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研究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经济呈现奇迹般的增长速度。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占比较低，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仅为1.8%，到2018年上升为1/6，仅次于美国。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更是经历了4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被称为“中国奇迹”。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背后，是由内部与外部因素共同影响下，独特的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之路径。而以科技进步为基础的工业化进程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本章将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的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对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评述，旨在为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提供参考。

国内外学者从理论以及实证检验的角度对技术创新、引进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广泛探讨，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中国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曲折认识过程。第二，技术进步的来源与实现路径的认识和探讨。第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测度、评价与争议。在现有的文献中，我们或可找到不同学者对于上述三个问题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章从三个角度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

第一节 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曲折认识过程

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科学技术水平，改革开放前在曲折中提升，而改革开放后取得了跨越式进步。在曲折的科技进步历程背后，是思想层面上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即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曲折认识过程。

一 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初步探索与实践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科学技术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从1949年建国开始，毛泽东同志提出“要用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武装我们”，周恩来提出“向科学进军”，党和政府制定了第一个全国科技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961年颁布《科研十四条》，这些都极大地调动了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在艰苦的环境中，科学技术工作者仍然取得了“两弹一星”、人工合成胰岛素等卓越成就。然而，受一些错误思潮和政治运动的影响，全社会并没有充分认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基础等观点，甚至曾经错误地认为在建立生产力基础以后只有通过变动社会关系才可以持续发展生产力（蒋丽，2018：28～33）。特别是受“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冲击，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整体技术水平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了。

二 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指导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迈入了改革开放的新发展阶段。邓小平同志以“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明确了生产力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的关键地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如何使生产力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问题。1981年党中央、国务院调整了中国科技发展方针，提出大力抓好科学技术成果的推进和应用。1982年全国科技奖励大会进一步明确，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国家在多个领域制定了科技发展研究计划，如针对农村技术进步的“星火计划”、针对高新技术发展的“863计划”，并实施了一批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科技项目，调整制定了农业、能源、城市建设和交通方面的重大技术政策。1988年9月5日，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是对如何使生产力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最好回答，是在马克思科学技术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深入和发展。

在此基础上，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1995年“科教兴国”的教育方针出台，1998年国家计委、科委对外发布全国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13项全国重大科技计划和项目规划。此后，党中央和历届政府都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走新兴工业化道路，必须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注意依靠科学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并将其列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八个着力点。

三 以“创新”为“第一动力”的新时代发展的要求

在2014年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科学技术进步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作出了最新论述。他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强大科技支撑，是时代赋予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在新时代下自主创新的重要性。他指出，“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第一动力”与“第一生产力”理论相互融合，“第一动力”是新时代下对科学技术的进一步要求，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

第二节 关于技术进步的来源、实现路径的探讨

中国具有特殊的科学技术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为两个方面：技术引进与技术创新。而技术引进与创新是并行且交织的，在伴随着技术引进而来的新思路、新理念、新工具的支持下，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又更能促进新技术、新思路的吸收和应用。在此基础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

一 中国技术进步的实现路径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面对着一片空白的科学技术以及相当落后的工农业生产水平，党和政府决定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来恢复经济，建立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制定了科技发展规划和科技法规，逐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张明国，2001：12～15）。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科学技术进一步在学习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有学者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基本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的起步阶段（1978～1991年），第二阶段为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的加速阶段（1992～2005年），第三阶段为自主创新阶段（2006～2011年）；第四阶段为创新驱动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王钦、张隺，2018：5～20）。中国作为后发型国家，开放条件下的技术进步是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的过程。

二 中国技术进步的两个主要来源

技术创新是发达国家经济获得持续增长的动力和原因的观点得到多位学者的认同（Schumpeter，1934：85～88；Solow，1957：312～320），但是他们忽略了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来实现更快的技术创新（林毅夫、张鹏飞，2005：985～1006）。技术作为生产要素之一，Romer（1990：71～102）强调，技术既不是传统的商品，也不是纯粹的公共产品，它兼具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投入品。因此，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无疑是更低廉的技术进步方式。但是，由于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的差异，直接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并不一定直接适用于后发国家（傅晓霞、吴利学，2012：101～122）。正如唐未兵、傅元海、王展祥（2014：31～43）所指出的，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密切相关，但是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并不等同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通常表现为既定投入条件下产出增加，是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的结果。

由此可见，在模仿国外技术的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才是后发国家技术进步的有效途径（黄烨菁，2008：14～18）。从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实证研究结果来看，中国的技术引进、技术创新共同促进了技术进步，然而自主研发和国外技术引进对提高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吴延兵，2008：51～64）。并且中国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的提升促进总体研发投入增长，国外技术引进效率对自主研发强度的影响取决于国内外研发投入的关系、生产技术条件和居民偏好（傅晓霞、吴利学，2012：101～122）。

三 中国对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进行探索

20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技术创新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技术政策，表现为多项科学技术计划的实施。90年代，国家意识到仅仅是科学技术政策并不能解决科学技术与经济脱节的问题，开始关注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着手建设服务体系（吴建南、李怀，1998：1～3）。

随后，如何将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引发学者的讨论。部分学者认为应为促进中国技术创新进行政策配套，如张鸿（2001：62～68）认为中国存在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低、科研经费投入低等三大问题，应采取更为有力的科技政策包括税收政策，鼓励和引导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贺德方（2011：1～7）也提出在中国的有关科技成果管理及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应重点注意：转化的概念界定、国际比较、科技成果分类管理等问题。

综上，中国作为后发型国家，早期应通过技术引进的积累并辅之自主创新，这是中国技术进步的合理路径。此种路径下，存在科学技术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不完全性。同时，由于存在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中国技术进步的路径与传统发达国家不同，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核算方式与传统发达国家如美国等也存在差异。

第三节 关于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评价与争议

为了评价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们非常关注如何定量测度技术进步及其贡献。受Solow（1957：312～320）等研究的启发，西方主流学者大多认同“索罗余值”理论，认为产出增长中要素增加所不能解释的部分即为技术进步的贡献。具体而言，他们将总量生产函数中产出与要素投入组合的比值定义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并将其作为技术水平的衡量指标。当然，对于这种方法及其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一直存在广泛的争议。特别地，由于中国科学技术进步道路的特殊性，传统的“索罗余值”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是否能完全代表中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引发争议。

一 关于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定性以及初步的定量讨论

早在1961年，中国的部分学者就关注了外国学者就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问题的讨论。郭昭（1961：7～8）通过收集资料论证，新技术的发展不会给资本主义带来新的生命力，使其复兴，相反会使资本主义内在的一切矛盾进一步加剧。末永隆甫、吴斐丹（1961：17～21）阐述了罗宾逊新的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可能维持长久的最高增长率，同劳动增长率与每个劳动力生产率的增长率之和相近，如果技术进步不是中立的，技术进步就会倾向于使用资本或节约劳动。在技术进步对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方面，多数学者认为是积极的，如马阳（1983：3～7）认为技术进步是科学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中间环节，技术进步通过生产力的提高促进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不断采用新技术。

在中国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进行激烈探讨的时代，多位学者就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规律展开讨论。曾启贤（1963：16～32）认为，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的条件下，建立在机器生产基础上扩大再生产的规律。吴佩钧（1963：53～58）则认为不能以技术进步的“快和慢”来论证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是否存在或起作用。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部分学者对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持否定态度，而马镔（1980：21～25）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原理不应被否定。鲁济典（1980：58～62）认为，用机器制造机器逐步代替用手工制造机器这样的科学技术进步会引起第一部类生产的优先增长，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进步是一切科学领域在生产和非生产过程中的根本变革，许多国家两大部类生产“平行发展”。由此，他认为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只要不把资本的技术构成和资本的价值构成等同起来，在两大部类平行发展的情况下，仍可以实现高速扩大再生产。

二 关于全要素增长率的测度方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意识到科学技术进步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开始对科学技术进步的贡献进行评价，并且一般都挑选重点的科技领域，采用以定性为主、定量为辅的方式，并对增长会计法进行了初探。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学界开始对技术进步的经济效果测度进行广泛的讨论。1984年10月22～2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和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联合召开的技术进步的经济效果学术讨论会上，关于技术进步的经济效果进行了以下讨论：技术进步的经济效果问题研究的理论意义、技术进步的经济效果定量研究的主要方法、技术进步的经济效果定量方法的评价。

1984年，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交的报告中采用了“综合要素生产率”这一概念，使用的计算公式为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减去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差额就是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万伟勋（1986：23～26）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计算得出1947～1961年各国技术进步贡献率，美国为38.2%，日本为46.6%，中国为42%。随后，大量学者借助索洛残差法对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进行估计，并对产出和投入指标选取、要素权重设定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和详细的探讨（史清琪、秦宝庭和陈警，1984a：9～17；史清琪、秦宝庭和陈警，1984b：31～34；狄昂照，1987：37～43；张永光、陈刚，1989：8～23；Chow，1993：809～842，2002：247～256；谢千里等，2001：5～17；黄勇峰、任若恩，2002：161～180；Wang和Yao，2003：32～52；郑京海、胡鞍钢等，2008：777～808；郭庆旺、贾俊雪，2005：51～60）。

随着国外生产率测算技术的发展，国内学者逐步引入这些方法来测算中国的生产率状况。郑玉歆、张晓和张思奇（1995：20～27），刘小玄和郑京海（1998：37～46），姚洋（1998：27～35），姚洋和章奇（2001：13～19），李胜文和李大胜（2008：43～54）等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王志刚、龚六堂、陈玉宇（2006：55～66）等利用随机前沿面板模型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还有部分学者利用随机前沿方法估算农业全要素增长率（李谷成、冯中朝，2010：4～14；匡远凤，2012：3～18）。颜鹏飞、王兵（2004：55～65），郭庆旺、赵志耘、贾俊雪（2005：46～53）等利用非参数DEA-Malquist指数方法估算中国各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率。于君博（2006：50～59）综合运用SFA和DEA-Malmquist指数法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技术效率变迁做了测算。傅晓霞、吴利学（2007：56～66）对随机前沿分析和数据包络分析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核算中的适用性进行了比较，发现随机前沿分析可能是更为适用的生产率分析工具。

三 对技术进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贡献的争论

对于中国技术进步的测度中，最大争议是如何评价和判断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被称为“中国奇迹”（林毅夫等，1999：4～20）。但是，克鲁格曼（1999：1～12）等根据Young（1994：964～973，1995：641～680）的一系列基于索罗余值核算的实证分析结果认为，中国增长是资源投入的结果而不是效率提升的结果。这一观点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论。刘遵义（1997：88～97）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只是数量的扩张而没有技术和管理的创新，郑玉歆（1998：28～34）也认为关于东亚增长模式的争论很大程度是由于不同研究者在全要素生产率指标的定义、概念、数据以及假定等方面做了不同的处理。易纲、樊纲和李岩（2003：13～20）认为无论是改革带来的制度变迁还是中国的技术进步状况，抑或是不断提高的人力资本，都应该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体现出来。郑玉歆（2007：3～11）进一步指出，判断经济增长的质量，不能简单地根据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追求经济增长时，适用的经济增长方式有所不同，在高速的成长阶段适用于要素扩张，而进入低速的成熟阶段技术进步占据主导地位，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大，更应关注投资的质量与积累的有效性。

此后，有学者在索洛模型缺陷的基础上，沿着新增长理论的方向对生产率测算进行拓展研究。例如，刘伟、张辉（2008：4～15）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从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对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分析，结果发现：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当；1998年以后，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减小，技术进步的市场化力量逐步上升，中国经济增长的自身可持续性逐步提高。

四 关于技术进步助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探讨

多位学者就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起到的作用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郑友敬（1987：13～16）认为中国近几年来依靠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不是建立在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优化同步的基础上的，技术进步没有带来明显的结构效果。洪银兴（1999：15～22）提出中国面临着产品无法进入买方市场的压力，因此中国产业部门需要采用国际先进技术，生产替代进口的产品，现阶段推进技术进步的重点是促进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而21世纪之后，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逐步增大。云鹤、吴江平等（2009：11～18）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在1978～2005年表现出明显的粗放型特征，1981～2005年纯技术进步平均增长率1.8%，贡献了经济增长的18.75%，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应该倡导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然而，针对技术引进、技术创新等技术进步来源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唐未兵、傅元海、王展祥（2014：3）指出由于机会成本、引进技术的路径依赖等，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是不确定的，并且因技术差距、要素禀赋、吸收能力的差异，技术引进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存在不确定性。

此外，有部分学者却认为中国的发展情况存在特殊性，应结合中国的情况，就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适用性、作用方向以及影响程度进行探究。他们认为，应以生产成本最小化的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增长的最优方式，全要素生产率或要素投入是否作为主要增长来源随着各国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对于在中国何种经济增长方式才是最优化的这个问题，郑玉歆（1999：57～62）认为技术进步内生于经济发展过程，与资本密集程度高度相关，中国高投入的增长方式未必是坏事。进一步地，林毅夫、苏剑（2007：5～13、1～43）指出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源是中国利用资源方式最优化，即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变。改变企业对生产资源的实际支付价格体系，使其符合中国要素禀赋结构，从而使得企业最优化引致经济最优化。

第四节 总结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生产力与科技进步都经历了曲折而迅速的过程。与此相应，中国经济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就，特别是在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制定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本章通过回顾这70年来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的政策与相关研究的变化，梳理相关理论与事实，对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评述。从既有研究来看，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在曲折的科技进步历程背后，是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过程。从马克思指出“科学是一般社会生产力”，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毛泽东同志提出“要用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武装我们”、周恩来提出“向科学进军”。但因为错误地认为工业发展才是实现社会发展的关键，曾错误地理解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联系等。而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在曲折中不断更新和深入，在新时代有了“创新”的新要求。

第二，中国技术进步的来源为技术引进与技术创新，二者并行且交织构成了中国技术进步的实现路径。伴随着技术引进而来的新思路、新理念、新工具，大幅提升了自主创新能力，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又更能促进新技术、新思路的吸收和应用。在此基础上，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

第三，就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测度最初只是定性讨论。而后以索罗生产函数为基础利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代表科技进步水平，以测度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然而生产函数方法并未考虑到生产资源集约度的提高、资源配置的改善、规模经济等属于广义技术进步的部分，只考虑了知识进步等狭义范围的技术进步，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引发学者争议。此外，针对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问题，大部分学者认为在中国的发展中，选取可最优利用中国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发展方式无可厚非，而在未来为了适应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向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增大的集约型方式转变具有必要性。

回顾过去，是为了展望未来。就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而言，我们认为今后的重要扩展方向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需要进一步探讨技术进步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无论是从理论发展来讲，还是从政策实践来看，对技术进步的准确、全面度量和评价都是基础性工作。只有解决好测度问题，才能更好地检验经济理论和政策效果。特别是对于中国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亟须探索符合现实经济的技术水平与技术进步的测算和评价体系。

第二，需要进一步探讨技术进步的源泉问题。现代技术以科学为基础，但技术不等于科学。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仍然是发展中大国，总体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并且各地区技术水平差异巨大。因此，仍需要深入探讨所有可能的技术进步途径，充分挖掘各种技术进步的实现手段，尤其是要处理好技术引进、吸收和创新的关系。这些领域都需要从理论、实证和政策等多方面予以研究。

第三，需要进一步探讨技术创新的激励问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技术进步也在加速，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不断追赶世界技术前沿的过程中，中国的技术进步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中国甚至在局部领域开始成为技术创新的领导者。在此情况下，如何加快科学发展，促进基础研究，完善产学研一体化机制，提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的作用，都需要我们根据现实情况做出理论回答和政策回应。

第四，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互动的研究。梳理70年来的文献，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进步如何影响经济发展方面，而对经济发展如何影响技术进步的探讨非常不充分，因而，如何根据经济发展来调整技术进步方向、科技进步与收入分配、就业波动等关联问题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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