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温州这座浙南的港口城市,历史悠久,风光秀丽,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地处浙江第二条大河——瓯江入海的咽喉之地,是一座“东方威尼斯”式的水城。城池的平面接近长方形,东西七里,南北五里,瓯江流经城市北侧。旧城的建立肇始于唐宋,原有三十六坊,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变化,民国时期仍然基本保持齐整的布局。城内街道与河渠结合,干线街、渠两纵四横,支线巷、渠则遍布全城,呈现“一坊一渠,舟楫必达”,“楼台俯舟楫,水巷小桥多”的风貌。
1910年2月7日,即农历宣统元年(己酉)的腊月二十八日戌时,夏鼐诞生在浙江温州府城厝库司前的老屋,谱名夏国栋,为温州夏氏宗族的第三十三世(瑞安支派第十一世)。报考初中时改名夏鼐,字作铭,曾用笔名作民、竺敏、史为。出生后三天,便是两岁。当时,父亲夏文甫35岁,母亲丁氏37岁,大哥夏鼎(字勋铭)比他大12岁,大姐夏鸾(字淑贞)比他大5岁。
1914年,夏国栋刚满4周岁,便随大姐夏鸾进夏氏自家私塾读书,由曾以律师为业的五叔夏志范开笔。当时家塾设在六叔夏烈如家里,聘请汤壁垣(名作奎,字笑庵)先生执教。这是一位童生,独身无家,光头,嗜酒,调皮的孩子戏称“汤圆头”。当时国栋年龄幼小,塾师常常把他抱在自己的膝上施教。塾中所学,无非蒙学读本《三字经》,也描红仿影“上大人孔乙己”。大约这个时候,小国栋常在家中嬉戏,将女仆从门面房布店取回的用作布匹内衬之长条木板,自己放在地面上站立滑动、拖拉,高兴地称之为“撑船”“拉纤”。
国栋在家塾学习两年,后因塾师移馆远处,家里不放心,便让他暂时休学在家。这时住宅前面的店铺是广东人开设的“广发源”号,他去玩的时候,常常见到一种英国人编印有中文说明的画报——《诚报》,虽然看不懂其中的说明文字,但对各种异国风光图像很感兴趣。8周岁的时候,塾师汤先生回到离夏家不远的县后巷设馆,国栋又与两位堂兄一道前往就学,读的课本是鲍东里编著的《史鉴节要便读》,背诵“盘古首出,天地初分,三皇继之,物有群伦”。
1919年,国栋9周岁时,开始进入学校读书。当时家里的女仆,因曾在外国牧师家中佣作,劝说送国栋到瓦市殿巷基督教会的私立艺文小学,还曾领他去该校报名。可是父亲并不赞成,认为教会小学是救济失学穷苦孩子的慈善机构,虽然费用节省而教法不良。于是决定改送国栋进入瓦市殿巷公立的模范小学,即后来的康乐小学(今瓦市小学)。这时,国栋已经在私塾认识许多汉字,但算术还没有学过,便插班到秋季班二年级读书。这一年正值五四运动的风潮传到温州,国栋在日后多年仍清楚地记得有中学生结队游行,散发劝导市民“抵制日货”的传单,看到五马路一带闹市街头公开烧毁查获的日货,又看到有的商家被责令穿上红布衫、背负“汉奸”字样标志游街示众,但幼小的他尚不十分理解“抵制日货”的意义。
1920年春季,国栋考入温州府前街的浙江省立第十师范附属小学(校址为今温州八中后院),插班初小三年级,开始学作文。二三十年以后,老同学还记得他有个小动作,就是作文课上静心思索的时候,常常咬铅笔的笔杆,所以他的笔杆便比别人的短了一截,但他自己早已忘记了。当时小学的惯例,每个班级的级(班)长都由考试成绩第一的同学来担任,国栋就读十师附小以后不久,便因“每试辄冠其曹”而被推为级长,以致被免去的原级长大哭一场。每天下午放学以后,他不时和小伙伴一道拍皮球,又常在路过仓桥宫的时候,聆听那里的说书先生讲述《三国演义》。开始是聆听一段,回家再阅读书上的那一段,日久不去听讲也能自己阅读。后来又逐渐阅读《水浒传》和《红楼梦》,养成课外看小说和阅读其他书籍的习惯。1922年12岁升入高小以后,国栋担任了儿童自治会的图书馆主任,更加方便地阅读大量课外书刊,开始时很喜欢阅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各种童话,以及郑振铎主编的刊物《儿童世界》。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二十多年以后,自己会成为郑振铎的副手,领导全国的田野考古工作。后来,他的兴趣曾转移到新文学作品。他还常去位于府前街的日新书局,在其附设阅览室免费阅书。他曾替附小的图书室添购“文学研究会丛书”,先后阅读了叶绍钧(叶圣陶)的《稻草人》,以及落华生(许地山)、王统照的作品,又阅读了创造社出版的书刊及《小说月报》等。
童年时代的国栋,与胞姊夏鸾朝夕相处,感情最为深厚。他刚到英国留学时,曾在给姐姐的一封信中写道:
犹忆姊在闺时,以簪花格录金陵十二钗诗,弟时无知,亦手一卷小说,依姊之傍伴读。临河之窗,虽不如何雅洁,而河畔清风,拂窗而入,轻翻书叶,亦极有佳趣;河畔小室,前通小弄修墙,夏季最凉,姊弟常聚其间,此情此景,仿佛若昨。[2]
故居的景色,童年的情趣,由此可见一斑。
1924年秋季国栋14周岁的时候,因学制变更,温州的第十师范和第十中学合并为一个学校。正在附小就读尚未毕业的国栋,改名夏鼐,借堂兄的文凭跳级半年报考十中初中部。暑假期间,他和同班同学金志庄为准备入学考试,时常跑到风景优美的九山旁边的城墙下温课。温课累了,便爬到城墙上休憩片刻,再继续温课。在城墙上,可以俯瞰九山河和城内毗连的房舍,远眺郊外的稻田和村落,青山绿水,景物宜人。傍晚时分,凉风习习,城墙上越发凉快。直到暮色苍茫、万家灯火,他们才从城墙上走下回家。不料临近考期,金志庄却突然说自己不去考了。这是由于金志庄的父亲、原第十师范校长金嵘轩,被任命为十中校长。金校长感到,当时报考十中初一的考生多达八九百人,而招生名额仅有一百名,附小的大部分应届毕业生都将落榜,倘若尚未毕业的校长儿子居然考上,将会被别人怀疑其中有弊而引起闲议,所以不让他去报考。夏鼐应试后,以高居榜首第二名的成绩被该校录取。其实金志庄的学习成绩一向很优秀,是完全有把握考取的,他却无怨无悔地听从父亲的吩咐,等半年后高小毕业再行投考,晚了一年才进入该校初中部。后来,金志庄在初中毕业以后,赴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读高中,继而考取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温州教育界备受尊敬的金嵘轩校长,在这件事情上充分表现了他的高风亮节。
现存夏鼐最早照片,14岁进初中读书时
温州的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今温州中学的前身),是国学大师孙诒让创办的一所名校,培育过郑振铎等诸多学术大师和英才。金嵘轩校长曾三度主持温中校政,历时26年,力聘名师执教,教学严谨有方,建树尤多。夏鼐考入温中初中部以后,经受良好的基础教育,并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当年的英文教师马公愚,后来作为书画名家享誉上海,所题匾额曾遍布上海街头。国文教师周予同,则是后来执教于复旦大学等校的著名经学家和史学家,他曾为同学选读陈独秀的《新青年发刊词》。大约1925年春天,夏鼐由《小说月报》或《中学生》杂志的新书介绍栏,得知鲁迅《呐喊》这部重要的小说集在北京出版,上海有代售处。恰好父亲去上海旅游,他便把代售处的地址抄下来,请父亲顺便前往代为购买。他考虑书名二字稍为冷僻,还括注了读音“呐(音纳)喊(音咸)”。夏鼐十分喜欢父亲从上海带回的这本红色封面的名著,一有空暇便拿起来,很快从头到尾阅读了一遍,觉得远胜于以前所有读过的书。夏鼐极其钦佩鲁迅的奋斗人格,倾倒于他的犀利笔锋,最喜欢《阿Q正传》,对于《狂人日记》及《风波》也尚能欣赏,但是对最末一篇写共工氏作乱、女娲补天,却并不觉得怎么好,因为看不懂用意所在。这是夏鼐收藏的第一本课外书,很是爱惜,特地在书的封面写上“1925年父亲游沪的纪念品”。1936年11月初在留学英国时获知鲁迅逝世的信息,还在日记中追述这段往事,并且说自己对于鲁迅“始终钦佩他的人格与笔调”。
随后,夏鼐又阅读创造社的许多小说,以及孙中山《三民主义》、范寿康《哲学初步》等书,开始对政治和哲学发生兴趣。1925年“五卅”惨案以后,夏鼐以班级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街头宣传活动。1926年任温州十中初中部学生会会长,曾代表初中部充任温州学联的暑期驻会人员。当时十中高中部的驻会代表,是后来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的史学家苏渊雷。但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夏鼐对国民党感到失望,决定不再过问政治。
夏鼐为温州中学八十周年校庆题词
夏鼐就读时的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初中部校址在仑桥(今温州实验中学),那里是原中山书院旧址,校内有一池塘,相传为南朝诗人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时作《登池上楼》中的名句“池塘生春草”所指,因而不少温中校友追怀母校的诗文每有“春草池塘”字句。夏鼐曾三次提及,1962年温中六十周年校庆时,撰文题为《春草池边的旧梦》[3];1979年为金嵘轩校长补开追悼会时,致送挽联有“绛帐返思春草池塘犹昨梦”;1982年温中八十周年校庆时题词又有“春草池塘忆往年,春风化雨仰先贤”,可见其感情至深。夏鼐梦中童年时代景物,重现最多的就是温州十中。夏鼐对老校长金嵘轩本人尤为崇敬,每有机会必定趋前晋谒。
夏鼐家居时也有收藏的癖好。一是收集香烟盒里附赠的小画片,当时自己家中没有人吸香烟,但舅父的烟瘾很大,由舅父那里弄到一些;门前“广发源”商号常备香烟用于招待顾客,可以讨来;父亲再替他另外收集一些。其中,有英美烟草公司强盗牌香烟的《三国演义》人物,其他品牌香烟的《水浒传》人物及“百美图”等。虽然似乎都没有凑成全套,但是空暇时加以浏览,对于小孩子仍是极大的乐趣。这些小画片后来都赠给了亲友家的孩子们。再是收集古钱,不求珍品,也不求凑成全套,主要靠父亲帮忙。最初是从自己家中旧存的几串制钱中选出一些,父亲又从谢义兴铜锡铺的废铜中拣出一些。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夕将所存131枚古钱装订成册,并逐一写出说明,1952年举家迁居北京时将这钱币册赠送给温州文管会,现藏温州博物馆。[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