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群体研究:以上海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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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社会群体的分析维度

学界关于新社会群体的分析,虽然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成果,但是,从理论层面来看,对于这一群体的研究,尚没有独特的理论框架,而多数使用中产阶层的理论框架。因此,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需要放到国内整个社会分层研究的理论脉络中,尤其是通过分析国内关于中产阶层的分析维度,构建关于新社会群体的分析维度。

自1978年以来,由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出现了新的社会结构。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结构,国内外不同专家试图结合西方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经典研究,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分层结构。比较著名的社会分层框架有陆学艺提出的“十大阶层模型”、李强提出的倒丁字型结构和土字型结构、李路路提出的权威阶层体系、林宗弘和吴晓刚提出的新马克思主义取向的阶层模型、刘欣提出的以公共权力和市场能力为基础的城市阶层模型,等等。

陆学艺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阶层差异化是由两个主要因素造成的:工业化和市场导向。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社会,已不能再完全根据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来解释,传统的阶层划分方法需要进一步发展深化。改革开放之后,导致阶层分离的具体机制发生了变化,社会分工、权力等级、生产关系、制度隔离都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此同时,对三种资源(组织、经济和文化)的占有情况,决定了社会群体在等级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个人复杂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在此基础上,陆学艺等将中国社会阶层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陆学艺,2004)。

李强利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分析了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将该行业转变为ISEI指标,并提出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倒丁字型”模型。倒丁字型社会结构模型显示,绝大多数人仍然处于非常低的社会分化水平。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不同于农村社会的阶层结构,其中有明显的中间群体,而在农村地区则是主要由弱势群体组成的典型倒丁字型社会。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虽然我国已经从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转变为土字型的社会结构,但整体社会结构并未发生重大变化,仍然是有非常多的低社会阶层存在(李强,2004)。

李路路等人创建了一个基于财产和权威的层级结构。首先,基于财产的社会关系将人口描述为雇主、雇员和自雇人士,他们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三个主要部分。其次,根据组织的权威结构,将工人群体按照四个标准重新分类(李路路、陈建伟、秦广强,2012)。

林宗弘和吴晓刚(2010)结合新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理论和阶级分析,根据导致过渡时期中国不平等的重要制度因素,建立了基于生产资料所有权形式的中国阶层的新马克思主义分类:村干部、农民、集体干部、集体工人、国家干部、国有企业、新中产阶层、无产阶级、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

刘欣(2007)认为,对中产阶层的界定,应置之于社会整体阶层结构中进行。他从公共权力、资产控制权和技术资本这三个维度出发,划分出了当代中国城市阶层的17个位置,包含了新中产上层、新中产下层这两个中产阶层群体。

综上所述,关于中国社会分层标准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社会阶层结构类型的变化取决于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变革。无论是何种社会分层标准,社会阶层的核心内容都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配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差异。从国内外对于中产阶层的研究来看,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分析维度。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分析维度越来越精细化,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也必须采用一种综合的分析维度来建构理论分析的框架。因此,综合各个理论流派,本研究试图从下面几个维度对我国的新社会群体展开分析。

(一)经济维度

经济因素对于阶层分析具有最核心的意义。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划分,就是以生产资料为基础。韦伯也认为,阶级划分主要是考虑经济因素来进行划分的,更确切地说,是与市场存在相关的那些利益决定了阶级。因此,对于新社会群体的研究,首先要将经济维度纳入进来。经济维度进一步细分成多个不同的指标,在本研究中,这一维度重点考察工作情况、经济状况、住房情况三个方面。

(二)政治维度

中产阶层的政治功能,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一部分学者认为,市场化有助于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中产阶层将成为推动中国民主发展的主导性力量(Tang,Woods,& Zhao,2009);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对这一观点表示怀疑(迪克森、王瑾,2012)。国内一些研究认为,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中产阶层与国家力量一直互相合作,在这一过程中,中产阶层表现出更多的与国家合作而非对抗的态度,中产阶层具有政治上的保守性(周晓虹,2010)。还有一些学者则否定了中产阶层社会稳定器的看法,认为中国中产阶层在政治态度上是冷漠的,而非保守的(张翼,2008)。李春玲发现,中产阶层既有保守主义的成分,也有自由主义的成分,这一群体内部存在着多种价值取向共存的情况,未来走向还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李春玲,2013)。关于这一维度的考察,本研究侧重于从政治参与和集体效能两个方面展开。

(三)社会维度

这一维度的考察,主要从社会融合、社交媒体使用、社会信心三个方面展开。

(1)社会融合。新社会群体很大一部分属于迁移群体,虽然他们拥有比较体面的工作、比较高的收入、比较全面的社会保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现今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下,由于他们的户籍并不在大城市,所以他们同样会面临很多问题,如子女上学问题、住房限购问题等。这些问题都阻碍了这一群体对于大城市的认同和融入。而社会融入的缺失,会导致这一群体的创造力下降、社会信心不足。

(2)社交媒体使用。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尤其是年轻人,花费大量时间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如社交网站、微博、微信、博客、论坛、播客。社交媒体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也是最容易影响人们价值观的途径。

(3)社会信心。社会信心是指人们对未来的展望,是人们对国家的各个宏观层面进行综合判断之后,结合个体微观方面的主观感受进行综合判断,得出的对个人、国家、社会未来发展前景的总体看法和整体预期。

(四)价值观维度

面对20世纪欧美社会逐渐发展壮大的新中产阶层,新马克思主义认为,要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多维性社会的现状,需要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结构方面加以探讨(Jessop,1985)。因此,考察新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或者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维度,本研究主要侧重于婚姻观和家庭观。

(1)婚姻观。婚姻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之一,是构成家庭的前提条件。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的迅速发展,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互动日渐频繁,不同地区居民之间的通婚现象也日益增多。进入21世纪,全球化进程加快,传统的“门当户对”“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主外女主内”等婚恋观悄然发生变化。婚恋观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示出中国社会婚姻家庭的未来发展趋势,也会影响未来社会的整体发展。

(2)家庭观。家庭是人们基本的生活单位。家庭以婚姻关系为基础、血缘关系为纽带,是最基本的一种社会生活组织形式,是与个人关系最密切的社会组织,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了解新社会群体的家庭观念,对我们了解这个阶层的整体状况有很大的帮助。

(五)生活方式维度

布迪厄的分层理论,进一步区分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主要表现为货币形式,文化资本主要表现为对于文化符号的掌控,社会资本则表现为对于各种制度化资源的掌握。布迪厄认为,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可以通过个体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来,尤其是现代社会的消费行为,就是用来区隔不同社会阶层的重要侧面(布尔迪厄,2015)。在这个意义上,生活方式的展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中国,尤其是大城市的人们,也越来越关注生活方式,同时也通过生活方式来标识自己的社会阶层属性。这一维度,本研究主要从生活方式和身心健康两个方面展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