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经验、特色与前景[1]
谈到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20世纪90年代时我们习惯叫“中国经验”。后来按毛主席《实践论》，就用了“中国道路”这个词。“中国经验”更强调探索性，“中国道路”是指我们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是不是只有中国的发展形成了一种模式、概念呢？其实国际上也有尼泊尔模式、丹麦模式，印度南部也有个Kerala model（喀拉拉邦模式）。
一 从最基本的事实看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的实践是从最基本的事实出发。
第一，最快的经济发展。这个事实全世界都承认。虽然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现在开始放缓了，但进行纵比，过去三十年是中国1840年以来发展最快的，或者是最顺利的，基本是平均保持在两位数或接近两位数的增长。
第二，最大规模减少贫困。20世纪80年代，中国就开始在“老少边穷”地区进行帮扶工作，我自己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做扶贫研究。所谓“老少边穷”，老是指井冈山、延安等革命老区，少是指少数民族地区，边是指边疆地区，穷就是指贫穷地区。一些边疆地区同时也是少数民族地区和贫穷地区。三十年下来，我们实现了全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大的减贫成就。
如果用统计数据来讲，发展中国家的减贫指标主要是中国完成的。按每年计算，如果把中国拿出来，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是在增加的；但把中国加进去，贫困人口则在减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是这样，到了20世纪末的时候，中国就完成了联合国千年目标计划的90%。
2002年以前，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是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进入21世纪，地区和县这两级，包括西部的县域经济也发展起来了。所以，中国的减贫脱贫速度，是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国家和各个国际组织都公认的。
1978～1998年连续二十年的时间，中国有10亿以上人口的生活水平实现了连续两位数的持续增长。3亿人口脱贫，2亿人进城，1亿人实现了中等收入。当时我去日本，日本人说你那1亿人就是一个日本。我说我们还有10亿人处于贫困状态，只有1亿人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但那时候统计得保守一点，说的是3亿人脱贫；照现在世界上的统计，中国已经实现了6.5亿人脱贫，但这主要是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而未计城市人口。1977年改革开放之前，城市人口也处在相对贫困、物资短缺的状况，现在这已经得到了根本的改观。
第三，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既包括农村劳动人口到城市的流动，也包括城市人口本身的职业流动、社会地位的流动。中国人口的流动是世界上最频繁的。每年仅春节春运就达到30多亿人次，还不包括旅游、探亲和因公出差的旅行。
第四，最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国的社会结构，在1949年的时候基本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社会。当时城市人口的比例不足5%，到1979年城市人口也还不到20%。最近这三十五年基本是一年增长一个百分点，现在城镇人口已经达到55%，这只是社会结构中的城乡结构。如果你看工农业结构，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工业总产值就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当然还有年龄结构、教育结构、社会人员中服务业的比重结构等。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走过了西方三百年的道路，这不只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社会结构的变迁。
21世纪初，我在欧盟做过一个发言。我说，中国在二十年（现在叫三十年）中实现了10亿（这时已经超过13亿）人口平均两位数或接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以及最大的减贫、最快的人口流动、最剧烈的社会变迁，而且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内部动荡或动乱，我们是以相对平稳的社会变迁方式走过来的。而在三百年中，比如英国、法国等国家内部则发生了激烈的阶级斗争，乃至起义、动乱和内战，还有对外的殖民、侵略和战争。而中国在三十年实现了四个“最”，却没有付出这样的代价。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中国确实走出了一个比较平稳、社会代价相对较少而成就显著的独特的发展道路。
二 中国道路的普世性特征
现在有很多争论，认为中国特色仅仅是个案，不具有普遍性；只有英国道路或西欧的道路（也被称作资本主义道路），后来加上美国道路，才是具有普世性的模式，中国只是个例外。这让我想起，19世纪80年代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当时俄国《祖国纪事》的编辑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给马克思写的信中片面理解马克思关于西欧与俄国发展道路的论述，将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描述、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曲解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马克思在回信中对米海洛夫斯基的全部表述做出辩证回应，并进一步阐释了自己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观点。马克思认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2]马克思还表示，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污辱。”[3]所以，我自己试图用一种比较科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一下这到底是中国式的个案经验，还是具有普遍性的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经济学家在总结改革开放二十年时说过一句话：“（中国）经济成功的最大秘密，就是没有听经济学家的。”确实，如果按经济学家的预测，中国经济已经崩溃无数次了；按政治学家的预测，中国也早就崩溃了。所以，我试图用一个偏中性的命题，不说中国还是日本，欧洲还是美国，也不是说谁是代表，即任何一个方式、任何一个东西，如果它跨越的时间越长、覆盖的空间越大、包含的个体越多，那么很可能它所包含的普遍性就越强。
我自己总结，新中国的第一个三十年（1949～1979年），是奠定基础的时期，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是那个时候完成的，我们的健康率和识字率也大多是那个时候完成的。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也说，中国是以最低的物资条件完成了这么高的健康率和识字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用的是人类发展指数（HDI），而不只用人均收入来衡量社会的进步。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用HDI衡量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了。1949年5月，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37岁左右，1979年是67岁，已经超过了很多中等收入国家。我们的人均识字率和健康率，包括婴幼儿与产妇死亡率不断降低，已经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鼓励外商投资，外商包括华侨华人的投资之所以能够迅速扩大，与我们劳动力的素质、能力和组织化程度是分不开的。
新中国成立前的三十年，就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成功，基本上是解决中国独立的问题，也就是不再“挨打”的问题，后来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在建设自己基本工业体系的过程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也走了一些弯路。改革开放解决了我们不再“挨饿”的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接下来我们就要解决“挨骂”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话时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下一步要着力来解决。习近平主席有个讲话谈到，中国道路“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4]。今天的这个中国，是从中华民族延绵不断的文明走到今天，它跨越的时间很长。如果这样来讲，三千年、五千年，至少它是没有中断的一个文明形态，覆盖的空间至少相当于整个欧洲，我们的空间是个大陆，是一个大陆型经济体。
当然，一个13亿人口的大陆型经济体，是很难和100万人、1000万人的经济体的发展进行比较研究的。小国当然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但我们看到小的经济体面对的治理问题也相对会少一些。
三 中国发展要妥善处理好利益格局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肯定有经验、有教训，也有失误、有挫折。今天事后看，也有人说这些事搞急了，那些事早点搞就好了。比方说放开第二胎，有人就说早放开就更好了；环境问题早点儿抓，今天的空气质量会更好。回过头来看，确实能说出很多问题和错误。第一个三十年更是如此。其实，两个三十年是不能互相否定的。
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几年，凡是成功或比较成功的地方，它一定是与我们比较妥善地处理利益格局有关，尤其是比较妥善地处理了中下层基本利益诉求。有好多政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包括对国营经济改革从拨改贷到利改税，诸如此类的政策改革，都是一步一步地推进的。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加快推进，这里边有一个连续性问题，也就是继承与发展问题。
今天，改革的深化和连续性成为重点。任务很明确，朝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前进，包括一些具体目标。比如说，以户籍为指标的城镇化（目前在城镇居住就业人口比例是55%），我们还要实现公共服务（包括医疗、教育、养老等）的均等化。精准扶贫是另一方面。但它确实又有连续性，这个连续性和共同性也和处理好利益格局、处理好中下层的利益密切相关。
农村改革最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接着是乡镇企业的兴起，后来是农民工大规模进城，或者就地就近的非农化，以及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成长。长三角、珠三角等许多地方，那里的“村”“镇”实际上已经不从事农业了。
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提出了要协调城乡关系、区域间关系、经济与社会关系、发展与环境关系、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关系等“五个统筹”。我们免除了农业税，提高了农村医疗水平。我们目前正在按照新的发展理念来推动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
四 新发展理念、普惠式分配、共识式理念和共享式未来
新的五大发展理念。
第一是创新，不能再沿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路子走，要更加注重提高创新能力，依靠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出高效健康发展的路子。新的发展理念还强调“共享”。凡是比较成功的发展，一定是能够比较妥善地处理好利益问题，尤其是中下级的基本利益诉求。包括也要与我们周边的乃至更多的国家共享发展成果。
第二，普惠式的分配特别重要。发展的成果，上海、广东、北京等发达地区获得的可能多一些，而“老少边穷”地区获得的可能少一些。应该在“老少边穷”地区，尤其是在基层着力推进普惠式的分配模式，让人人都能享受发展成果。
第三，形成一个全社会基本的“共识性理念”。1977年全社会最大的共识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发展，这在当时确实是整个社会达成的高度共识。有了基本的社会共识，大家面对未来就有了一个共同的愿景，而不是各自为政，这被称为有共享式的未来。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谈道：“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5]
今天我们社会确实面临很多的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有些是以前想都想不到的，也不是简单地一刀切下去就能解决的，而是牵一发动全身，因为社会越来越有整体性。有人说，第一个三十年（1919～1949年）是“推倒三座大山”，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民族解放；后来有人说我们面临新的“三座大山”，这个有点夸张，但确实面临着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压力：工资可能比三十年前涨了几十倍，但对老人来说，只要把医疗费用打进去，压力就很大；教育也是一样，不管什么阶层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获得好的教育，而好教育的成本越来越高；大城市住房也成了问题，不仅中下层的农民工进城买房困难，连博士也有买不起房子、生不起孩子的。
就业其实也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压力。当然，金融危机以后，相比欧美国家，我们的就业状况还是令人羡慕的。其他国家有些毕业二十年的博士还在找工作，美国一些黑人、拉美裔，包括一些亚裔，干脆放弃了寻找工作的登记。现在美国统计局公布的就业率，没有包括这些放弃找工作的人。
上面提到，凡是成功或比较成功的经济体，一定与比较妥善处理利益格局，尤其是处理好中下层的基本利益诉求有关。什么叫“比较妥善处理”？就是渐进式增长、普惠式分配，以及有共识式理念和共享式未来。应继续保持渐进式增长和相对而言普惠式的财富分配，即多少不同，但一定都能受益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社会要有基本的共识，即发展经济、保持社会稳定。就像改革开放初期高度重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样，大家对未来有一个共享式愿景。当前，包括就业、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问题都很严峻，再把环境问题加上，这些都要处理好。社会矛盾是要靠社会政策处理的。说到底，就是怎么处理中下层的利益需求。不能有效处理普通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社会就无法保持稳定，无法发展。所谓社会政策，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确保社会公正。我们现在为什么那么重视社会公正？从过去高速增长到现在的新常态发展，今后长期发展就不能再保持两位数。到2020年实现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我们有充分信心，一方面要维护经济的基本增长，另一方面要确保社会公正。
五 中国改革发展，要确保下层不受损、中层有所得
现在学术界争论以市场为主还是以发挥政府作用为主。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一个假设命题：第一，社会是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第二，人都是自私的；第三，自私的个人追求私利最大化，可以实现社会的最佳均衡。这样的命题要用历史去检验，不应停留在理论的争论上，所谓西方以个人为本，东方是集体主义，等等。其实，西方也不仅是以个人为本，亚里士多德就说人类是社会动物，这才有社会、社区、社群，才有后来的共和。比如说社会契约论的前提是以个人为单位，那契约算什么？所以，社会事务要看以什么为单位。有的事以个人为单位，有的事以家庭为单位。处理国际关系就不可能以个人为单位。美国在对外关系上从来都以其国家利益为单位。
所谓“人都是自私的”显然不能概括人类所有的动机和行为。“自私的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以实现最佳均衡”，这是零和游戏。人们互相拼得两败俱伤，但资源就这么多，公共产品就这么多，机会就这么多，每个人只顾追求私利，那就是穷的穷，富的富。所以必须回到政府作用，重视社会政策、社会管理、社会治理问题。一个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利益的分化是在所难免的。有的人批评说改革开放后，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扩大，这是事实。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越要介入，问题不在于大政府或小政府，关键是要实现政府的精干和高效，要遏制官僚主义的膨胀，承担起政府的责任和作用，确保在改革开放发展中平衡好各方利益。
我提出的发展底线，是社会政策要“确保下层不受损，中层有所得”，上层任何时候都处于优势。要实现“帕累托改进”，让人人受益，不能越发展民众利益越受损；中等收入群体要感到随着经济发展逐年有所得，这才能支持发展。
中国是后发型的，我们只有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辛勤劳动，这就叫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
中国道路的发展，既包括环境的代价，也包括发展低端产业承担的巨大代价。外商投资包括华人华侨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有正面的作用。西方老批评我们“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但是他们的企业在中国建工厂，利润和廉价产品是他们在享受，污染则要由我们承担，牺牲了我们劳工的健康；利润让他们拿走，生态环境税要我们缴纳，我们被迫“代人承担，代人受过”。作为一个后发型的巨大的农业社会，十几亿人口的规模，这么短的时间要向现代社会转型，付出这些代价是当时的情况使然。
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发展方式。所以，要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秉承互利合作共赢的理念。这是历史的选择，在这个时代再也走不起战争的道路，走不起侵略殖民的道路，人们也不允许走这样的道路。掠夺的时代过去了。走和平发展、互利共赢道路，其实就是共享。怎么处理好与周边的关系、与发达社会的关系，其实也就是处理好财富增长与利益格局的关系。
当今我们面临的是整个世界格局的新调整、再分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后的民族国家体系，并没有防止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冷战架构是东西方对峙的表现，是敌对情况下的所谓稳定。其实在亚洲是热战不断，包括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但是冷战结束以后，有很短的一段时间是美国“一超独霸”，但单极世界的时代不会持久。随着反恐战争的出现、金融危机的出现，今天的全球格局正在重组、重构之中。中国不是要另起炉灶，更不是要取代现有的秩序，而是在探索新的格局。
六 “天下无外”：中国追求合作、协商、共赢
对中国道路的特色有很多不同的总结。我认为它具备如下几个特色。
第一个特色就是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什么叫承担责任？中国减贫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这是很大的责任。我们要是出现难民、移民，就不是今天北非和叙利亚难民流向欧洲的概念了。1979年中美建交前，卡特总统搞人权外交，拿了一个23人的名单给邓小平同志，卡特说要让这23个人拿护照来美国。邓小平跟他说，你要多少人？给你2000万人够不够？2000万人也只是个零头。所以，我们的治理要非常负责任。包括各级政府应是高度尽责的机构。
第二个特色是灵活。我们如此之大的国土，若没有一个负责任的制度，是比较麻烦的。由此，政策的研究和制定要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
第三个特色是协作。我们社会管理是合作型的。有人觉得大一统的意思就是由上至下的，就是压制型的，这是误解，其实是协作式的。
第四个特色是协商。政策制定，还要不要持续，怎么实施，都是商量着办。
即使有过那么多的成功，当前我们仍面对很多新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其实也是全球层面的挑战。
从全球层面来说，世界正在重构之中。这个重构有三大中心。北美以美国为首，美国现在的问题尽管很多，但它的科技、经济、军事、教育等实力还是世界第一，它的综合国力还是世界第一。因此中美关系也是最重要的。欧洲第一个搞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现在要超越这个体系，正在向“一体化”努力。现在“一体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从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经济危机到地缘危机，自乌克兰克里米亚事件以来，难民、恐怖主义再到所谓“伊斯兰化”，以及现在整个治理能力都面对挑战。
中国提出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赢，这不仅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实际上也是我们行动的指南。
第一就是创新。现有的国际秩序需要创新。中东、非洲、拉美那么多发展中国家，亚洲虽然是人口最多、发展最快、势头最好的地区，但毕竟亚洲的整合程度是最低的，连我们国家也没有完全实现统一，因而更需要走出一个创新的国际秩序。
第二是全面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是收入水平，而且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全面小康社会。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要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改革开放，这样才能实现“全面性”。“改革开放”作为国策还是需要坚持下去。
改革开放是解决市场机制问题，要公平交易、自由贸易、竞争择优，公平分配。因此，要有法治保证，全面依法治国。中国从1949年以来，很成功的经验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包括这么大的反腐败力度。
第三，就是民主，有人说是协商式的民主。这不只是在政治层面，也包括社会服务。政府功能就要及时提供相应的服务。
第四是包容性。中国自己也好，中国与其他的周边国家和地区也好，我们现在叫作“命运共同体”。其实“一带一路”也是带有包容性质的，提倡共商、共建、共享。
今天的世界要改善不合理的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但并不是用革命的方式打碎它。我们不是制造麻烦的一方。正如周总理说的，要和平共处，不同国家，尽管有着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但我们共处在同一个世界上。
要通力合作。现在共建“一带一路”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具体的实施方案，涉及投资、贸易，乃至包括“人心相通”。先从地区性的合作开始，可以做很多工作。
基辛格有一位年轻的助手叫乔舒亚·库珀·雷默，上次他来参加我们的一个研讨会，他的发言叫“北京共识”。对抗也好，对峙也好，冷战也好，包括理念上的分歧，共识就是通过共同合作来推动进步。
现在美国人和欧洲人提议全球治理，亚洲的声音、非洲的声音都要有表达的机会，当然我们的利益诉求也是其中之一。奥巴马的想法是“现在由中国制定那个规则不行，要由我们美国人制定”。我和美国人讨论，问题不在于谁制定规则，而在于规则合不合理；同时，规则应该由大家共同来制定，所以G20应该是比G7更好的一个机制。
[1] 原载《经济导刊》2017年第1期。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第13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41～342页。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39～40页。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