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葛洛庞帝来了

这个时候，“幸运女神”又一次来敲张朝阳的门。海南出版社出版了《数字化生存》的中译本，因此，他们想邀请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张朝阳的天使投资人尼葛洛庞帝来中国。几经周折，他们找到了张朝阳。

与此同时，1996年7月，胡泳受海南出版社委托挑选外版书，正好选中了尼葛洛庞帝写的《数字化生存》。

胡泳祖籍湖南，生于北大荒，先后在上海、北京接受教育，又去了瑞士求学。拥有互不相同、反差很大的政治学博士、新闻学硕士、管理学硕士、文学学士身份，最新的头衔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1995年，30岁的《三联生活周刊》经济部记者胡泳在清华大学朋友的办公室里第一次接触网络，登录的是水木清华论坛——中国的第一个BBS（水木清华并不对外开放，第一个公众网上的BBS“一网情深”也是水木清华的创始人黄峥嵘、Ace帮助筹建的）。当时胡泳印象最深的一个帖子内容是一个学生放假回家看到了农村的种种不公正现象，跟来很多回帖。胡泳为此大感震惊：这么一个空间里，南到台湾、北到哈尔滨的人们，一天24小时可以一起讨论严肃或不严肃的问题。胡泳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当时的顿悟，网络消除了工业化时代的两个标志，铁路与钟表——也就是空间与时间。

胡泳后来说服《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朱伟在1996年2月出版了一期长达一万字的关于互联网的报道，这是中国媒体关于互联网最早最深入的一组报道。后来胡泳在此基础上搜集资料，写了一本关于互联网的书。这本书于1997年出版，名为《网络为王》，销量很好。

数字论坛的一位成员姜奇平认为《数字化生存》在某种意义上可比为严复所译的《天演论》。《天演论》的作者托马斯·赫胥黎，在西方并不是一个进化论的顶级人物，而只是一个阐释者。但因为严复的引进，《天演论》在中国产生了远比在西方大得多的影响。《数字化生存》也是这样，一本在美国的畅销书，在中国却起了引爆数字革命的启蒙作用。

胡泳在翻译《数字化生存》时，直觉告诉他这将是中国人又一次企图追赶外国洋枪洋炮的焦虑之旅。《数字化生存》原来的英文书名直译是“走向数字化”或“生存在数字化之中”，在台湾被译为《数位革命》，而胡泳坚持译为《数字化生存》，其中暗含与国人的危机感接轨，没有数字化甚至不能生存的意思。

为了这本书能够顺利出版，胡泳和海南出版社做了很多的前期工作。比如书的装帧是黑白两色，非常简洁、醒目。书的封面上印有这本书最著名的一句话：计算不再与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这些日后都成为出版业界的规范，不过是在这本书流行之后。

尽管做了很多的努力，尽管尼葛洛庞帝有很好的声望，尽管这本书在美国卖得很好，尽管胡泳的翻译很到位，尽管海南出版社是当时中国最具创新意识的出版社，尽管封面在很明显的位置标注着“《纽约时报》排行榜畅销书”的字样，但《数字化生存》这本书一开始的市场表现并不好。这与当时中国的互联网还只停留在大学和技术爱好者的圈子内有关，这个圈子的购买力虽然很强，但数量还是偏小。要想把这本书的销量提上去，必须造势，必须让读者意识到这本书和大众的距离其实不远。

海南出版社当时负责《数字化生存》这本书的项目策划叫蓝峰。这是一个头脑灵活、思维敏捷的图书策划人，他想来想去，想到去找当时在原国务院信息办政策法规组任处长、目前在阿里巴巴做高管的高红冰。因为这本书是讲数字化的，蓝峰认为数字化是信息化的内容，于是想把这本书通过政府机构进行推广。蓝峰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一折腾，不仅成就了《数字化生存》这样一本畅销书，更推动了一个产业在中国的落地生根。

高红冰是云南人，在北京上的大学，1988年大学毕业后先是被分配到北京电子工业部下属的工厂工作，1991年又幸运地调到了电子工业部办公厅做战略研究工作。1995年信息化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成立，高红冰义无反顾地申请到信息办工作。

高红冰看完《数字化生存》后觉得很有价值，值得推荐，于是就去找美国信息产业办驻华办事处的苏维洲，问有没有途径联系到尼葛洛庞帝。苏维洲告诉高红冰：“有办法啊，尼葛洛庞帝有一个学生叫张朝阳，他就在北京，你们可以找张朝阳。”

事情就是这样以它奇妙的方式进行着。偶然的机会，一个30多岁的女人在北京街头的书摊上看到了海南出版社已经快要放弃了的《数字化生存》，她就是后来被互联网业界看作中国互联网先驱之一的张树新。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多次讲述了与张树新有关的策划故事，这次与过去两年不同的是，张树新刚在1996年10月拿到了兴发集团投入的5000万元人民币，有了钱的张树新正想折腾出更轰动的事件，于是提出由瀛海威出资出人来操办邀请尼葛洛庞帝来中国的事情。她希望和尼葛洛庞帝建立联系，这对瀛海威的品牌提升很有帮助。

张朝阳得知邀请尼葛洛庞帝来中国的计划后也很兴奋。他在1996年融资的22.5万美元已经用得差不多了（其中有尼葛洛庞帝还没到账的2.5万美元），正想再去找尼葛洛庞帝和另外一个天使投资人罗伯茨。正巧，尼葛洛庞帝本身也想趁到马来西亚的机会顺便前往中国，看看是否根据情况给张朝阳的公司追加一点资金。

虽然尼葛洛庞帝这次来中国多少有看看自己学生的意思在里面，但活动的承办者是张树新，演讲会场又安排在张树新公司旁边。张树新为这次活动倾注了大量的精力，瀛海威的总裁办和市场部投入了30个人，忙活了近3个月。张树新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个活动也做成自己的个人品牌秀。

1997年2月28日下午，尼葛洛庞帝来到中国，正式出席为他专门组织的一场信息革命的报告会，并作为演讲嘉宾。

这次报告会的规格很高：一是翻译是请张朝阳做的，当时原本请了一个专业翻译，但翻译得不好，不得不请张朝阳直接翻译，因为张朝阳能直接领悟尼葛洛庞帝讲话的意思和内容；二是这次报告会请了八位部长级的官员，总共来了上百名官员。1997年的中国上下对西方还是有些崇拜的，为迎接尼葛洛庞帝的访问，从政府到地方都积极准备。尼葛洛庞帝的演讲报告现场专门开过两次演练会，信息产业的几个巨头都来参加，连谁提问题、提什么问题，都得事先安排好。那架势，不像是迎接一个国际友人，多少有些“如临大敌”。

尼葛洛庞帝顶着未来学家的帽子，又是一个西方人，加上政府的高度重视，另外还有地方的推动，这次活动最终大获成功，尼葛洛庞帝也一夜之间成为中国的数字化教父。《数字化生存》销量不错，人们终于知道了未来世界是数字世界。两年后的1999年春天，尼葛洛庞帝再度来到中国，很多人都想听听他的演讲，但是并没有得到允许。

回到1997年尼葛洛庞帝的第一次来华，这次活动上最出风头的是张树新。她神采奕奕、精神抖擞地被其他互联网从业人员簇拥着迎接尼葛洛庞帝的场面，被很多在场的人铭记，并广泛传播。谁也不曾想到，一年后，她就远离了这个舞台的正中央。而张朝阳则是尼葛洛庞帝来华的最直接的受益者，他不仅给尼葛洛庞帝做翻译，而且全程陪同，不断地向采访的媒体介绍自己是尼葛洛庞帝的学生。在这次事件中，张朝阳基本没花什么钱，却尝到了市场推广和媒体炒作的甜头，之后，其无师自通，成为一名个人品牌秀大师。直到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张朝阳也一直牢牢地占据着媒体焦点的正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