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书手研究的拓荒之作
——序周侃《唐代书手研究》
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鼎盛期，书法艺术更是光辉灿烂，先后涌现出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孙过庭、张旭、怀素、颜真卿、柳公权等著名书法家。然而，仅靠扬名书史的大书家构成的书法史无疑是不完整的。基于“小人物造就大历史”的认知理念，我们发现：由成千上万默默无闻、具有“甘为他人作嫁衣裳”牺牲精神的书手组成的草根书法群体，才是搭建唐代书法伟业不可或缺的奠基石。正是无数不知名的草根书手与书坛名家的合力，才造就了有唐一代书法人才济济、书艺彪炳千秋的繁荣。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在雕版印刷术尚未兴起的“写本时代”，书手是各类图书典籍、宗教经文、墓志碑刻、科举取士誊录乃至全社会日用文书抄写的主力军，他们对文化的积累和传播意义深远，在唐代文化史上的地位不言自明。对于这一重要的书写群体做系统深入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唐代书法发展的历史，而且对理解唐代文化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界对这一群体的重视明显不足，尚无一部研究唐代书手的专著出版。周侃博士所著《唐代书手研究》可以说是这一领域的拓荒之作，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较高，不仅填补了唐代书手研究的学术空白，而且为后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前贤和时彦的研究基础上，周侃博士《唐代书手研究》一书，对唐代书手群体做了系统、全面和深入的探讨，其学术成就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全面性。作为学界第一部研究唐代书手的专著，该书对唐代书手群体及其贡献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考察。全书共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为“身份与职能：唐代书手的构成与执业”，着重从制度变迁与史料辨析两个层面对书手的身份和职能等问题做了专题研究。首先对书手的源流做了长时段的动态考察，有助于认识在制度的变迁下书手身份与职能之间的互动关系。其次将唐代书手分为墨迹书手和墓志书手两大类。墨迹书手以专司抄写的官书手、经生为主体；墓志书手构成芜杂，专门从事墓志书写的书手群体并未发现，从高官政要到平民百姓，广泛参与其中。中篇为“仕履与生活：唐代书手入仕与生活”。首先，以书手墓志为案例考察书手的入仕、迁转以及政治地位等。从伏案抄书到缮录王言，从低级僚佐到中级官员，书手虽出身相同，其执事、释褐、入仕、迁转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囿于其浊流出身，书手难以跻身清要。书手的经济生活因其执事场所、书法技艺高低而有所不同。其次，在宏观整体思考之后，作者又进行了微观的个案考索，二者相互结合。唐代书手出身入仕的情况旧史所述疏略，尤其是家世生平，新旧《唐书》《唐会要》《唐六典》《通典》等书记载阙如，周侃结合墓志、笔记、碑刻等多种文献梳理出官书手的入仕途径，在文献的使用上尽可能穷尽，披沙拣金，难能可贵。下篇为“教育与艺术：唐代书手的书法考察”。首先，对书手教育的制度与内容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考察，特别指出书手教育以“小学”内容为主体，以书写技能教育为辅，体现其职业教育的特殊性。其次，以现存的敦煌文书和出土墓志为研究对象，通过作品数量、传播地域、书写时间等多重角度对比，对其形式内容、书体源流、书法风貌等作详细考察。总结提炼了书手的地位与价值。众色书手的抄写存在个体差异，书写水平高低不一，为我们还原书写的初生形态提供了活化石，更为今天的书法学习、书法理论研究、审美观念和创作方法提供了源头活水。书手和精英书家共同创造书法史，共同谱写书法史的篇章，也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
二是深入性。对问题的深入研究，首先建立在对文献资料的充分占有和深度解读上。周侃史学背景出身，良好的历史学学术规范的培养与熏陶，使得她对搜集文献、挖掘文献有一种“自然”的灵敏和热爱，查找资料是她最享受的事情，她查阅了不计其数的敦煌文献、唐代墓志以及各类史籍文献。其研究运用了不少新材料，也善于从旧材料中发现新问题。她对史料的甄择注重史源的辨析和拓展以及“史事”本身的梳理和发掘，在目前书法研究领域，是难能可贵的。如对官书手员额的辨析，综合新旧《唐书》、《唐会要》《唐六典》《通典》《册府元龟》的种种记载逐一分析，态度严谨；如对书手家世谱系的探究，补充书手家族那些不见于传世文献的支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勘补《元和姓纂》的相关内容，不将史料作为单独的只言片语孤立看待，而是试图在历史的环境中考察其意义，发前人之未发，颇有新见。其次表现为较为深透的艺术研究。通过探寻书写者个体素质与集体素质、个体师承取法与时代书风、个体的迁移与群体的交流等一系列因素，考察书写者群体内在的相互共通性以及作品中的稳定性特征，揭示书写者群体书写形式与技巧的趋同与书写者主体的内在精神尤其是社会心理变化之间的深刻的呼应关系，同时也为当代的书法理论研究、审美观念和创作方法提供历史借鉴。
三是贯通性。通识通悟是打破学科壁垒，产生跨学科新思维的不二法门。周侃的学术背景横跨史学、艺术学两大领域。不同学科的给养给了她开阔的视野和融会贯通的能力，擅于结合自身的跨学科经历在多学科交叉中研究问题。如将书法史与文献学相联系，结合正史、笔记、小说、方志、碑刻、时人文集等史籍文献以及敦煌文书和新出土墓志资料等综合考察和辨析，使自己的结论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系统整理其间可考的有名书写者以及无名书写者。例如，结合制度史、社会史的研究方法，考察书写者的社会地位、从业状况、婚姻生活、经济生活、精神生活等，试图还原那个时代普通书写者的生活原貌，从“书艺—人—制度—社会”四维角度观察其背后凝结的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采取历时性分析与共时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书写者的政治状况、从业状况、经济状况、书写状况等，周侃此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但还有上升的空间。又如，以制度史、政治史和艺术史为基础，运用“历史—文化”的方法，将书手书法与政治统治、职官制度、文化思潮、书体演变、书风变迁结合起来，从而论证政治与书法之间的密切关系。再如，从地域空间的角度，广泛梳理相关文献，特别是考察近几十年新出的墓志文献，借鉴地域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以朝代为经、以地域为纬，制作唐代墓志的空间分布及书体基本情况分布图，探寻其空间的特征及其形成发展的原因。
总之，《唐代书手研究》通过全面梳理研究“唐代书手”，首次全面呈现了唐代无数不知名书手的生存状态和书法风貌，包括给“书手”这一名词合适的界定，并具体指出其涵盖范围，有利于全面总结唐代书写者与书法和文化的关系，为全面研究唐代书法与社会的互动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野，功不可没。但既为初创，肯定还有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比如，对唐代书手的书法特征还可以做出更加完善的研究，建议作者今后可以继续关注这一方面。
本书是由周侃同名博士学位论文结合其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北京市教委重点项目的相关成果反复修改，“十年磨一剑”而成。作为周侃的硕士生导师，我见证了她一路求学、研究的成长过程。周侃2001年跟随我学习专门史（隋唐社会史），毕业论文的选题是唐代工匠（手工业者）研究，由此开启了她对于唐代下层社会以及普通人群的兴趣和关注。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周侃跨专业考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师从书法教育家欧阳中石先生以及刘守安老师学习中国书法文化，踏入书法研究新领域。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即选择了与工匠相似的群体——书手为研究对象，以社会史的眼光看待书法史的问题，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博士毕业后，她进入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跟随戏曲史专家周华斌老师做戏剧戏曲史方向的博士后研究，研究报告为《唐代优伶研究》，关注的仍然是社会下层群体。回顾她的问学之路，正如她的品性一样，简单质朴，心底澄清，专心致力于唐代特殊艺术群体、文化群体、社会群体的研究，研究理路非常明晰，研究方法愈加多元，因此取得了不少成绩。近些年，她发表了一些颇有新意的学术论文，成功申请了多项国家级课题，作为她的导师，我为她感到高兴。她的新书即将付梓，求序于师，自当欣然应之。凡学人无不希望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期望周侃继续努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唐代书法史研究领域，不断建树新成就，嘉惠学林。
傅永聚（二级教授，曲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