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立志为中国田野考古献身

出国留学前的业务准备

1934年10月2日，清华大学本年度报考的第二届留美公费生录取名单在报纸上正式公布。原定录取25名，其中电机、机械各2名及航空1名，因报考者成绩过差而空缺，实际录取20名，夏鼐居于榜首。本来是学习中国近代史的，却考上了考古学，令人惊讶。吴晗就说：“这一个转变实在太大，由近代史一跳而作考古，相差到数千年或数万年了。”第二天，夏鼐一面去清华大学图书馆借阅李济著《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一面向清华历史系各位老师广泛请教。这时，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已去苏联和欧洲考察，随后离校从政，他便先向代理系主任刘崇鈜教授报告自己的计划，打算在国内准备一年：本年下半年预备书本上的知识，明年春季进行考古发掘实习，暑假再行放洋出国。继而到中国通史授课老师雷海宗教授处，雷先生说自己对考古学不熟悉，将来校中自会指定导师，目前可阅《大英百科全书》及《剑桥上古史》中有关考古学的部分。又至西洋通史授课老师孔繁霱教授处，孔先生也说自己对考古学不熟悉，如果要咨询这方面的事情，可以去傅斯年先生处，并取出一张名片写了介绍。继而又阅读商承祚《殷契佚存》，叶玉森《铁云藏龟拾遗》，罗振玉、王国维合著《流沙坠简》，摩根（Morgan，J.de）《史前人类》（Prehistoric Man），以及《安阳发掘报告》第1～4册等书刊。

清华大学正式确定傅斯年、李济为夏鼐出国留学的指导老师以后，夏鼐于10月30日清晨偕同吴晗进城，前往地安门内大街东侧黄化门街的铁匠营胡同（今吉安所北巷），晋谒傅斯年先生。第一次去时，傅先生尚未起床。他们便去地安门大街西侧米粮库胡同的胡适先生寓所，找到在那里协助胡先生整理资料的罗尔纲。稍后，夏鼐与吴、罗二人一道，再次同赴傅先生家，请教关于出国留学的研究计划。傅先生先说，等他去南京与李济先生商量以后，再作详细答复。又说，学习考古学有三个方面：一是史前时期的发掘与研究，二是历史时期的发掘与研究，三是博物馆方面。至于将来出国，他感到可以去英国或美国，因参加实地工作的机会比较多；而法国人太小气，不如英、美两国。傅先生还说，国内准备阶段可以去安阳实习一次，现下梁思永先生正在安阳主持侯家庄西北冈殷代陵墓区的发掘，等写信同他商量后再行告知。

此后，夏鼐先在清华奋力阅读中外文考古学论著。一个多月的时间，他阅读的中国考古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甘肃考古记》和《奉天沙锅屯之洞穴堆积》，阿尔纳（Arne，T.J.）《河南石器时代之着色陶器》（Painted Stone Age Pottery from the Province of Honan），梁思永《昂昂溪史前遗址》，步达生（Black，D.）等《中国原人史要》（Fossil Man in China）、《中国猿人头骨初步报告》（Interim Report on the Skull of Sinanthropus）、《中国猿人用火的证据》（Evidences of the Use of Fire by Sinanthropus），裴文中《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以及日本学者滨田耕作《貔子窝》《南山里》，原田淑人《乐浪》《牧羊城》等；西方考古学著作，主要有伯基特（Burkitt，M.C.）《史前学》（Prehistory）、《古石器时代》（The Old Stone Age）、《我们的远古祖先》（Our Early Ancestors），柴尔德（Childe，V.G.）《青铜时代》（The Bronze Age），以及不列颠博物院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古物参观指南等。

其间，夏鼐于11月24日拜谒地质学巨擘、清华大学地学系主任袁复礼教授，聆听他讲述中国考古学草创时期的种种逸闻，如陪同瑞典学者安特生进行仰韶村发掘和甘肃洮河流域调查，陪同李济进行西阴村发掘，参与中瑞合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内蒙古、新疆考察，等等。袁先生曾建议夏鼐如赴美留学，应注意参观若干博物馆陈列的印第安人彩陶标本，抽暇考察当地现存原始制陶工艺。随后夏鼐又应约与袁先生一道前往周口店参观，目睹中国猿人洞、山顶洞等地点的地层堆积和发掘情况，并且得与先后主持周口店发掘的裴文中、贾兰坡二位考古学者相识，从此结为终生挚友。

夏鼐晚年与裴文中合影（摄于1979年）

1935年1月初夏鼐来到设立在南京鸡鸣寺附近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中研院史语所”或“史语所”），除再次晋谒傅斯年所长外，又拜见了另一位指导老师李济。李先生先以体格情况见询，强调田野工作非有强健之体格不可，继而言及“中国考古学之重要，在于以全人类的观点来观察中国古代文化在世界上的位置”，又说到将来赴美，可以进入哈佛大学，随狄克逊（Dixon，R.B.）学习考古学方法，而且提到西方学者也有同行相妒的毛病，但对中国学生或许特别优待。至于夏鼐出国前准备阶段的学习计划，他认为可以先在史语所读几个月的书，开春以后去安阳进行一段时间的考古发掘实习，大约5月末即可结束。

此后两个多月的时间，夏鼐在史语所主要阅读外文学术著作，其中人类学和外国史前考古学方面主要有：史密斯（Smith，G.E.）《人类进化论》（The Evolution of Man：Essays），哈登（Haddan，A.C.）《人类的种族及其分布》（The Races of Men and Their Distribution），基思《人类的躯体》（The Human Body），奥斯本（Osborn，H.F.）《古石器时代的人类》（The Man of Old Stone Age），莫伊尔（Moir，J.R.）《英国东部的古代人类》（The Antiquity of Man in East Anglia），奥伯迈尔（Obermaier，H.）《西班牙的化石人类》（Fossil Man in Spain），柴尔德《欧洲文明的黎明》（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史前时代的多瑙河》（The Danube in Prehistory）和《远古东方新探》（New Light the Most Ancient East），法兰克福（Frankfort，H.）《近东早期陶器的研究》（Studies in Early Pottery of the Near East）第1～2卷等。埃及考古学方面有：皮特里（Sir Petrie，F.）《史前时代的埃及》（Prehistoric Egypt），卡特（Carter，H.）《图坦哈蒙墓》（The Tomb of Tutankhamen）第1～3卷，以及其他几种考古报告。中国考古学方面主要有：步日耶（Breuil，H.）等《中国的旧石器时代》（La Paleolitiques de la Chine），安特生《黄土的儿女》（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巴尔姆格伦（Palmgren，N.）《半山马厂随葬陶器》（Kansu Mortuary Urns of the Pan-shan and Ma-chang Groups），劳佛尔（Laufer，B.）《玉器》（Jade），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中高本汉（Karlgren，B.）等人的论文，等等。中文学术著作则阅读了吴大澂《古玉图考》、郑德坤《中国明器》，以及容庚在《燕京学报》发表的《殷周礼乐器考略》和《汉代服御器考略》等。

夏鼐阅读这些人类学、考古学著作，不时得到李济的指导。例如，夏鼐阅读皮特里《工具与武器》（Tools and Weapons）一书，李济认为“这书不宜于初学”，他当即放下，没有将该书看完；阅读奥斯本《古石器时代的人类》时，他曾向李济提出辟尔当人应属什么时代？石片工业与石核工业是否平行发展？洞穴美术的动机是否以狩猎魔法说为妥？等等问题。后来又询问过黑陶的来源，是由于渗炭作用，还是由于还原作用？与气候有无关系？安阳殷墟的彩陶片是否来源于殷时所掘早期墓葬或遗址？有一次提出关于中国铜器与西方关系的问题，李济答以：“中国文化与西洋有关系，此为已证实之事实，惟关系深浅如何，则尚待证明耳。现今中央研究院集中精力于中原文化，欲先明了中国上古文化之主体，将来必扩充至南部及沿海。”[1]

关于出国留学，李济曾坦率地表示：“学位不关重要，可有可无。惟社会上做事，有学位者似稍占便宜耳。”至于进哪所学校，他感到自己回国日久，情况已经生疏，需要与梁思永先生商酌确定。又说，关于前往安阳实习考古发掘，已函嘱梁思永随时指导。

夏鼐于1935年3月10日夜，与助理员李光宇、技工王文林一道离开南京，11日上午由津浦线到徐州，中午从徐州转陇海线，当晚在郑州住宿，12日下午抵达安阳。当天在安阳南大街冠带巷的殷墟发掘团办事处住下，见到先期到达的石璋如、刘燿（字照林，1938年赴陕北参加革命工作后，改用化名“尹达”）、胡福林（字厚宣，后因与当地土匪同名，改为以字行）三位。傍晚又见到刚从北平过来的梁思永先生及祁延霈、王湘二位。当时安阳城内的房屋多为平房，偶有二层小楼，街道则是高低不平的土路，显得不够整洁。办事处既没有电话和自来水，又没有抽水马桶，使过惯城市生活的夏鼐感到，这里和乡村差不多。吃饭没有大米饭，每餐都是馒头和小米粥，夏鼐也不甚习惯。发掘团规定，团内人员平时都住在发掘工地，星期天可以进城到办事处休息，处理洗澡、理发、购物等个人杂务，但要回到工地吃晚饭，并且有酒犒劳。

1935年夏鼐在安阳城内殷墟发掘团办事处休息

1935年殷墟发掘团合影

右起石璋如、夏鼐、尹焕章、李济、梁思永、刘燿（尹达）、祁延霈、李光宇、胡厚宣、王湘（采自李永迪、冯忠美《殷墟发掘照片选辑》图107，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12）

夏鼐前往参加的是梁思永先生主持的殷墟第11次发掘，继续1934年秋季的第10次发掘，仍在侯家庄西北冈进行殷代王陵区的大规模发掘。3月14日早餐后，乘车向侯家庄进发。发掘团人员出发前，每人领取一套田野工作用品，包括公事皮包、活页夹、图版夹、钢笔、小刀、木折尺、别针、图钉、橡皮筋，以及毛巾、肥皂等。下午到工地参观时，恰逢刮风不止，夏鼐第一次遭遇满天的沙尘，只好戴上避风眼镜，闭紧嘴巴，耳、鼻没法遮挡，被吹进许多尘土，回到住地清洗下满盆的黄水。第二天（3月15日）正式开工，发掘规模比前一年扩大许多，雇用民工由100多人增加到300来人，分两个区域进行。西区仍发掘前次已开口的M1001、M1002、M1003、M1004四座亚字形大墓，分别由刘燿、王湘、祁延霈、胡厚宣负责。四座大墓这次全部发掘到底，墓内虽因历史上的盗掘而严重破坏，但仍有许多轰动一时的惊人发现。其中M1001发现被称为“花土”的彩绘木雕印痕；M1003出土有铭文的石簋断耳；特别是M1004出土牛鼎、鹿鼎等大件青铜器，数百件成捆的铜矛，数十件不同形制的铜胄等，最为引人注目。夏鼐则与李光宇在东区，随石璋如发掘小墓（祭祀坑），共计发掘410座。

3月16日夏鼐第一次动手发掘的是HPK（西北冈）M1037、M1038两座祭祀坑，坑口开在地面下1.2米，宽1米，长2米，深5.5米，埋葬的都是砍掉头颅的人牲。田野实习从区分生土、熟土学起，历时4天。3月19日将两个祭祀坑清理完毕，均出土铜戚、铜刀和砺石各10件。其间，夏鼐于18日下午乘辘轳悬篮降至坑底，画了两张草图，图上标明随葬品的出土位置，依次编号并以棉花及桑皮纸包扎后取出，当晚用温水洗净后交专人保管。他在M1037发掘记录的“备考”栏中，写出自己对这两座祭祀坑的大致看法：“此墓及M1038，皆出武器十组，但骨架则或二或四；按南区诸方坑所出之无躯人头，皆以十人为一组，惟置于一坑。其他无头尸身所埋之坑，其所出武器，亦为十组30件，惟骨架多少不同。余颇疑此项墓葬，乃以十人为一队，其头合置于一坑，其武器亦然，惟尸身以所占体积过多，除与武器合埋之数架，更分置于他坑，故常发现无武器之无头人骨坑，此为余之臆测，其确实性尚待事实之证明也。”[2]又曾在19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杀人殉葬的假设合于事实，则这些无头的骸骨便是禁卫御林军，每人带了刀、斧各一，砺石以磨利兵器。现在这些禁卫军连自己的骸骨和兵器都保不住，更休说保卫皇陵的事。”[3]

夏鼐在殷墟实习时手写的第一份发掘记录（西北冈M1037）

夏鼐在为期两个半月的田野考古实习中，除发掘过十几座无头人牲瘗埋坑外，还发掘了马坑、兽坑和车坑。几座马坑共出土马骨架五六十具，最多一坑37具。三座兽坑中，有一座埋象，被认为是“殷人服象”的物证。所掘车坑则HPKM1136与M1137东西相连，由石璋如和夏鼐分别作业，由于既缺乏对古代车制的基本了解，又缺乏清理木车痕迹的经验，未能将其完整地揭露出来，但获得五六百件制作甚精的铜质车饰，有的镶嵌着绿松石。车坑的二十分之一平面图，主要由夏鼐负责绘制。数十年后，石璋如回忆说：“夏鼐先生虽然是首度参与，但是他很会画图，由于车饰件叠压得很厉害，一天只能作一部分，他就把各天进度以分层、分色的方式标示以资区别。”[4]因为分层、分色作了详细的记录，将出土的车饰运回去，或许能够据以进行复原研究。

实习期间，夏鼐与梁思永几次面谈，并与李济通信，反复商酌自己留学的去向问题。3月15日与梁思永面谈时，梁先生以为赴英国爱丁堡大学随柴尔德学习为佳，可以获得技术方面的知识，即使随其学习近东方面的考古学知识，也有利于将来返国后做比较研究。3月25日下午接到校中通知书，催促及早决定拟入学校和出国日期。晚间再与梁思永先生商酌。梁先生以为最好是去英国，入伦敦大学或爱丁堡大学；如果去美国，以加州大学为佳，可以攻人类学，养成考古学的理论基础；如能赴德国，随门京（Menghin，O.）学习更佳，不过需要另行学习德语。4月1日下午收到李济先生来信，也认为“此次出国赴英较赴美为宜，先在伦敦大学住一年，然后赴爱丁堡或剑桥”。李济又在写给梁思永的信中提到，爱丁堡大学的柴尔德，可以从之学比较考古学，又剑桥大学的明斯（Minns，Ellis）也不错，至于伦敦大学的皮特里，已经年老退休。当天晚上，夏鼐写信将情况报告清华大学，又致函李济。写完信再仔细考虑，越想越踌躇不决：自己终生的事业，便这样匆匆决定了吗？但是不决定又怎么办呢？虚名与实学在心中交战，如果实学不能获得，要虚名何用？转过来一想，在中国的社会中，有了虚名，不是更多一重保障吗？到英国去，学位是牺牲了，至多混个研究生的名目，但是学问方面是否有把握？转到英国去，是自己的提议，又不好再生异议。多留国内一年如何？也难即决定。4月2日下午再与梁先生商量，前往英国是就读于一个大学好，还是在几个大学分读一年好？梁先生说原本考虑，先在伦敦大学读人类学，打好根底，然后去爱丁堡大学或剑桥大学，专攻欧洲考古学及中国方面的学问。并且说，赴欧留学之目的有三：（1）博物馆及田野工作的技术；（2）欧洲考古学方面的知识及人类学的背景；（3）考察欧洲方面所保存的中国东西。最好先行决定所欲研究之题目，如果准备研究汉代考古，最好先对中国方面的材料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但是否有在国内多留一年的必要，仍是一个问题。梁先生还告诫他：“目前不宜专看学问方面之进益，尚须考虑到政治变动等方面的问题。”因而李、梁两位导师都极力主张，“以早日出国为是”。5月22日傅斯年陪同伯希和来安阳参观殷陵发掘，与夏鼐会面时告以同样看法。

尽管如此，夏鼐对中国近代经济史并未忘怀，思想上仍有犹豫和反复。就在他开始在西北冈东区参加发掘的第二天（3月17日），看报纸获知1935年招考的清华第三届留美公费生有经济史一门，后悔不该在1934年报考了考古学，感到“自家本是埋首读书的人，考古学的田野工作，注重组织及办事能干，殊非所长也”。此后曾写信委托留校当助教的同窗好友吴晗，代为通过历史系代理主任刘崇鈜，请求校方“通融”，将专业改变为“经济史”。直到5月4日吴晗来信告知，经过刘先生与梅贻琦校长交涉，得到的答复是“如欲考经济史则必须放弃考古学”，因为夏鼐是本校学生，“如一通融，必将引起各方责备及纠纷”。吴晗劝他：“事已如此，为兄计只能咬牙硬干，如抛去去年已得之物，另寻生路，毕竟不大妥也。”夏鼐既然一心出国留学，又不允许改变专业，那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就此下定决心，“咬牙硬干”上一年考取的考古学门。但他那时仍认为，自己在素养上是个书呆子，感到田野工作单调，兴趣远不及对于书本的爱好；生活习惯不适宜于田野工作，至于管理和其他事务更是门外汉，勉强去做只能成为第二三流事业中的第二三流人物。[5]6月4日夏鼐离开安阳回到北平，前往傅斯年北平寓所谒见时，傅先生谆谆嘱咐他留学期间：（1）学习的“范围须稍狭”；（2）“择定一位［适合的］导师”；（3）“少与中国人来往”，“最好不研究中国问题”。[6]而随后李济在南京的面谈则强调“须先定目的，然后设法以求达此目的之方法，技术与训练均甚重要”，[7]又关照他“注意有史考古学”。[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