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　海归归来

1996年的中国充满了激扬文字。这一年5月，一本名为《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的政治评论著作一面市就引发热浪，首版发行5万册，只用了20多天就一售而空，这本书的5位作者张藏藏、宋强、乔边、古清生、汤正宇都是大学毕业没多久、30岁左右的文化青年。该书最重要的观点，是对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提出质疑，并猛烈批判中国国内的崇美思想，进而大胆地为中国的崛起而呐喊。这本书迅速被翻译成多国文字，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也邀请作者进行沟通，这被认为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昂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同年的7月，当时《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胡泳受海南出版社委托挑选外版书。在版权公司密密麻麻的巨大书架前，胡泳不经意间抽出了一本黑白封面的书。这本书是美国未来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字媒体室主任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写的《数字化生存》，在美国《纽约时报》的图书排行榜上连续几周都是第一。翻阅之后，胡泳立即建议海南出版社出版此书，之后胡泳和范海燕只花了20天的时间就完成了翻译工作，并交给了海南出版社进行校对后出版。这本书在日后也成为年度畅销书。

学习、追赶甚至超越美国，一直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众最重要、最强烈、最质朴的情感，不论官方还是民间。但在互联网之前，我们更多的只是一种徒劳式的呐喊和掩耳式的自欺，理由无他，我们实际上没有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我们又不愿意因为直视这种现实而丧失一个国家和民族应有的自信。但互联网不同，从这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太平洋彼岸开始落地、开始商业化、开始展现其迷人魅力的时候，对应的，正是中国改革开放进入1992年之后的又一个黄金盛年。进一步打开国门的中国人由于一开始在互联网时代并没有落后太多，因此能以更开放从容的心态迎接这一场以开放和创新为主要推动力的互联网冲击波。

与此同时，我们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期盼的海归归来的希冀成了事实，这批生在中国、学在美国的人，兼容东西方文化，打通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竞合的绿色通路。互联网在美国的每一个细小的创新，在太平洋的西岸，都会有人学习、借鉴甚至模仿和跟随。这在之后甚至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成功路径：用最快的速度学习美国最成功的商业模式，然后迅速本土化，赢得用户，获取收入，再到美国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后再发展，甚至形成自己特有的创新。这种立足本土、对接美国式的造富运动产生了足够的阳光富豪和知识英雄，并进而形成良性循环，成为互联网创新中国的内在推动。

海归群体和具有海外视野的本土创业者成为中国互联网早期创业者的生力军，他们所带来的变化和推动还在于，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一开始就接近硅谷模式，靠出售梦想、获取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 VC），争取用户，构建收费模式，进而形成正向盈利，进行资本运作。

我们重点讲述从美国回来的海归张朝阳和中关村标志性人物王志东的故事。这一年，王志东参与创办的四通利方在线（以下简称“四通利方”）和冯波服务的罗伯森·斯帝文思公司签订了国际融资服务合同，王志东由此在冯波的帮助下，开启了新浪成长之路。同是这一年，已经回国有一个年头的张朝阳开始拿着他的商业计划书穿梭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寻求那些可能给他出资的人。

这两个人，张朝阳是海归的“符号”，王志东是具有海外视野的本土创新派代表，他们两人的故事在之后的5年内不断成为媒体报道关注的焦点，虽然之后路径不一，也没能一直站在中国互联网这个大舞台的最中心位置，但在当时，这两个人都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堪称一时瑜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