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家理论与世界市场理论研究

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推出的一系列政策都表明原本推崇自由贸易的国家转向了贸易保护政策，“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有新的表现，“国家”的作用更加凸显。“世界主义经济学”对“逆全球化”现象解释的无能为力，促使人们走向马克思，从马克思经典理论中去寻找答案。由于马克思“六册结构”计划中的“国家”和“世界市场”两册没有完成，国内对国家理论和世界市场理论研究带有更多的开拓性。

一 国家理论研究

2018年，孟捷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重条件出发建立的具有内生性的国家经济理论，以及杨春学从国家观角度对“国家”重要性的论证，引起学术界对国家理论的进一步关注。2019年，《经济纵横》以“国家主体性”为题发表了系列文章，孟捷和林光彬也以“国家理论”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王立胜与张弛对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指出，国家在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是一个超越不同社会制度背景的普遍现象，在后发经济体赶超、经济稳定运行、参与全球竞争等方面都需要国家参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主体性是国家主体性的应有之义，是国家主体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要从国家主体性的角度，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目的，思考我国经济发展、经济稳定和对外开放过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1]

周绍东试图构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内生性国家理论。他从结构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双重视角出发，借助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提出“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和历史终点，而“国家所有制”则可被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和逻辑终点。周绍东认为，从历史起点到历史终点，国家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功能，而从逻辑起点到逻辑终点，国家所有制体现的是为宏观调控夯实中观和微观基础的经济功能。“国家”嵌入了宏观、中观和微观各个层面的社会生产关系，由此内生性地与经济基础结合在一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2]

郭冠清除了以经济史料为基础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国家主体掩盖本质进行了批判外，主要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国家主体忽视的潜在原因和隐藏的动机进行分析。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自由人联合体组成的社会，自由贸易带来的世界范围的生产力提高为埋葬资本主义实现“人性的复归”创造了物质条件，这种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建立的未来社会必然是超越国度的，“国家”自然不会被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革命进程的贸易保护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条。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忽视国家主体研究的“潜在原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国家主体研究忽视的“隐藏动机”是苏联领导人的“有限主权”思想。在东欧剧变前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拥有无可争议的霸权地位，尤其是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郭冠清还对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批判，并对被误读的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进行了研究，最后在重新解读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提出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借鉴和吸收国民经济学的工具属性的成果，以“国家”为重要独立变量，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议。[3]

胡怀国则从历史逻辑与思想史角度出发，对国家重要性进行了论证，丰富了国家理论。[4]周文和包炜杰则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中国家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5]

至此，国家理论的大厦已基本建成，将国家作为一个独立变量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二 世界市场理论研究

虽然对世界市场理论已有不少论述，但是对于究竟如何正确认识“逆全球化”思潮仍然是一个未解的问题。2019年，对世界市场理论的研究重点转向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源、影响及未来走向分析上。

在美国发起贸易争端的缘起方面，于春海认为美元的主导性国际货币地位使得美国的贸易逆差可以得到长期维持并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利益，所以维持美元的主导性国际货币地位对于维护美国的长期战略利益至关重要。为此，美国一方面需要通过贸易逆差来使国内生产能力的扩张和福利水平的提高摆脱国内资源的约束；另一方面也需要控制对外债务规模的过快增长并分散逆差的来源，同时维持美国在技术和创新领域的优势地位。因此，美国的政策存在多重微妙甚至矛盾的权衡，具有很大的易变性和不确定性，政策手段和策略也会越来越多地突破贸易领域。在特朗普政府的多种政策目标下，中国会成为其挑起贸易摩擦的主要对象，中美在技术、货币和规则等方面的潜在竞争，很难通过经贸磋商或让步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6]

谢地和张巩在假设一种产品只由一个国家生产以及后来者通过学习可以实现追赶的情形下，发现贸易国之间存在固有的国家利益冲突，对一国最有利的结果往往不利于另一国。近年来，随着中国先进制造业的逐步完善和自主创新体系的构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布局将逐渐由低端走向中高端，这必然会与在全球贸易布局中掌控高端环节和高附加值领域的美国发生竞争和碰撞，贸易领域内的互利共赢关系正逐步被竞争关系所取代。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两国竞争关系的转变，随着中国崛起步伐的逐步加快，中美贸易摩擦就会处于持续并升级的重复博弈之中。[7]

宋宪萍和康萌发现贸易逆差、中国的技术赶超以及美国的制造业失业人口均不是美国发起贸易争端的真正原因，美国发起贸易争端实际上是为了维护其在新国际分工中的绝对优势地位。[8]如果说宋宪萍和康萌认为美国对华挑起贸易争端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其在新国际分工中的优势地位，那么杨慧玲和甘路有则从国际垄断资本积累逻辑来分析美对华“贸易争端”的经济根源。杨慧玲和甘路有认为在资本利润率趋于下降的情况下，美国等发达国家转向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收入从资本向劳动转移，其国内日益激化的矛盾推动了以垄断资本利益为核心的“全球化”，因此美国不可能真正退出“全球化”，而是借题发挥，试图利用贸易争端推行一套“美国利益优先”的新的全球化游戏规则。[9]

在国际分工不断深入的情况下，很多产品的研发、设计，零部件生产、组装等多在具有不同优势的国家或地区完成，从而形成全球范围内的价值分工。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因劳动成本优势，在国际分工中主要以加工组装为主，而重要零部件主要依靠外部供应链供给。那么美对华挑起贸易争端对中国制造业供应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黎峰等将全球生产网络条件下的中国制造供应链区分为进口输入型供应链和外资植入型供应链两种渠道，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对这两类供应链的影响。结果发现，本轮中美贸易摩擦在限制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同时，导致进口输入型供应链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向东盟国家转移的趋势，加速了在华外资供应企业向发达国家“回流”及东盟国家转移的步伐。黎峰等认为短期内应从需求端稳住外资和出口份额，中长期则应构建自主可控的供应链体系。[10]

在中美发展模式和道路存在明显差异，短期经贸利益和长期战略利益相互交织，同时在技术、货币和规则等方面存在诸多竞争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问题可能很难通过数次经贸谈判完全解决。在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摩擦的过程中，其所采取的策略行为可能趋于多元化并向其他领域延伸。姚枝仲指出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特朗普政府逐步推出了一些新的国际经济规则改革动议，这些规则表现出明显的孤立中国和抑制中国体制优势的特征。为避免被真正孤立，姚枝仲认为中国应保持国内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态势，保持中国经济的开放态势，并积极参与新规则谈判与制定进程。[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