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路遥
——评《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
孙杨[1]
摘要 航宇《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是对路遥生命最后两年的回忆录，本文试图从三点把握其对当前路遥研究的意义：一是丰富路遥的形象；二是正面描述路遥与王天乐后期的关系状态；三是以路遥90年代的经济行为出发，探讨其小说中“进城”难题的限度。
关键词 路遥 王天乐 “进城”难题
研究路遥的专著与相关论文，近年已经有了十分丰富的成果。其中表现路遥生平经历与事迹的传记或回忆录也已经出了很多版本，比如近年直接以“路遥传”冠名的传记，就有厚夫《路遥传——重新开启平凡的世界》（2015）、王拥军《路遥新传——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的人生》（2015）以及张艳茜《路遥传》（2017）三种。这三本书都是以路遥整体的生命时间为跨度，试图对其生命历程进行完整而精确的把握。其中，厚夫版以翔实的史料与得当的组织编排而兼具学术性与文学性，最为学界认可。航宇此书则是将时间跨度限定于1991年初路遥获茅盾文学奖至其去世后1993年各界人士举行的纪念活动之间。前三本传记的作者虽然也都是路遥同时代的人，但由于“传记”的限制，他们都采用自我隐去的方式，以路遥为全书中心，采用第三人称试图以客观冷静的叙述笔调保证对路遥最大程度的历史还原。而航宇此书作为回忆录，则是以自己与路遥最后两年的密切交往为依据，以“我”对“路遥”所知的回忆作为主要讲述内容，在讲述事件中穿插作者的自我感受与评价，情感丰富、描写细腻，而显得更加生动。航宇作为陪护路遥住院时的主要人员，其回忆不仅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大多数事件的详细可靠，也因个人回忆的主观性，展示出很多与公众视野中的路遥，甚至与公论大相径庭的历史细节，以上都使得本书成为解路遥最后两年时间思想变化及生活细节重要的研究资料。
航宇此书1993年曾以《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里》为名，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为题再版。较之1993年版，新版丰富了更多细节，尤其是增添了路遥去世后，以作者为代表的路遥好友们举行的各类纪念活动。全书共分为35节，若以路遥因健康恶化而更换住所来安排，可以将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即在陕西作协大院时期、病重在延安医院治疗时期以及转至西安西京医院治疗时期。作者着重以自己的回忆勾勒出路遥获茅盾文学奖前后、回清涧、为王天笑（九娃）找工作、为稿费征订报告文学、因离婚给女儿路远装修房子、创作《早晨从中午开始》、与王天乐暗生嫌隙及至“反目”、筹备《路遥文集》等事件。本书较现有路遥人生经历相关资料的独特之处可以归为三点。
首先，丰富了路遥的形象。航宇与路遥接触时还很年轻，同为清涧老乡的他也是在路遥的帮助下，才得以进入《延河》编辑部见习。因此，路遥对他来说不仅是作家前辈，还是领导与恩人。[2]在航宇笔下，路遥的吃穿等生活细节被描述得十分详细。路遥衣着简朴，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时也很随意。
仅仅一个帆布挎包，可能就装几件换洗衣服，而他的穿着也非常朴素，就是他平时穿的那些随身衣服，一点也不讲究，根本不像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就像是一个乡下农民去赶集的样子。[3]
作者在描述路遥毫无作家架子，冒着蒙蒙细雨站在作协院子中间吃葱饼时，同样对路遥这样一位全国著名作家却过着些许邋遢的生活而默默心酸。[4]路遥对航宇的信任也表现在多方面：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的车票、装修房子、采购家具等事件，航宇都有参与。特别是作者后来被陕西省作协派至医院陪护路遥，两人之间的谈话记录更是了解路遥当时心理状态的重要材料。在1992年11月14日，航宇着重记录了这一天路遥给他讲关于自己童年生活、恋爱、对陕北民歌的重视以及与谷溪等朋友如何结下深厚友谊的故事。在最后，路遥还与航宇仔细核对了自己与别人的欠款。除此之外，路遥在航宇眼中还往往是“高傲严肃”的，有时因内心的敏感而易于激动。路遥时时刻刻维护着自己的尊严和形象，哪怕卧床不起，也坚持每天自己清洁卫生。
路遥就是这样，自己能干的事，绝不要别人帮忙，他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因此我再没说什么，坐在一旁看他认真刮胡子的样子。路遥一边刮胡子，一边跟我说，咱住院也要住得干干净净，还要像个住院的样子，不能让人家看见笑话咱不讲卫生。[5]
这样的执拗带给路遥文学上的辉煌，也害得他耽误了自己的病情。在延安医院时，路遥坚持不转到条件更好的西京医院。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也因为情感上的刺激与肉体上的疼痛而意志消沉，吸烟、拒绝频繁的输液，甚至偷偷喝中药而导致自己的病情更加严重。这些细节都让人对这位作家感到惋惜。
其次，增加了关于路遥弟弟王天乐的记述。在路遥自己的表述与其他版本的路遥传记中，王天乐与路遥远超一般兄弟的亲情。王天乐的人生经历是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的重要“蓝本”，而其对路遥生活上的帮助，一度成为路遥的支柱。在其《早晨从中午开始》里，路遥不仅直接在副标题写上“献给我的弟弟王天乐”，更将两人的手足之情直接表述出来。
如果没有他，我就很难顺利完成《平凡的世界》。他像卫士一样为我挡开了许多可怕的扰乱……实际上，《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等于是直接取材于他本人的经历。在以后漫长的写作过程中，我由于陷入很深，对于处理写作以外的事已失去了智慧，都由他帮我料理。直至全书完结，我的精神疲惫不堪，以致达到失常的程度，智力似乎像几岁的孩子，走过马路都得思考半天才能决定怎样过。全凭天乐帮助我度过了这些严重的阶段。[6]
但航宇在书中颠覆性地重新处理了后期王天乐的形象及其与路遥之间的关系。在航宇笔下，路遥在延安医院接受治疗时，因王天乐没有及时来医院看望自己而十分不满：
路遥唉声叹气地说，你看天乐，一满就不是以前的天乐了，翅膀硬了，一满不管我的死活，能躲就躲，能跑就跑，他一看见你回来，就跑得不见踪影。你把我的话记住，他说晚上陪我，他的影子你也别想见到，我还不了解他。……果然像路遥预料的那样，（天乐）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晚上不仅没到医院来陪他，而且招呼也没有打一声。[7]
在路遥转院至西京医院后，航宇记述了路遥与王天乐之间爆发的更加激烈的冲突。在这次冲突中，路遥甚至扬言与王天乐“断绝关系”。[8]对两人后期的交往状态，由于缺少更多的材料与其他原因，当前涉及路遥的传记还没有被正面提及过。
但航宇此书作为个人回忆录，作者的主观判断与情感，会直接影响对事件描述的真实准确，因此该书存在一些争议之处，甚至与当前的公论相悖，比如路遥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的旅费一事。路遥去北京打算买一百套《平凡的世界》送人，还计划请北京的朋友们吃饭，但经济拮据的他显然无法负担这项支出。在王天乐的回忆中：
我拿着5000元赶到西安，这时路遥已到火车站。当我把拿钱的经过向他叙述后，并告诉他今后不要获什么奖了，如果拿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可给你找不来外汇。[9]
关于路遥去领奖的细节，各版本路遥传记此处均采用王天乐的叙述，几乎没有较大改动。但在航宇书中，是另一番表述：
九娃（王天笑）说，那我哥告诉我，他听人说他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我四哥（王天乐）说他路费也没有，就到处伸手向人家要钱，他不知道他要的那些钱都哪里去了，反正他一分钱也没看到，觉得这是丢了他的脸面。……我看了看九娃，然后给他说，你哥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确实是我和远村把他送到火车站，他去的火车票也是我给他买的，其他事我一概不知道。[10]
根据航宇书中的记述，他和另一位作家远村一同把路遥从作协大院送上火车，并没有提到王天乐。[11]这两种完全相反的表述很难在比较中做出判断，我们只能从其他方向入手。
根据白烨的回忆，路遥在北京领奖后便请众人大吃一顿：
领完奖，路遥约了在北京文学界的陕西乡党在台基厂附近一家饭店聚餐庆贺，因不断有人加入，一桌变成两桌，两桌变成三桌，结果一顿饭把5000元奖金全吃完了。[12]
而在李天芳的回忆中：
在外界一片纷纷扬扬的赞誉声中，我们都知道路遥认真干的一件事，则是把北京和省里给他的奖金，以孩子的名义存进银行。两笔奖金不多不少，恰是一万元整。这一万元，也成了他身后唯一留下的一张存单。[13]
如果以上二人的表述均真实，路遥在这期间显然还有其他的经济援助；而这是来自王天乐还是其他人，似乎还需要更多的佐证才能得出定论。
最后，则是关于路遥经济行为的转变。王安忆曾提到她见到路遥的一次“发火”。[14]路遥对“名利”的指责十分敏感，但在现实生活压力下，他无法不考虑自己与家庭的生活问题。[15]航宇书中着重提到路遥主动与他合作有偿代写报告文学一事。[16]道德评价显然不足以解释这种行为，在有偿文学蔚然成风的时代，作家个人的选择是很容易理解的。
但90年代初作家有偿作文的风潮与其80年代所高扬的文学理想的矛盾似乎正印证着路遥所持续思考的《人生》“进城”难题在《平凡的世界》中想象处理的失效，现实终于打败了个人意志。这一点在石天强对于路遥的分析中已有深入的探讨。在他看来，“《平凡的世界》的一个基本主题就是：作为一个农民的‘我’如何能够成为一名知识分子？在路遥的书写中，农民摆脱自己身份的最好方式就是求学，就是读书，就是在身份上彻底转变为一个知识者”[17]。这句话我们可以换一个表述方式，即在路遥文学中所能反映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改革中作为弱势群体或“失败者”的大多数。80年代不言自明的“知识分子”，在路遥这里成了首先要处理的问题。关注问题的滞后，使得路遥与80年代的文学场拉开了一段距离。也就是说，他首先要清理的是在改革中处于底层的群体如何跃步为知识分子的难题，其次才是知识分子自我的问题。因此，也就不难理解，路遥将《平凡的世界》写成一部成长小说，并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作为自己的首选。代表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梁生宝不需要“成长”，他只要感受社会主义的召唤就可以，肩负“启蒙”使命的80年代知识分子同样只要随着“现代化”话语的感召前进即可，但在乡村的孙少平自己是无法成长的，他无法像王蒙笔下的缪可言、岳之峰等通过自我冥想获得力量，他对自我主体的想象一定要通过与别人的对话和被启蒙才能完成更新。
另外，我们知道80年代“知识者”在美学意义上的成功，不仅是对《晚霞消失的时候》《波动》等小说中描绘的“小资”知识结构、主体气质的认同，同时更向往一种物质上的自足状态，其背后暗含着对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模式下的“付出—回报”的逻辑认同；且只有在后者成立的情况下，前者的形象才能够取得最大的合法性。但是当“付出—回报”的逻辑失效时，遭遇现实挫折的知识分子其神圣形象自然也就遭到解体。在1983年发表的《鲁班的子孙》中，小木匠的成功除了自己手艺精湛，更在于他能通过“走关系”获得低价的原材料，而没有低价的原材料恰恰是大队木匠铺倒闭的直接原因。在这里，老木匠头一次遭遇到进入现代市场的困境。当他将大队木匠铺的首要职能定位成满足村里人的需要时，使用价值的前现代逻辑让他无法应对现代市场交换流通下原材料不足的难题。“有力使不出”使他难以适应改革新的规则。在小说中，小木匠试图以现代理性的市场规则来重新规划与村民的关系时，遭到了以老木匠为代表的村民的集体抵制，最后离开了村庄。
但在小说发表第二年，1984年开启了与此前不同的“城市改革”。“如果说那个‘按劳分配’原则在农村的贯彻是以联产责任承包制为其主要形式，那么同样的原则在同一时刻也在城市中展开了，问题恰恰在于，无论是以‘计件工资制’或者其他奖金制度作为自身的形式，‘按劳分配’原则在城市中都收效甚微。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被认为是经济困境的原因……但是从这一刻开始，从‘城市改革’单独作为一个议题提出之时起，‘城市改革’已经完全从整体性政治设想中脱嵌出来，城市改革的核心变成了如何让企业获得更大的自由和利润。”[18]在这新一轮的城市改革中，中国社会主义从理念上“一盘棋”的整体想象抽空为经济为中心的全面脱嵌。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为高于个别劳动时间的考量标准，当“交换”成为新的交往准则时，个人的价值已经不是自我所能决定，而首先要经过市场的眼光检验，这必然带来新的人物关系的塑造和想象。1985年发表的《小鲍庄》中，鲍仁文可以说是高加林的喜剧版本。在职业作家一心钻营时，只有他还执拗地保留着对文学的神圣想象。
而路遥面对的困境是，当文学界面临“付出—回报”的挫折而走向“烦恼人生”来回应“知识分子”面临的生活困境时，他仍要试图给高加林们找到一条既能够成为知识分子，又摆脱“一地鸡毛”人生观念的出路。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孙少平通过导师田晓霞的启蒙而成为兼具黄土地的道德品质与知识分子的自尊和眼界的“双面”人物。如果说小木匠被放逐是因为对伦理共同体的冒犯而完全否定性的处理，田晓霞死于救人，则是为了完成对孙少平启蒙的最后一步。路遥将死后永恒定格的爱情牢牢刻在孙少平心中，即使知识分子的大主体已经消散，即使在今后的生活中有无数的现实挫折与困境在等着他，孙少平仍不会偏离高尚的准则。在这个意义上，田晓霞的死去似乎就已经印证了路遥触及难题的失效。对于孙少平的人物设定，路遥说：“孙少平最远只能走到煤矿，如果进了大城市我就管不住他了，因为路遥对大城市生活不熟悉。”[19]但除了生活经验的不熟悉，这里也许还包含着路遥对80年代末期城市已经展露的经济脱嵌现象而对孙少平们的担忧，因此他不得不将孙少平安置于工人阶级群体劳动的煤矿之下。如果说在学理上，路遥对于孙少平进城难题的处理是失效的，但其作为80年代知识青年进城的奋斗历史，因历史理性的崩溃，维系人物德性的“土地”情感很容易被置换为市场经济下的个人，进而与90年代初开始流行的成功神话实行对接。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平凡的世界》仍保持广泛的有效传播与庞大的阅读群体，但若因此而将其称作当代打工群体的“毒鸡汤”则有失偏颇，在路遥塑造的世界里，孙少平对欺凌少女的包工头还会果断地举起拳头。带有80年代气质的孙少平，在进入新的经济社会中会如何重塑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他一定会成为涂自强、陈金芳们的翻版吗？市场大潮冲碎了“平凡世界”，路遥也已经去世，但他留给我们的难题仍未解决。
[1]孙杨，男，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化现象批评。
[2]厚夫：《路遥传——重新开启平凡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第337页。
[3]航宇：《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第23页。
[4]航宇：《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第140页。
[5]航宇：《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第199页。
[6]路遥：《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第30页。
[7]航宇：《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第259页。
[8]航宇：《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第336页。王天乐回忆此事时讲道，由于周围人没有告诉路遥林达已经离开，年纪尚幼的路远全靠王天乐照顾，因此让路遥产生了误会。“路遥把我叫到医院里，用想好的文学语言把我挖苦了一阵。于是我痛苦地离开了他。就在这二十多天里，路遥是十分痛恨我的。”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马一夫、厚夫、宋学成主编《路遥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第337页。
[9]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马一夫、厚夫、宋学成主编《路遥纪念集》，第336页。
[10]航宇：《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第387页。
[11]航宇：《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第22～24页。
[12]白烨：《是纪念，也是回报（序二）》，马一夫、厚夫、宋学成主编《路遥纪念集》，第12页。
[13]李天芳：《财富——献给路遥》，马一夫、厚夫、宋学成主编《路遥纪念集》，第73页。
[14]王安忆：《黄土的儿子》，马一夫、厚夫、宋学成主编《路遥纪念集》，第97～98页。
[15]“路遥创作小说的稿费其中《惊心动魄的一幕》五百元，《人生》一千三百元，而长达百万字的巨著《平凡的世界》也不过三万元。而路遥除了支出自己抽烟、咖啡，还有抚养女儿、赡养老人的义务。特别是在九零年初撰写有偿报告文学时，路遥还在着手装修房子、出版自己的文集等事，这些地方都需要支出。”见厚夫《路遥传——重新开启平凡的世界》，第284页。
[16]航宇：《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第30～33页。在其他人的叙述中，也提到关于路遥萌生做生意与炒股票的想法。见厚夫《路遥传——重新开启平凡的世界》，第284～286页；李天芳《财富——献给路遥》，见马一夫、厚夫、宋学成主编《路遥纪念集》，第70～76页。
[17]石天强：《断裂地带的精神流亡——路遥的文学实践及其文化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98页。
[18]林凌：《文学中的财富书写——“新时期”一种文学类型的再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第110～125页。
[19]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马一夫、厚夫、宋学成主编《路遥纪念集》，第3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