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名演变看中国南海疆域的形成历史[1]
李国强
南海疆域是在中国人对南海认识以及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中国历代文献所记录的南海地名，对我们考察中国南海疆域的形成历史，无疑提供了重要基础。本文就此展开研究，并求教于方家。
一 从“涨海”“珊瑚洲”等地名看唐代之前中国人对南海的认识和活动范围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中国人已经开始了在南海的航行和生产活动。随着航海活动持续开展，以及造船技术的提高和渔业范围的扩大，中国人首先发现了南海诸岛，并对南海有了初步认识。
东汉杨孚《异物志》记载：“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缴外大舟，锢以铁叶，值之多拔。”[2]三国时期万震著《南州异物志》记录了从马来半岛到中国的航程：“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3]这两条史料的记述十分一致，其中所言“崎头”是中国古人对礁屿和浅滩的称呼，而“涨海”即中国古代对南海最早的称谓，“涨海崎头”指南海诸岛的礁滩。杨孚和万震的记载表明，至少在东汉时中国人已经初步了解到南海的基本特点。
此外，三国康泰《外国杂传》，晋张勃《吴录》、裴渊《广州记》、郭璞《尔雅》，以及南朝沈怀远《南越志》、谢灵运《武帝诔》、鲍照《芜城赋》等文献，或记录了“涨海”的地理状况，或记载了“涨海”的物产。在中国早期史籍中关于“涨海”的记录频繁出现，可以确定，在古代历史时期以“涨海”泛称南海已被人们普遍接受和采用。
当然，古代文献中有关“涨海”的记述比较模糊，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推论，“涨海”的范围还难以涵盖现今南海诸岛的全部，主要是指东沙群岛及西沙群岛局部海域。下述两条史料对考察早期南海的范围提供了重要线索。
其一，三国吴孙权时期，康泰和朱应前往扶南（今柬埔寨）巡游，康泰据此经历撰写了《扶南传》，其载：“涨海中，到珊瑚洲，洲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也。”[4]
其二，晋裴渊《广州记》载：“珊瑚洲，在（东莞）县南五百里。”[5]
从里程和方位上考论，上述史料所记载的“珊瑚洲”指今东沙群岛及其海域。“珊瑚生其上”即指东沙群岛的岛屿和沙洲是由珊瑚礁形成的。
至隋唐两代，“焦石山”和“象石”两地名的出现，表明中国人在南海的活动范围已经达到了西沙群岛。《隋书》记载，隋代大业三年（607）十月，“（常）骏等自南海郡乘舟，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石山，而过东南，泊陵伽钵拔多洲，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祠焉”。[6]其中记载的陵伽钵拔多，即陵山，在今越南归仁的燕子岬，梵语为Lingapurrata，英文为Cap yarella，林邑即今越南中部；“焦石山”即礁石，从航程来看确指西沙群岛。唐代杜佑所著《通典》也有与上述大致相同的记载，同样以“焦石山”指称西沙群岛。
而以“象石”指称今西沙群岛，则是唐代的又一命名。贾耽《广州通海夷道》载：“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7]据著名史学家冯承钧先生考证，其所言九洲石即七洲，地当今海南省文昌市七洲列岛；占不劳山即今越南占婆岛；环王国即占婆国，在今越南中部。从航程来计算，“象石”即西沙群岛。在后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都有“象石”为西沙群岛的记载。
从上述史料可以清楚地看到，至晚在汉代中国人已经对南海有了初步认识，至晚到隋唐中国人的活动范围已经到达东沙群岛和西沙群岛，标志着南海疆域范围的雏形已经初现。
二 从“石塘”“长沙”看宋至清中国人对南海的认识以及活动范围
宋代以来，中国人对南海诸岛的认识日渐深入，在南海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从宋代到清代，关于南海诸岛的地名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其一，名称繁多。如果说宋代以前，对南海大多以“涨海”泛指的话，那么从宋代到清代，则出现石塘、长沙、千里石塘、万里长沙或万里石塘、千里长沙等若干名称。据厦门大学林金枝教授的统计，“仅宋元明清四代，记述南海诸岛石塘、长沙之类的文献、图籍多达百种，名称叫法二十余种。其中宋代有七种图籍，五种叫法；元代有四种图籍，三种叫法；明代有二十二种图籍，八种叫法；清代有七十余种图籍，二十一种叫法。不仅如此，而且还对南海诸岛岛礁、沙、滩、洲起了许多形象生动的名字”。[8]
其二，地名相对集中，表明人们对南海诸岛的认识趋向一致。从宋代到清代，基本上采用了以石塘和长沙命名各群岛。石塘又作石堂、千里石塘、万里石塘，长沙又作千里长沙、万里长沙、万里长堤。史籍中所言“千里”“万里”，形容绵延之长和广，并非指实际数字。从航线的记载考证，宋代史籍中的长沙多指今西沙群岛，而石塘多指今南沙群岛。同时，出现了专用地名，如用“七洲洋”专指西沙群岛。
其三，文献图籍记载频率高，表明人们对南海的关注和了解程度大大提高，对南海的认识更加具体、翔实。史籍记载证明，当时中国人不仅对南海的水流、风向等有了一定的掌握，而且对南海海底复杂的地理结构也有了认识，大体上区分出南海航行的危险地带，因此有所谓“上怕七洲、下怕昆仑”的航海谚语。
在宋代文献中，值得关注的是赵汝适所著《诸蕃志》，其载：“暇日阅《诸蕃图》，有所谓石床、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9]由于当时南海中沙、南沙均为航海的险要之地，即“石床、长沙之险”，且在中国界限之内，所以这一记载表明，至宋代人们已认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界限在交洋（即交趾洋，今北部湾）与竺屿（Pulo Aor，今马来西亚半岛东岸外的海岛）一线，[10]中国南海疆域更加清晰。
此外，史料表明，至宋代中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不仅成为中国渔民经常活动的区域，而且西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更成为水师巡防的重要海域。1043年，宋仁宗敕命集贤校理曾公亮编写了《武经总要》，这是宋代记载军事制度和国防大事的一部重要文献，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宋太祖在开宝四年（907）平定南汉刘伥后，建立了巡海水师，巡管范围包括了西沙群岛。《武经总要》对此有详细记载，并指出：“用东风西南行，七日至九乳罗洲。”此即宋代巡海水师所到达的地点。根据韩振华先生的研究，上述记载中在屯门山与占不劳山之间的九乳罗洲，就是唐代贾耽所说的介乎屯门山与占不劳山之间的九州石和象石，也就是今天的七洲列岛和西沙群岛。[11]
元代文献记载虽不多，但叙述较为详尽，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元代已经开始将南海诸岛区分为四个岛群。1329—1345年中国航海家汪大渊曾亲赴南海和印度洋一带，其所著《岛夷志略》记述：“石塘之骨，由潮洲而生，迤逦如长蛇，横亘海中，越海诸国。俗云万里石塘。以余推之，岂止万里而已哉？舶由玳屿门，挂四帆，乘风破浪，海上若飞，至西洋，或百日之外，以一日一夜行里计之，万里曾不足。”[12]经考证，文中所说地处“玳屿门”（今福建泉州市东南）、“爪哇”（今爪哇中部北岸地区）、“渤泥”（今加里曼丹）、“古里地闷”（今帝汶岛）和“昆仑”（今加里曼丹附近的海域）诸地之间的“万里石塘”，即指包括今西沙、中沙、东沙和南沙诸群岛在内的南海。可以说元代是中国人在南海活动区域由中沙群岛、西沙群岛向南沙群岛延展的过渡期。
至明清时期，中国人在南海的活动范围涵盖了整个南海，南海疆域范围由此大大延伸。
有明一代关于南海诸岛的史载、图籍大量增多，各类地名林林总总，但总体而言相对集中在石塘、长沙以及由此演化出来的相近的地名，如石星石塘、万生石塘屿，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千里石塘、万里长堤，万里石塘、万里长沙以及万里石塘山等。从现有史料来看，明代最早标绘南海诸岛的地图，当数建文四年（1402）李荟和权近绘制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该图是根据元代1330年前后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1370—1380年天台僧清睿的《混一疆理图》合绘而成的。图中在南海海域自东北至西南的方位上，分别标绘有“石塘”“长沙”“石塘海”等地名，根据吴凤斌先生的研究，它们分别是今东沙、西沙、中沙、南沙。[13]
至清代，中国人涉历南海的人数日益增多，在南海活动的范围逐步得到稳固；南海四个岛群得到了明确、清晰的区分，南海疆域范围日渐明朗。这一事实大量反映在清代史籍中。从地名的变化上，我们可以窥见其轨迹。
（1）石塘、长沙：该地名多见于地图或附图，主要有《四海总图》《皇朝内府舆地图》。《四海总图》标绘出四个岛群，其中石塘即今南沙，清代有12种图籍仿效该图。《皇朝内府舆地图》标绘出四个岛群，但有两个长沙、一个石塘，两个长沙的确指有待考证，仿效该图的有《历代地理沿革图》之《舆地图》、《舆地图》之《环海总图》等。
（2）石塘海、长沙海：清代官修广东地方志，自省志至府志，皆言万州有石塘海、长沙海，并说万州石塘海有万里石塘（指今西沙海域），万州长沙海有千里长沙（指今南沙海域）。以蒋廷锡《古今图书集成》的记载为最早，又见于郝玉麟《广东通志》、胡端书《万州志》、明谊《琼州志》。
（3）千里石塘、万里长沙：以《海国闻见录》《海录》《厦门志》载述为详，其中万里长沙即今中沙，千里石塘即今南沙。
（4）万里长沙、万里石塘：见于《指南正法》，其载万里石塘指今西沙（可能包括中沙），万里长沙指今南沙。另见于《大清中外天下全图》和《清直省分图》中之“天下总舆图”、《皇清各直省分图》之“天下总舆图”。乾隆时代的地图，明确将南海诸岛分为四个岛群，即绘有南澳气（东沙）、七洲洋（西沙）、万里长沙（中沙）、万里石塘（南沙）。
（5）千里长沙、万里石塘：见于屈大均《广东新语》及一些方志，大约千里长沙即今西沙一带，万里石塘即今南沙一带。
（6）万里石塘（又名万里长沙）：见《南洋蠡测》《海国图志》，指整个南海，尤指南沙。
（7）万里长沙：一是专指今南沙，见《龙溪县志》《漳州府志》；二是混指今西沙和中沙，见郑光祖《一斑录》；三是泛指今南海诸岛，见严如煜《洋防辑要》。
（8）石塘：各图、书所载并不固定，如《一斑录》中指今南沙，《广舆图》中指今西沙，《更路簿》中指今西沙之永乐群岛，《广东水道图》中专指今东沙。
最值得注意的变化，就是在清代同一部文献记载中把南海诸岛区别为几个群岛。如成书约当清康熙末年的《海道针经》（乙）《指南正法》，该文献针对中国到东南亚国家的航线，有十分详细的记载，兹节录如下：
凡船到七洲洋及外罗，遇涨水退数乃须当斟酌。初一至初六、十五至二十，水俱涨，涨时流西。初八至十三、念二至念九，水退，退时流东。亦要至细审看。风看大小，流水顺逆，可准正路。慎勿贪东贪西，西则流水扯过东，东则无流水扯西。西则海水澄清，朽木漂流，多见拜风鱼。贪东则水色黑青，鸭头鸟成队，惟箭鸟是正路。若过七洲，贪东七更，则见万里长沙，远似舡帆，近看二三个船帆，可宜牵舵。使（驶）一日，见外罗，对开，东七更，便是万里石塘，内有红石屿，不高，如是看见舡身低水，可防。[14]
结合该史料所记载的航路、航程、水流以及方位等要素加以考证，其记载的“七洲洋”指今西沙群岛洋面；此处的“万里长沙”应为“万里石塘”，即今西沙群岛；“红石屿”是今西沙群岛中的石岛。
外罗山东高西低，内有椰子塘。近山有老古，打水四十五托。贪东，恐见万里石塘……[15]
结合该史料所记载的航路、航程以及方位等要素加以考证，此处的“万里石塘”即今之中沙群岛。
南澳气
南澳有一条水屿。东边有一个屿仔，有沙湾托尾，看似万里长沙样。近看南势有一湾，可抛舡，是泥地，若遇此山可防。西南边流界甚急，其中门后急可过舡。西北边有沉礁，东北边有沙坡，看似万里长沙，托尾在东势，流水尽皆托东，可记可记。若见此山，用乾戌使陇，是大星。[16]
结合该史料所记载的地势地貌、水流以及方位等要素加以考证，此处之“南澳气”即今东沙群岛。
上述史料的记载如此详细、完备，无论是航线、航程、地理地势，还是对不同群岛的分别命名，都足以表明在清代人们对南海诸岛的认识已经十分具体翔实。
而另一部重要文献，引起笔者更大的关注。因为在这部文献中，对南海诸岛诸多方面的认识不仅更为深入，而且对南海诸岛四个群岛有了更加详尽而精确的记载。这部史籍就是曾担任过高雷廉总兵官的陈伦炯撰的《海国闻见录》，兹将其中两段重要内容节录如下：
厦门至广南，由南澳，见广之鲁万山，琼之大洲头，过七州洋，取广南外之呫哔啰山，而至广南，计水程七十二更。交趾，由七州西绕北而进。厦门之交趾，水程七十四更。七州洋，在琼岛万州之南，凡往南洋者，必经之所……每更约水程六十里。风大而顺，则倍累之，潮顶风逆，则减退之，亦知某处，心尚疑之，又应见某处远山，分别上下山形，用绳驼探水深浅，若于驼底带腊油，以粘探沙泥，各各配合，方为准确。独于七洲大洋、大州头而外，浩浩荡荡，罔有山形标识，风极顺利，对针亦必六、七日，始能渡过，而见广南呫哔啰外洋之外罗山，方有准绳，偏东则犯万里长沙、千里石塘，偏西则恐溜入广南湾，无西风，不能外出……七州洋中，有种神鸟，状似海雁而小，啄尖而红，脚短而绿，尾带一箭，长二尺许，名曰箭鸟。船到洋中，飞而来示……[17]
南澳气居南澳之东南，屿小而平，四面挂脚，皆喽古石。底生水草，长丈余。湾有沙洲，吸四面之流，船不可到，入溜则吸阁不能返。隔南澳水程七更，古为落祭。北浮沉皆沙垠，约长二百里，计水程三更余。尽北处有两山，名曰东狮象。与台湾沙马崎头对峙，隔洋阔四更，洋名沙马崎头门。气悬海中，南续沙垠至粤海，为万里长沙头，南隔一洋，名曰长沙门。又从南首复生沙垠至琼海万州，曰万里长沙。沙之南，又生喽石至七州洋，名曰千里石塘。长沙一门，南北与南澳、西南与平海之大星，鼎足三峙。长沙门，南北约五更。广之番舶洋艘，往东南洋吕宋、文莱、苏禄等国者，皆从长沙门而出。北风以南澳为准，南风以大星为准。惟江、浙、闽省往东南洋者，从台湾沙马崎头门过，而至吕宋诸国。西洋呷板从昆仑七州洋东、万里长沙外，过沙马崎头门，而至闽、浙、日本，以取弓弦直洋。中国往南洋者，以万里长沙之外，渺茫无所取准，皆从沙内粤洋而至七州洋。此亦山川地脉联续之气，而于汪洋之中，以限海国也。沙有海鸟，大小不同，少见人，遇舟飞宿，人捉不识惧，搏其背吐鱼虾以为羹。[18]
通过对上述两段引文的考证，其所言地处“琼岛万州之东南”，即今海南省万宁东南的“七州洋”，指今西沙群岛；从地理形势的描述中，可以认定，“南澳气”即指今东沙群岛，而“万里长沙、千里石塘”分别指今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这一史料所展现的不仅是对南海地理形势和部分资源情况的记录，而且是对南海诸岛四个海域极为清晰的划分。这种认识，是元代汪大渊对南海诸岛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充分反映了清代对南海诸岛的认识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综上所述，至宋、元、明、清时期，中国人在南海的活动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东沙群岛和西沙群岛，而是逐步拓展到南海四大岛群，从而奠定了中国南海疆域的基本范围。
三 从《更路簿》看明清时期沿海渔民对南海的认识和活动范围
流传于海南民间的《更路簿》（又称《南海更路经》[19]）为我们深入了解明清时期沿海渔民在南海的活动范围提供了佐证。
《更路簿》是海南渔民在南海诸岛进行生产活动的航海指南，它是海南渔民在西沙、南沙群岛等地通过航行实践和渔业生产积累而成的经验总结。目前至少发现12个版本，有学者分析，《更路簿》成书的年代大约在康熙末年（即18世纪初期），有些甚至可以追溯至明代。
《更路簿》记录了海南渔民在南海诸岛的作业路线以及渔民对南海诸岛，尤其是西沙、南沙有关岛、礁、滩、洲的命名情况。据统计，各抄本《更路簿》共记录南海诸岛地名大约120个，记载的更路（即航线）有200余条。其中反映渔民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习用的传统地名分别有33个和73个；所记载的航海针位和更数，大多是我国渔民从今海南文昌清澜港或琼海潭门港出发，航行至西沙、南沙等海域。
各种抄本的《更路簿》所记载的航海针位和更数基本上是正确的，与今天的经度和纬度相比较，其误差极其微小，而且在《更路簿》的记录中已经注意到了海流方向与航行的关系。《更路簿》反映的南海诸岛地名，是建立在渔民对南海诸岛的岛屿、沙洲、暗沙、暗礁和暗滩的地貌特征的感性认识基础上而命名的，而且广泛采用了当地渔民的专用词和习惯名称。如渔民称岛和沙洲为“峙”，所以将西沙群岛的甘泉岛称为圆峙，珊瑚岛为老祖峙，金银岛为尾峙，中建岛为半路峙；将南沙群岛的太平岛称为黄山马峙，中业岛为第三峙，北子岛为奈罗上峙，南子岛为奈罗下峙。渔民称暗沙为“沙排”，所以将曾母暗沙称为沙排。
渔民分别以“线”“门”“孔”“石”“大”“仔”等来指称不同类型的暗礁。退潮时，暗礁浮于海面，远望似成一线，此类暗礁即为“线”，如南屏礁被称为墨瓜线。有水道可进入潟湖，即为“门”，并以出入口的数目与“门”同时冠名，如称美济礁为双门。有数个小礁分布其边缘的暗礁即为“孔”，如称五方礁为五孔。退潮时有礁石出露的暗礁即为“石”，如称毕生礁为石盘，弹丸礁为石公厘。
渔民将环礁称为“圈”“匡”，所以西沙群岛的华光礁被称为大圈，玉琢礁被称为二圈，浪花礁被称为三匡；南沙群岛的榆亚暗沙被称为深匡。
除了上述以习惯称谓命名之外，还有其他多种方式。或用中国式罗盘的方位命名，如：西八岛，今西沙群岛永乐群岛；丑未，今南沙群岛渚碧礁；东头乙辛，今南沙群岛蓬勃暗沙。或用方言命名，如：无乜礁，今同；火艾礁，今同。或以特产命名，如：赤瓜线，今南沙群岛赤瓜礁；墨瓜线，今南沙群岛南屏礁。或以岛礁形状命名，如：月牙岛，今东沙群岛东沙岛；三脚，今西沙群岛琛航岛；鸟串，今南沙群岛仙娥礁；双担，今南沙群岛信义礁。或以某种实物命名，如：干豆，今西沙群岛北礁；锅盖峙，今南沙群岛安波沙洲；秤钩峙，今南沙群岛华阳礁。或以水道数目命名，如：四江门，今西沙群岛晋卿岛；六门，今南沙群岛六门礁。这些名称既形象生动，又通俗易记，所以在渔民中广为使用，有些名称还沿用至今。[20]
《更路簿》所记载的这些地名和航线，深刻地反映了我国渔民经过长期的生产活动后对南海诸岛的认识，充分表明最晚到明代南海四大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已经成为中国渔民传统的作业范围。
通过对中国古代史籍文献所记录的南海诸岛地名的分析，大体上可以梳理出中国人在南海活动范围的历史轨迹以及古代南海疆域的形成过程。
（1）从汉代至唐代，中国人在南海活动的主体范围限于近海以及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局部海域，但对南海有了初步认识，并勾勒出概念上并不十分准确、海域范围极广的地理范畴。
（2）至宋、元两代，中国人在南海的活动范围延展到了中沙群岛、西沙群岛的整个海域和南沙群岛局部海域。中国水师在西沙群岛的巡视，是这一时期中国政府行使管辖权的主要方式。
（3）至明、清两代，中国人在南海的活动范围几乎扩展到了南海诸岛整个海域，从而确立了南海疆域的基本范围；中国水师在南海诸岛巡视，成为管辖南海海域的惯例。
四 从南海诸岛地名的规范看近代以来中国政府管辖疆域范围的确定
近代以来，中国政府一方面继承了历代南海范围的传统疆域观，另一方面着力从地名、地图等层面加以规范，从而使南海诸岛的疆域范围最终得以确定。
“石塘”“长沙”等传统地名的影响深远，晚清之际仍在使用，但新地名也陆续出现，如晚清时期已经开始使用“东沙岛”，到1909年已基本统一使用“西沙群岛”。1909年广东总督张人骏命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前往西沙群岛甘泉岛附近海域巡视。不久之后，广东省政府成立了“筹办西沙群岛事务处”。这是目前所见西沙群岛名称较早的官方表述。
1933年6月1日，由民国政府内政部召集参谋部、外交部、海军司令部、教育部、蒙藏委员会成立了“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在1934年12月21日召开第25次会议审定了中国南海各岛礁中、英文名称，并公布《关于我国南海诸岛各岛屿中英地名对照表》，这是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第一次“准标准化”命名，首次将南海诸岛明确区分为4个部分：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今中沙群岛）和团沙群岛（亦称珊瑚群岛，今南沙群岛）。表中列出了南海诸岛132个岛礁滩洲的地名。1935年3月22日，该委员会第29次会议决定绘制政区疆域各图必须画出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今中沙群岛）和团沙群岛（今南沙群岛）。1935年4月，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出版了《中国南海各岛屿图》，这是民国政府公开出版的第一份具有官方性质的南海专项地图，图中较为详细地绘制了南海诸岛，并将南海最南端标绘在大约北纬4度曾母滩，南海疆域首次得到完整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各类地图对南海的标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地名的变化以及南海疆域范围逐步确定的过程。1911—1949年，我国官方或私人印行、出版的各类政区或专业地图数量之多，超过了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其中有上百种地图都标绘了南海诸岛。但由于缺乏规范，对南海诸岛的标绘在不同的时期并不统一。
根据1911—1949年对南海诸岛标绘的地图情况，可将这一时期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11—1933年法国入侵中国南沙群岛九小岛。在这个阶段的地图上，南海海域中一般只标绘东沙岛，或只标绘东沙岛和西沙群岛。其中标绘东沙岛的有1913年5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陈镐基校、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中国新舆图》，1914年童世亨编、上海中外舆图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分道新图》，1920年中华书局印行的《中华全图》等。而同时标绘出东沙岛和西沙群岛的地图在20世纪初就已出现，到了20年代和30年代则十分集中，如1914年童世亨著、上海中外舆图局出版的《七省沿海形胜图》，1927年2月参谋本部制图局制《中国舆图》，1929年8月广东陆军测量局编《西沙群岛图》，1930年3月欧阳缨编、武昌亚新地学社印行的《新中华民国分省图》等。
第二阶段是1933年7月—1935年4月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出版《中国南海各岛屿图》之前。在这个阶段的地图上，南海海域中标绘了东沙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九小岛。此类地图有1933年12月童世亨著、商务印书馆印刷兼发行的《中国形势一览图》，1934年5月版、东方舆地学社印行、李长傅和洪懋熙编的《东方中华新地图》（一册、色印）第三十图《广东省广西省图》中附《南海诸小岛图》，1935年5月版、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中国地势图》（单幅、色印）中附《南海之群岛图》等。所谓南海九小岛、南海九岛、琼南九岛等，均指1933年被法国人侵占过的南沙群岛九小岛，有的地图还称南海九岛为堤闸板群岛或提沙浅洲群岛等。属于此类的地图还有1934年8月版、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陈铎编的《新制中国地图》（一册、色印），1935年1月版、东方舆地学社印行、洪懋熙编《中华地理新志》（一册）附图，同年2月版（内政部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审查后第一版）、武昌亚新地学社发行的［甲种］《中华形势讲授地图》（单幅、色印），同年5月版、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中国地势图》（单幅、色印）等。其中武昌亚新地学社发行的《中华形势讲授地图》于珊瑚岛（提闸板，即南沙九岛）图旁边还注明“1933年为法人所占领”，以此提示国人，勿忘南沙群岛九小岛被他国侵占之历史教训。
第三个阶段是1935年4月—1948年1月。这个阶段的地图，完整地标绘了南海海域中的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此类地图当首推1935年4月由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编印的《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会刊》附图《中国南海各岛屿图》。此后，中国印行的地图基本上将南海诸岛四个岛群完整地加以标绘。如1935年5月修订版、商务印书馆印行、童世亨编、陈镐基校的《袖珍世界新舆图》（一册），第4图《中华民国及日本》之附图标有团沙群岛（即今南沙群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即今中沙群岛）。1939年版、依据《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会刊》第二期附图改制、由中华舆地学社印行的《中华民国南海各岛屿图》（单幅、色印）中，详细绘明南海诸岛计有132个岛、礁、沙、滩及各小岛礁的详细名称，还附有南海诸岛的岛屿中英文名称对照表。属于这类地图的还有1946年1月版、中国地理研究所编印、王吉波和房国翔编的《南洋群岛全图》（单幅、色印），1947年1月版、广东省政府秘书处编的《南中国岛图》等。这些地图凡色印的，都用同一颜色表示归属和放大比例的附图形式展示，表明南海各群岛属于中国主权管辖的疆域。
同时标绘有南沙群岛归属中国的范围线，并将曾母暗沙作为中国最南国界线的地图也相继出现。属于此类画法的政区地图或专业地图不少于20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36年北平建设图书馆发行、白眉初著《中华建设新图》第2图《海疆南展后之中国全图》，图中标绘有团沙群岛（即今南沙群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即今中沙群岛）。同时于团沙群岛南部海域标绘有至北纬4度曾母暗沙的范围线，以示该群岛属于中国。图中注明：“（民国）廿二年七月，法占南海九岛，继由海军部海道测量局实测得南沙团沙两部群岛，概系我渔民生息之地，其主权当然归我。廿四年四月，中央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会刊发表中国南海诸岛图，海疆南展至团沙群岛最南之曾姆暗滩，适履北纬四度，是为海疆南拓之经过。”
从上述三个阶段的发展情况不难看出：
（1）1933年之前，我国地图上标绘的南海疆域最南端大体上在北纬15度左右。
（2）1933年7月—1935年4月出版的地图，大多只标绘至琼南九岛，也就是说南海疆域最南端大体在北纬7度左右。
（3）1935年4月后，我国出版的地图不仅完整标绘了南海四大群岛，而且最南疆域基本上都标绘在北纬4度左右。
1947年4月12日，国民政府内政部致函广东省政府，确定为纪念收复南海诸岛，将西沙群岛武德岛改名为“永兴岛”，将南沙群岛长岛改名为“太平岛”。4月14日内政部召集各有关部门就《西南沙范围及主权之确定与公布案》予以讨论，该会议决定：“南海领土范围最南应至曾母滩，此项范围抗战前我国政府机关学校及书局出版物，均以此为准，并曾经内政部呈奉有案，仍照原案不变。”[21]据此，10月在内政部给国民政府主计处呈送有关疆界各项资料的函件中，再次明确我国四至极南点为北纬4度曾母暗沙。12月1日内政部重新审定东沙、西沙、中沙、南沙四群岛及其所属各岛礁沙滩名称，正式公布了南海诸岛新旧地名对照表，其中东沙群岛3个、西沙群岛33个、中沙群岛29个、南沙群岛102个，合计167个岛礁沙滩洲。较之1935年公布的地名，此次审定首先规范了南海诸岛4个海域的名称；其次规范了167个岛礁沙滩洲的名称；再次以新订名称为主，附之中外旧名，并对一些新订名称的命名缘由做了简明扼要的解释。此外，在图中西起北仑河口、南至曾母暗沙、东至台湾东北共标绘11段线，构成了呈“U”形的断续线。1948年2月内政部公布了《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其附图即《南海诸岛位置图》，该图所标示的南海诸岛名称、11条断续线成为规范，而以“断续线”标示中国南海疆域四至范围的格局得以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仍然延续了11条断续线的标绘。1953年删减了北部湾的两段线，对其他各段线的位置也进行了调整。1962年地图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确认南海断续线为九段，这一画法一直延续至今。
从上述可见，近代以来中国政府进一步规范了南海诸岛地名以及地图的标绘，其中以曾母暗沙为中国最南端，以断续线为南海疆域范围线，从而最终确立了中国南海疆域的四至范围。
五 结语
通过对南海地名演变的考察，笔者认为，中国南海疆域的形成并非偶然，它是中国人发现、认识、命名南海诸岛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中国人在南海活动范围不断拓展、变化的历史产物。从模糊的区域概念到明确的地理界线，恰恰反映了中国南海疆域形成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不仅符合一般历史规律，而且在疆域发展史上并非南海独有。
与中国人在南海活动范围逐步发展形成明显对照的是，在汉、唐、宋、元，乃至明、清时期，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南海周边国家对南海诸岛几乎一无所知，既没有其先民在南海活动的历史依据，也没有其先民发现命名南海诸岛的确凿证据。因此，中国南海疆域范围的形成，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且具有唯一性和连续性。因此，“中国人百千年来的居住、使用这些岛屿”，“对南沙群岛有了某种‘原始性权利’”。[22]
从古代历史上的“有疆无界”到以“U”形断续线为标志的南海疆域的底定，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不仅发现、命名并长期开发经营了南海诸岛，而且历代中国政府对之行使了连续不断的管辖权，从而确立了中国在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中国在南海的主权、管辖权提出过怀疑。即使在1948年以“U”形断续线确立中国南海疆域之时，不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此提出异议，而且多数国家在各自地图的标绘上沿用了南海断续线的标示方法，反映出各国对中国在南海主权地位的承认。
通过对历代地名的深入研究，中国南海疆域形成、发展、演进的历史过程十分清晰地得以展现，可以确定的是，中国拥有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具有确凿的、无可争辩的历史依据。
（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4期）
[1] 作者的主要论点已刊发于《光明日报》（2011年5月5日），本文是在此基础上增补完成的。
[2] （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9《土产下药之属》，引《异物志》，1964年上海古籍书店据宁波天一阁藏明正德残本影印，第14页。
[3]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790《四夷部十一句稚国》，1963年中华书局据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复制，第3501页。
[4]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69《地部三十四洲》，清嘉庆十七年（1812）鲍氏校宋版，第3页。
[5]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56《岭南道一广州东莞县》，木刻本，第12页。
[6] 《隋书》卷82《赤土传》。
[7] 《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
[8] 林金枝：《中国最早发现、经营和管辖南海诸岛的历史》，吕一燃主编《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8～29页。
[9] 冯承钧：《诸蕃志校注》，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1页。
[10] 参见韩振华《我国历史上的南海海域及其界限》，《南洋问题》1984年第1期。
[11] 参见韩振华《七洲洋考》，《南洋问题》1981年第4期。
[12] （元）汪大渊：《岛夷志略校释》，苏继庼校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
[13] 参见吴凤斌《古地图记载南海诸岛主权问题研究》，吕一燃主编《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第59页。
[14] 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7—108页。
[15] 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第117页。
[16] 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第121页。
[17] （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卷上《南洋记》，乾隆五十八年刻本，第20页。
[18] （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卷上《南澳气》，乾隆五十八年刻本，第38页。
[19] 实际名称还有《南海水路经》《南海定时经针位》《西南沙更簿》《顺风得利》《注明东、北海更路簿》《去西、南沙的水路簿》等，原本没有统一书名，后人为方便即统称为《更路簿》。
[20] 参见刘南威《现行南海诸岛地名中的渔民习用地名》，《热带地理》2005年第2期。
[21] 参见《测量西沙南沙群岛沙头角中英界石》，广东省政府档案馆，全宗号14，目录号4，案卷号2。
[22] 傅崐成：《南海的主权与矿藏——历史与法律》，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