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历史研究的特点与方法

一 中国古今史学特点

（一）古代史学

古代史学的根本性质是官方史学，是统治者的工具。古代主要指春秋战国至明清时期，在此之前史官以处理政务为主，尚无明确史学意识。古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史学，认为“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1]史学的目的有两个：其一，为个人、家庭和社会各阶层树立是非善恶的行为规范，即所谓“《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其二，总结历代兴衰成败规律，即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2]。古代史学是论证王朝统治合法的工具，官方史学不可避免带有主观色彩，夸大前朝统治的非法性，为本朝统治溢美隐恶，宣传君权神授、天人感应、五德终始、历史循环、复古退化等理论。古代史学的主要形式是史书。对如何修史，北宋史学家吴缜有总结，他提出了“信史”的目标，称：“必也编次、事实、详略、取舍、褒贬、文采莫不适当，稽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不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节之合，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议，然后可以号信史。反是，则篇帙愈多，而讥诮愈众，奈天下后世何！”又说：

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缺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3]

古代史学在追求历史真实性的同时，也重视叙事技巧，要求因事实而寓惩劝，寓说理于叙事之中，反对空发长篇大论。

（二）近代史学

近代主要指中华民国时期，有些学术思想和学术风气可以上溯至鸦片战争或清初。近代史学批判空谈义理，总体上属重视考据的微观史学，主张经世致用，但反对将史学作为统治工具，性质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大众史学，其历史观被一些学者称为“进化论史观”，以康有为、梁启超的观点最有代表性。梁启超认为中国旧史只重政治，而忽略了其他方面，所记政治史，“又实为纪一姓之势力圈，不足以说明政治之真象”，只能称它为“帝王家谱”，“备君王浏览”的“皇帝教科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不能说明历史上之进化。梁启超又用进化论阐明了史学的任务，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善为史者，必须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公理公例之所在”[4]。康有为称：“人道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为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梁启超阐发康有为的理论，认为社会进化分为“三世”：“多君为政之世”，“一君为政之世”，“民为政之世”。多君世之别有二：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有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之世。近代史学主张历史的发展进化，主张史学为大众服务，对迷信、停滞、复古为皇权服务的旧史观提出批评，有进步意义。

（三）现代史学

现代指“二战”以后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现代史学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学术分工细密，形成“专业”“方向”共识乃至理论体系，属于“科学化”的史学，但因历史观念、研究方法不同而形成的各种“主义”或学派，仍有明显的主观性质，所谓科学，只不过理论化、专业化更强一些，并不代表一定正确。目前，中国史学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表现为：

（1）内容边缘化，研究重点由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向文化史、社会史、生态史等边缘学科转化。

（2）研究手段科技化程度提高，计算机技术为史料的检索、统计提供了便捷手段，使研究量化程度提高。

（3）微观研究分工细密、成果突出，宏观理论研究创新不多，有待加强。

（4）历史研究的规范正在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