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表述资料获得：苗族调查概述

这特定二十年苗族形象的转变来源于大量的实地调查，国内团体调查次数不下10次，个人调查行为则更为频繁。这一时段的苗族调查从发起团体性质而言，很多是大规模的政府行为。马玉华在《20世纪上半叶民国政府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调查》中，以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国民政府实用功能的加强统治和巩固国防以及抗日时代的紧迫性作为时代背景，梳理了当时政府在1930年、1934年、1938年和1940年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进行的4次大规模的官方调查。[3]

较之上述大规模的政府调查，贵州省民政厅也曾对贵州苗族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调查，从《贵州省苗民概况》中可知，调查具有明显的针对性：

本厅近两年来，鉴于苗民分布各县，故步自封，生活方式，殊形简陋，虽已较前进化，惟因风俗习惯之特殊，每虞推行政教扦格，于二十四年度，派员驰赴西路苗民集中县份，实地考察。[4]

除了政府组织的调查行为之外，这一时期的苗族调查更多地表现为学术机构调查人员的参与。从调查人员的身份分类而言，这一时段的苗族调查既有国内学者调查，也有国外人士参与，既有团体合作，又有个人行动，下文将详细梳理。

一 国外人士苗族调查概况

1928—1948年的苗族调查，有一些是国外学者，如德国学者汉斯·史图博于1931年与1932年到海南岛进行苗族、黎族等民族的调查，其成果为《海南岛的黎族——为华南民族学研究而作》。鲍克兰女士于1946年7月与苗族学者杨汉先共同进入黔西南调查，其成果为《中国西部珠江上游少数民族的文明》。此外，史国禄曾在云南昆明做过调查。

关于国外学术人士的苗族调查，应重点提及鸟居龙藏。[5]关于鸟居龙藏在中国西南地区田野考察的路线和活动，有学者将其梳理出来（见表1-1）。

表1-1 鸟居龙藏在中国西南地区田野考察的路线和活动

从表1-1可知，鸟居龙藏此次西南调查涉及湘、黔、滇三省，重点为贵州苗族。在贵州，鸟居龙藏先调查了黄平等地的黑苗，后在贵定调查了花苗，随后经贵定入贵阳府并考察了青岩和定番（今惠水）附近的黑苗和花苗，最后考察了安顺的青苗与花苗后前往云南。鸟居龙藏此次的成果为《苗族调查报告》，共计30万字，除了文字表述之外，书后还附鸟居龙藏实地拍摄的苗族各支系照片90张。

除了上述提及的研究人员之外，这一时段的苗族国外表述多为传教士所为，他们当中多数以传教为主要目的，代表人物有伯格理与克拉克等。这些传教士当中亦有具备人类学素养的传教士，如葛维汉与萨维纳等。由于这些传教士在苗族地区停留的时间长，有着较多的机会接触苗族文化，故而其表述较为中肯与客观。

塞姆·伯格理1886年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他先在云南昭通，1905年进入贵州石门坎传教，直至1915年离世。由于与苗民大量接触，他根据自身经历撰写的《苗族纪实》不仅是写实散文，也是具有人类学意义的民族志。伯格理文笔流畅、感情真挚，书写了当时苗族贫困的经济状况以及对于识字教育的高度热情。此外，他还记录了自己勇斗彝族土司、只身进入苗族地区传教、修建教堂、参与创制苗文等重大事件，伯格理的这些苗族表述直到当下依然是研究石门坎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塞缪尔·克拉克（Samuel Clark）在中国西南传教长达33年，在贵州安顺居住了20多年。他对苗族表述最为集中的是《苗民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其中提到了苗民的语言和风俗习惯，记录了大量的苗民传说，摘录了一首一千多行的关于洪水的创世纪古歌，从中可以看出克拉克对于苗族口传文献的重视。他提出酗酒是苗民贫困的原因，这个观点显然是偏执和片面的。身为宗教人士，他也书写苗民宗教信仰与传统活动，全书的重点是梳理基督教在贵州非汉部落的传教历史，在最后一节提及伯格理在石门坎一带传教的过程与胜利——这是一个乌云和阳光的经历、苦难和祝福的经历、迫害与胜利的经历，这一切事业还将“继续进行”。[6]

葛维汉曾五次对当时的苗族进行实地调查，田野点集中在川南。1927年，葛维汉开始在洛表镇的王武寨调查苗族文化。1934年7月到10月，他对川滇边境地区的川苗进行考察。1935年10月，他对川苗进行考察。在长期的实地调查后，葛维汉记录了川南苗族的艺术、习俗、历史与宗教等情况，汇编成《四川苗族民歌和故事》一书并译成英文出版。此外，他还发表了《川苗的仪式》《川苗的习俗》《川苗的宗教》等有关川南苗族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详情见附录二。

这一时段的苗族国外表述首推萨维纳。从学科意义而言，萨维纳创造了苗族表述的两个第一：萨维纳是第一位撰写苗族史的人，编著了第一部苗法词典。

从表述质量而言，《苗族史》（Histoire des Miao）1924年首次出版，1930年再版，1972年再次印刷，2009年作为“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苗学部分”由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国外人士苗族表述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海外苗族研究专家王富文提出：第一部关于苗族的著作是法国教会神父萨维纳写的《苗族史》，该书1924年在香港出版，知识量是非常大的，在很多方面像是一本苗族的百科全书。[7]

从方法论而言，这是第一本提出苗族表述必须基于实地调查的专著，萨维纳批判历代苗族表述的臆想和武断：

皇帝们有时也会派一些官员和学者去苗地……但是，官员和学者总是只肯到那些比较容易到达的地区，作一些最表面的寻访。他们害怕凶猛的野兽，也害怕更为凶悍的土著。他们所到的地方，通常人烟稠密。他们能够呆的时间又很短，只是问一些套话。这样，可以想见，他们每次了解的情况并不会比之前所知的增加多少。[8]

在反思历代表述的失真之后，他以传教士的身份进入苗族地区。他写道：我并不是预先带着问题进到苗寨中去的，当我的脑袋中钻出这些问题时，我早已身处苗乡山寨了。[9]正是对于实地调查的重视，他提出学会运用该民族的语言、长时段生活在一起并仔细观察，才是了解这个民族文化最为有效的方式：

必要先学会这个民族的语言，与他们生活在一起；跟他们生活一段时间，观察他们的每一个行为，听他们的每一句话，感受他们的快乐，跟他们一起体味辛苦；仔细地观察他们的信仰。[10]

从表述内容而言，这是第一本肯定苗族民族性的专著。

第一，萨维纳肯定苗族的独立性。鸟居龙藏在《苗族调查报告》中将苗族的性格归结为阴郁沉静，其观点从苗民的容貌、音乐、色彩及花纹中得出。萨维纳将苗族的特性概括为独立性，认为独立性从来都是苗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4000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为自由而战。世界再也没有哪个民族像他们这样，为了太阳下的一块落脚之地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11]联系苗族千年计时、万里计程的长时段、长距离的迁徙，对照同时代的苗族文学表述如沈从文的寓言作品《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萨维纳提出的苗族独立性的观点具有合理性。

第二，肯定苗族是有悠久历史的民族。萨维纳认为，所有关于这个民族的重大事件都被忠实地记录下来，通过口传的方式传给后人。[12]对于口传尤其是歌谣传说的重视，使得萨维纳对于苗族历史除了肯定更有敬畏：我们必须重视这些传说，因为传说来源于历史，又超越历史。苗族传说中的内容，以我们现有的知识是无法解释，也不能否认的。[13]

第三，肯定苗族的民族文化特质。萨维纳摒弃了传统的对苗族的蔑视心理，转而肯定苗民的一些文化特质如对苗族道德和苗族反抗意识的肯定。又比如针对苗民不用阳历，《贵州边胞风习写真》提出：边胞则全用阴历。因为识字者少，大都不记得日期，备有历本之家，寥若晨星。按照这样的表述逻辑，边胞不用阳历是因为文化落后，萨维纳却提出：

这些苗人不会查阅历书，因为他们并不采用阴历记时法。他们只是凭着对山上植物的观察，看那些小灌木或者树木的开花或发芽来作判断……这些都以自然物性的观测为准。这里的自然物候历是上天所给予苗人的恩赐。[14]

换而言之，萨维纳认为自然物候观察法对于农耕民族的苗族更加具有合理性，运用阴历或阳历甚至既不用阴历也不用阳历并无文化优劣之分。此外，萨维纳还高度重视苗族语言的比较研究，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除上文提及的这些民间性质的文化调查之外，当时还有为军事目的所进行的苗族调查，如日本东亚同文会为了编著《新修支那省别全志》在全国各地的调查，其有关苗族实地调查的著作出版时间和内容见表1-2。

表1-2 日本东亚同文会的中国苗族调查

《新修支那省别全志 贵州省（上）》涵盖了当时苗族地区的自然环境、人文、都市、产业资源、工业、商业贸易、财政、交通运输、历史及名胜古迹等，内容较为翔实。

二 国内苗族调查概况

国内学者这一时段的苗族调查，表现为团体调查次数较多及个人调查十分活跃。由于调查人员复杂、调查频率较高，故而所谓团体和个人的分类并非泾渭分明，两者之间呈现交叉。

1.团体调查概况

这一时段对苗族的团队调查多属各类研究机构，诸如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山大学的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下面按照时间顺序梳理。

最早对苗族地区进行团体调查是在1928年，杨成志受蔡元培和戴季陶的委派，与俄国人史国禄夫妇及荣肇祖四人一起到云南昆明做调查。

第二次苗族调查是在1933年，中研院委派凌纯声、芮逸夫及勇士衡三人前往湘西凤凰、永绥与吉首一带调查苗族，从其调查结果《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的前言中可知，三人有具体的分工合作，大量本土知识分子和政界人士也积极参与其中。

第三次苗族调查是1934—1935年，凌纯声与芮逸夫到云南红河苗族地区进行调查。[15]遗憾的是，笔者目前尚未收集到此次调查成果的相关文献。

第四次是1937年春，从王兴瑞所著的《考察海南岛黎苗民族日记》中可知，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及私立岭南大学西南社会调查所组成海南岛黎苗考察团，由中大教授杨成志领队，团员共四人即岭大教授伍锐麟先生、何元炯君（代表岭大方面）、江应梁君及王兴瑞（代表中大方面），另有香港三星电影公司派技师邝伯鹗君随往摄制影片。[16]王兴瑞因籍隶海南，通晓方言，故而奉命与岭大何元炯君逗留黎苗境许久，观察较详，最终成果为《海南岛之苗人》和《海南黎苗调查报告》。

第五次苗族调查开始于1939年11月，1940年2月结束，由厐薰琹主持，并借调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芮逸夫任助理。他们深入贵阳、龙里、贵定、安顺等县的少数民族地区，调查了贵阳、安顺等地苗族村寨60余处，采集标本400余件，并绘制了民族服饰纹样和民俗风情图。厐薰琹绘制的《贵州山民图》等6幅图片表现出较为浓郁的苗族文化。芮逸夫所拍摄的几百张图片后来藏于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所。其后，厐薰琹根据此次调研，先后举办了三次全国美术展览：第一次是在1940年7月，举办了贵州苗族衣饰及图画的展览，地点为昆明桃园村；第二次是在1944年至1945年，在四川李庄举办了《贵州夷苗族衣饰展览》；第三次是在1948年，在南京举办了《中国西南及南部边疆民族标本展览》。这三次展览在当时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7]

第六次苗族调查在1941年，据《中国民族学史》梳理，中研院吴定良将体质调查、测量和民族文化调查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题目是“贵州苗夷体质与文化之调查”。[18]他们从1941年8月到当年年底，调查了贵州安顺的60多个村寨，调查了青苗、坝苗等。从《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之《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工作述要》可以查阅到，吴定良等此次调查得到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的大力协助。

第七次调查是在1942—1943年，中研院史语所芮逸夫与胡庆钧前往川南与黔滇交界地区进行苗族调查。从芮逸夫的田野笔记《川南苗族调查日志1942—1943》[19]和胡庆钧的《汉村与苗乡——从20世纪前期滇东汉村与川南苗乡看传统中国》[20]中可知，在约半年的调查时间中，两人重点关注四川叙永县鸦雀苗的婚丧和宗教仪式，其中芮逸夫、管东贵的《川南鸦雀苗的婚丧礼俗》详细记录了川南苗族的婚丧仪式，是川南苗族文化不可多得的实地田野资料。胡庆钧则较为注意川南苗族的现实问题，他关注当时叙永苗族的生活状况，提及西南叙永相邻地区苗佃的沉重负担，分析苗族人口的品质，重点探讨边区土地问题。胡庆钧对汉化是否等同于现代化以及历代对苗族的表述皆提出质疑与反思：

至少在四十年以前，所有关乎苗族的文字或报告，无论是出乎中国人或西方人的手笔，都不自觉地以文明人的身份来对待苗族。由文化落伍的表象，而怀疑到他们的品质，这是一种很自然的趋势。换句话说，大多数的作者对于苗族都有一种轻视的心理。[21]

除了提出这种轻视心理，他还分析了产生这种心理的原因。他认为这种文化歧视根源于表述者与苗族生活态度之歧异、表述者与苗族社会价值标准之不同、槃弧犬种与化虎传说、文人学士的宣传、种族中心思想共五个方面。[22]胡庆钧的这种苗族文化表述，体现了当时民族学学者深刻的反省和批判意识。

除了上文所述的团体调查之外，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从1939年到1942年组织了六次大规模的对贵州苗族地区的调查研究，由于参与人数广、调查次数多，只能放在此处简述。从《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之《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工作述要》可知，大夏大学对于贵州苗族地区的调查研究，既有社会研究部的学术行为如1940年3月至1941年4月对于黔东南、桂北少数民族生活状况的调查，1942年春历时三个月对北盘江各县少数民族状况的调查和1940年春至1942年对贵州各少数民族语言状况的调查，还有与政府的三次合作调查，分别是1939年春受中央内政部委托历时8个月、1939年受省教育厅民俗研究会委托历时半年、1940年春受省民政厅委托历时5个月的调查。这些调查的成果集中为《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苗胞影荟》《民族学研究论文集》第一辑等，还见于大量的调查报告如《安顺县苗夷族调查报告》《定番县苗夷族调查报告》《炉山县苗夷族调查报告》《炉山黑苗生活》《贵州省各县少数民族社会状况调查报告》《贵州省东南边陲县黑苗、生苗、侗家、水家生活调查资料》《贵州省西北路各县苗夷社会调查报告》《北盘江流域各县苗夷社会调查报告》等。大夏大学的这些苗族团体调查，由于调查时段长，参与人数多，资料获得的渠道科学可靠，故而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研究部将贵州少数民族调查研究成果，或写成报告书、资料汇编，送给有关部门决策参考；或直接服务于各少数民族的教育、社会经济发展、语言研究；或撰写成论文发表，出版专著，奉献广大读者；或者进行实物、图片展览，公布于社会，与民相见，实现其价值，变成社会财富。[23]

2.个人调查概况

这个时段的苗族个人调查根据调查者身份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客位的民族学专业学者；第二类是苗族知识分子；第三类是业余人员，多数是苗族地区的旅行者或工作人员。

就客位的民族学者而言，除了上文团体调查提到的诸多民族学家，丁文江、王文萱等也在苗族地区进行过短期调查。从调查成果而言，这一时段的苗族调查需要重点提及杨成志。

上文言及，1928年，杨成志受蔡元培和戴季陶的委派，与俄国人史国禄夫妇及荣肇祖一起去云南做调查。随后，他只身一人前往云南、四川交界的凉山地区做调查。在此期间，杨成志将涉及少部分花苗文化的成果撰写为论文《关于花苗的语言和惯俗一般》。他还拍摄了18张花苗照片。在这篇论文中，他梳理了苗族称谓源流：

苗的名称，根源于《书经》所载的“三苗”和“有苗”，或谓其语言似“猫声”而得名（如T.de.Lacouperie的主张是）；或谓其自称为“Mung”或“Hmung”而得名（如L.D.Laionquiere的主张是）；更有的说“苗”字的由来是从“Mu”，“Mun”，“Mu’n”，“A‘M’on”，“Mon”，“Naw”和“nHun”转变而成的（见苗族调查报告），然而我调查云南巧家和永善两县的花苗，他们称自己为“A Moau”，这又可值得注意的。[24]

除了借用苗族的本土音译之外，杨成志提出考苗族名称之繁多，实由汉人依照其姓氏、地域和装束来分门别类，但就实地调查的花苗来看，花苗的名称，因他们穿各种色泽的花衣而得名。[25]在解释花苗名称之由来之后，他就花苗的特性、装束、信仰、婚姻、丧葬、传说、歌谣和语言等作出简单梳理。在寥寥数语中，他概括了花苗独特的文化，如花苗葬俗从前没有坟墓而且棺材是横埋，如今则与汉人一样，可谓当时花苗丧葬文化较为难得的文献记录。

从他后期的著述来看，杨成志此行的西南调查并非偶然行为，完全是学术自觉后的实际行动。

为什么要调查西南民族？杨成志给出了四个理由。首先是学术上的研究，具体为人类学的测验、社会学的考察、民俗学的探讨、语言学的比较、文字学的研究、历史学的旁证、考古学的推求。其次是民族主义的实现，要实现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必须先明白其言语、心理、惯俗和文化，而这一切必须通过实地调查完成。再次为考察上的实行。他先是批评传统文人士子重读书轻调查，故对西南民族的表述数量较少且多为捕风捉影之谈，靠得住与写得实的记录，实不多见。此外，考察西南民族需要国内学者到民间去，而不能依靠外国人越俎代庖。最后，则是文化上的贡献。传统中国经史子集的文献全为汉族文明，西南民族的固有文化需要各类专家到民族深藏宝库中去开掘。[26]

此外，岑家梧1938年赴云南东北的嵩明对苗族进行调查，在《嵩明花苗调查》中，他不仅大量引用《云南通志》《嘉庆一统志》《黔南识异》等文献，还采用了同时代文人杨力行的著述《湘西的苗瑶和屯政》。

就苗族知识分子对苗族的调查情况而言，三个方言区都有人参与，东部方言区的石启贵、中部方言区的梁聚五与西部方言区的杨汉先下文将专节梳理，此处省略。这一时段的苗族调查以西部方言区石门坎成就最大，由于有教会的教育系统，不少苗族有了学习汉文的机会，民族意识觉醒，他们当中不少人或调查或记录当时的苗族文化，表现出较为活跃积极的态势。

王建明、王建光兄弟是较为突出的代表。1938年，即将大学毕业的王建明选取了苗民社会的课题作为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他沿贵州的贵阳、安顺、水城、威宁一直到云南的昭通、大关，四川的筠连、宜宾、珙县等苗民居住区，走访调查山区苗民的生活、生产情况，历时3个月，最终完成1万多字的毕业论文《西南苗民的社会形态》。这篇论文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西南苗民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文化教育、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和婚礼丧葬等情况。较之于客位民族学家对于文化的关注，王建明在论文中重点探讨了西南苗民的土地、教育等民生问题，表现出苗族学者对广大苗族同胞的深切关怀。

王建明的兄弟王建光1939年毕业后被留在教育部，当年即随着教育部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到川、黔、滇、桂四省考察。他耳闻目睹少数民族教育状况的落后，萌生“教育救国”的理想，关注苗族教育，悉心研究苗族文字，编有《苗族字典》，并发表论文《苗民的文字》。

同为石门坎的第一代知识分子，王明基、杨芝等人积极搜集苗族古歌与故事。王明基对苗族古歌、故事、传说颇有研究。他利用在教会担任巡视员的机会，调查拜访了各地苗族老艺人、老歌手，并用苗文将他们的说唱内容记录下来，还收集了大量的苗族神话故事、古歌、传说、祭祀辞等苗学史料，为抢救苗族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段时间的苗族调查除了上述梳理的这些个人调查之外，因为抗战或工作或旅游等机缘，不少外来者也曾对苗族地区进行过不同程度的调查，这属于第三种调查，即业余人士的苗族调查。

薛子中1934年曾在中国西南进行了一年多的漫游，在《匹马苍山》中，他提到苗民土地权丧失、苗匪畏官如虎、威宁苗族三吹三打和鹑衣千结的极度贫困现象。[27]正如他者评论：在中国西南地区旅行期间，薛子中进入了当时尚乏人涉足的苗族等少数民族区域，记录了一些难得的第一手田野资料，受到了学界的重视。[28]

林冰因为工作的原因，曾有机会接触苗族文化：本人因为职务的关系，奉调到贵阳服务，曾取道西南公路的湘黔段，现更奉派到东线工作，在这一段公路上已经过了两次来回，虽说不上有什么经验，但就表面上看得见听得到的略知道了一些。[29]其苗族表述记录了当时苗族的一些交通现状，可视为苗族地区交通志的实时记录。

1938年春，长沙临时大学西迁。师生三百人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走到昆明。旅途中，团员各就性之所好，学之所专，从事种种考察和研究。其中钱能欣的《西南三千五百里》、杨式德的《湘黔滇旅行记》都是这次旅行调查的结果，这些以散文形式书写的游记成为当时苗族文学表述的重要内容。

除在团体调查中提到的艺术家厐薰琹之外，叶浅予、关山月、黄尧、董希文、黄异、马得等画家亦在抗战之时来到贵州，深入苗族地区采风。抗战期间，叶浅予大部分时间寄身于西南大后方。1942年他从桂林去重庆，在贵阳换车，偶然一次在花溪镇赶集，为满身绣花的苗家打扮所吸引，决定推迟重庆之行，前往惠水，深入摆金，体察苗族地区的生活，搜集形象资料，准备用中国画笔墨描绘色彩丰富的苗区生活风貌。1943年春季，他曾试写苗区人物画，在重庆展出，画已散失，而原始速写尚在手头。[30]他所作的7幅《苗区画》，画风明丽活泼，较之历代《百苗图》的简略勾勒，更立体更生动地呈现了苗族形象。

除画家之外，当时不少在苗族地区工作的工作人员利用地理优势搜集了大量苗族歌谣。刘兆吉在《西南采风录》中坦言，虽然旅途辗转于湘黔滇三省，经过很多苗家的城镇村落，也有大量的机会接触苗家同胞，然而由于言语不通，他仅采集了两首严格意义上的苗歌。[31]比较而言，申廓英在苗族地区的歌谣调查工作可谓得心应手。他提及自己曾服务于湘川公路，利用时间和地理优势广泛采集：

特于公退之暇，走上茅庐草舍，田畔森林，洞口寨上，溪边渡头，遇着苗僮村女，樵夫牛郎，辄向其采风问俗，叩水询山……费时十余越月，跑路数十乡，辗转介绍之人，亦达数十余人，共搜罗三百余首。[32]

前文言及，1928—1948是苗族表述的重要转折。这样的转折绝非意外，而是基于大量的实地调查以及第一手田野调查所呈现的整体而系统的苗族表述。曾任贵州省政府主席杨森评价历代关于苗族表述的虚构与想象时提及：中国古代学者，矜奇炫异，贵耳贱目，对边胞风习生活记载，往往向壁虚造，或传闻失实，实鲜正确之报道。[33]这个时期的实地调查改变了传统的表述方式，大量的田野调查、田野日志记录了真实、客观与鲜活的苗族生活场景。由于调查次数多、参与人员身份复杂，既有国外人士，又有国内学者、工作人员、旅行人士，故而上文仅仅是略微梳理其大概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