹咎也，岂足怪哉？”(35)虽然也承认“不识忌讳”是造成其此次罢官的动因，但也认为“负气”的天然性格也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在唐顺之与诸师友的书信中，对早期这段历史的回忆，“往时意气用事”(36)、“囊时孟浪”(37)的描述比比皆是。这也生动地说明了唐顺之也充分认识到早期的“气节”之行。同时，从唐顺之仕途多舛，我们亦可以从侧面看出其注重气节在明中后期官场整体腐化局面下所处的尴尬境地。唐顺之在一篇“咏竹”的书信中就“吾重有所感也”：“昔人论竹以为绝无声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怪不如石，其妖艳绰约不如花，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谐于俗，是以自古以来知好竹者绝少。”(38)“孑孑然”所引起的“不谐于俗”，这应该是唐顺之自身的写照。

结合张璁的“议礼”背景，而杨一清亦赞成“大礼议”，“初，‘大礼’议起，一清方家居，见张璁疏，寓书门人乔宇曰：‘张生此议，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又劝席书早赴召，以定大议”。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唐顺之是反“礼议”的结论。其实不然，因为唐顺之批评他们的着力点并不是“大礼议”本身，而是反对他们依从于权威、排斥异己的做法，以及这种做法对社会风气的消极影响。在这一点上，杨一清显然要比张璁做得更好。在张璁、桂萼等人利用“大礼议”排斥异己、进行政治投机的背景下，杨一清还能“因灾变请戒饬百官和衷，复乞宥议礼诸臣罪”(39)，从社会稳定的角度主张宽宥议礼诸臣，这与唐顺之关注“大礼议”的重点是一致的。正是由于杨一清在“大礼议”中与张璁等议礼重臣所关注的重点不同，遭到了他们的攻讦，并最终以受贿名目而被罢官。同样也正是由于杨一清上述表现，故而其又得到唐顺之的认可。就张璁等人所罗致之“受贿”一目，唐顺之为其辩解道：“世以多欲病公，亦孰知其廉介者……闻有故人馈实珠一斗，受之。客既退，分劳左右，投之地，顷刻立尽。而门生有以贫归者，发囊助给，率数十百金为常。夫为天下用财，而不以私蓄，即比于一芥不取可也，非廉介乎？”而罗洪先认为杨一清知人善任，亦得到唐顺之的认可，“‘世亦以尚通病公，又孰知其方严者？’唐曰：‘何？’曰：‘先君宾其塾，又故门生也。为武选郎，八年出之守郡。曰：‘此地不可无此人。’不知其抑也。又三年，转而备兵徐州，曰：‘此地不可无此人。’不虞其淹也。夫为天下用人，而不以私惠，即比于一介不通亦可也，非方严乎？’唐闻而颔之”(40)。可见，唐顺之对“礼议”诸臣的态度并不是着力于排斥“大礼议”的固有偏见，而是希望息事宁人，以稳定现实政局。虽然唐顺之出于公心的立场，但在“大礼议”水火不容、非此即彼的尖锐对立下，其得罪张璁也是必然，唐顺之在任翰林院编修，校正完历朝《实录》和《宝训》后，即上《告病疏》：

翰林院编修臣唐某谨奏，为久病乞恩放归调理以图补报事。臣闻人主度能而官人，人臣量力而任职，是故上无虚授而下无旷事。臣本樗栎粗才，过蒙陛下甄录，使得待罪翰林，此宠荣之至极，而臣子所宜悉意委身以效报称之日也。不幸臣有狗马之疾，往年秋冬之交触冒霜露，始自皮毛，转客脏胃，浸淫阏郁，雍而不散，痰火、怔忡、眴暓诸证时时有之。此时臣方奉隆旨，与从史馆雠校之后，故不敢遽以病为解，乃不意沉痼日甚，渐不自支。臣尝究医家之说，大率言人惟精气神为主，心动极则神驰，神驰则精摇，精摇则气耗损，乃至客邪干隙而入之，百病作矣。故云上医医未病，若臣所作病根柢深矣。居尝自念，恐一旦颠陨，上负圣朝奖养拔擢厚德，故敢以微躯乞于陛下。如蒙敕下吏部，怜臣病状，容臣归家稍就医药，万一仰徼天恩，复得齿于完人，则臣固当再觐清光，竭奔走之力，以效涓涘之报。如遂废不可复用，臣亦得没齿陇亩，死无所恨。臣冒渎天威，死罪死罪。臣不胜款款愿望之至，为此具本。(41)

唐顺之《告病疏》写得情真意切，从整篇文字来看，其告病还家的原因主要是染有寒疾，但从“医家之说”开始，唐顺之似乎道出了其告病还家的另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据医家的说法，疾病染身是因为邪气入体，邪气入体是因为元气损伤，元气损伤又是因为“精摇”，“精摇”又是因为“神驰”，“神驰”则是因为“心动极”。那“心动极”具体表现为什么呢？在这里，“心动极”确实有可能表现出身体生理上的不适，但也有可能表现在心理上的冲击或者压迫。而这一时期对唐顺之构成心理压力的主要就是张璁的拉拢，“是时罗峰张公柄国，张公故敬公，尝引公自近而公每有远嫌意，僚友之衔公者遂倡言公养病在远嫌以激张公。张公果怒，使人以危言动公而留其疏不下，促公供职。公曰：‘吾谢病疏既上，即此足不可出户限矣，岂有复出供职之理？且祸福有定数，既告而复出，何以为人？’”唐顺之的告官还家之决绝确实激怒了张璁，“张公怒不已，遂取旨以原职吏部主事致仕，永不起用”(42)。唐顺之再起复官时曾赋诗两首，也很能道明其告病归家时的原委。

其一：

姓名不复挂朝参，鱼鸟由来性所耽。

箧里符经都已废，山中草药渐能谙。

疏狂自分三宜黜，懒病其如七不堪。

深谢故人推毂意，莫将阳羡比终南。(43)

其二：

莫须弹铗叹无鱼，自爱山东构草庐。

雨后乱蛙生敝灶，秋深落叶伴闲居。

深随老圃偏能惯，论学潜夫愧不如。

故人休讶无相讯，中散从来懒作书。(44)

从这两首诗中，我们看不到唐顺之罢官后的沮丧，也看不到复官时的真切自省和感恩戴德，看到的反而是事遂己愿，甚至是计谋得逞的一种自我享受的情绪，这很能说明唐顺之告病归家的复杂动机。

如果说，唐顺之早期的气节之行，是其天生的性格使然，那在其罢官居家并比较集中地接触王学后，特别是受其“主静”的好友罗洪先影响以后，对于王学的体认也成为其延续诸种气节表现的外在因素之一。“先生之学，以主静为基本，以锻炼为工夫，以无欲为极致。其家居与来山中也，每趺坐辄竟日穷夜无倦，寒不附炎，暑不举箑，食不肉寝不内，衣不帛雨不盖，备尝苦淡，无非磨洗此心，求净欲根，以完其本初而已”。这种苦节自励的结果就是“故昔之所守，微近于狷，而界限甚严”(45)。

唐顺之从嘉靖十九年（1540）至三十六年（1557）赋闲在家，居家亦有气节。在这期间，坚辞严嵩及其党羽赵文华等人的拉拢自不待言，即使如地方官或故旧对唐顺之的照顾或馈赠也是坚辞不受。如《答舒云川巡按》言：

使节之莅于南土也，且讫事还之朝矣，鄙人之所以伺候左右者一未能展，而左右之所以垂爱于不肖者顾数数有加焉。既不敢以草莽踪迹溷扰公府，念无可为谢者，其于盛德但知中心藏之而已。兹辱次牌坊价五十金，再拜感激，益不自堪。曩时郭、徐诸公按于兹土，亦尝以此惠见及，仆时尚蒙恩在致仕之后，然于诸公之惠亦未之敢当也。今为编氓，则又异矣。郭、徐于鄙人同年也，而左右乃以此施之于山野疏逖素未尝交际之人，此其为厚施益过于诸公。然使仆不敢当致仕之先，而顾敢当于编氓之后？其为渎尊者之赐益大矣，此仆之所不甚敢也。(46)

从此段描述来看，唐顺之不仅拒绝了故旧的钱物，即使对表彰其志行的行为也是坚拒不就的，而从“郭、徐诸公”的描述来看，唐顺之不止一次坚拒故旧的好意，以致李贽为其撰传云：“居家窘甚，而于文章之润笔，弟子之贽仪，未尝妄取，林下三十年，不役官府一人，不受坊价一缗，官府积公所却，至三千金。”(47)

嘉靖三十七年（1558），唐顺之又作出了他人生中一大决定，即不顾时人于其“轻出攀附严嵩”的非议，毅然出山抗倭，并殉职任上，其动机仍然是拯万民于水火，而早期的尚气节的性格也是他力排众议、毅然出山的原因之一(48)。

应该来讲，唐顺之这种早期形成的气节是伴随其一生的，不以物移，也非以己悲，表现出卓荦不群而又坚韧十足的品格。其在《永嘉袁君芳洲记》就借“咏橘”表达了这种信念：

介乎永嘉左右者，若天台、雁宕之怪巧环丽甲天下，其间嘉卉美木蓊然杂植，虽博物者亦半不识其名品，故自古好游之士辄以永嘉山水物产为第一。宗乔以为是非吾好之所存也，吾独好橘，于是种橘数十本于洲上，游而乐焉，因以为号曰橘洲主人，又曰芳洲主人。视其意盖极世间名山水自以莫如吾洲，一切嘉卉美木自以莫如吾橘也，而间请记于余。余始亦讶其迂其僻而笑之，既而叹曰：“宗乔可谓自足其乐而不羡乎外者矣。”夫趣有所适，则不必其地之所胜；意有所钟，则不必其土之所珍。尝试观于草木之生，虽其奇花异卉至不易生之物，或绝远生在海外，苟以人力移之而树艺拥灌之如其法，则东西南北惟所徙焉，既久而炎冷燥湿之性亦随变矣。而橘也确然独异乎是，盖昔骚人为之颂曰“受命不徙，生此南国”，是草木中之专一耿介者也。夫骚人荟萃天下之香草美木，以况其幽馨窈窕之思，然皆未有特为之颂者。其于橘也特又为之颂，岂偶然感触，而假物以发兴也哉？取其臭味之深有合者焉耳。宗乔少业儒，而以医自进，其志行耿介，又雅慕王乔、羡门子之道，翩然有迫隘斯世、轻举远游之思。窥其貌，盖未尝以肉食之故而变其山泽之臞也，其寄于橘也，殆亦有骚人之意乎？余愧无橘之德，亦颇以迂戆不通于俗。余家故邻太湖，太湖，橘薮也。余将买山种橘于洞庭之上而老焉。清秋霜落，搔首而歌楚颂，欲以招宗乔，宗乔其许我乎否也？(49)

唐顺之因袁宗乔之请，为其所树橘园撰记。把橘与奇花异木相比较，认为橘之不以人力而转移的坚定秉性引起了文人学士的共鸣，这一点和袁宗乔相似。虽然唐顺之也谦言其不具备橘德，但从其一生经历坎坷而对其初志始终不渝的表现来看，这篇“橘颂”也正是对其自身的写照，故其亦于文末表达了“买山种橘于洞庭之上而老焉”的心理自期。

这种一般意义上被视为感性的性格特点，不仅影响了其实际仕途，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相对理性的学术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