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引入、传播与发展
一 中国发展经济学学术思想研究现状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般而言，随着一国经济实力的强大，其知识的本土化或原创性水平也会相应地提高。中国从低收入国家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为发展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践素材，相较于其他学科，发展经济学面临着更多地产生原创性和本土性知识的有利条件。但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原创性究竟如何，或者说中国发展经济学在世界上处于何种地位？对此，并无系统研究。
研究中国发展经济学思想70年，需要厘清的首要问题，是什么是中国的发展经济学，中国的发展经济学是否与中国的经济学有区别？对此的回答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针对发展经济学，学术界存在两种不同的界定，一种是广义的。广义的，就是把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发展问题的学科。迈耶在《发展经济学的先驱》导言中写道：“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既是最老的经济学的分支，又是最新的经济学的分支。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原因与性质的研究》开始，古典经济学家就试图发现经济进步的根源，并分析经济变化的长期过程。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易斯提醒我们的那样，亚当·斯密所谓的‘富裕的自然增进’，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发展经济学’”（1988：1）。杨小凯在《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一书中，同样把发展经济学界定为一门研究经济发展的经济学科。按此定义，经济学中所有与发展有关的问题都可以归入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之下，不仅被冠以发展经济学名称的思想可以被划入，而且西方经济学中的古典经济学因为其研究的中心议题是发展问题，也属于发展经济学。所以，在杨小凯的眼里，发展经济学经历了古典发展经济学时期、新古典发展经济学时期和新新古典发展经济学时期（杨小凯，2003：1～13）。
对于发展经济学的另一种界定是狭义的，把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研究发展中国家问题的经济学称为发展经济学。这一狭义界定，明确把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排除在外，也与一般的经济发展研究区分开来。“狭义而言，发展经济学是研究世界上已经存在一批发达国家的情况下，那些不发达国家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张培刚，1996：17）。所以，狭义的发展经济学与广义的发展经济学相比，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限定为发展中国家，并且是在存在一批发达国家的情况下对如何推动发展中国家实现起飞、谋求发展的研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发展及其相关的问题，如把发展经济学界定为研究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则所有有关中国发展问题的经济学研究都属于发展经济学，中国的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思想重合度很高，中国的经济学思想的主体是发展经济学思想。
对1949年之后中国发展经济学思想的研究有一类是从经济学思想的角度进行的。这类研究既包括了发展经济学思想，也包括了其他经济学思想。相较于专门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展开的研究，这类文献非常丰富，其中以张卓元撰写或主编的一系列著作最为全面和系统。张卓元先后组织撰写了《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中国经济学30年》《中国经济学60年》《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1949～2009）》《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中国经济学成长之路》《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四十年》等，对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索。其他的研究还有史晋川、叶建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新中国经济学创新发展70年》，在《经济研究参考》上发表的《中国经济学70年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刘伟在《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8期）上发表的《中国经济学70年演进与发展》、在《经济研究》（2019年第9期）上发表的《中国经济学70年：回顾与展望》等。
发展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研究经济学思想的这类文献自然会包含中国发展经济学的一系列思想。但发展经济学毕竟不同于经济学，这类文献虽然为我们研究中国发展经济学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并不能以此代替对发展经济学思想的研究。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此类文献主要是从中国的自身学术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以此为基础要研究中国发展经济学在世界的地位需要做大量的补充性工作。这不仅需要把发展经济学的思想与一般的经济学思想区分开来，而且需要将中国学者的研究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相对照，最终才能得出结论。
中国学者对发展经济学学术思想的研究把重点放在了对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与思想的研究上，对中国发展经济学学术思想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并且重点在1949年之前。1991～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赵靖教授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1～4卷于2002年修订重版，重版后增加了1卷《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续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在这一卷的序言中，作者明确指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是经济发展思想（赵靖，2002：2），但其年代仅延至1924年。199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罗荣渠主编的《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献》，整理了“五四”以来到1948年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研究文献。在1993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罗荣渠的《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专辟一章讨论中国近百年来的现代化思潮。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者中，只有叶世昌及其学生李向民做出过这方面的努力。李向民在《论中国发展经济学的世界地位——兼论发展经济学的三个阶段》一文中指出，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应分为三个时期：欧洲时期、中国时期、美洲时期。他还提出，到1949年前，中国的发展经济学进入了成熟期（1994：9～14）。叶世昌在《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中提到，在1995年华中理工大学“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研讨会上武汉大学李守庸教授在其题为《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思想初探》的论文中认为，中国古代已经有经济发展思想，“不妨把司马迁看作是发展经济学在东方古代的先驱”（2000：86～91）。叶世昌列举出中国的工农关系、对外贸易与进口替代、计划化和二元经济结构等思想，以此证明中国是发展经济学的发源地（2000：86～91）。
对1949年后中国发展经济学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献并不多。此类研究中，较早的一篇是在西方发展经济学引入中国10年之际，谭崇台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十年来我国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一文。文章指出中国在研究和应用西方发展经济学中存在三大问题（1990：135～149）。国内知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力图将其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纳入全球发展经济学的脉络中予以分析。谢伏瞻在《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上发表《中国经济发展与发展经济学创新》。近期的研究文献还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彭刚教授为叶升初教授主编的《中国发展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6～2017）》写的绪论《发展经济学在中国：引介、传播与发展》，在《区域经济评论》2019年第5期上发表的《70年来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引介、传播与发展》等，简要介绍了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引介、传播过程以及新结构主义经济学（2019：51～56）。在中国发展经济学理论与思想研究中，尽管出现了上述文献，也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发展经济学思想提供了有益线索，但仍不够系统和全面。
二 西方发展经济学思想的引入与传播
与发达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发展中国家前面已经有了经济上比较成功的、值得关注的对象。这一特性不仅会表现在经济实践中，也会表现在学术研究上。研究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对西方发展经济学思想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的研究。
（一）1978年前
改革开放以前，国外的发展经济学思想在中国就已有所传播。1957年，《世界经济文汇》推出了一个关于“后进国如何发展经济”的专辑，经济学家吴斐丹为此写了引言。在引言中，他提到，“后进国”是从俄文或英文翻译过来的，过去在报刊上多用“落后国”，近来则多用“不发达国”或“未发展国”的译名，“我们认为后进国的译名比较恰当和简洁，所以决定采用它”（1957：1）。吴斐丹是经济学家和人口理论家，翻译了大量的外国经济文献和经典著作，翻译和撰写的专著有《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魁奈经济著作选集》《经济组织论》《战时日本全貌》《外国经济学说史》等。同时，他是《世界经济文汇》的创刊人。但在推出这一专辑时，吴斐丹教授并没有使用发展经济学这个概念。
1960年《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发表了定扬译自英国《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发展的策略”与“经济进步的可能性”的介绍性文章，前者为A.O.Hirschman所著，后者为A.J.Youngson所著，此文中第一次提及发展经济学这个概念（1960：32～33）。但这个概念在1978年前并没有为国内学术界所接受，当时学术界更倾向于使用“不发达经济学”这个概念，直到20世纪80年代始，国内学术界才广泛使用“发展经济学”的概念。1961年《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发表了定扬翻译的马堡关于希琴斯的《经济发展：原理、问题和政策》的介绍性文章（1961：31～32）。1978年前国内对于国外发展经济学思想都是从批判的角度加以介绍的。吴斐丹在为“后进国如何发展经济”专辑写的引言中就指出，发展经济学代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唐雄俊发表的《罗斯托“经济发展阶段论”发表后各方面的反映》，介绍了一些批评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的观点（1960：29～31）。张显高在《简评“不发达经济学”》一文中就直接指出，发展经济学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1964：58～65、74）。
（二）20世纪8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
对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停顿下来，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在老一辈经济学家的引导下，国内学术界才又开始研究西方发展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较早对发展经济学进行系统讨论的学者包括范家骧、高鸿业、俞品根、陶文达、谭崇台等。
范家骧于1980年发表《七十年代的发展经济学》的文章，对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发展经济学进行了介绍和讨论。他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前，发展经济学把经济发展理解为实现持续的高增长，因此，强调迅速工业化，7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开始转向农业现代化，强调执行适当的经济、社会措施，使发展中国家贫穷的广大民众“尽快地和广泛地提高生活水平”“最有效地分享经济进步的成果”，并且着重总结经济成果比较显著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方式。在理论上，他着重讨论了哈罗德·多马模型、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以及进口替代、出口导向战略，另外对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理论、熊彼特的经济体系、新制度学派也有所讨论（1980：68～74）。
高鸿业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发表过《为什么要研究西方发展经济学》《西方发展经济学述评》等文章，介绍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在这些文章中，高鸿业教授除提及哈罗德·多马模型、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战略外，还提到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西方发展经济学关于制度的研究，涉及罗斯托、刘易斯、阿德尔曼等学者的思想。高鸿业指出，阿德尔曼和莫利斯在1964年发表的文章中，企图从数量上论证制度和结构因素对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试图用制度和结构上的22个因素，如文盲比例、民族主义情绪的强烈程度、国家统一的程度等来“解释”74个发展中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所以，高鸿业教授当时提到的制度是文化、习惯、规章制度、政治结构等（1981：59～63，1983：73～78）。
1982年陶文达、徐宽共同发表《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学的研究层次问题》，既不赞成将西方发展经济学视为庸俗经济学、认为是毫无用处的观点，也不赞成只注意引进西方发展经济学、忽视建立自己的发展经济学的主张。他们将经济研究分为三个层次，即最高层次、中间层次和最低层次，一般经济理论研究属于最高层次，中间层次是应用经济理论研究，最低层次是实际经济工作研究。发展经济学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属于应用经济理论研究这一中间层次。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资金积累和外资利用、人口与就业、工农业发展、技术革命与技术引进、国民收入分配、对外贸易的模式、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发展战略与计划模式，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总结与比较等。作为分析工具，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影子价格、基尼系数、ASHA分析等概念出现在此论文中（1982：69～73）。
谭崇台1983年发表《综论西方发展经济学》一文。文章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对西方发展经济学进行了介绍。从时间的角度，他将西方发展经济学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60年代。发展经济学在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强调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强调计划的重要性，强调工业化的重要性。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发展经济学，这个阶段的发展经济学有五个特点：①更多地采用了新古典学派理论的观点；②更多地采用了经验分析的方法；③强调了对涉外经济部门的政策的重要性，这种转变可能是由于内向的进口替代战略未能成功；④改变了单纯追求增长的观点，转而重视收入分配、经济稳定、资源使用和劳动力就业等问题；⑤一般的、统一的理论逐步为特殊的、具体的分析所代替（1983：58～63）。
在这个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对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引入起到过重要推动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学者也对西方发展经济学做过介绍。1981年7月末至8月底，根据中美学术交流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责成经济研究所举办西方发展经济学讲习班，有80多人参加。盖尔·约翰逊教授就农业的发展战略、农业科研政策、粮食价格与发展农业的关系等问题做了讲解。芝加哥大学教授加里·贝克尔讲授了人力资本的投资及回收率、人力资本与人口增长、经济增长与人口动态的关系等问题。耶鲁大学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古斯塔夫·拉尼斯对很多国家经济发展三阶段各自的特点和过渡的条件、劳动过剩经济发展理论、经验与政策做了讲解。约瑟夫·斯蒂格里茨讲授了劳动的刺激、经济计划和集中与分散、经济信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他强调经济体制的中心问题是经济信息的质量和数量问题，以及决策者的利益和社会利益是否协调的问题等。伯克利加州大学农业和资源经济系教授、研究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以及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学者伊尔玛·阿德尔曼就经济发展计划的经济逻辑、投入—产出和社会核算以及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等进行了讲解。世界银行工业经济处首席经济学家（处长）、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前常驻韩国国家计委顾问拉里·韦斯特法尔就规模经济和投资决策与技术选择问题做了讲解。他对资本密集与劳动密集、资本与劳动互相替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做了分析，并针对世界银行在很多国家运用的投入—产出模型做了系统的讲解。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国际开发署顾问安妮·克鲁杰尔就发展中国家采取进口替代、出口鼓励两种外贸政策的利弊做了比较分析，强调采取出口鼓励政策的优越性（李俞荣，1981：7～9）。
1981年俞品根教授发表了《资产阶级发展经济学简介》一文，简要介绍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与政策主张。文章中提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除哈罗德·多马模型，刘易斯以及费景汉、拉尼斯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文中称为“双重经济结构理论”）之外，第一次简要介绍了“库兹涅茨曲线”和缪尔达尔提出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在介绍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政策主张时，俞品根教授从发展目标的确定到发展策略的选择两个方面做了介绍。在发展目标方面，他提到早期发展经济学确立的发展目标是要追上先进国家，传统发展经济学的战略是“追赶型”战略，但实际结果并不理想，所以，到20世纪70年代后发展经济学开始提出以满足基本生存需要为发展目标。在讨论发展策略的选择时，文章中涉及诺克斯、西托夫斯基的平衡发展和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增长两种策略，以及以工业为重或以农业为重的战略、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型战略等，也包括“大推进论”“临界最小努力论”“起飞论”等概念（1981：37～42）。
20世纪90年代前，对西方发展经济学做过最系统和全面介绍的文章是南开大学杨敬年教授的《发展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分上、下册发表于《南开经济研究》上。他关注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关于发展经济学是否已经死亡的争论。在从对象上肯定发展经济学的存在性时，他引用了迈克尔·托达诺在《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一书中关于发展中国家共同的特征的论述：发展中国家确实是有许多不同之点的，然而，在这些不同的背后，有许多共同的特征，那就是生活水平低，生产率低，技术不发达，人口增长速度快和抚养负担重，失业和就业不足的水平高和增长速度快，主要依靠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在国际关系中处于受支配、依附和脆弱的地位。他认为，不论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其他的发展中国家，都具有这些共同的特征，研究它们怎样才能从不发达国家变为发达国家，这就是发展经济学存在的客观基础。在论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目标之外更多的内容时，他引用了杰拉德·迈耶关于“发展的目的论述”：发展的质方面，除了增长之外，还会体现在制度的发展和人们的态度与价值观念的改变中。同时，他还引用了霍利斯·钱纳里和伊西斯·赛奎因《发展的格局：1950～1970年》一书中的经验证据，证明一个国家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经济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在论证“即便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也处于不同的条件下”这个观点时，作者引用了西蒙·库兹涅茨于1971年12月接受诺贝尔奖时发表的题为“现代经济增长：发展与反思”的演讲（载《美国经济评论》1973年6月）。库兹涅茨认为不发达国家虽有许多差异，但共同之点就是未能利用现代经济增长的潜力，因此人均产值低、农业或采掘工业所占比重大、生产规模一般很小，并且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进入现代经济增长前夕所处的地位相比亦有较大的不同（1988：1～10）。在讨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时，作者按霍利斯·钱纳里的研究，从“结构主义的、新古典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在结构主义下，作者分析了发展经济学中的“资本积累”“刻意的工业化”“进口替代”“发展计划化”“两缺口模型”“二元结构模型”；在新古典的方法方面，作者讨论了用新古典方法开展的关于经济发展目标、就业、农业、外贸自由化、人力资本投资等的研究；在新马克思主义方法下，作者重点讨论了在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的依附论者和加勒比海的“新世界小组”提出的依附理论（1989：8～14、17）。
（三）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及以后
改革开放至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中，对一般性发展经济学思想开展零散性的研究较多，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个状况开始发生变化，中国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进入对发展经济学的系统探索期。1988年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现代经济发展研究丛书”。董辅礽教授在为该丛书写的序言中指出，中国正经历的这场规模宏大的经济体制改革深植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复杂的现实基础之上。发展经济学这门新型的经济学学科则可以使我们抓住各种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轨迹。因此，为获得求解现实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工具，我国经济理论界在经历了一段时期比较经济体制学研究的高潮之后，如今又开始注重研究发展经济学了。近年来，在我国人们越来越重视对发展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有些研究机构设立了发展经济学研究室，许多大学开设了发展经济学的课程。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一般性的研究或只潜心研读发展经济学的教科书，而应作为一个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者直接接触发展经济学前沿阵地的攻坚难点（1988：1～2）。该丛书的出版是我国系统探索发展经济学的开始。
比“现代经济发展研究丛书”早一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二十世纪文库”。这套文库包括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其中也有一些发展经济学的著作，如弗朗索瓦·佩鲁著的《新发展观》、阿瑟·刘易斯著的《增长与波动》、苏布拉塔·加塔克和肯·英格森特著的《农业与经济发展》。1989年上海三联书店开始出版“当代经济学译库”，包括钱纳里著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以及詹姆斯·A.道、史迪夫·H.汉科、阿兰·A.瓦尔特斯等著的《发展经济学的革命》《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就业》等。
20世纪80年代末，上海三联书店（后来改由该社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出版了由陈昕等人策划组织的一套“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包括“当代经济学文库”“当代经济学译丛”“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当代经济学新知文丛”四个子系），包括一批日后在中国经济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经济类图书，其中也有少量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著作。2002年北京大学推出“增长与经济发展译丛”。
谭崇台教授对“发展经济学”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其有关发展经济学的一系列著作在经济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谭崇台教授撰写的《发展经济学》（1985年）是我国第一部介绍西方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的著作，是我国发展经济学的启蒙文献。谭崇台教授主编的《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是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发展经济学》的姊妹篇。由谭崇台教授主编、几位经济学博士参加撰写的《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属于“经济发展理论研究丛书”，是1991～1995年国家重点图书之一。1993年12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对我国的经济科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又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5年，杨敬年教授编的《西方发展经济学文献选读》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国家教育委员会除将《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杨敬年著）列为高等院校财经学科的核心课程教材之外，还依上述著作增设了发展经济学文献选读课程。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关于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研究文献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纳入发展经济学的脉络中进行介绍，来自武汉大学的一批学者对此贡献最大；第二类则是从中国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角度，对发展经济学进行梳理，林毅夫教授对此贡献最大（见表0-1）；第三类是关于新的研究方法的介绍，主要是关于随机实验方法的介绍。
表0-1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部分介绍西方发展经济学的重要文献
三 中国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成就
中国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一开始就具有如何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相关工具、方法应用到现实中去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特点，中国学者在研究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同时，也一直努力在发展经济学中作出自身的贡献。
要研究中国发展经济学的成就，应采取何种资料搜集方法？或者说，应把什么样的文献纳入发展经济学思想的研究？如果把中国的发展经济学放在世界的视域下进行考察，那么，只有那些研究全球发展经济学问题的文献才可以归入发展经济学学科，在操作上需要明确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具体问题。
西方发展经济学自诞生之日起，研究的问题是什么？谭崇台在《论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一文中提到，刘易斯在美国经济学会第96届年会上致辞中将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概括为14个：两缺口模式、不平衡增长、剩余劳动力转移、荷兰病、二元经济、隐蔽性失业、结构性通货膨胀、经济依附、适用技术、指导性计划、大推进、增长极（增长点）、上升的储蓄率、低水平均衡陷阱（1984：67～76）。麦肯茨等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济学教育时列出了23项问题，去掉其中两项涉及方法和工具的问题，剩下21项，包括：贫困与不平等及其测度（Measuring Poverty and Inequality），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Theories and Model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依赖理论（Dependency Theory），人口、生育率和人口转型（Population Growth，Fertility，Demographic Transition），健康、教育等人力资本问题（Human Capital，incl.Health and Education），农业转型和乡村发展（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Rural Development），企业家、社会企业家（Entrepreneurship，Social Entrepreneurship），城镇化、城乡移民（Urbanization，Rural-urban Migration），行为经济学与发展（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环境与发展、气候变化（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incl.Climate Change），国际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tion，incl.Remittances），政府地位、制度的地位、腐败（The Role of the State，The Role of Institutions，Corruption），公司成长、产业发展（Firm Growth，Industrial Development），援助的地位（The Role of Aid），国际贸易与贸易政策（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rade Policy），宏观经济管理（Macroeconomic Management），土地市场（Land Markets），劳动力市场（Labor Markets），信贷市场及小额信贷市场（Credit Markets，incl.Microcredit），风险、保险（Risk，Insurance）等（David McKenzie，Anna Luisa Paffhausen，2015）。
在搜集中国发展经济学文献时，本研究曾尝试用上述刘易斯和麦肯茨所提到的问题作为基本线索进行文献搜集，具体方法是首先利用知网对与上述问题有关的文献进行全文搜索，然后采取人工方法对那些不合格的文献进行剔除。为了避免遗漏，本研究还对国内有影响力的发展经济学研究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进行成果搜索，以及对知名研究发展问题的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搜索。但对利用这种方法搜集到的文献进行分析、研读时，很难总结出中国学者的理论贡献。其原因可能在于，这些问题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界以发达国家为参照提出来的，与中国的经济实践并不能完全契合，自然也难有原创性贡献。
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具体问题很多，但归结起来就是研究发展中国家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发展的问题，就是研究发展中国家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中国的经济学家对发展经济学的具体问题开展了很多研究，也取得了不错成绩，但针对中国发展的研究，其最重要和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回答中国为什么创造了经济奇迹。所以，对中国发展经济学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从解释中国经济奇迹的角度加以统揽。对于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中国学者正在做出自身特有的贡献，为发展经济学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在理论方面，除了大家比较熟知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之外，还有统一增长理论、发展的新政治经济学以及体制转型理论等。
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是由林毅夫教授提出来的、在国内外都有广泛影响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其主要观点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由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的，产业结构升级则由资源禀赋结构决定。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也要发挥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就是政府在促进产业升级中要遵循比较优势。在林毅夫教授看来，遵循比较优势正是新结构主义区别于老结构主义之处。在新结构主义看来，老结构主义之所以不成功，原因在于其在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违背了比较优势理论（2010：1～32）。
统一增长理论由蔡昉提出。在他看来，对中国经济奇迹有很多不同的解读，但这些理论解释尚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无法满足下述标准：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一致性，既可以解释今天的现象，也应该可用来解释昨天、预测明天。解释一国经济发展现象的理论框架，也应该能够适用于其他国家。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和最快的经济增长，理应对经济学和经济史学作出贡献，增进人们对世界经济发展全貌的认识。他提出的统一增长理论就是力图要回答三个命题：为什么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科技一度遥遥领先而近现代中国却落后了；在改革时期中国经济为什么以及靠什么实现了高速增长；中国的高速增长能否得以延续，从而按预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他看来，从一个较长的世界经济史跨度看，人类经历过的经济增长类型或阶段，可以被分为马尔萨斯式的贫困陷阱、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发展、刘易斯转折点和索洛式的新古典增长。虽然这几种增长类型具有本质上的差异，但在他看来，完全可以用统一的经济理论框架加以解释。他认为，任何一个阶段的增长，归根结底都要依靠特定的激励机制，促成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把激发出的各种创意转化为生产率的提高，实现报酬递增（2013：4～16、55）。
发展的新政治经济学就是从政治的角度研究发展问题，包括中性政府理论、市场维护型联邦主义、“晋升锦标赛”理论等。
中性政府理论由姚洋教授提出，借鉴的是奥尔森的泛利组织观点。其基本思想是，中国的成功依赖于中性政府。中性政府指的就是一个对待社会各个集团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不和任何一个集团结盟的政府（2009：5～13）。中性政府追求的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而不是为某个特定集团利益的经济增长。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中国经济奇迹的另一项理论成果是“晋升锦标赛”理论。这个理论最早由周黎安提出，是一种与中性政府理论相冲突的理论。周黎安在其发表于2007年第7期《经济研究》上的文章中指出，地方官员围绕GDP增长而开展的“晋升锦标赛”是理解政府激励与增长的关键线索之一。“晋升锦标赛”本身可以将地方政府官员置于强力的激励之下，是一种将行政权力集中与强激励兼容的政府官员治理模式。当然，他也指出，“晋升锦标赛”作为一种强力激励，会产生一系列的扭曲性后果（2007：36～50）。这个理论很显然受到了市场竞争的启发，与市场竞争理论在思想上非常相近。这个理论提出后，国内对此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是在各种国内学者提出的理论中被实证研究得最多的一种理论。
周黎安的“晋升锦标赛”理论是针对市场维护型联邦主义提出的。他基于钱颖一、Weingast等提出的市场维护型联邦主义理论，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强激励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行政分权，从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政府就开始把很多经济管理的权力下放到地方，使地方政府拥有相对自主的经济决策权。二是以财政包干为内容的财政分权改革，中央把很多财权下放到地方，而且实施财政包干合同，使地方可以与中央分享财政收入。正是这两方面的激励使得中国地方政府有那么高的热情去维护市场，推动地方经济增长（2007：36～50）。该理论提出后，国内也出现了一批基于该理论的实证研究。
解释中国经济奇迹的另一种有影响力的理论是转型经济理论。这一理论把中国经济奇迹归结为实行了渐进式改革。在分析渐进式改革对中国增长的影响时，当然重要的不是分析其作用，而是解释其原因，中国的学者在这个方面做出了自身的贡献。钱颖一、许成钢等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之所以成功，原因在于中国改革以前存在层级制组织结构。中国以块块为基础的层级结构，使基层有很大的自主权能在计划经济之外建立一种市场化取向的经济部门，上下级之间的联系虽然是垂直的，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联系是水平的、市场取向的。极为有限的讨价还价能力与极大的自主权结合在一起，强化了M型层级制内的市场活动（1997：273～304）。钱颖一、许成钢等提出的M型组织理论，与其提出的市场维护型联邦主义思想一脉相承。
四 研究展望
1989年张培刚先生在《经济研究》上发表题为《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的文章，提出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任务：建立新型的发展经济学，首要地必须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方面来考察，探根溯源；建立和研究新型的发展经济学，除了必须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历史因素外，还必须从发展中国家各自的具体国情出发，制订发展战略。就今天的中国而论，最重要的国情就是应该考虑到中国“多元经济”的特点和问题。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还应该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发展经济学通论》中，他又提出，要以发展中大国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洪银兴等在总结中国自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研究时指出，当它在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命运不济、走下坡路时，在中国却得到了异乎寻常的欢迎和传播。从介绍性教材到联系中国发展实际的专著、论文，成果累累目不暇接。发展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呈现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同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践密切结合。许多经济学者利用发展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结合中国国情，深入探讨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也建立了一系列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1992：5～10）。
中国发展的最基本经验就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选择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发展主张也是各国根据国情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这一点与发达国家主流经济学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理论不同。主流发展经济学理论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作为参照系，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处方是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但在实践中，那些完全照搬发达国家经验的国家，总体发展并不理想。这一经验事实带给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启示，是发展经济学必须具有包容性，就是它必须能包容多样化发展道路的现实。把学习作为一核心要素纳入经济发展的分析中，对于各国基于国情借鉴中国经验是有益的，可以使发展经济学作为一种指导发展的理论不失其指导性，又可不失其包容性。发达国家的经验应用于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验应用于其他国家，无法不通过学习而直接嫁接，而必经一个学习的过程。
发展经济学在区分发展的形式时，一般分为政府驱动型、市场驱动型、混合型，以及基于知识的发展等。解释中国经济奇迹的各种观点，都是在观察中国经济现实后提炼出来的，都在一个层面上解释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但其核心在于如何发挥政府的作用，对于技术进步、创新的重要性相对重视不足，从而也就忽略了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的学习因素的研究。中国经济奇迹发生的时候，已经有不少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成功，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要成功地实现发展，就必须解决好向谁学、如何学、学什么等问题，就是要建立一种学习比较优势。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布鲁斯·格林沃尔德在《增长的方法》中把创建学习型社会作为实现经济增长的一种新路径。在他们看来，新结构主义在研究资源禀赋时，忽略了最为重要的禀赋，那就是学习能力。斯蒂格利茨对新结构主义的此种批评，同样也适用于既有的解释中国经济奇迹的系列理论。
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广泛主题都可以纳入利用和培育比较优势这一范畴，主流的发展经济学在研究比较优势时，强调的是资本、劳动等，但大量的经验事实表明，支撑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是技术进步和创新，而这是与一个国家的学习能力直接相关的。新兴工业国家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与其技术学习能力的培育和不断提升相关联。因此，从学习比较优势的角度思考发展问题是必要的。新的把学习比较优势有目的地纳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研究的经济学可以称为新发展经济学。关于学习问题，经济学中已经有所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故此，这里将学习比较优势纳入重要研究议程的发展经济学冠以新发展经济学之名，并非是指发展经济学研究进入一个完全空白的全新的研究领域，而只是为了区别于那些完全忽略学习比较优势研究或只是将学习比较优势作为一个背景因素的发展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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