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际发展援助理论的发展历程与基本内容

国际发展援助理论是与国际发展援助实践相伴而生的。在这个过程中，国际发展援助的实践不断为国际发展援助理论提供解释的基础，并充实和完善着国际发展援助的理论。国际发展援助理论则为国际发展援助的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指导。

一 国际发展援助理论的发展历程

国际发展援助理论与其实践相伴而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今，国际发展援助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演进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二战后至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开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发展援助的先河。它在欧洲的实践获得了巨大成功，使人们对推动以增加国民生产总值（GNP）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充满信心，促进经济增长成为这一时期的基本目标。此时，国际发展援助战略的核心就是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其指导理论是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强调资金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当受援国不能实现满足自身经济增长的资本积累时，国际发展援助就发挥了帮助受援国增加资本积累的作用。在这一时期，大量的发展援助资金从援助国流入受援国，从而提高受援国的资本积累，促进其经济增长。此时，大推进理论在这一阶段也发挥了作用，它强调大规模投资作用于各重要工业部门才能破除阻碍经济增长的瓶颈。因此，这一阶段的国际发展援助大量投向了经济发展受阻的部门，推动了很多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社会项目的实施。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二战后迅速兴起的国际发展援助的实践主要得益于冷战的爆发，即源于政治原因。这一实践充分论证了国际发展援助的国家利益理论。

第二阶段，20世纪50～60年代。50年代，国际发展援助以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为目标，受援国接受了大量的国际发展援助来弥补国内储蓄的不足，因而产生了大量的外汇赤字。同时，由于进口替代和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剩余劳动力和农业部门被忽略，当工业部门不能吸收剩余劳动力时就产生了就业不足的问题。因此，60年代的国际发展援助目标逐渐转向促进受援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和增加就业。此时主要采用两缺口模型来解读国际发展援助，并以此作为支撑国际发展援助政策及其实践的理论基础。该理论模型强调要保持国内储蓄和外汇收入的平衡。两缺口模型从理论上论证了如何解决经济增长所需的资金问题后，又产生了关于投资方向和重点领域的讨论。根据这一思路，这一阶段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成为衡量国际发展援助投资方向的重要指标。这一阶段的国际发展援助政策逐渐包含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适当的价格政策、税收政策等，实行工农业的均衡发展，进行财政改革和制定部门发展计划等。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国际发展援助的扩展依然体现了援助国的利益需求，强调投入产出效率的问题。它完全切合国际发展援助国家利益理论的阐释。

第三阶段，20世纪70～80年代。60年代众多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失败，加剧了诸多发展问题，如就业不足、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国际债务负担日趋沉重等问题。70年代以后，对国际发展援助的目标进行了新的调整，开始实行大规模的国际减贫。这一阶段著名的依附论较深刻地解释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国际体系原因。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中形成的“中心—外围”的依附结构，是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滞后和贫困问题丛生的根源。为了实现国际减贫计划，摆脱依附结构，发展中国家需要进行内部的政治经济结构调整，推动工业化发展。进入80年代以后，新制度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为国际发展援助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即认为援助国应为受援国提供以经济结构调整方案为条件的国际发展援助，从而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和缓解国际金融体系的危机。这样，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带有附加条件的国际发展援助日益普遍。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国家内部因素的外化理论可用于解释发达国家借助国际发展援助向发展中国家推广其价值观，通过向受援国提出政治性或经济性的附加条件来实现国家内部因素的外化。

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进入90年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历了痛苦的政治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以后，逐渐进入了新的发展轨道。但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发展援助初始的政治因素消失，同时大多数国际发展援助未能取得实质性成功，导致国际发展援助进入“疲劳期”，援助数额急剧下降，但是更多的援助用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这一阶段国际发展援助的目标主要是继续协助受援国进行经济结构和政策调整，以实现制度变革。其指导理论仍是新制度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该理论强调要创造有利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激励机制，要为经济运行提供基础制度保障等。这一阶段的国际发展援助的实践主要是通过继续实施带有附加条件的援助，贯彻发达国家的发展理念和思路，从而对受援国的经济政策调整施加影响。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冷战结束对国际发展援助产生负面影响正是对国家利益理论的佐证，进一步说明了国际发展援助源起于国家利益的追求。同时，这一阶段国际发展援助更加强调提供带有附加条件的援助，更说明了国际发展援助本是援助国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当然，国家内部因素的外化理论在提供带有附加条件的国际发展援助中依然适用，充分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通过国际发展援助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本国的价值观，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方向的战略意图。

第五阶段，进入21世纪后至今。国际发展援助进入转型期，援助资金水平开始恢复。在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中，2003年的援助水平已经达到各国国民总收入的0.25%，即685亿美元。随后，联合国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和2015后可持续发展目标，成为国际发展援助的重点方向，即不再主要局限于受援国的经济结构和政策调整以及制度变革，而是转向国际减贫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并且更多地关注环境、气候变化和全球价值观等国际社会的热点议题。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除了传统的援助国以外，多边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在国际发展援助中所起的作用得到极大的加强。新制度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仍在这一阶段国际发展援助中起到理论指导作用。在具体措施方面，一方面发达国家的援助国仍然通过有条件的援助向受援国施压，要求其改进政府的治理能力以提高援助的效率；另一方面，国际社会施行更加有针对性的国际发展援助行动，以实现有效缓解受援国的贫困问题。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借助第三方力量实施国际发展援助，从而提高援助效率，这正是超国家理论的现实体现。国际发展援助的具体实施过程也出现“超国家化”，多边平台和多方合作越来越多地用于援助实践。目前，国际发展援助已经成为主权国家融入国际社会、建构国际社会以及发展国际社会的积极体现，是主权国家承担国际义务、履行国际责任的基本方式，是推动全球和谐共荣发展的基本要素。

二 国际发展援助主要理论的基本内容

国际发展援助理论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时代、理论和实践背景。20世纪中期，国际发展援助理论通常从国际政治学视角和发展经济学视角进行阐述。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国际发展援助的理论包括国家主义理论、超国家主义理论、国家内部因素外化理论等。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国际发展援助的理论包括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两缺口模型、大推进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等。

国家主义理论认为，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就相当于法人代表，其一切行为的根本目的是为国家利益服务。国际发展援助也是如此，国家主体通过实施国际发展援助来保护和促进国家利益。国家主义理论对应了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其代表人物包括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家摩根索和新现实主义理论家沃尔兹等。摩根索认为，无论何种形式的援助都是援助国推行外交政策、谋求国家利益的工具，人道主义援助也不例外，因为“当它在一个政治背景下运作时，确实可以发挥政治作用”，“在对外援助的旌旗下并没有更高的道德原则”。[1]沃尔兹也认为，对外援助是世界主要大国谋求建立霸权的工具。他以美国的对外援助为例，认为美国的军事援助是为加强两极世界的安全体系服务的，而美国的经济援助就像行贿一样，是为了争取盟友、朋友和增强援助国的国力以及遏制共产主义，从而建立“合适的世界秩序”的工具。[2]总之，国家主义理论认为国际发展援助是国家追求利益和权力最大化的工具之一，其本质和目的都是政治化的，不存在真正的道德。

超国家理论认为，援助国应超越国家界限，加强在援助方向和内容上的协调统一，避免内部竞争，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相互补充，从而提高国际发展援助的整体效率，实现国际发展援助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因而旗帜鲜明地反对国家主义理论将国际发展援助作为实现援助国利益的工具，主张以满足受援国人民的基本需求和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根本目标。超国家理论对应了国际关系的理想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为了促进全人类的进步，富国应该帮助穷国。这实际上也是在帮助富国自己。盖·阿诺德在《援助与第三世界：南北划分》一书中认为，在英美国内实施的社会福利也可以在富国与穷国之间实施，“富国应该帮助穷国，穷国只有靠国际共同体的援助才能够摆脱贫困；穷国通过发展进入世界经济体系，变为更强的贸易伙伴，这将为发达国家出口提供新的市场，从而使得双方获利”。[3]

国家内部因素的外化理论认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所有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家成为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并通过推动全球化来推广其价值观。国际发展援助便是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工具。该理论主要用于解释不能用国家利益理论和超国家理论来解释的国际发展援助现象。国家内部因素的外化理论对应了国际关系的结构主义理论。其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隐性剥削利益观，认为发达国家实施的国际发展援助主要是将自身利益置于对他国进行剥削的基础之上。这种观点注重国际经济的不平等，强调国际发展援助是援助国有意使用的一种工具，其目的在于通过提供援助施加控制和影响，以确保受援国的发展能够有益于援助国的自身利益，维持其在国际劳动分工中的支配地位，并借以维护殖民体系以及自身在体系中的统治地位。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以凯恩斯的“收入决定论”为理论基础，考察一个国家在长时期内的国民收入和就业稳定均衡增长所需的条件。该模型假设全社会所生产的产品只有一种，总体上储蓄总量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是一个常量，不存在技术进步，产品的规模收益不变，只有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该模型主要从资本的供求出发，讨论变量之间的联系，从而考察经济的动态增长规律。该模型的含义说明，经济增长来自投资。投资既可以创造收入，又可以增加生产能力。充分就业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同样的，生产能力的扩大也可以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是影响早期国际发展援助的重要理论模型，根据该模型出台的最重要的援助策略就是通过国际发展援助为受援国提供急需的资金，刺激投资和增加就业，从而推动受援国的经济增长。

两缺口模型同样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两缺口”指的是不能满足经济持续增长的储蓄缺口和外汇收入缺口。两缺口模型认为，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需相互调解平衡。调解平衡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方式是不利用外资，仅就缺口本身进行修补，采取增加储蓄或削减国内投资，扩大出口或减少进口等来达到平衡。另一种方式是从缺口之外开辟新的财源，通过引进外资，使两个缺口实现平衡，以促进经济增长率提高。两缺口模型是影响早期国际发展援助的重要理论模型，根据该模型出台的最重要的援助政策就是通过国际发展援助，弥补受援国国内经济持续增长所急需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该模型从理论上界定了国际发展援助的重要功能是为受援国弥补外汇的不足，同时也强调了国际发展援助对于受援国经济发展的计划和调控功能。如果受援国缺乏计划地盲目引入外资，不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还会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

大推进理论讨论了如何利用现有的资本产生经济持续增长的方法。大推进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贫困、失业和收入不均等问题，必须大力发展工业，实现工业化。实现工业化必须首先增加资本投资。发展中国家通过实行大推进发展战略，全面地、大规模地在各个工业部门（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资本，通过投资的“大推动”，来冲破经济贫困落后和停滞的束缚，推动整个工业部门的全面发展，从而迅速实现工业化，达到经济增长的目标。大推进理论强调要集中资金大规模投入到各重要经济部门，从而提高社会收入，促进经济增长。在早期的国际发展援助实践中，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和两缺口模型从理论上为国际发展援助在受援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定位，大推进理论则从理论上对如何使用国际发展援助提出了实施战略。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制度主义逐渐成熟并占据经济发展理论的主流地位。新制度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把制度等非经济因素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变量看待，进而探讨国际发展援助等问题。其主要观点包括：第一，强调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相互影响并相互作用；第二，强调不同制度环境中的经济运行成本不同，因此选择一种降低经济活动交易成本的制度体系至关重要；第三，强调制度对于规范经济行为的重要性，认为制度可以保障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4]在1980年以来的国际发展援助实践中，制度变迁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新制度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为20世纪80年代受援国的发展困境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社会交换理论是本书中尝试使用的社会学理论，用来补充21世纪国际发展援助理论的不足。社会交换理论于20世纪50年代末在美国产生，在随后的一二十年里逐渐发展成熟，成为重要的社会学理论之一。社会交换理论包括行为主义交换论、结构主义交换论、相互依赖理论和交换网络理论四种不同的理论流派。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霍曼斯是行为主义交换理论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他认为，进行交换的社会行为是一种期望得到最大回报的理性行为，行为者可以通过提供或停止提供资源对另一方施加影响，该理论源于斯金纳的行为心理学。美国的彼德·布劳是结构主义交换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社会交换过程会引起社会结构的改变，从而通过资源交换过程产生权力的分化。该理论源于经济学原理。蒂博特与凯利是相互依赖论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在社会交换关系中，双方的行为都有可能影响对方的报偿—成本状态，因而均相互施加了影响，即运用了一定的权力，该理论源于博弈论和强化理论。埃默森是交换网络理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权力和依赖在社会交换关系网络中是相互转换的，他把网络中的交换关系分为谈判性交换（negotiated exchange）和互惠性交换（reciprocal exchange）。谈判性交换的动机和条件明确，而互惠性交换往往表现为一方单方面地给予另一方资源，虽然期望得到回报，但不表现出明确的讨价还价。[5]该理论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和社会网络分析的结合。尽管以上四种社会交换理论流派各自有不同的侧重点，但作为社会交换理论，它们都强调了交换双方在交换关系中均受益是交换关系得以维系的必要条件。从利益交换的视角，社会交换理论可以为国际发展援助的理论研究做有益的补充。

社会交换理论强调的交换双方在交换关系中均受益是交换关系得以维系的必要条件，学者丁韶彬从这一视角来解释国际发展援助中的援助—受援关系。他将社会交换理论作为立论依据，提出了研究假设：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援助是一种稀缺资源，援助—受援关系是一种互惠互利的交换关系，受援国在援助问题领域拥有一定形式的可供讨价还价的权力资源。[6]为了使理论假设细化并可以验证，他从权力和利益两个维度对援助国和受援国关系进行了类型划分，包括互惠型利益关系、利他型利益关系、利己型利益关系和互惠型援助关系等。[7]他用美国和日本战后至今对外援助的历史以及美国和日本对华实施的援助实践进行理论检验，证明国际发展援助中的援助—受援关系是利益交换的互惠关系，并且互惠性越强，援助关系越稳定。在上述论证的基础上，他指出中国的对外援助也是互利互惠的交换，并且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一样的利益诉求。[8]

利用社会交换理论审视国际发展援助中的援助—受援关系，为国际发展援助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框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援助的本质，对国际发展援助的理论发展和国家理性援助的决策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中国“提供外援的目的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9]这是指导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原则，由此打破了发达国家的援助垄断，与许多西方国家的对外援助理论有着根本的区别。并且，中国的对外援助经历了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对外援助，特别是物质援助与教育援助的形式和内容有较大差别，并非一概而论的“互利互惠的交换”，而是突破了某些理论限制。如今，由于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现实需求，本书利用社会交换理论分析国际发展援助实践，对于中国加强互利共赢、优化援助项目、创新援助方式、促进发展援助的法制化进程等方面无疑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