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一眨眼,人已经过了花甲之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也已经快三十年了。如果前三十年是当学生、当知青、当工人、上大学,那后三十年就是在社科院度过的,这可是当初完全没有想到,甚至根本就不敢想的。
回想起来,不禁感慨万千,刚来社科院的时候真有梦境之感,不仅因为她带有中国两字,而且因为这是多少学术大家致力学术传承的殿堂之地,个人虽渺小,但既然来了,就要老老实实做点研究。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能坚持下来,就总能多少做出点什么,何况这也是我的本行、本职、本分。最初那些日子里能够长年累月沉浸在实地调查之中,回顾起来仍恍然如昨日!
谁知中间竟发生了变故。大概是1995年吧,我还在安徽金寨参加国情调查,看见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里正播着一个此前录制的采访,但下面的字幕竟然写的是“所长助理”,一下子可以说人都懵掉了。回京后我还想干脆出国做一段访问学者,这样自然就会被免去“职务”(后来才知道其实“所长助理”不算什么职务,连个职数指标也不占)。从国外回来就更没想到不但成了研究员,还很快被任命为副所长……从那以后,直到2019年底,一跺脚20多年就过去了,这期间还换了好几个研究所,事实上一直就是在干着为科研服务的工作,但研究,特别是建立在实地调查基础上的研究,基本上无法再开展了。
还是好几年前了,陈志刚、周婧、余功德等几位年轻的学者做博士后研究时与我一起合作,觉得我的一些文章及讲话可以编辑成册发表,他们完全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到处去收集,然后编辑成了上一本集子《梦里家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特别是祝得彬也非常热心,并得到了谢寿光先生的鼎力支持,把它及时审校并出版了。最近,同样是几位年轻学者魏南枝、孔元、马汉智、张超颖,再度不怕麻烦,到各个可能的地方找出这些文章和讲话、访谈,并将它们集成这本《家国天下》,又是祝得彬,既热心,也认真,促使它即将出版。与上次那本“书”一样,这些文章及讲话、访谈,多数是在服务科研工作之余做的,而且自己也向来不认为它们有什么出版价值,所以也没有保存它们。另外自己甚至还有个很坏的“习惯”,那些讲话(或所谓“演讲”),居然都是即席而做的,虽然不是没有思考,但至少由于没有稿子,因此是不够严谨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仇扬和张苏琴也为此花了很大的力气来校对。
但是,这些文章所涉及的问题,倒也未必过时,有的今天还变得很热,甚至还存在很多争论。例如,有没有中国道路?全球化是个什么东西?美国是否走衰?中美欧的发展道路有什么异同?世界格局是否失序?等等。我自己从20世纪90年代初做中国老少边穷地区的发展与贫困研究时起,就越来越大胆地使用“中国经验”这个提法,那时写的文章和书籍(绝大多数也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大都建立在实地调查的经验研究基础上,也是从改革开放二十周年、三十周年时起,不顾有没有人听、更不管有没有人信,一有机会我就讲“中国经验”,甚至津津乐道、忘乎所以。那些书籍和文章用今天的话说也确实是“写在中国的大地上”的。记得一直鼓励和支持我去老少边穷地区做长期实地田野调查的陆学艺老师,也是我来到社科院工作的第一位直接领导和良师益友,生前专门对我说过,“中国经验”确实具有学术意义,但是现在讲也许太早了。现在我真的很后悔当时为什么没有问他原因,他说的“太早了”是时机不到,还是连内涵也还有待充实?从20世纪80年代自己开始学着到基层做实地调查研究起,这三十多年(中间因为学业有过中断)我一直持有的一个“个人观点”是:中国的社会实践太伟大,但是我们对它的提炼太单薄。甚至也可以说,不仅是近四十年的快速社会变迁与发展,而且,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都还有待在不同学科和学术体系及知识系统里得到应有的确认,这会对这些学科和学术、知识系统做出中国的不仅是经验层面和素材意义上的贡献。
这当然是更大的话题了。一方面,中国自从近代以来由积贫积弱走向独立、发展乃至强盛,另一方面,经过一代又一代学人的艰苦探索与耕耘,到今天,也许是该提出学术中国、思想中国的时候了。回到本集子里一些论文体裁的文章,绝大多数都是工作之余有了点想法,然后与共事的年轻学者如何兴强、王玮、魏南枝、李奇泽等交流、讨论、争论,再由他们去仔细研究数据或经验材料,才写出来的,而自己的所谓“演讲”,更不用说访谈,就缺乏这样的“学术规范”,尽管也触碰了上面提到的那些话题或问题,甚至也不乏一孔之见或一己之见。
回到上面那几个问题(它们也是这本集子里随处可见的),我不仅认为在事实层面和理论层面都存在中国道路(China Way),而且也认为我们对它还太缺乏理论的提炼和升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很多问题,包括全球和地方层面的不公正、不协调,但是它又的确在发生、在起作用、在影响着我们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美国,一方面二战结束后它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头羊,由于其在经济、金融、科技、军事、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实力,也成为本轮全球化的倡导者乃至主导者;另一方面它今天的地位、影响、作用也确实在相对衰退,这才有了本届美国政府提出的“美国优先”和连连“退群”动作,而不顾其行为方式与做事特点有没有违背美国政治的“常规”和国际关系的“惯例”。至于说发展道路,不仅中国与欧美不同,美国与欧洲也不同,即使欧洲内部,也包含着多种模式与路径,同一个欧洲国家,也经历过不同的道路、模式与路径的转变。最后,无论是二战结束后的秩序,还是冷战秩序乃至冷战结束后的“秩序”(其实冷战结束后并没有形成一个国际秩序,最多是事实层面出现了经济的全球化和国际关系的多极化等),今天要么已不再,要么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危机。面对上面这些问题,一方面需要大力提倡百家争鸣,使各类学科、各个相关学者从各种角度把自己的研究和发现展现出来;另一方面又需要破除一些长期被以为是“常识”的偏见或谬误,部分地回到更长的历史中去寻找今日危机的蛛丝马迹,也面向未来看到今日挑战的可能走势。
这已经又偏离了“前言”的范围。以此是想说明,尽管个人之见不免片面以至于愚钝,何况还缺乏实地研究和历史的资料与数据作为支撑,但是所以也欣然同意编辑并出版这些文章及讲话和访谈,是确信哪怕它们能引起学术争论、争鸣,就是大好事。何况,在看清样的过程中还发现,几乎所有的文章、讲话和访谈都还历历在目,包括在写、讲、谈时的具体情境与感受。这不仅是个人记忆问题,而且也说明它们或许并未过时。
人说“学者的生涯60岁以后才真正开始”。这,无疑是个安慰,而任何一个人,在时代的大潮里,大多时候是身不由己的。但愿——虽然似乎现在还做不到,今后能有比较系统的时间去思考与写作,即使想再发些一己之言,也能做到更加持之有据、言之有理。
改孔子的一句话:学而不厌,思而不倦。希望今后能够如此。
是以为序,并与收集、编辑两本集子的几位年轻学者和其中几篇文章的合作者共勉。
黄平
2020年8月末写于新冠疫情防控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