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中国工业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研究

工业化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不仅表现为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更表现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迁而带来的生产力的进步。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为了实现建设现代化工业国家的目标，我国对工业化战略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多数文献将我国的工业化战略划分为三个阶段：1953～1978年，主要依靠政府力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优先发展重工业；1979～2001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协调农轻重的关系；2002年至今，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经济增长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我国的工业化战略是随着国际形势和国内宏观经济的变化而变化的，是不断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政策的结果。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阶段，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详细研究70年来我国工业化战略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总结发展经验，对我国未来的工业发展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因此，本研究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我国的工业化战略及经济增长的文献，分别整理了三个阶段学者研究的主要问题。从我国工业化战略和相关研究的变迁可以看到，我国要确保基本建设成为工业化强国的目标实现，在国际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必须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化战略的变迁，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的工业化道路存在以下不同：从经济体制来看，改革开放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后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从工业化主体来看，改革开放前政府是工业化单一推动者，改革开放后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从产业结构来看，改革开放前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改革开放后强调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均衡发展；从对外关系来看，改革开放前主要依靠自身力量进行工业化，改革开放后注重引进国外资金、技术。跨入21世纪以后，我国工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注重与信息化相互促进、与环境相互协调。我国的工业化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我国工业化战略的演进是事物在新条件、新形势下向更高层次的演进。学者对我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认识经历了从片面到全面的过程。早期研究是从马克思经济学角度进行的，且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不同于主流的声音较少。改革开放后学者从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多个角度来讨论我国的经济，对经济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现实中的体现，是应用科学方法看待我国经济的重要实践。

第一节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1953～1978年）

1953～1978年，我国依靠政府力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优先发展重工业。新中国成立初期，实施这一战略具有一定的历史必要性：①工业水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当落后，生产效率低、工业结构不合理，迫切地需要在短时间内改变落后的经济状况、提升国际地位，这是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根本原因。②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了军事和经济封锁，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国际形势更加紧张。我国亟须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增强国防和军事力量。③苏联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下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对于我国具有示范作用。

这一时期我国的工业化可以细分为四个阶段：①“一五”期间的重工业优先发展（1953～1957年）。为了迅速地改变落后的工业、赶超西方发达国家，我国模仿苏联的工业化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②“大跃进”时期的赶超工业化（1958～1960年）。根据“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我国“以钢为纲”，盲目地追求高指标、高速度。③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工业化（1961～1965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给我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为此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我国经济进入了五年调整时期。④“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三线建设（1966～1978年）。由于备战的需要，我国加强了与国防有关的重工业的发展，要在一线和二、三线地区分别建立起能够独立作战的工业体系。

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讨论农、轻、重的关系问题。“一五”计划是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形成的标志，学者对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如王思华认为，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才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现代化的独立发展的工业、发展国民经济的物质和技术基础。然而，模仿苏联工业化模式并取得成功的同时，也显露出了一定的问题，如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造成了农村的落后（1956：5～18）。中共八大前后，党和政府意识到了苏联模式与我国国情不相适应，开始探索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大跃进”时期，中共中央提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并举”的方针，学者开始认识到农轻重协调发展的重要性，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轻工业的发展能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重工业能为农业和轻工业提供生产资料，社会生产要求农、轻、重协调发展（房维中，1958：48～59；俞明仁，1960：1～7）。季崇威认为工业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农业做出支援，帮助农业进行技术改造，使我国农业逐步走向机械化、化学化和电气化（1958：1～11）。尽管经济政策和学术界均提出要实行“工农并举”的方针，但实际上我国当时“以钢为纲”，片面地追求钢铁产量的高指标。这致使国民经济中重大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阻碍了工业的持续发展（董志凯，1996：62～70）。1961年，我国进入了五年经济调整期，贯彻执行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目的是平衡农、轻、重之间的关系。学者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重工业从“优先发展”变为“主导”地位。董辅礽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剖析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1963：22～29）。有学者认为，工业的发展受到农业发展水平的支援和制约，工业必须为农业提供技术装备，推动农业实现技术改造；重工业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加强对农业的支援。经过五年的经济调整，“大跃进”时期的产业结构失调状态得到了明显缓解（许涤新，1962：1～10；王向明，1962：1～11）。然而，1966年起，基于对可能发生战争的估计，我国进入了备战状态，加大了对国防工业和重工业的投资，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又陷入了失调，严重影响了经济增长。

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与农、轻、重有着密切联系，学者在这方面也做了许多讨论。“大跃进”期间，我国盲目地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通过高积累来加快工业的发展。这期间的研究也重积累而轻消费，如岳巍认为积累的大量增加并未影响人民生活（1959：26～33）。邝日安等认为，提高消费水平应当不影响国家高度建设所必要的积累规模，要通过加快工业发展的速度来达到（1959：1～14）。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我国提出要实现消费和积累的平衡，兼顾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杨坚白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说明了两大部类生产的增长速度以及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增长速度，都受到消费和积累比例的影响（1961：11～21，1962：10～21）。欧阳柽指出，积累比例的提高必须保证人均消费水平有所提高；积累基金用于扩大再生产时，要贯彻农、轻、重的分配顺序，以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1961：12～17）。

此外，学者还讨论了国民经济体制和生产组织方式的问题。“一五”期间，我国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王思华（1956：5～18）认为，我国“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要首先发展国营工业，以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经济的比重不断增长；要加快农业合作化，为工业的迅速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大跃进”期间，我国实行了“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并举”的方针。当时的研究均高度肯定了这一政策。沈立人认为全党、全民办工业方针的基本精神是贯彻群众路线，这一方针不仅反映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客观需要和客观规律，而且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1958：13～22）。陈大伦认为大型企业是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但建设时间长、投资大、需要有集中的大量的资源，而中小企业克服了这些缺点，采取大中小企业并举的方针实际上是取长补短的过程（1958：47～54）。有学者认为，全党、全民办工业的方针大大加快了工业化的速度，节约了资本，增加了社会财富，充分利用了资源，进一步改善了工业格局，加速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宫晓集，1960：13～22；明今，1958：29～32）。然而，后来有学者认为，地方工业的盲目布局妨碍了全国工业体系的建立。土法生产的企业基本上都是效率低，严重浪费了资源。

这一时期，我国走的是一条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背景下，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目的是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将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工业国家。尽管在短短二三十年间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基本实现了工业化的初期目标，但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吕政等，2003：48～55），如经济增长大起大落、重大比例关系失调、资源浪费严重、人们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等。

第二节 农轻重均衡发展战略（1979～2001年）

1979～2001年，我国的工业化进入了新的阶段，主要特征是以市场为导向，实行轻重工业均衡化发展战略。这一阶段的主要战略是：①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推动我国工业化的一支重要力量。②农轻重均衡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农业为基础，扶持轻工业的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改变了产业结构的失衡状况。③允许和鼓励外商投资。外资的大量进入和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张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新的资金、技术来源和市场空间。

农村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变革了农业的经营体制，使农村的剩余资金不断积累、剩余劳动力开始流动、市场不断扩展和成长（吴象、陆文强，1993：23～24；吴象，1995：105～108）。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我国乡镇企业迅速崛起，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乡镇企业可按经济关系分为以乡村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以个体经济为主的温州和阜阳模式、国营企业和乡镇企业联合办厂的上海郊区模式、以中外合资为主的珠江三角洲模式等（吴象、陆文强，1993：23～24）。从乡镇企业的经营机制来看，乡镇企业有着比国营大中型企业更为灵活的运行机制，如自负盈亏、灵活的劳动力管理、自主经营、按劳分配、随行就市等（叶祖成等，1991：68～72）。从乡镇企业的地位和作用来看，乡镇企业推动了国民经济增长与结构变革、提高了国民经济的总体效率、加速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进程、提高了工业参与率和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有利于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黄守宏，1990：39～46；李炜勋，1992：136～139；陈乃醒等，1992：129～135）。90年代以来，我国乡镇企业出现了布局分散、污染环境、要素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乡企转制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田国强认为，在市场体系建立之后，随着产权明晰的企业数量增多，乡镇企业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小；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是解决乡镇企业存在的问题的最好办法（1995：35～39）。秦晖的调查报告详尽地说明了转制的背景和动因、股份制转制、乡企拍卖、转制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等（1997：104～114，1998：98～109）。冯曲从资金筹集的角度解释了乡镇企业产权制度的变迁（2000：58～64）。张军和冯曲建立了一个框架分析乡镇集体企业改制的条件，得出了最优的改制区间，并讨论了各种因素对改制的影响（2000：12～20）。

在农、轻、重的关系方面，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再加上政治运动和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左”的错误，造成了我国消费品缺乏、经济结构失调的问题。李成瑞和作沅指出，当时我国经济存在“三短两长”的现象。“三短”是：农业短，轻工业短，燃料、动力、建材和交通短；“两长”是：基本建设和加工工业战线长（1979：3～10）。学者对农、轻、重的安排进行了大量讨论，如张卓元认为，现阶段我国调整产业结构最重要的是遵循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发展规律（1982：31～37）。吴凯泰等指出，要继续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加快调整重工业服务方向的步伐，贯彻落实节约能源的各项措施（1982：32～38）。冯宝兴等从马克思经济学的角度论证了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轻工业的优先增长是由再生产的客观规律决定的；随着国有企业、乡镇企业、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的扩张，我国轻工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并逐渐走上与重工业协调发展的道路（1980：17～22）。要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首先必须正确地处理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许涤新，1981：3～8）。何琢认为，积累率过高，基本建设规模过大，但社会没有相应的物资供应，就会拖长工期，造成资金的浪费和损失（1979：6～13）。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结构调整战略的指导下，我国轻工业高速发展，对能源、交通、原材料等行业的需求增加；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需配套道路、水电、房屋等基础设施；居民收入增加，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住房、汽车等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基于以上原因，我国工业发展向重工业倾斜的趋势日益明显。一些学者对这一趋势进行了分析，如胡长顺认为，重新提出“重化学工业化”和“知识技术密集化”的发展方向是适时的；轻纺产业经过长期的发展，已具有竞争优势，应放任市场、鼓励自由竞争；而对于基础性、战略性产业，要通过相应的产业政策进行扶持（1996：102～108）。张立群认为，投资资金分散、巨大的就业压力是推动投资向轻型产业倾斜的原因，应通过改造国营企业、提高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来解决资金问题（1992：38～43）。基础设施与制造业发展关系研究课题组指出，亚洲经济危机以来，我国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经济发展，这是对我国基础设施长期投资不足的矫正（2002：37～47）。

在对外开放方面，我国政策以“引进来”为主，通过设立经济特区、沿海沿江沿边开放地带，实施优惠政策引进外方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经验。这对我国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拉动GDP增长、促进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出口、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增强研发能力等（杨永华，1995：60～61；钱薏红，1995：69～81；江小涓，2002：4～14）。学者还讨论了在开放条件下保护和发展民族工业的问题。王振中列举了加拿大、巴西等国的实例，说明了保护和发展民族工业的必要性（1996：39～49）。金碚认为，发展民族工业的根本是提高国际竞争力，保护政策的本质是与外资企业展开有效竞争（1997：41～48）。有学者认为，应充分开放成熟产业和一般产业，合理保护主导产业、幼稚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鼓励外资投向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夏友富、马宇，1997：21～31；熊性美，1997：17～21）。2001年，我国加入WTO，一些学者讨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工业化战略选择。黄如金认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个国家的竞争是非对称的，工业化战略应有利于创新（2001：28～31）。郭克莎认为，在开放环境下，我国应以产业结构战略为中心来调整工业发展战略，对外贸易战略、利用外资战略应服从产业结构战略（2004：30～41）。

这一时期，我国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工业化在城市和农村迅速铺开；农、轻、重均衡发展，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工业发展取得了极大成功，摆脱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的“短缺”和“卖方市场”的约束。

第三节 新型工业化道路（2002年至今）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实施这一战略主要有以下原因：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是依靠高投资和高消耗来实现产值的高增长，依然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资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严重。②20世纪90年代末期重工业发展迅速，而重工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较弱，加剧了就业问题。③我国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而信息革命引起了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和消费结构的重大变化（朱继民，2006：2～13），这为我国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学者对新型工业化的特征、实施路径，以及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环境的关系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新型工业化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由信息化带动、以集约型增长为主、追求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能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优化产业结构，实现机械化与就业协调、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简新华、向琳，2003：139～149；黄范章，2003：50～54；朱继民，2006：2～13）。此外，曾福生和高鸣利用2000～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发现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外部效应对现代农业发展和城镇化率提升有促进作用（2013：13～19）。刘世锦认为，新型工业化与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区别体现在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影响、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的国际化、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的转变、工业化完成时间的缩短（2005：5～9）。

新型工业化战略提出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这是顺应世界经济与科技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21世纪的信息革命使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催生了许多新兴产业，也在逐渐改变着传统产业。信息化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改变了工业化的内涵和实现条件。郭祥才认为要实现我国生产力跨越发展，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的内在机制就是信息化与工业化双向互动的过程（2003：4～13）。徐盈之和孙剑实证分析发现我国信息行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度比大多数发达国家低（2009：56～66）。杨蕙馨等构建了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协同演化共生模型，对两化融合的动态特征、两化融合对平衡增长路径的影响进行了理论研究和数值模拟（2016：1～9）。焦勇和杨蕙馨在政府干预的背景下，解释了两化融合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2017：6～19）。任毅和东童童总结了国内外关于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的相关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2015：47～56）。

新型工业化提出要走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道路，在这方面有大量的研究，包括背景、现状、实现路径和政府职能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推进，个人、企业、政府都进入了“短线竞争”的状态，粗放式增长可以利用低价资源压缩产品成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其存在的理由（金碚，2006：5～14）。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工业化过程显著缩短，资源和环境问题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王文军、李蜀庆，2004：29～35；成金华、吴巧生，2007：147～148）。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解决环境问题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在资源和环境的现状方面，周民良对比了1991年和2000年的统计资料，研究了在我国工业结构的变动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的状况（2002：10～17）。庞瑞芝等从低碳、节能和环保目标的角度，测度了1998～2008年30个省份工业部门的增长绩效（2011：64～73）。王博和张泠然对2011～2015年中国36个重点城市进行了工业—环境—能源综合效率评估（2017：108～114）。史丹根据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发展规划目标和实际效果，将中国工业绿色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概括了各阶段的主要政策措施和发展特点（2018：5～18）。还有一些学者构建了工业绿色发展的指标体系（李平等，2010：5～15；巩前文、严耕，2015：73～80；徐沛、袁广达，2016：74～84）。在实现路径方面，金碚认为，应当实现工业转型升级，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提高各产业的自主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2011：5～14）。涂正革认为要适度控制工业增长速度，转变工业增长模式，逐渐调整能源结构、开发清洁能源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2012：78～94、206～207）。朱南和刘一根据地区工业的经济效率和生态效率划分出各地区在新型工业化发展进程中4种新型工业发展模式，并对每种模式涉及的地区提供了政策建议（2009：3～16）。在政府职能方面，高志刚和尤济红利用2000～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发现环境规制可以促进能源效率的提高（2015：111～123）。王鹏和尤济红利用1998～2012年中国省际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和空间杜宾模型发现，中国环境管制对工业绿色发展是显著有效的（2016：25～42）。金碚认为实行资源环境管制，必须协调管制方式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既要确保较好地实现政策目标，又要不断提升产业和企业竞争力，实现经济效率准则和社会效益准则的合理平衡（2009：5～17）。

新型工业化是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道路。它不仅是工业自身的发展，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它是生产技术由落后到先进的转型，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向集约的转型。它超越了“先污染、后治理”和“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西方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是我国从工业大国走向工业强国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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