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日俄战争对北一辉思想形成的影响

通常认为，北一辉思想形成的标志是其1905年于东京自费出版的《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以下简称《国体论》）一书。该书犀利的笔锋和别具一格的见解，使北一辉几乎在一夜之间便跻身于日本一流思想家的行列，福田德三、矢野龙溪、田川大吉郎、田岛锦治等同时代一流的评论家们纷纷给北一辉写信，福田德三更是称赞该书为“天才的著作”[3]，因此，学界在把握北一辉思想脉络时也往往是从《国体论》入手展开分析的。然而，仔细检视美铃书房出版的三卷本《北一辉著作集》[4]便可发现，北一辉思想形成的轨迹可以追溯至《国体论》出版之前在其家乡佐渡的时期。

北一辉1883年出生于日本东北地区新潟县的佐渡岛。佐渡虽为新潟县的一部分，但实际上是距离新潟约50公里的离岛，曾是著名的“流放之地”，日本历史上的许多文人贵族，或因触怒权贵，或因败北于权力斗争而被流放至佐渡。受此影响，佐渡岛自古便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流放文化”。在流放于佐渡的历史人物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13世纪的顺德天皇和日莲上人。1221年，顺德天皇参加了后鸟羽上皇发动的倒幕活动，承久之乱后被幕府流放于佐渡，1242年客死于当地；日莲上人系佛教日莲宗之创始人，其“立正安国论”以法华信仰为“正”，国家安泰为“果”，排斥佛教其余诸宗，触怒北条时赖而遭流放。因此，佐渡的传统文化中便包含了对天皇遭受“迫害”的历史认识，以及对国家安危强烈关注的文化心理。北一辉出身于佐渡富裕的酿酒商人之家，祖父六太郎和父亲庆太郎曾经参与自由民权运动，家庭环境培养了北一辉关心时政以及批判藩阀政府的反体制精神，此外，19世纪佐渡最重要的儒学教育家圆山溟北（1818～1892年）是北一辉家的姻亲。溟北曾师从江户时代著名儒学家佐藤一斋、龟田绫濑学习儒学，佐藤一斋著有注解《孟子》思想的《孟子栏外书》，而溟北的著作中亦有《四书标异》《语孟标释》等解析《孟子》的作品。溟北返回佐渡后开始兴办教育，北一辉通过师从溟北的弟子开始接触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学经典。据史料记载，北一辉10岁时开始在溟北的大弟子若林玄益家学习儒学，《孟子》是其间的基本教材，4年时间的学习使他对《孟子》的思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成年后的思想建构打下了一定的基础。[5]

少年北一辉天资聪颖，热爱写作，佐渡的文化风土及家族背景培养了他对政治的关心，他对时局的评论多次见诸家乡刊物《佐渡新闻》，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笔杆子”。但由于其文章多以笔名出版，加之《佐渡新闻》的地域性，其这一时期的文章长期被埋没不为人知，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日本学界“北一辉研究热”的兴起，才逐渐被挖掘整理出来。其中1903年见诸报端的《日本国的将来与日俄开战》、《再论日本国的将来与日俄开战》以及《切、所谓非战论者》三篇时评（后统称“日俄三论文”）[6]是目前已知的北一辉最早发表的对外认识。[7]

北一辉“日俄三论文”见诸报端的1903年正是日俄关系空前紧张的时期。由于近代日本的国家崛起是以对外扩张的方式达成的，在整个明治时代的历史进程中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首度击败数千年来雄踞东亚头把交椅的中国，不仅一举验证了明治维新的成果，也使得清政府势力退出朝鲜半岛，改变了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然而，正当踌躇满志的日本准备以帝国主义秩序代言人的身份填补东亚地区的权力真空之时，却遇上了更加令人头疼的拦路虎——沙皇俄国。沙皇俄国传统上是欧洲国家，但其扩张野心十分强劲，早在16世纪中期，沙皇伊凡四世便自封为“全西伯利亚君主”，表达出向东方扩张的强烈意志，经过短短60年沙俄便占领了整个西伯利亚，将俄国的东部国界推至太平洋西岸。18世纪，经过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改革，俄国进一步走上强大帝国之路，到19世纪中叶，俄国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吞中国东北和西北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举成为朝鲜的近邻。1891年，俄国开始着手修建打通欧亚大陆、连接莫斯科和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并计划以朝鲜半岛南部的天然不冻港为基地，在远东地区发展海军力量。于是，甲午战争后日本与俄国的较量便无可避免地成为东北亚地缘政治的主要矛盾。1895年，俄国纠结法、德两国发起“三国干涉”，迫使日本将《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的辽东半岛归还中国，日俄在东北亚的冲突便正式拉开了帷幕。1896年，俄罗斯诱逼清政府接受《中俄密约》，攫取了修筑贯穿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及其支线的特权，进一步扩大了自身在东北亚的战略优势。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沙俄以镇压义和团为名，调集10余万军队大举入侵中国东北地区，并且在参加八国联军的其他帝国主义军队撤出北京后，驻扎中国东北的俄军仍赖着不走，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强烈不满。俄国政府不得不于1902年4月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同意分三期撤兵，一年半时间撤完；然而到了1903年8月，沙俄非但没有如期撤兵，反而悍然成立以旅顺为中心的“远东总督区”，摆出一副为独占中国东北不惜一战的架势。这样一来便和同样对中国东北怀有领土野心的日本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面对东北亚的紧张局势，英美列强积极支持日本对俄开战。19世纪下半叶，英俄为争夺中亚的阿富汗地区形成尖锐对立局面，英俄矛盾一触即发。在此背景下，俄国为控制东亚地区制海权，意图夺占朝鲜半岛北部的元山港。为阻止俄国，并切断其远东舰队的航路，英国于1885年4月出兵占领朝鲜半岛南部军事要冲巨文岛，同时向朝鲜的宗主国中国清政府施加压力，英俄矛盾演变成为牵涉中、朝、英、俄、日的国际争端。最后经清政府交涉，英国以俄国此后不占朝鲜领土为条件，于1887年2月撤离巨文岛。巨文岛事件虽然暂时解决，但英俄在远东争霸的态势仍愈演愈烈，在此格局中，英国迫切希望扶植一个“远东代理人”以牵制俄国，于是日英两国在对抗俄国上达成战略一致。1902年，两国签订“日英同盟”，建立针对俄国的军事防御同盟，同时相互承认对方在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帝国主义权益。其后又两次升级“日英同盟”，[8]使之成为20世纪初英日相互勾结，打造同盟霸权最为有利的战略保障体系。美国是西方国家中的“后起之秀”，19世纪中叶，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日益要求拓展海外市场。由于欧洲列强瓜分中国，在其“势力范围”内大搞贸易垄断，一方面阻碍了美国商品和资本的在华流通，另一方面也令以“自由贸易”为宗旨，并且警惕俄国势力南下的英国深感忧虑。在英国的建议下，1899年美国国务卿向英、法、德、俄、意、比等欧洲各国发出了“门户开放”照会，此后逐渐演变成为美国对华乃至对东亚政策不可动摇的方针。“门户开放”政策最初只着眼于经济方面，要求在各国“势力范围”内实行工商业机会均等，1900年发出的第二次“门户开放”通牒，加入了“保全中国领土完整”的政治性内容。义和团事件后，俄国驻军中国东北不肯撤离，美国政府认为俄国违反了“门户开放”原则，多次提出抗议无果，因此美国就以实行“门户开放”为条件支持日本对俄作战。英美两国给予日本大量经济援助，为日本扩军备战输血打气。[9]

面对俄国的咄咄逼人之势，日本政府一方面与之展开外交谈判，另一方面在英美的支持下厉兵秣马，准备开战。日本国内各政党、媒体以及包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在内的主要知识分子，都主张强硬政策，要求对俄宣战，他们举行集会，发表声明，好战的媒体则在一旁大敲边鼓，[10]尽管以幸德秋水、堺利彦为首的社会主义者和以内村鉴三为代表的基督教和平主义者发出了一定的反战声音，但最终还是淹没在了一片开战“大合唱”当中。北一辉的“日俄三论文”正是在此背景下，于1903年7月、9月、10月发表在《佐渡新闻》上的时评。在这三篇时评中，北一辉热情讴歌战争，强烈要求政府对俄宣战，理由有三。

第一，日俄战争是“帝国飞跃的良机”。北一辉认为，20世纪正是帝国主义盛行的时代，欧洲各国以武力瓜分亚洲，小国日本已是列强环伺的“孤岛”，“北有露西亚，东有亚米利加，德国在胶州湾，英国在上海，法国在安南。三十岁之小儿（日本）处于白色人种包围攻击的中央”，[11]因此“农业立国”“商工立国”之类的和平发展路线已成“空梦”，唯有积极捕捉战机，从俄国手中夺占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才能够在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中成长为“霸者”。[12]自从1898年欧洲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东亚便全面迈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德国强租胶州湾，俄国强租旅顺、大连，英国强租威海卫和九龙，法国强租广州湾，中国几乎被“肢解”的惨况给隔海相望的日本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列强环伺的处境也令日本深感自身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高山樗牛以《罪恶的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为题指出，帝国主义已经成为“风靡天下”之大势，“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一页将由此拉开帷幕”；陆羯南在《欧人东侵之新态》一文中指出，以往欧美对亚洲的侵略尚包裹着“文明之恩惠”的外衣，如今则转变为赤裸裸的依靠武力。[13]在帝国主义时代风潮的影响下，日本国内主流舆论迅速抛弃了和平发展的国家路线，倾向于以武力对外扩张的“对外硬”路线。青年北一辉的见解正是这一时代动向的如实反映。

第二，日俄战争是“救济黄人种的良机”。在北一辉看来，日俄战争不仅是日俄两国的国益之争，更是将黄种亚洲人从白种欧洲人的奴役之下解放出来的“黄白人种竞争的决战”。

五千万（日本）国民啊。世人所谓“国家存亡之秋”不正是今日吗？不，与其说是日本帝国之存亡，不如说一旦俄国南下，则清韩（中国和朝鲜）四亿黄色人口将永远不能摆脱被奴役之境遇。（日俄开战的实质）非满洲问题，非龙严浦问题，非日本帝国之问题，实乃黄白人种竞争之决胜点。[14]

日本帝国之飞跃、黄人种命运之挽回，而今三十岁之小儿（日本）将要书写世界历史上最为壮阔的一页。我五千万国民应大胆承担此一光荣的历史使命。[15]

“黄白人种斗争说”兴起于甲午战争末期，其起源是德皇威廉二世一手炮制的近代“黄祸论”。1895年初，德皇威廉二世赠送俄皇尼古拉二世一幅描绘“黄祸”的油画，鼓吹对于异教徒国家的崛起，基督教国家必须联合起来采取断然措施。由于历史上曾发生成吉思汗西征屠城的惨剧，德皇的挑唆很快在欧洲引起了反响。随后发生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1895年4月）在一部分日本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当中也产生了“黄白人种斗争说”，并经媒体的渲染扩散至民间，形成日欧对抗的一大论调，[16]因此甲午战后成长起来的青年北一辉亦深受其影响。

第三，日俄战争是“惩罚文明之敌斯拉夫蛮族的良机”。众所周知，自福泽谕吉以来，日本知识界惯用“文明”作为标准看待国家行为，其本质是视近代欧洲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为国际交往的普遍准则，甲午战争因而被定义为“文明开化的进步者（日本）与妨碍其进步者（清政府）之战”。[17]福泽谕吉的“文明观”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终结前近代的中国作为宗主国与藩属国间的秩序，推动东亚地区的现代化转型；另一方面也带有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误导了近代日本的对外政策和历史认识。正是这一“文明观”所体现的两面性折射出日本近代化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其中包含的经验教训耐人寻味。然而，尽管北一辉也使用了“文明”这一当时的流行用语，但却并未对其意义进行深入思考，而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类比：既然甲午战争惩罚“吞并朝鲜”之清政府为“义战”，那么赶走同样意图吞并朝鲜和“支那”的俄国，也理所当然是“正义之战”。

何以甲午之战为正义，日俄之战则为罪恶？……何以惩戒吞并贫弱之邦（朝鲜）的清国为正义，讨伐蹂躏老衰之邦宗庙（指东北为清廷“龙兴”之地）的俄国则变为罪恶？[18]

福泽谕吉式近代日本文明观的思想内涵被抽取一空，于是“文明”便完全沦为粉饰战争的遮羞布。

综上所述，“日俄开战论”是北一辉在国际政治问题上的首次发声，其所阐发的开战理由可谓同时代“开战论”的集大成。尽管尚不具备深层次的理论思考和思想独创，但作为北一辉对外认识产生的起点，对于他今后的思想建树仍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由于在日俄战争中取胜，日本不仅获得了巨大的殖民利益，国际地位更是大幅提升，一举跻身帝国主义强国之列。日俄战争的“胜利果实”大大固化了北一辉的帝国主义认识，与俄国对垒、胜（强）者必霸也成为他一生追求的目标和信仰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