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研究：传记与论评

导言

最近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重读了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

这次重读，印象最深刻的，已经不是之前被人们反复申说的“我们这一代的怕和爱”了，而是作者在这一卷大体可以看作“创作札记”的书写中一直强调的，如何才能发现“作家劳动”的“美好”与“艰辛”。

将作家的“创作”称为“劳动”，在当下的语境中，多少有一点“陌生化”的效果。帕乌斯托夫斯基回忆自己的创作经历，有一次他要写一本关于工厂的书，“这个工厂的历史复杂而有趣。彼得一世、苏格兰工程师、我们那些农奴出身的天才工匠、卡隆铸铜法、水利机械、独特的风俗习惯——这一切给我那本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然而，光有“丰富的素材”是不够的，“我写水力机械、生产过程和工匠们，可我一边写，一边却十分苦恼”，因为“我怎么也无法把素材焊接起来，将它们凝聚在一起，自然地向前流去”。由此带来的结果是，“素材支离破碎。有意思的段落互不连贯，全部摇摇欲坠，得不到上下左右其他有意思段落的支撑。这些段落一段段孑立在那里，缺少那种唯一能把生命注入档案材料的生动的细节、时代气息和我对之感兴趣的人物命运的维系”。

那么，怎样才能把“生命”注入“素材”，使之获得“生机”呢？难道仅仅依靠妙手偶得的灵感或是作家苦苦修炼的才能吗？帕乌斯托夫斯基深刻揭示出“作家劳动”的“奥秘”，不能只停留在作家个人苦心孤诣的摸索上，更重要的是如何获得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如果要写好工匠，首先要像工匠一样看待工作和生活。就像对待机器，需要产生某种“共通”的感受，“我那时懂得了写机器必须跟我们写人一样，得理解它们，爱它们，为它们而欢乐、悲伤。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反正我总是为机器感到一种肉体上的痛苦。就拿胜利牌汽车来说吧，当它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勉强爬上陡坡的时候，我累得大概不下于汽车本身。也许这个比喻并不十分确切，不过我深信，对待机器，要是你打算去写它们的话，就应对像对待活生生的人一样。我发现，好的工匠和工人就是用这种态度对待机器的”。

我想，这也就是路遥所强调的，“作家的劳动”首先应该“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从帕乌斯托夫斯基到路遥，正是因为有了新的把“劳动”作为“美德”的认识，“作家的劳动”与“普通劳动者”才能密切联系起来。而在今天这个视“劳动”为“苦力”的“后工作时代”，这样的认识不仅稀罕，甚至显得有些荒谬了。

2019年是路遥诞辰70周年，这儿编发的一组文章，是几位年轻朋友对近年来出版的几种路遥传论的讨论，他们的讨论角度各异，却不约而同地瞩目于路遥作为一个作家对于“劳动”的理解和尊重。青年一代对于“劳动”这种美好品格的向往，大概可以算作献给路遥诞辰最好的礼物吧。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