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燕园和清华园的岁月

燕京大学一年

1930年暑假夏鼐由光华附中高中毕业时，考试成绩优异，本来可以免试升入光华大学本科，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整整一年都在加紧准备功课，要么投考交通大学工科，要么投考清华大学文科，以期走向更高的目标。然而事与愿违，他在毕业考试之后突然发现患有沙眼，交大和清华都不能报考，感到无限的失望。于是退而求其次，改变为既在上海报考燕京大学，又去南京报考中央大学，结果两个大学都被录取。夏鼐经过慎重考虑，决定长途跋涉，远赴向往已久的中国文化中心——古都北平，先行就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8月30日恰逢“七夕”女儿节，夏鼐辞别了日渐衰老的双亲和怀抱不满周岁爱女的娇妻，由温州乘船去上海，次日到达。由于正值蒋、冯、阎中原大战，津浦铁路不通，只得再乘海轮北上。9月2日清晨，在上海外滩登上英商怡和公司的“定生号”轮船，9时起锚远航。2日当天，风平浪静，轮船行进在万里碧波之上，虽不啻一叶扁舟，但饮食起居尚较正常。第二天（3日），风浪颇大，颗粒未进，仅食数枚去皮橄榄，偃卧床上将林纾译本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阅读完毕。第三天（4日），早晨略进咖啡及饼干，8时抵达威海卫时，轮船没有靠岸，停泊海上一小时许，倚栏眺望威海卫和刘公岛；午餐后在烟台停泊约4小时，轮船继续航行，风浪更大，略进晚餐后又偃卧床上。第四天（5日），早餐后赴舱面闲眺，四顾茫然，并无片帆孤屿，朝阳为叆叇黑云遮掩，仅射微光于海面；少顷微雨纷纷，天空阴霾，只好仍下舱偃卧。午间船进大沽口，下午4时抵天津。第五天（6日），晨8时乘北宁路火车，于12时许终于到达北平前门车站。夏鼐面对巍峨的正阳门和箭楼，感到虽然没有前门牌香烟盒上的图画那么优雅，长时间的风吹雨打已使它们显得越发古朴，但这才是真正的东方艺术。车站门口有燕京大学的新生接待站，接待人员热情地引导他在附近用餐、领取行李，后乘黄包车经东交民巷去东安市场购物，再去南池子搭乘燕大校车。车行半个多小时，穿过遍布高粱、玉米的田野，夕阳西下时分进入秀丽的燕园。

燕京大学的校舍，是在明代米万钟“勺园”、清代和珅“淑春园”等园林的基础上，于1921年开始营建的（1952年夏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燕园成为北京大学的校址）。夏鼐入学时校舍全部建成不久，看到各处都是崭新的面貌，心中非常愉快。二三十幢雕梁画栋的宫殿式楼房，大小不同，功能各异，分布在茂密的树林之中，衬托着绿茵般的草坪，产生无限的美感。进入燕大校门，跨过校友桥，便是全校的中心。迎面为雄伟的“贝公楼”（现称“办公楼”），楼前草坪上耸立一对原置圆明园安佑宫前的蟠龙石华表，左右两侧分列文、理学院教学用的睿楼和穆楼（现称“大雅堂”和“外文楼”）。穆楼右后方往东，有男生第一、二、三、四宿舍楼（1952年后曾改称“德斋”“才斋”“均斋”“备斋”，现称“红一”至“红四”楼），及夹在其间的第一、第二两个食堂楼（现称“红五”和“红六”楼），迤逦罗列至未名湖畔。未名湖东岸有男体育馆（现称“第一体育馆”），及仿通州燃灯佛塔的辽式“博雅塔”（水塔），南岸则有花神庙。睿楼以南有图书馆（现为北大档案馆）、适楼（现称“俄文楼”）和姊妹楼（现称“南阁”“北阁”）、作为女生宿舍的四个院落（1952年后增建两个院落），以及女体育馆（现称“第二体育馆”），等等。

就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时的夏鼐，及其当时居住的第一宿舍楼（现北大红一楼）

夏鼐在燕京大学注册的社会学系，属于法学院，学号30040；入住的宿舍是邻近贝公楼的第一宿舍楼上层北头东侧的229号房间[1]。出该宿舍楼北门右转，有复道与第一食堂楼连接。宿舍楼的墙体很厚，夏季颇为凉爽，冬日辅以暖气也很舒适；内部的生活设施相当完备，楼上和楼下中部的西侧，各有一间兼供沐浴的宽大卫生间。每个房间的面积将近20平方米，住两位同学，钢丝床上垫以厚厚的草垫，二人合用一个宽大的书桌，两面各有一屉，南北两壁各有一个用以放书的搁板，另外还有一个二人合用的立柜或五斗橱。与夏鼐同住第一宿舍楼229号房间的，是光华附中同学、经济系的刘古谛。由于所住房间不久前曾有人在其中自缢身亡，胆小的同学往往闻而却步。有一次几位光华附中时期的同学来访，其中两位女同学听说后吓得连忙逃走，而他始终安之若素。有时刘古谛进城未归，他独自睡眠也无所畏惧。刘古谛后来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学系，继而赴美留学，归国后曾任广西银行行长等职。

夏鼐当时接触较多的同班同学，主要有蒋旨昂和瞿同祖。蒋旨昂后来是社会学家，执教于华西大学，曾在四川汶川、理县一带进行民族学调查。瞿同祖系清末重臣瞿鸿禨的嫡孙，后来是历史学家，曾任西南联大教授，后长期执教于美国哈佛大学，“文革”前夕回国，1978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1980年作为夏鼐率领的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成员，出席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母亲赵兰坤女士，也是他们的同窗。

夏鼐在燕京社会学系一年级所修基础课有国文和英文。国文老师钱穆原是苏州的中学教师，经由顾颉刚鼎力推荐到北平，应聘为燕京大学国文系讲师。据回忆，钱穆终年身穿长袍，用曾国藩选编的《经史百家杂钞》作教材，“以临时机缘，或学生申请选授一篇”；讲课时，他左手执书本，右手拿粉笔，在讲台上踱来踱去，讲到得意处则突然停步，笑对台下同学，谈吐风趣，兴味盎然。[2]考试的方法较为活泛，或者出一两个作文题目，或者由同学自定作文题目，按预定时间交卷即可。第一学期末的作文题目是：（一）“到校半年之回顾”；（二）“《史通·疑古篇》书后”。第二学期末自定作文题，夏鼐写了《五四运动发生原因之探究》。[3]夏鼐在光华附中已有良好的英文基础，为追求更高的目标，他要求自己每天阅读英文书100页，做到“与其读快而不入脑筋，宁可慢读而领会每句话、每个字的意义”，坚信“读书没有一蹴便到的捷径”，“不能太取巧以贻后悔”。夏鼐在课外认真阅读了英国诗人丁尼生（Tennyson，A.）《亚瑟王之死》、英国作家狄更斯（Dickens，C.）《双城记》以及威尔斯（Wells，H.G.）《史纲》《莎氏乐府本事》等名著。他读书时坚持的良好习惯是，对于有中文译本的外文书，无论部头大小，总是相互对读，在加深理解中订正中译本的误译。例如，阅读歌德（Goethe，J.W.）的《浮士德》时，将郭沫若中译本与英译本对读，并作札记。他还参加过英语辩论会，题目是“Resolved：Environment Has Greater Influence upon a Person than Heredity”（毫无疑问，环境比遗传对人的影响更大），持反方意见，即主张“遗传对人的影响更大”。

当时的专业课主要有政治学、经济学和生物学，都由早年留美的名师讲授。政治学教授萧公权，曾任教于十多所大学，主讲中外政治思想史，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经济学教授任宗济，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问题研究。他们指定的课外参考书很多。夏鼐在这一年阅读的中文参考书有：漆树芬《经济侵略下之中国》、朱新繁《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各阶级》、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河上肇《经济学大纲》（陈豹隐译本）、波格达诺夫《经济科学大纲》（施存统译本）。英文书有：黑斯（Hayes，Carlton J.H.）《欧洲近世政治社会史》（A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威洛比（Willoughby，W.F.）《现代国家的政府》（The Government of Modern States）、加纳（Garner，J.W.）《政治学与政体》（Political Science and Government）。他还陆续阅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资本论》《哲学的贫困》《费尔巴哈论纲》，恩格斯《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国家与革命》，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等等。夏鼐也曾详细阅读若干大部头英文社会学论著，如索罗金（Sorokin，P.A.）《当代社会学学说》（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ies），上下两册合计1400多页。该书详细阐述了当代社会学各个学派的主要观点，并进行适当的批评。他边读边作札记，因而对当代社会学的流派了如指掌。

生物学的授课老师李汝祺，是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Morgan，T.H.）的弟子，曾任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和中国遗传学会理事长。夏鼐一度对生物学很感兴趣，感到既不像数学、物理学那样枯燥，又不像文哲学科那样虚浮。他曾认真阅读英文原本伍德罗夫（Woodruff，L.L.）《生物学基础》（Foundation of Biology），并将书末的索引译成中文，又曾阅读克罗伯（Kroeber，A.L.）《人类学》（Anthropology），其中讲到人类化石、先史时代与考古学。他还注意到杨钟健、裴文中关于周口店遗址和北京猿人化石的论文。这与夏鼐后来以考古学为自己的专业，不无一定的关系。

另外，专业课还有林东海的“社会问题”，夏鼐不感兴趣。至于选修张尔田的“中国史学概论”、俞平伯的“小说研究”，虽然都是为了凑学分，但也曾认真撰写张氏所著《史微》的读后感，及颇有见地的《小说与话本之比较》一文。夏鼐在课余时间，还收集资料，准备撰写乡先辈叶适（水心）的年谱。叶适是南宋时代的思想家，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提倡“功利之学”，反对空谈性命。令人遗憾的是，夏鼐未能将这部年谱写成。

夏鼐在课外，与同学有时去体育馆打乒乓球，有时在宿舍打桥牌或下象棋，偶尔也会为输赢争执得面红耳赤。但他更喜欢钻进图书馆的书库，信手翻阅书架上的书刊，往往待上大半天，深感广泛涉猎是增长知识的有效途径，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后来，燕大图书馆为避免书刊丢失，改变为闭库制，他感到很不方便，认为图书馆为阅读者方便起见，应该将书库开放，增强书刊流通的效率，纵使有不肖之徒私窃书刊出外，也只好忍痛耐受。他主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以后，所内的图书室始终坚持有限制的书库开放制度，使所内研究人员受益匪浅。夏鼐在每天午休以后，照例从第一宿舍楼南行数十步，去图书馆浏览各种报纸，北平出版的《北平晨报》《京报》《民国日报》《华北日报》《全民报》《世界日报》《英文导报》，天津出版的《大公报》《益世报》《庸报》，上海出版的《申报》《时报》，十几种报纸逐一翻阅。他还经常阅读综合性大型刊物《二十世纪》《东方杂志》，以及英文刊物《美洲评论周报》和《当代历史》，密切关注各方面的社会新闻，并不时与同学进行坦诚的讨论。他自认为是“天生的读书种子”，曾在当年的日记中述说自己“念书成了瘾，用功这字和我无关，要克制欲望以读书才配称用功，上了瘾的人便不配称用功。不过我的读书瘾是喜欢自己读书，不喜欢有教员在后面督促着。”[4]

夏鼐初到北平游北海时手绘的琼岛景观速写

那个时候，夏鼐还不善于交际，特别是由于不大会讲普通话，遇到北方人往往一句话也不敢说，所以经常在一起闲谈的主要是温州老乡或者光华附中的老同学，大家也不时在假日出去郊游。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一道遍游北平的诸多景点。城内的故宫、北海、瀛台，西郊的颐和园、圆明园、万牲园（今动物园）、香山、八大处，远郊的妙峰山、八达岭，都留下了夏鼐的足迹。1931年清明前往八大处时，十人同行，八人骑驴（另二人胆小，乘黄包车），浩浩荡荡，时而驰驱，时而缓辔，穿行在新柳夹道的郊野之中，但见淡淡的嫩绿色衬着蓝天，像薄雾，又像轻纱，感觉分外的新鲜，由此也领略到古人所谓“柳如烟”的妙处。5月24日与几位同学远道参观妙峰山进香活动。事前进行资料准备，他特地借阅《民俗周刊》的“妙峰山进香调查专号”（1929年出版）。当天清晨6时许乘黄包车从燕京大学出发，两个小时车行40里抵达山脚小憩，9时许由山脚步行40里上山，正午到达金顶的娘娘庙（碧霞元君祠），饱览香会的各种民俗风情，还曾在神殿戏求一签。往返160里，历时14个小时，回到燕大已是晚8时许，劳顿得精疲力竭。

经过一段时间的亲身体验，夏鼐觉得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并不适合自己，决心离开环境优美的燕园，转学插班到向往已久的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