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学研究(2020年第1辑·总第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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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特稿

建设“清廉中国”:推进反腐深度治本的战略标识[1]

李秋芳[2]

摘要:推进“清廉中国”建设,中国共产党人须先作“清廉表率”。党员干部要达到与群众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思想境界,把“为民服务”的理念镌刻在心里、落实在本职工作中。持续完善制约权力的法规制度,既要把权力关进“笼子”,又要让权力“晒太阳”,不断增强公共权力的公信力。用时代廉洁价值观改造消极腐败思想,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利益观,普遍培育公职人员廉洁履职的行为习惯。把监督进一步做实,让看得见的管得了,管得了的看得见,促使党员干部始终保持如履薄冰的用权心态。着力改革官方公共符号,开解决问题的会,让公文用语亲近人民,构建守正务实、大众喜闻乐见的公务文化。将教育人、规范人、监督人与关心爱护人相结合,让深切的政治人文关怀直达党员干部内心,让愿意做事的党员干部打消顾虑,心无旁骛地为人民谋幸福。视清廉为做人的基本品德,面向社会传播廉洁文化,普遍提升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水准,彰显中华廉洁文化的持久力量。

关键词:“清廉中国”;反腐败;权力监督;廉洁文化

刚刚欢度完新中国七十华诞,我们便在浙江参加了第十二届中国廉政研究论坛。本届廉政研究论坛“‘清廉中国’建设”的主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2018年在第8部《反腐倡廉蓝皮书》发布会上提出的。我认为,建设“清廉中国”,是推进反腐深度治本的战略标识。

一部中华文明史,包括了丰富的反腐败政治史内容。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高速发展,物质财富急剧增加,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针对发展进程中由于体制机制不够健全、监督不够到位、教育不够有效而遭遇的腐败易发多发问题,中国共产党一直保持着清醒认识,坚持旗帜鲜明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强力反腐,使人民群众提振了信心,使政治生态正在发生良性变化。

而从根本上治理腐败,我国尚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深层问题:一是面对家长制、官本位、裙带关系等封建残余思想的长期困扰,面对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长期影响,部分党员干部容易脱离群众,从社会公仆蜕变为凌驾在人民群众头上的对立力量;二是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获得方式的多样化,面对现存的收入差距,一些党员干部容易心理失衡、道德失序、行为失范,从而通过多种手段去获得不当利益;三是不少权力配置不尽合理,监督制约不够有效,市场利益原则经常向政治生活领域渗透,少数党员干部容易利用权力勾结资本,攫取非法财富,堕落为社会蛀虫,对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和谐造成恶劣影响。

党的性质同各种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是根本对立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得不到有效治理,就会葬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危及党的执政地位。面对多年形成的腐败易发多发形势,对“存量”腐败进行高压追惩,已显现出强力治标的显著效果。眼下,需保持高压严惩不松劲,属于违纪的,及时给予党政纪处分,防止铸成惊天大案;涉嫌违法的,做出党政纪处分之后尽快移送司法;继续完善海外追赃追逃机制,打造贪腐分子无处遁形的无国界“天网”。

推进“清廉中国”建设,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在全党全社会形成崇尚和支持廉洁、鄙视和反对腐败的良好风气,用发展的思路、改革的办法和制度的保障,解决腐败的深层问题,严防新发“增量”腐败,实现社会稳定和谐发展,则是创造反腐深度治本的充分必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作为建党将近100年、执政70多年、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党,要吸取世界一些执政党衰败落伍、丢权垮台的教训,始终加强清廉建设,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华民族作为具有优秀文化基因、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要增强经济和文化软实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亦应始终加强清廉建设。

推进“清廉中国”建设,中国共产党人须先作“清廉表率”。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明确提出了“清正廉洁作表率”的要求。当下,党员干部至少应在这样几个问题上着力,才能取信于人民群众。

第一,党员干部要经常反思人民群众在自己心中的位置,把“为人民服务”的理念镌刻在心里、落实在本职工作中。

马克思主义政党只代表人民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列宁曾多次告诫布尔什维克党员,“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列宁选集》第4卷,1995:626)。

为了谁,相信谁,依靠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真伪的试金石。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由于拥有权力,愿意入党的人会很多,而少数党员干部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思想的影响,容易模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容易不清楚权力的授予来源和行使边界,容易在服务群众问题上出现懈怠,从而出现脱离群众的现象。

应切实解决部分党员干部执政观不纯的问题,督促党员干部经常反思“群众在自己心中的位置到底有多重”“行使权力是为了群众还是为了自己”,要经常检讨“思想和工作是否脱离群众”,从而切实在感情上贴近群众,在生活上关心群众,达到与群众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思想境界,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责任意识,强化不为民执政则危的忧患意识。

关心服务群众,必先懂得群众,注重调查研究,用心吃透实际情况。服务群众的题目从哪里来?当从问题中来。问题找不准,就不知道该为群众干什么。根据岗位职责,党员干部要竖起耳朵倾听群众的呼声,明白群众在忧什么、乐什么、盼什么,知道应为群众做什么、怎么做、如何做得好。机关党员干部应以民生为本,每年拿出充足的时间到基层调研,听取群众对养老难、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住房难、出行难、停车难等问题的意见,了解群众的呼声与要求。

为群众服务,在基层多体现为直接服务,其特点是广而杂,党员干部需要“拳打脚踢”练“全活儿”;在领导机关多体现为间接服务,由于分工细,其特点是专而深。党员干部不论身处什么领域、什么级别、什么岗位,从事哪种业务,最终都应使人民群众受益,都要真情为群众服务,都应追求卓越,精益求精地工作,不断提升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本领,把对人民群众有益的事情办好、办实。全党必须深刻认识到,服务群众的能力就是最重要的执政能力,有效服务群众就是有效维护执政地位。

第二,持续完善制约权力的法规制度,不断增强公共权力的公信力。

腐败案件频发的地带,往往是权力大、资源多的关键领域和关键岗位,尤其是位高权重的“一把手”负责的领域和岗位。体制机制不健全,制度落实不到位,必然导致权力制约成为空谈,腐败行为也就有了机会和空间。因此,须把对公共权力的科学规制作为“清廉中国”建设的核心问题,推进体制机制的深度改革,实现对公共权力的有效制衡。

应科学有效地配置权力,进一步减权、放权、控权,最大限度地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挤压公权主体干预市场的空间。要抓紧完善真正管住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和关键人物权力运行的关键法规制度,建立权力清单,约束权力事项,规范自由裁量权,完善防止利益冲突的实施程序,制定用权的科学标准和评价体系,加大法规制度的解释力与执行力,既把权力关进“笼子”,又让权力“晒太阳”,让权力公开透明规范运行。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只分权不控权,就容易造成权力“走样”;而如果出了事便收权,把应由责任部门及相关人员担当的事情,一股脑儿收归上级或集体决定,不仅会降低办事效率,还难以追究具体人员的责任。能否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主要不是看由哪个层级用权或为多少人用权,而是看能否做到用权为民、权力可控、提高效能,检验的尺子只能是客观的实践效果。应切实使干净干成事的激励机制与违规违纪的惩处机制并行,促使党员干部真正以知行合一的廉洁行为,增强公共权力的公信力,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第三,用时代廉洁价值观改造消极腐败思想,培育公职人员廉洁履职的行为习惯。

时下,党员干部与广大群众多种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交叠变化,时代廉洁精神正与消极腐败思想进行较量,这是价值观念的博弈,更是行为方式的选择。

应在公职人员中普遍培育廉洁守规意识。多年来,很多地区和单位的廉洁教育流于形式化、表面化,未真正触及人的灵魂,尚未起到使党员干部“不想腐”的效果。党纪国法和职业规范教育应追求务实有效,增强穿透力和说服力,帮助教育对象时刻不放松世界观的改造,坚守廉洁标准,践行廉洁要求,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抵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严防从小事打开缺口而走向堕落。

清正廉洁,最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利益观。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权和利都价值无限;权为私所用,利为己所谋,权和利便分文不值;如果以权谋私得来利益,那人是猥琐的,钱也是肮脏的。应告诫党员干部摆正权力与利益的关系,清醒拿捏公权与私利的界限,坚持公权不可私用、私事不能公办,养成脚踏实地、公私分明、遵章守纪的行为习惯,始终坚持严格自律,维护公平正义,清清白白为官,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让自己的生命历程一路保持精神风骨,长久散发道德芳香。

廉政教育须助党员干部明确现实生活与事业理想、自身处境与利他主义、金钱物质与人生价值等的关系。这需要通过读书、讲座等方式进行思想培养,需要直达内心的震撼与启迪,更需要参透时代廉洁价值观念。新闻报道、文艺创作、影视作品,应着力呈现中国跨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征程的真实生活,向全社会传播“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主流意识,激发廉洁思想与行为的强大正能量,用力挤压支配腐败行为的腐朽思想文化空间。

第四,把监督进一步做实,面对人民大众的凝视,促使党员干部始终保持如履薄冰的用权心态。

注重监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特征。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早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就提出来了,他们主张公社的官吏必须处于公社的监督之下,防止公仆蜕变为主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2012:55)。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与黄炎培谈话时明确提出,要依靠人民监督,跳出中国历代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11:43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开始探索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党内监督的有效办法,邓小平指出,“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邓小平文选》第1卷,1994:309~310),“党内监督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邓小平文选》第2卷,1994:332)。

党组织、纪检组织、党员干部都应负起监督责任。要切实推进党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情况报告制度、领导干部述责述廉并接受民主评议质询制度、因失职出现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责任追究制度。要使监督权同决策权、执行权保持适当距离,强化纪检机关的监督地位,提升其督责、查责、问责的权威性。应将公权主体、监督主体、利益相关人全部纳入监督“界面”,让“看得见的管得了,管得了的看得见”,大胆进行监督实践的创新性探索。

深化监督,应把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作为经常性考察内容。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已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定为违纪条款;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在监督内容、监督职责、监督方式等章节中,多处提到监督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新颁布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将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列入问责情形。这些都在昭示全党,“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已是“高压线”,谁也碰不得。监督“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执行情况,使公私分明成为党员干部普遍的道德修养,加快建构起现代公务礼仪和廉洁办事习惯。

深化监督,应对党员干部日常业务管理进行可视性检查,对其参与的人、财、物决策及实施事项作如实记录,并实行必要的公示。应促使党员干部如实报告个人和家庭成员从业、收入、婚姻、房产、投资等事项,严格进行审核,从而形成党员干部的诚信意识。党内监督应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相结合,完善公职人员信用记录,用好大数据,建立与行政处罚、组织人事处理、司法处理相链接的道德惩戒机制。对于出现失德失信行为的党员干部,进行公开警示和经济处罚,严格实行公职人员退出与禁业机制。

深化监督,要着力监督选人用人机制、标准和流程。多年来,选人用人不公正招致的意见很多。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规定,选用干部标准、用人导向、选用干部规定执行情况,都是党内监督的重要内容。选任干部,应通过初始提名、资格审查、民主票推、谈话考察、延伸考察等环节,清晰地呈现干部德才的真实图像,对会议讨论、公示报备、发文任命等环节进行全程监督。要做到个人有关事项“凡提必核”,干部档案“凡提必审”,纪检监察机关意见“凡提必听”,反映违纪违规问题线索具体、可查性的信访举报“凡提必查”,切实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应在重大事件和日常工作中,提升监督考察干部的精度和效度,使有理想、有担当、有水平、有实绩的优秀干部人岗相宜、受到激励,切实树立起正确的用人导向。

社会民主监督是防治腐败的治本之策。“清廉中国”建设不仅是执政主体“关门洒扫”的内务,而且是在人民群众参与中实现人民利益的公务。因此,必须深化社会监督,提高群众监督的参与度,扩大“清廉中国”建设的群众基础。信访网络举报是社会监督的重要渠道。要继续通过群众举报投诉、网络平台发现、揭秘、质疑等,畅通民意表达渠道,为群众发挥监督作用提供有利条件。政风行风评议是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需以“人民满意”为标准,最大限度地公开公务信息,让公职人员知道“反映强烈”与“意见最大”的问题何在,方便民众对公共服务效能进行监督评议,追求干部廉洁度与群众满意度的高度统一。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要方面。应支持大众传媒传扬先进、揭露问题,将党员干部的言行公开在人民群众面前,在社会大众的“集体凝视”下,促使党员干部谨言慎行、廉洁自律。

第五,用力改革官方公共符号,构建守正务实、大众喜闻乐见的公务文化。

应规范各种显示公共权力属性的“官方”符号,破解面临的突出难题,着力改进会风和文风,扑下身子把工作做深做细做实,构建守正务实的公务文化。

改进会风,不只是少开会、开短会、控制会议规模和经费支出,更重要的是开质量高、真正解决问题的会。一个时期以来,许多会议开法单一,参会者只是学习领会,缺乏讨论,少有辨析,不利于凝聚集体智慧作出科学决策。应实行各级各类工作会议“三带来”,即带来调研的真实情况、带来创新的实践经验、带来解决问题的管用建议,提倡参会者不戴高帽、畅所欲言、充分讨论,使会议成为反映实情、贡献智慧、寻求解决办法的渠道。

要切实改进文风,一般的座谈调研会,提倡领导干部不靠他人代拟而由自己动手写讲话稿,或在认真倾听与会者发言后即席发表意见,会后亲自撰写调研报告。应革除很多公文令广大干部群众反感的“结构相像模式化、空话套话满天飞”的弊病,文章务求有“干货”、有品位、有价值,语言朴实明白、生动有个性、要令人印象深刻,对人多有裨益,让求真务实的公务用语亲近人民、在社会上普及。

针对以会议贯彻会议精神,以文件落实文件要求,以大而化之、虚晃一枪、空喊口号、纸上谈兵、弄虚作假等态度对待上级决策部署的倾向性问题,应倒逼党员干部沉到社会生产生活的深处,了解真实情况,准确报告数据,贴近实际做方案,凭着良心抓落实,追求实效搞考核,实现对上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的高度统一。破解面临的突出难题,一定要充分发扬民主,启动政治大智慧,开动脑筋真想问题,扑下身子真干实事,将各方面工作往深里抓、向实处干、朝精细做,打牢“清廉中国”建设的作风基础。

第六,将教育人、规范人、监督人与关心爱护人相结合,让深切的政治人文关怀直达党员干部的内心。

古人云,“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借鉴医疗之道,严肃处理少数腐败分子,及时救治有轻微问题的人员,花更多精力增强广大党员干部保持廉洁作风的能力,才是更为主动、更具智慧的治腐之道。党风廉政建设应对党员干部的廉洁高度负责,多做“防病于未发,治病于初起”的工作,构建直达党员干部内心的预防体系,体现党组织深切的政治人文关怀。

对党员干部深切的政治人文关怀,须以崇高的信仰与道德助其获得持久的思想滋养,使其自觉走出廉洁、平安、幸福的人生之路;应形成用制度治权、办事、管人的体制机制和管理程序,最大限度地发挥制度保护人的作用;要把监督措施有机“嵌入”各项管理工作,使党员干部行知所止、为所应为,力争不出问题,至少不出大问题;若发现党员干部的违纪苗头,应及时提醒,促其整改,避免其从“小节不保”走向“大节失守”。

对党员干部保持深切的政治人文关怀,必须将监督约束干部与关心保护干部相统一,探索实行科学的识人机制和容错机制,坚决为受到非议、诬告或打击报复的党员干部澄清是非、伸张正义,不让小人害了好人,不让干净正派的能人遭暗算,不让老实人吃亏受冷落。敢于为有担当的干部担当,替负责的干部负责,切实支持勤政者,褒扬廉政者,保护改革者,宽容失误者。让愿意做事的党员干部真正打消顾虑,创业奋斗有激情勇气,聚精会神谋发展大计,心无旁骛为人民谋幸福。

第七,视清廉为做人的基本品德,面向社会传播廉洁文化,普遍提升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水准。

蔚为风尚的廉洁文化,具有振奋民族精神、优化社会环境的功效。应鼓励创作大众喜闻乐见的反腐廉政题材优秀作品,充分利用广播影视、报刊图书、网络等媒体,扩大廉洁文化的辐射力,打造人人崇尚廉洁、人人鄙视腐败的社会舆论,喊响“廉洁保家庭幸福,廉洁保人生平安”的口号,倡导社会成员付诸每个廉洁行动,筑牢“清廉中国”建设的社会文化基础。

应务实开展“树立廉洁家风”活动。好的家风可以培养好人,好人也可以带出好的家风。家风建设重在修好崇廉的家庭美德。面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诱惑,公职人员及其亲属要从一顿聚餐、一份节礼、一次旅游入手,算好法纪账和良心账,拒绝权钱交易和不当利益,营造“清廉家风”,切身体验清廉行为带给自己和亲属的心灵慰藉,以稳定的行廉习惯筑牢“不愿腐”的家庭防线。

作为对青少年的基础教育,应将清廉品德纳入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体系,通过阅读、讨论、模拟、访问、实践等教育方式,培育青少年“廉洁可敬、贪占可耻”的意识,引导他们崇敬廉洁奉公的榜样人物,传承诚实守信、俭朴廉洁的优良美德,让教育的和风细雨、规矩的万里长城,构成一幅健康、美丽、和谐的社会画卷,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廉洁价值观,代代光大清廉行为,彰显中华廉洁文化的持久力量。

反腐败关系国运兴衰,反腐败呼唤智力支持。本届论坛通过情况交流和思想碰撞,冷静观察问题,探讨解决对策,谋划“清廉中国”建设大计,乃利于中国发展之实事。我真诚地希望,本届论坛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廉政研究峰会,成为聚焦“清廉中国”建设的思想理论盛宴!我热切地期盼,我党以深度治本的反腐举措,展现一个大党富于变革的政治勇气,展现一个秉持为民宗旨的执政党向人民持续递交考卷的责任担当!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2012,人民出版社。

《列宁选集》第4卷,1995,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文选》第1卷,1994,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文选》第2卷,1994,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11,《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


[1]本文为在第十二届中国廉政研究论坛上的主旨演讲。该论坛于2019年10月11~13日在杭州市举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主办,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承办。论坛的主题为“‘清廉中国’建设”。

[2]作者简介:李秋芳,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首任理事长、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