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贫困理论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反贫困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对全球减贫事业的贡献率超过七成。在中国反贫困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经验需要总结，其中有些经验需要上升到理论高度以更好地指导未来的实践。这些经验和理论既可以为仍陷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也可以为我国在现行标准下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以及将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提供指导。

在反贫困过程中，一项基础且重要的工作是贫困瞄准即如何准确识别扶贫对象问题，做好贫困瞄准是有针对性开展扶贫、提高扶贫效率的先决条件。一国的扶贫资源通常是有限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情况更是如此。贫困瞄准精度越高，单位资源所实现的扶贫效果就越好，而贫困瞄准本身也需要耗费资源，因此如何构建贫困瞄准机制，进行瞄准精度与瞄准成本之间的动态权衡就显得非常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减贫的巨大成功与有效解决贫困瞄准问题密切相关。实际上，中国农村的贫困瞄准机制是建立在经济社会发展和贫困特征变迁之上的动态调整过程。马文武和杜辉对这一动态调整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总结，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贫困瞄准机制演进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1978～1985年的整体农村瞄准阶段，此时中国农村经济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农村贫困呈现“遍地开花”的局面，中国采取的是以整体农村和全体农民为对象的贫困瞄准机制；二是1986～2000年的贫困县瞄准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改革发端于农村，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产量连续几年实现大丰收，农村普遍性贫困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而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则逐步显现，区域贫困开始成为农村贫困的主要特征；三是2001～2012年的贫困村瞄准机制，进入21世纪，中国的贫困人口再次大幅减少，贫困地区由之前的成片分布迅速向点状分布收缩，同时按照新的贫困线标准部分非贫困县也存在一些贫困人口，因此仍然以贫困县为对象的瞄准机制已不合时宜，必须向以村落为对象的瞄准机制转变；四是2013年至今的精准扶贫阶段的贫困户瞄准，经过21世纪头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和扶贫工作，中国农村贫困出现一些新变化，农村贫困人口进一步减少，贫困户存在较多不同特征，剩余贫困人口往往属于脱贫攻坚中的“贫中之贫”“坚中之坚”，同时随着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通过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减贫效果减弱，面对农村扶贫工作出现的新情况，必须采用更加精准的贫困瞄准机制。[27]从中国贫困瞄准机制演化的历史可以看出，根据各阶段所表现出的特征，中国制定了不同的贫困瞄准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采取了有效的反贫困措施，从而使各阶段农村反贫困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中国扶贫实践取得辉煌成就的基础上，学者们也致力于将实践升华为系统化的理论，以更好地指导未来的扶贫工作，并为世界反贫困事业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邓金钱、李雪娇对此做了一些尝试。在总结改革开放40年中国扶贫开发取得历史性成就，梳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的理论基础及其由区域开放式扶贫向精准扶贫演进历史过程的基础上，邓金钱、李雪娇认为1986～2000年规模攻坚扶贫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理论的形成阶段，2001～2011年综合扶贫开发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理论的发展和完善阶段，而2012年至今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时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理论的创新发展阶段。更进一步地，邓金钱、李雪娇将新时代中国特色扶贫理论归纳为党的领导是组织保证、“精准方略”是基本遵循、“多主体参与”是行动力量、强化资金支持是物质保障、“携手消除贫困”是世界贡献[28]，这些归纳有正确的成分，但仍略显不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扶贫事业波澜壮阔，成绩斐然，要想将中国扶贫实践上升到系统化的理论高度，并非易事，其至少应包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实践中基本行为准则背后的机理，而且应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适性，不仅能用来指导中国扶贫实践，而且也可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反贫困事业提供指导。在我们看来，中国扶贫理论可能需要包含以下核心内容：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总体福利判断标准，即解决为什么要扶贫问题；以社会各参与主体激励互动为核心的理性判断标准，即解决如何有效率地扶贫问题；以资源和环境变迁为关键变量的贫困陷阱突破数量判断标准，即解决为什么贫困人口可以实现持久性脱贫问题。我们相信来源于中国伟大扶贫实践的系统化扶贫理论一定有光辉的前景，这还需要广大的理论工作者继续付出艰辛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