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近代东亚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体系的建构

——以《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为中心

王欣

引言

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化浪潮席卷全球之前，以东亚、南亚、东南亚和西亚为代表的亚洲四大文明圈，大致是按照各自的历史与民族传统、政治与社会秩序、经济与文化生活，相对独立地运行与发展。连贯东西与南北的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及其支线，则将这四大亚洲文明圈紧密联系起来，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交互影响，甚至导致其中的南亚、东南亚、西亚等三大文明圈在政治、民族与文化形态上产生阶段性的变异；但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东亚文明圈的核心与传统却一直延续下来，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所谓“东亚秩序”体系模式，[1]制约、影响乃至决定着这一地区在前近代的政治、经济、民族与文化生态，进而形成独特的叙事话语和叙事体系。

随着近代来自海上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以历史上的中国为核心的“东亚秩序”体系逐渐被打破，取而代之的则是以欧美等西方列强为主导的近现代国际秩序，其政治基础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以英国为主导的殖民主义体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体系。[2]伴随着强势的政治扩张、经济渗透与文化引领，西方近代学科与学术体系也逐渐成为阐释自然与人类社会产生、发展与演变的主流话语，并深深地影响着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对各自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历史与现状的书写。在此背景下，作为“东亚秩序”体系核心的中国自然首当其冲，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而从边疆与边疆民族入手，在西方政治传统和学术话语体系之下解构与建构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以“去中国中心主义”（De-Sinocentrism）打破“东亚秩序”体系，则成为一个世纪以来三代欧美特别是部分美国学者的不懈努力与追求。其中的代表人物及其学说，无论是20世纪30—40年代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提出的所谓“内亚视角”（Inner Asian View），[3]20世纪60年代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总结的“中国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4]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美国兴起并影响至今的所谓“新清史”思潮，虽然在理论视角与学术话语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在这一点上都是一以贯之的。这些理论与学说的提出都具有各自深厚的文化与时代背景，并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陆学界拥有一批学术拥趸者与质疑者。[5]

传统的多民族国家向近现代民族国家被动或主动转型，无疑是探讨历史上中国的“传统性”与近现代中国所谓的“现代性”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重大现实与学术问题；其中“民族”“国家”等话题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边疆与疆域问题又是其中的核心所在，而清朝又是近代转型的关键节点。西方学术界准确把握到了这一点，以美国学术界为代表的当代“新清史”思潮于是应运而生。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之间的频繁交流、对话与互动，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对“新清史”思潮也从不同的层面予以了全方位的积极回应，产生了一些具有国际化视野的研究成果；在借鉴与吸收西方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某些不同观点与看法，甚至在这个典型的“中国问题”的讨论中取得了一定的国际话语权。[6]

毋庸讳言，抛开政治或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不谈，即使从所谓的纯学术视角来看，国内外学术界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也大都是基于近现代西方文化传统、学科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进行的。这一方面使得国内学术界的有关研究在总体上处于某种被动的应对状态；另一方面，其学术话语、研究成果甚至相关论断也难以从根本上摆脱西方学科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的藩篱与桎梏。在此情况下，国内学术界对“新清史”的回应或者是趋之若鹜，盲目跟风，或者是从“立场”出发予以简单的“标签式”否定，甚至因言辞激烈而授人以柄。即使国内那些保持学术中立立场的学者的理性研究与客观分析，也因缺乏自身独立的学科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的坚实支撑，其多有创见的学术视角与研究论断难免流于“碎片化”。这种学术研究及其理论体系上的“碎片化”状态，非但无法从根本上撼动“新清史”背后深厚的西方学科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反而成为某些美国学者以“误读”或“片面”为由的最后避风港。

真正客观学术对话的必要前提之一就是学术平等，而学术平等的最重要基础则是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学科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由于历史和传统等原因，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长期以引进为主，缺乏自身带有原创性与独立性的学科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从而在与西方学术界的对话中难免处于被动与弱势地位。随着近30多年来综合国力的增强与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学术界的“学术自觉”与“主体性意识”也日益增强。在全面汲取人类各种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立足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和实际国情，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学科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普遍共识。就历史发展自成体系且特色鲜明，思想与实践积淀深厚且研究相对完整、成熟的学术领域而言，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及其疆域理论的系统性建构，无疑是绝佳的切入点之一。李大龙先生新近出版的《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以下简称《解构》）[7]可视为中国学术界在这一方面的有益努力和尝试。作者在充分批判、借鉴与吸收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各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梳理了自己近20年来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和理论思考，[8]从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的演变历史、思想基础、制度体系与政策实践等四个层面，首次比较完整地构建了一套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演变、定型以及转型的理论体系。其自成体系的理论与学术话语，不仅为我们与以“新清史”为代表的欧美学术界展开客观而平等的学术对话提供了基础与可能，而且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学体系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东亚秩序”政治格局视角下前近代多民族国家疆域的演变

从“东亚秩序”政治格局的视角来审视前近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的演变规律，是《解构》一书的显著特点，也是作者构建古代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体系的起点和基础。作者认为：“对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天下秩序’而言，王及其由王发展而来的皇帝是‘天下’权力的核心，在人们的意识和王朝国家的构建过程中其统治的范围是没有边界的，这是东亚‘天下’政治格局演变的突出特征。因为没有东亚历史的经历，形成于欧洲历史基础上的主权国家理论认为政权（政府）、领土和人口是主权国家的三大要素，而且这种认识随着近代欧洲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活动而已经成为当今学界乃至国家政权对近现代主权国家的一般认识。”[9]这一方面总结了“东亚秩序”政治格局演变的一般性特点，阐明了前近代多民族国家疆域观形成的历史背景以及疆域演变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也揭示出，正是近代欧洲主权国家理论及其殖民活动冲击并挑战了前近代“东亚秩序”下的多民族国家传统疆域观，造成了近代以来中国各种边疆问题的产生以及在疆域理论上的诸多困惑。事实上，《解构》一书在尝试着构建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体系的整个过程中，也始终都是以近代欧洲主权国家理论及其实践活动为参照系的。

虽然所谓“东亚秩序”体系理论是近年来东亚各国学者才总结、提出并逐渐达成的理论共识，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与这一地区的前近代区域历史演变格局以及以“廿四史”为核心的古代书写传统和认知体系相契合的。[10]正如《解构》所指出的那样：“在古代中国的认知体系中，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南自东南亚，北至西伯利亚的辽阔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舞台，毫无疑问，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建构和族群凝聚是推动这一区域内政治格局演变的主要动力。”[11]这样，近代意义上才出现的、具有全球视野的“东亚”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也是这一区域在前近代族群、政权和各种势力活动与互动的历史舞台。这在一定程度上既可以摆脱所谓“中原中心论”的桎梏，而且在东亚区域内活动的各个族群均被纳入前近代多民族国家构建的范畴，成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谓历史上的“中国”就不仅仅是某个或某些族群与政治势力的专利，而是东亚古代各族群与政治势力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不仅与“东亚秩序”内多民族国家的演进史实相符合，也从根本上彻底解构了某些日本学者提出的“异民族统治中国说”[12]的理论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所谓的拉铁摩尔的“内亚视角”或“新清史”下的“满洲特征”论，打破了中外学术界以“统治族群”或“统治民族”定义或区隔历史上“中国”的藩篱，回归前近代多民族国家的原本属性。

针对前近代东亚地区自然生态与地理环境多样化条件下所形成的农业与牧业两大文明体系，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出现的多种族群互动，《解构》在宏观上将历史上东亚政权建构的主要形态划分为“城国”与“行国”两大类型。如果考虑到该区域生态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农、牧业之间过渡形态的普遍存在，这种划分还显得过于宏观和粗疏，显然难以充分反映东亚区域生态环境、族群和政权形态的多样性以及历史的复杂性。不过，在《解构》一书看来，“农耕、游牧与渔猎是东亚众多族群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但从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视角看，农耕和游牧相对于渔猎却是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的主导方式和主要形态”。[13]也就是说，主导东亚地区政治格局及其进程的主要是以农耕族群为代表的“城国”和以游牧民族为代表的“行国”，而这两大形态政权的互动不仅决定了“东亚秩序”下的基本政治格局，也是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态及其演变的历史与理论基础。这样，该书在疆域理论建构的起点上不仅超越了某种“区域中心主义”或“族群中心主义”，而且较为准确地把握住了“东亚秩序”下政治格局的关节点，从而为动态地认识多民族国家疆域奠定了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前近代东亚区域农耕与游牧两大文明体系并存与互动的基本格局下，族群活动与政权建构便是决定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态及其演变的主体或主导性因素。在作者看来，推动东亚地区政治格局演变的主要动力正是上述两大形态下的族群凝聚与政权建构，其中“政权的出现是核心族群凝聚的结果，而政权的存在不仅为政权内部族群的整合提供了环境保障，而且也为更大范围内族群的进一步凝聚提供了可能”。[14]从总体上来看，这与东亚历史上的政权更替和族群融合的规律也是相契合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解构》一方面将东亚历史上的政权建构与族群凝聚划分为五种形态，朝鲜和日本等东北亚地区与越南等东南亚地区也被首次纳入“东亚秩序”之中，从而使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建构在相对完整的区域性背景与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也深化了疆域理论体系的内涵与外延；另一方面对通过两大文明体系族群互动关系的阶段性梳理，厘清了三条主线，即“以中原农耕地区为核心的政权建构及其对农耕族群的凝聚；游牧行国的建构及其对游牧族群的凝聚；农耕族群和游牧族群互动中政权建构地区的交叉，构建混和政权的努力及族群的混合乃至交融”。[15]这便从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内在动力的层面上，构建了前近代东亚政治格局的进程及其演变的基本线索和规律。至此，《解构》从学术视角、理论场景、主体因素、互动关系以及演变规律等方面，搭建了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的基本体系。不仅如此，作者还进一步指出，“多民族国家中国建构的进程不仅决定着东亚‘天下’政治格局的演变状态，实际上也是东亚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多数地区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一般特点的反映”。[16]果如是，则该书的研究因之也便有可能在学理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当然，作者对此还需提供进一步的佐证。

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与发展在客观上是一个历史的自然过程，在主观上则经历了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认识过程；这种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结合，则是全面认识和准确阐释“东亚秩序”下多民族国家疆域演变史之丰富性与复杂性的钥匙。为此，作者在书中专列一节，在学术史的层面上从历史记述与近代研究两个方面，简明扼要地回顾与评述了多民族国家研究的大致历程。在此基础上，《解构》又从所谓的“王朝国家”到“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的视角，总结了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和发展的分期与特点。与以往学术界研究的传统看法有所不同，该书以康熙二十八年（1689）《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为标志，将历史上中国疆域的演变过程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具体包括“自然凝聚时期”“疆域明晰时期”“列强的蚕食与鲸吞时期”“现代疆域巩固时期”等四个时期，并对各个时期的主要特点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总结。前一阶段（自然凝聚时期）显然属于“东亚秩序”下传统多民族国家疆域的“自在”发展阶段，而后一阶段所包含的三个时期则是所谓西方“近代主权国家”意义下中国疆域的转型与定型阶段。两者在有关“疆域”的理解与规则等方面存在深刻的内在差异和矛盾，从而导致近代以来中国的边疆危机频现，有些问题甚至一直延续到当代。作为从传统的“王朝国家”到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背景下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何破解“疆域”问题上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困境，可能还是要从多民族国家“自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寻求更多成熟的智慧，总结或提炼出有效的方式或方法，以为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当今各类问题提供东方智慧和中国经验。《解构》一书所呈现的理论建构的背后正是作者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情结。

二 多民族国家疆域的观念与思想基础

作为一部试图系统构建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的专书，《解构》一书在有关基本概念的界定特别是传统疆域观念与思想方面的深层次阐释上着墨颇多。在对多民族国家疆域历史演变及其规律和特点总体把握的基础上，作者结合大量的文献材料和历史事实，从多民族国家在形成、发展、定型与转型过程中对疆域的理解、认识、观念及其思想等内容展开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和论述，进而从认识论的角度进一步深化了其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体系。在这一方面，作者的以下几点理论思考和创建值得关注和讨论。

其一，“中国”与“中国的疆域”。

毋庸赘言，历史上的“中国”一词最初是中原农耕族群以自我为中心观念的产物，具有相对明确的地域、文化乃至政权属性和含义，并与前近代汉民族的形成、发展与族群凝聚的历程密切相关。但另一方面，历史上的“中国”又是一个动态的观念，是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互动的产物。正因如此，“形成于中原汉族之中‘中国’观念，在以汉族为主体所建王朝和边疆族群政权的交往中也传播到边疆地区并为边疆族群政权，尤其是以北疆游牧政权为主体建立的众多王朝所吸纳，由之参与争夺‘中国’正统也成了众多王朝包括边疆族群政权的一种政治选择”。[17]所以，作为前近代多民族国家观念下的“中国”在事实上已经超越了某种单一“族群”或“民族”的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与近代西方“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观念相异的内涵和外延。为了调和这种差异，《解构》认为：“尽管古代中国用于指称近代意义国家的概念，多数情况下是含糊的‘天下’而非‘中国’，但‘中国’为天下中心，据有‘中国’可以成为号令四夷的正统王朝的观念深刻影响到了中国历史上的众多王朝或政权，这也是历史上虽然没有以‘中国’为国号的王朝但‘中国’却最终发展成为了一个主权国家称号的重要原因。”[18]然而，正如作者所认识到的那样，在历史上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以“中国”为国号的政权，所有的政权都是以某种具体的“王朝”形态出现的。实际上，即使当代所指称的“中国”，也不过是“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而已。如果作者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称号，那么更接近“近代意义国家概念”的所谓“天下”一词反而消亡，这在逻辑上显然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因为简单地以“天下”概念的“含糊”，不能完全、充分地说明这一点。

历史上的“中国”作为一个动态的概念是各个历史时期由某个（大一统）或几个（分裂与割据时期）具体的政权或王朝形态构成的，故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形态在前近代无疑也是一个动态的范畴。至于如何定义或认识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在国内外学术界历来是见仁见智，未有定论。《解构》则将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期间清朝疆域作为讨论“中国疆域”的基点，其原因不仅在于清朝是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并以“中国”的身份出现在近代世界历史舞台上，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疆域完成了由王朝传统疆域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疆域的转换，即通过一系列条约的签订中国确定了和邻国的边界，中国疆域的范围因为有了国界也由模糊的‘天下’而逐渐清晰起来，不仅使我们探讨的‘中国疆域’有了明确的主权归属，也具有了近现代主权国家疆域的诸多特征”。[19]不过，这里还需要将《尼布楚条约》与宋代“澶渊之盟”的性质加以区分和说明。前者是“东亚秩序”受到近代主权国家挑战下的产物，后者则是“东亚秩序”传统下多民族国家处理内部事务的形式和结果之一。近现代的“中国疆域”无疑是由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发展和演变而来的，一方面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是无法割裂的，另一方面两者的性质又是存在本质区别的。中外学术界在“何为中国”以及何为“中国疆域”上的观点和看法是存在显著分歧的。在笔者看来，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乃是传统的多民族国家在向近代主权国家转型过程中，东西方之间在历史传统、话语体系与价值标准等方面存在差异。[20]易言之，如果无视前近代多民族国家及其疆域的自身发展和演变规律乃至历史文化传统，近代西方的主权国家学说不仅在基本观念和理论起点上无法阐释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道路，而且容易陷入近现代国际政治纷争和现实利益纠葛的泥潭。

其二，“天下”观念与“大一统”理想。

前近代“东亚秩序”体系下出现的“天下”观念和“大一统”理想，既是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又是推动其历史演进的内在动力，更是认识和阐释多民族国家疆域演变规律的钥匙。《解构》从狭义与广义两个层面总结与定义“天下”的观念，阐明这一观念从中原农耕区产生并进而扩展到指称整个东亚区域的基本历程，尤其是东亚农耕区和游牧区两大族群与政权形态的互动，不断扩大与丰富“天下”观念的内涵和外延，使之最终成为超越族群与文明形态的观念和“大一统”理想的理论依据。作者强调：“理想中以‘中国’为核心大一统的‘天下’观念虽然产生于中原地区的农耕族群之中，但这种观念却影响到了边疆的众多族群，尤其是北疆的游牧族群，导致了各族群为之不断争斗，并在争斗之中不断密切关系，在导致现实中政权疆域分布格局不断出现分裂和统一交替出现的同时，至清代理想中的以‘中国’为核心的‘大一统’‘天下’和现实中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最终实现了重合，由此理想变成了现实，古代中国的疆域也因此完成了凝聚的过程。”[21]这便从理论上归纳、总结出了多民族国家疆域发展与形成的独特路径。

实现理想中的“天下”与现实中的“中国”相重合，“大一统”观念及实践活动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解构》一书对此以大量的篇幅和细致的分析，从实证的层面令人信服地指明，这种萌芽于先秦时期、形成于汉武帝时期的“大一统”观念，不仅为历代中原农耕族群及其所建政权继承和发扬，而且为北疆游牧族群及其所建政权接受与发展。其中后者的作用却常常为人们所忽略，甚至被某些日本和西方学者视为“异民族统治中国”。事实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诸胡族不断入主中原、建立政权，不仅冲击并打破了所谓华夏“天下”的正统性，而且通过族群在血缘与文化上的融合，成功地实现了“华夷一家”，并为隋唐实现更大范围的“天下”之“大一统”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作者看来，唐代以后至元朝建立，北疆族群在“大一统”理想实践中的作用更加凸显：“纵观这一时期的历史，贯穿其中的一个主线即是边疆族群建立的王朝不断与中原王朝争夺‘天下共主’的地位，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值得关注的是，‘天下共主’的换位并没有像世界其他文明那样导致文明主体民族历史的中断，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的历史进程依然延续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22]这在理论上也说明了何以中国的历史并未因统治族群或王朝政权的更替而中断，反而成为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的有机组成部分，可谓是该书的重要理论创建之一。事实上，“天下”观念与“大一统”理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模糊性，但却为“东亚秩序”下前近代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其三，夷夏观。

毋庸讳言，作为前近代多民族国家的中国是以中原地区特别是农耕族群文化制度为核心、在农耕与游牧两大族群政权的互动中建构起来的。产生于先秦时期中原农耕区域的“夷夏观”，以华夏族群为中心，将周边其他族群笼统地划分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大系统，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所谓“四方五服”制度下的“天下观”；起初其中自然不乏“内诸夏而外夷狄”“夷夏之辨”“夷夏之防”甚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和思想。从表面上来看，传统的“夷夏观”似乎带有明显的区隔族群的色彩，却与前述多民族国家发展与演变的历史事实相悖。[23]显然，上述的这些观念和思想并非“夷夏观”的全部。

《解构》一书认为，完整意义上的“夷夏观”至少包括：以文化和分布区域的不同来认识、区分族群的观念，协调族群关系的天下观，“华夷之辨”的观念，“用夏变夷”的思想。[24]据此可知，传统意义上的“夷夏观”在一开始就具有“辨”与“变”的对立统一思想。与近现代的“民族观”或“族群观”不同，前近代多民族国家的“夷夏观”是以文化而不是血统、区域、王朝划分族群或“夷夏”的。不仅如此，伴随着族群融合的普遍存在，“天下观”下“夷夏”王朝的更迭，文化认同以及对“大一统”理想的追求和努力，“夷夏有别”的观念不断受到冲击和挑战，“夷夏之防”的界限也不断被打破；游牧族群入主中原以及所谓“夷”“夏”身份的转换，使得传统的“夷夏观”反而发展成为多民族国家疆域拓展和形成的思想基础。[25]易言之，在“天下观”和“大一统”理想的主导下，传统“夷夏观”的发展与变化最终使之成为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的“黏合剂”而不是“离合剂”。不仅如此，如果进一步分析还会发现，在前近代“东亚秩序”体系下，正是农耕与游牧两大族群凝聚与政权构建的互动，打破了以华夏族为核心的“中原中心主义”或“中国中心主义”，同时为传统的“夷夏观”不断赋予新的含义，入主中原和“大一统”理想成为“夷”“夏”共同的追求，从而为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与疆域形态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而“夷夏观”、“天下观”和“大一统”理想也正是“藩属体系”形成的思想基础。[26]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所谓的“中国中心主义”或“汉人中心主义”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

三 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制度体系建设与政策实践

对于前近代多民族国家疆域构建的形式与路径，《解构》一书从制度体系建设与政策实践这两个方面也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深入的阐述和解读。前者的核心是所谓的“藩属”体系，而后者则是以“羁縻”为主的治边政策与实践活动。至此，作者便从疆域的历史演变及其规律、疆域观及其思想基础、疆域制度及其政策实践等三个主要方面，构建出了一套较为完整而又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体系。

从前近代世界各国历史上各种政权的构成形态出发，《解构》将“东亚秩序”下的多民族国家的统治与管理形态划分为“王朝直接控制区+藩属体系”的基本结构；其中在传统“夷夏观”、“天下观”和“大一统”理想基础上形成的“藩属”概念，以及以此为核心所构建的“藩属体系”，则与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的疆域形态及其演变直接相关。基于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朝贡体系”、“宗藩体系”、“藩属体系”和“册封—朝贡体系”的不同表述，该书对上述这些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功能与作用、形成与发展等方面进行了细致而缜密的分析和梳理，指出“朝贡”和“册封”只是手段而非体制，而“宗藩”自身的局限性也无法完整表述“核心与边缘”政权、“农耕与游牧”族群这两大形态互动关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在作者看来，“‘藩属’涵盖的范围远比‘宗藩’宽泛，历代王朝与周边民族或政权之间的关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而用‘藩属’来描述这种关系远比‘宗藩’要科学，如此不仅可以完整认识藩属体制及其相关概念，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中国古代疆域、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27]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藩属体制”较为完整的定义可表述为：前近代“东亚秩序”体系下，多民族国家历代各族王朝在治理边疆和处理与周边族群或政权关系过程中所形成的以“羁縻”统治为核心的一整套政策、制度与措施；其目的不仅是维持与边疆族群或政权乃至周边邻国的关系，更是维护各自统治核心与直接管辖区域的安全。[28]而这种萌芽于秦代、建立于汉代并一直发展延续到前近代的“藩属体制”不仅决定了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基本形态，也是历代各族王朝治理边疆的主要形式和路径。

基于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农耕和游牧族群凝聚与政权构建互动复杂历程的整体考察，《解构》一书还进一步揭示出“藩属体系”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多样性与多层次存在、动态发展这两个显著特点。就多样性与多层次而言，其中既有“大一统”形态下凝聚在统一王朝中的多种次级层次的“小藩属体系”（又称“亚藩属体系”），也有分裂形态下大小不一、互不统属的“藩属体系”。就动态发展而言，不同历史阶段“藩属体系”的规模与范围也是不同的，其内部结构与外部形态则随着历史的演进渐趋稳定和成熟。具体来讲，“不同藩属体系之间随着核心政权势力的消长会出现碰撞、重组，进而形成新的藩属体系分布格局”。[29]作者以西汉王朝和匈奴政权为核心的两大“藩属体系”的各自演变、发展与相互之间的碰撞、重组为例，详细阐明了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态通过藩属地区（或边疆地区）不断地“内地化”而形成的基本轨迹与路径，从而深化了对“藩属体系”的认识，完善了疆域理论体系的构建。

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是一个理论或观念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其中历代各族王朝的治边政策及其实施对各个时期疆域形态的特点与演变则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直接作用，并维系着“藩属体系”的稳定，而治边政策的核心便是“羁縻”。与学术界以往对“羁縻”的认识有所不同，《解构》一书对“羁縻”的含义进行了详细梳理与分析，指出其要义在于“控制”。[30]这种认识的理论价值在于改变了传统上对历代治边政策“不作为”或“被动”、“内敛”的片面看法，揭示了其原本就具有的“积极”“主动”的意义。而“藩属体系”的维持和运转，则是通过设置专门管理机构、下达诏令，对“藩属”进行册封、朝贡、称臣、纳质乃至直接管理和军事征伐等一系列措施和程序来实现。不过，需要补充的是，“羁縻”与“羁縻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还具有“因俗而治”的含义，而“羁縻政策”也正是“因俗而治”的一种表现形式或实践方式，其思想基础自然都是“夷夏观”。一方面，“夷”“夏”之间和诸“夷”之间在“俗”方面的差异性，直接导致历代各民族王朝在“羁縻方式”与“羁縻政策”上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与“羁縻”相比，“治”在内容、形式与程度上也要更进一步。事实上，历代治边政策也正是因内外形势的不同、“羁縻”程度的差异而摇摆于“被动”与“主动”之间，从而直接影响到各个时期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态与范围的伸缩。只有完整认识“羁縻”以及“羁縻政策”的准确含义，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边疆形态的多样性与动态发展。

以近代民族国家为参照系，阐明传统的多民族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主权国家转型进程中的近现代疆域基本形态是如何形成与确立，阐释近现代疆域的历史延续性与合理（合法）性，不仅是贯穿《解构》全书的一条主线，而且反映出作者的终极学术追求与强烈的现实关怀。无论是对“东亚秩序”政治格局下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与发展规律的总结与探索，还是“中国”与“天下”相重合趋势下多民族国家建构的理想与现实、“藩属”体系与“殖民”体系的碰撞，乃至疆域形成的“黏合剂”（传统“夷夏观”的变化）与“中华民族”（国民）的塑造，无不体现着多民族王朝国家传统在近代转型过程中与西方主导的主权国家在基本观念以及实践活动中的矛盾、碰撞、对立和冲突，从而使得作者的疆域理论体系建构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如何认识和处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普遍性问题。一方面，作者清醒地意识到“形成于西方文化基础上的现代疆域理论并不适合于认识中国历史上的疆域”；[31]另一方面又要在近现代西方学术体系的模式下总结和建构符合多民族国家自身发展规律与特点的疆域理论，借鉴和运用西方近代学术话语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

这种游走于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状况极易造成理论建构中叙述话语的困境，而走出困境的基点就是要首先明晰各种话语产生的具体语境及其特定含义与一般性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打通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解构》在这方面做了大量较为深入的工作，但在某些细节的表述方面仍存在可以进一步打磨和完善的空间。如作者认为：“随着多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族群的整合、疆域的整合及‘大一统’统治的需要，‘一体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而‘一体化’不仅仅是统治方式的划一，经济和文化的趋同，更重要的是族群的整合，夏人、商人、周人、秦人、汉人，这些名词的先后出现，已经为我们揭示出了这种族群整合的轨迹，而多民族国家族群整合的结果即是国民（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由此多民族国家也发展成为了单一中华民族国家。”[32]在这里，“族群”、“民族”、“国民”和“中华民族”等一系列概念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使用时应对其各自的含义加以界定和说明；“大一统”理想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政治层面的统一，在实践中并不一定意味着也不可能实现全面的“一体化”，而“政治（国家）一体”和“文化（族群）多元”可能更符合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现实；所列举的夏人、商人、周人、秦人、汉人等名词，也未能完整展示前近代多民族国家族群整合的全部轨迹，反而重新陷入“华夏中心主义”的泥潭。凡此种种问题也表明，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的建构仍有一定的拓展空间，还有一些细致、烦琐甚至艰巨的工作有待进一步完成。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在其名著《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曾明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33]深刻揭示了历史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历史观的动态性特征。对于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与发展过程的认识及其理论的现代性建构亦应作如是观。《解构》首次建构了一整套包括“东亚秩序”政治格局在内的“天下观”、“夷夏观”与“大一统”理想、族群凝聚与政权建构、藩属体制与羁縻政策等相对完整、特色鲜明的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的话语体系与理论框架，较为全面而系统地展示了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演变的规律与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其中虽然还有一些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提升的空间，但它在学术上的创新价值与开创性意义是毋庸置疑的。该书的出版不仅反映了当代中国学术界有关疆域理论系统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为世界贡献了中国经验，也为与国际学术界展开平等对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毕竟，我们在此方面已经走出了第一步。

（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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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东亚秩序”的最新讨论情况，可参见敖凯《放眼东亚世界全局，重构文明秩序边疆——“东亚秩序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4期；齐畅、芮赵凯《理性看待中西体系差异，构建东亚区域“文明生态”——第二届“东亚秩序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4期；董灏智《第二届“东亚秩序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4期。

[2] 国内外关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难以计数。国内最近的一些有关的讨论和介绍可参见马戎《现代国家观念的出现和国家形态的演进》，《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王明芳《少数民族（Ethnic Minority）、民族（Nation）、民族国家（Nation-State）辨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3] 参见Owen 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Research Series，No.21，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0。中译本参见〔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 参见John K.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5] 参见〔美〕卫周安《新清史》，董建中译，《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刘凤云《理论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清史研究三十年》，《史学月刊》2013年第1期。

[6] 参见徐泓《“新清史”论争：从何炳棣、罗友枝论战说起》，《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汪荣祖主编《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中央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版。

[7] 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8] 作者此前曾有多部相关专著问世，包括《都护制度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往来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9] 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第160页。

[10] 参见〔日〕佐藤正幸《儒家文化圈中的历史范型》，张文涛译，《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3期；李凭《黄帝历史形象的塑造》，《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汪高鑫、郭倩《二十四史民族史撰述与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的构建》，《郑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11] 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第7页。

[12] 参见〔日〕东亚研究所编《异民族统治中国史》，韩润棠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13] 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第10页。

[14] 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第11页。

[15] 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第21～22页。

[16] 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第22页。

[17] 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第66～67页。

[18] 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第66页。

[19] 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第39～40页。

[20] 参见王欣《中国边疆学构建面临的几点理论挑战》，《思想战线》2014年第3期。

[21] 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第59～60页。

[22] 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第127页。

[23] 参见许纪霖《天下主义/夷夏之辨及其在近代的变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24] 参见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第302～308页。

[25] 参见刘正寅《“大一统”思想与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2期。

[26] 参见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第200～206页。

[27] 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第198页。

[28] 参见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第196页。

[29] 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第219页。

[30] 参见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第250～252页。

[31] 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第232页。

[32] 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第271页。

[33]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英〕道格拉斯·安斯利英译，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