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研究古埃及串珠第一人

1938年5月，夏鼐在格兰维尔教授的指导下，选定被皮特里前辈称作埃及考古学发展中关键性课题的“古代埃及的串珠”，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这又是一次知难而进。串珠是埃及考古资料中既极为常见又种类繁多的一种考古标本，一具木乃伊往往随葬成千上万颗珠子。这类串珠的材质，包括玻璃、石料、金属、塑材和其他材料（骨料、象牙、珊瑚、贝壳等），制作与装饰工艺甚为复杂；而其时代跨度很长，从史前时期到希腊罗马时期，上下数千年均有发现；至于分布的地域，则从以埃及为中心的非洲东北部到西亚和东南欧，范围甚为广泛。由于时代风尚、制作工艺和原料来源的变化，珠子在形制、材质、工艺和纹饰等方面都会出现很大的差异，因而串珠的研究对于埃及和邻近地区考古的分期断代，以及文化交流和制作工艺等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其研究的难度也就可想而知。夏鼐即以伦敦大学皮特里博物馆收藏的1760件（串）古串珠为基础，辅之从各种有关出版物中收集的资料，以及对埃及开罗博物馆等处藏品的粗略考察，逐一进行登记，并手绘线图。他在卡片上记录了每串珠子的8项信息，即登记号、出土单位、年代、用途、参考文献、评注、线图和照片号；同一串珠子再分别记载其形状、穿孔类型、颜色、材质、纹饰和数量，先后制成两套将近两千张的资料卡片，充分表现出他的扎实功力。1939年9月13日，开始动手撰写学位论文。

1938年10月，因为欧洲战争的爆发，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系停办，夏鼐本来准备回国，但导师格兰维尔教授设法安排他继续求学：先是争取让学校照常发给他已获批准未及领取的道格拉斯·默里奖学金42英镑；又征得学校同意，让他在开罗博物馆工作一学期来代替缺少的一学期课程。这样，自1939年10月底到1940年12月初，夏鼐得以再赴埃及，进行了11个月的研究考察，完成了撰写学位论文《埃及古珠考》的准备工作。

夏鼐两次探访埃及并参加考古发掘与研究，正值埃及考古学发展的转折时期。在经历了盗掘抢劫的时代，进入科学考古阶段之后，埃及考古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水岭，前后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二战前，埃及考古学注重艺术史方面的内容，以实物为主，看重铭文，偏重于研究宗教和墓葬建筑。而二战后，则关注日常社会生活，更多地发掘城镇聚落，最重要的则是重视文物保护，主张多勘测少发掘。随着勘察、发掘和分析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新的方法，专业埃及学家也更加注意科学知识的充实，如人类学、遗传学、生物学、地质学和物理学。而自然科学家的参与，也给埃及学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如在开罗工作的化学家艾尔弗雷德·卢卡斯（Alfred Lucas），在图坦卡蒙墓发现后不久，就出版《古代埃及的材料与工业》（Ancient Egyptian Materials and Industries）的第一版，对现存关于埃及材料和工艺品方面的资料作了很好的综述。该书直到1990年代仍被视为古埃及科技研究方面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卢卡斯能够接触到埃及国家博物馆的很多资料，有条件整理和研究19世纪中期以来出土的大批重要文物，进行数据和化学的分析，其中包括图坦卡蒙墓出土的随葬品。在伦敦期间，夏鼐曾阅读过《古代埃及的材料与工业》一书。在埃及期间，夏鼐与卢卡斯更有频繁的交往，多次将自己的学位论文初稿及其他文稿呈送卢卡斯征求意见，而卢卡斯对夏鼐的研究也有极高的评价，表示战后修订所著《古代埃及的材料和工业》时，将添加“串珠和串珠制造”一部分，采用夏鼐学位论文中的材料。

夏鼐手写埃及古珠资料卡片

夏鼐博士学位论文《埃及古珠考》手写稿

夏鼐博士学位论文《埃及古珠考》中所绘集成图谱

夏鼐选定古埃及串珠为自己的学位论文题目时，这个领域还很少有人涉及，而伦敦大学皮特里博物馆收藏有皮特里在埃及发掘获得的大批埃及串珠，从来没有人进行过系统的整理研究。他在开罗将近一年的时间，又得以对埃及国家博物馆所藏及其他来源的串珠进行对比研究。所以，夏鼐在选题上已经站到了埃及学研究的前沿，具备利用第一手考古资料以及实地考察的便利条件。正因为夏鼐的研究从选题到方法都敢为人先，他的工作很快就得到埃及学界的关注和肯定。论文开始写作不久，开罗博物馆的布伦顿（Brunton，Guy）先生就请他鉴定阿尔曼特出土的串珠，后来夏鼐写成《阿尔曼特撒哈拉诸遗址出土的串珠》（Beads from Saharan Sites at Armant）一文。随后，夏鼐将自己编绘的串珠集成图谱，送请布伦顿征求意见，布伦顿称赞他“干得不错”。[10]

夏鼐从1940年5月开始，与年近九旬的埃及考古学泰斗皮特里有了书信交往，得以直接探询各种细节问题，并把论文的前几章文稿寄请教正，得到皮特里的充分肯定。1940年9月皮特里给夏鼐的回信中说：“我细读了你的论文。其中最后4页主意极好。希望你回国途中能来耶路撒冷面晤叙谈。”这里所谓的“主意极好”是指夏鼐提议串珠分类，须先依材料归类，即仿照皮特里《前王朝时期陶器集成》（Predynastic Pottery Corpus）一书的先例。夏鼐在进行古埃及串珠研究的过程中，不仅吸取了皮特里研究方法中的材料分类法，而且尝试用统计学方法整理自己所搜集的古代埃及串珠材料，先阅读关于统计学方法原理的专著，再阅读皮特里《归纳的度量衡学》（Inductive Metrology）等著作。1940年末，夏鼐取道巴勒斯坦回国时，特地在耶路撒冷逗留，于12月9日上午前往当地政府医院，晋见这位安卧在病床上疗养的埃及学大师，当面聆听他的教诲。夏鼐看到皮特里银白色的长发垂在肩上，虽然年事已高、身体虚弱，但双目依然炯炯有神。皮特里高兴地谈论了一会儿古埃及串珠，便转向自己的考古生涯，如何开创墓葬排序和陶器分型的研究方法、奠定前王朝时期的年代序列，并对继承他事业的惠勒和布伦顿的工作表示赞赏。

夏鼐的学位论文，是1941年初返回祖国以后，于1943年7月最后完成的，其间曾征求过李济、梁思永两位先生的意见，同年10月设法寄往英国。全文打字稿433页，分为四个部分，共23章：第一部分5章为“绪论”，论述珠子的考古学价值、研究范围、登记方法，以及材质术语与鉴定等；第二部分5章为“珠子的制作技术”，分别论述不同材料（玻璃、石料、塑材、金属、其他）珠子的工艺；第三部分4章为“分类与排谱”，论述珠子的分类方法，提出新的排谱系统；第四部分为“编年研究”，占全文的一半以上篇幅，将古埃及串珠按时代划分为9段，即史前时期、早王朝时期、古王国时期、第一中间期、中王国时期、第二中间期、新王国时期、晚期埃及阶段、希腊罗马时期，详细论述各个时期珠子在材质、形制和制作技术上的差别。所附20幅手绘图谱，包含各种材质典型珠饰800余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伦敦大学于1946年复课，原本规定学位论文的考核，必须本人到场答辩，夏鼐无法专程前往，经申请校方特许免予答辩，缺席通过。1946年7月31日，伦敦大学颁发给夏鼐埃及学专业的哲学博士学位证书，夏鼐成为中国第一位埃及学专家，日后被誉为中国的“埃及学之父”。据说当时英国权威的考古学家认为，夏鼐的这篇学位论文，至少有60年的命运。[11]

1939年秋行将离开伦敦大学的夏鼐

1947年伦敦大学学院颁发给夏鼐的哲学博士证书

夏鼐在埃及学方面造诣之深，在新中国成立后有过戏剧性的表现，被我国考古学界传为佳话。1956年和1957年，根据中埃文化合作协定，中国科学院先后接待过两位埃及历史考古学家费克里（Fakhry，A.）和埃米尔·埃芬迪（Amir Effendi，M.el）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分别讲授“埃及古代史”和“埃及考古学”两门课程。讲演时，往往由夏鼐将讲稿译成中文，或亲自担任口译。有一次，某专家面对提问讲不清楚埃及古代史上的某个问题，夏鼐进行补充才得解围，将问题说清楚。这位专家结束讲演时尴尬地表示，自己讲的这些事情，夏鼐先生都熟悉，而夏鼐先生熟悉的许多事情，有的自己却不大清楚，今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就近向夏鼐先生请教。两位专家授课的讲稿译成中文后，都经过夏鼐费神审阅、校正，然后由科学出版社于1956年和1959年分别出版。改革开放以后，夏鼐曾热情支持埃及学专业在中国高等学校的建立，应邀为有志于此的青年教师作启蒙性报告。[12]他还为东北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的埃及学硕士研究生担任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13]

夏鼐写作博士论文《埃及古珠考》，是中国考古学家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工艺学、统计学和类型学方法，对古代器物进行全面缜密研究的第一人，数十年间无人超越。由于他的这部著作仅有英文稿本，数十年间未能出版，保存在伦敦大学的图书馆供读者阅览，因而长期不为广大中国学者熟知，甚至误以为夏鼐并不掌握类型学真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鉴于该论文的重要学术价值，从1990年代初开始，在旅英华裔考古学者汪涛博士的协助下，与伦敦大学有关方面反复洽商，经过对该英文稿本的复制、整理和重新录入，这一著作终于在2014年6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国际著名的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合作出版。

夏鼐的博士论文，确实至少有60年的命运，至今仍有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伦敦大学学院埃及考古学教授斯蒂芬·夸克（Stephen Quirke）为《埃及古珠考》英文版所写《导言——21世纪见及夏鼐的〈埃及古珠考〉》指出：“在埃及考古学中，一部研究著作在时隔65年多才出版是很罕见的。”认为这部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埃及考古学乃至非洲内外历史研究方面人们期待已久的关键性进展”，强调：“夏鼐的索引使大量信息免遭损失，对于后来需要了解其中任何一件发掘品的研究者来说，这些信息本身就大有学术价值。”夸克教授还讲到出版这部论著的意义：“没有任何从事埃及考古或者非洲考古的人出版过关于该地区的串珠或者串珠研究一类的专著。……夏鼐的博士论文如此出色，以至于在伦敦竟无人敢再做这种对于许多其他人来说可能会花费一生时间的工作。没有人继续这项研究，在东北非洲考古理论与实践的核心领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白，这个空白直接影响到与之最为相关的西亚与东南欧的研究。所以说这部核心论著及其基础性资料汇编的出版，可能正是使这个关键性的研究领域进入极端重要境界的必要却又缺少的条件。”为了使有关研究者能够看到埃及串珠的基础资料，伦敦大学于2011年已将夏鼐手写并绘图的1760张资料索引卡片制成电子版，连同全部数码照片制成网页，在伦敦大学皮特里博物馆的网站上公布，供有关学者查阅。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约请专人，已将夏鼐的博士论文先后译成阿拉伯文（2018年出版）和中文（2020年出版），以应国内外的研究需要。

《埃及古珠考》英文版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