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报告
特别篇
高校基金会参与学校重大突发事件应对的实践探索
杨增国[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发挥社会组织在治理和服务中的积极作用是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因此，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时，社会组织通过发挥积极性、能动性参与事件进展、推动事件解决，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高的具体体现，也是题中之义。
自2003年“非典”以来，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应对实践中，政府与媒体、企业、公益组织等形成合力攻坚克难，成为共识，并逐渐形成各主体的责任自觉与行为自觉。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面广、破坏性大，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等通力合作，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形成协同机制，为有效阻击疫情提供了有效经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正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中坚骨干力量，在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主体之一。[2]《荀子·君道》中写道：“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的社会主体，在参与公共事件、化解社会矛盾、激发社会活动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社会组织更加贴近民众，对疫情的动态发展更为敏感，在新冠肺炎疫情整体性治理中发挥重要的辅助作用。在疫情发生的第一时间，许多社会组织（如各种基金会）就积极行动，开始募集款物，在全球范围内筹措医疗用品捐赠给国内的医疗机构，并活跃在疫情防控的各关键环节。[3]
基金会是社会组织的重要成员，也是慈善公益事业的重要力量，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时具有反应迅速、行动力强、广泛筹措资源等特点。国内少有关于基金会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研究，而多将其作为社会组织的一部分进行探讨。张铁军在分析社会组织在应对疫情中的作用时，提到公益组织、基金会积极行动，在线上线下、国内国外募集资金采购医疗物资汇集武汉，当武汉红十字会出现“堰塞湖”时，也是通过引入专业社会组织来提高物资分发率。[4]中国高校基金会作为基金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虽其职能主要集中在支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但在此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冲破了高校界限，依托其特有的资源与自身优势，在汇聚资源、精准支援、公开透明、公益引导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体现了特色，展现了力量，帮助高校在疫情阻击战中聚民心、强信心、暖人心，是高校治理能力提高的重要体现，为打赢疫情阻击战贡献了特殊的力量。借此机会，高校基金会自身拓宽了发展思路，丰富了管理经验，提升了职能规划，是高校基金会参与高校重大突发事件的有益尝试。但是，学界鲜有高校基金会应对突发事件的研究，因此厘清高校基金会在应对突发事件中的自身优势及作用，对未来高校基金会事业发展意义重大，也是对高校基金会自身的一次再认知、再升华。
一 高校基金会应对学校重大突发事件的优势
高校基金会具有一般公益基金会的普遍特点，同时也因其筹募对象相对固定，社会联系广泛，资金使用方向明晰，往往能凭借自身优势在学校重大突发事件中发挥关键支撑作用。
1.组织优势：兼具灵活性与鼓动性
高校基金会组织结构简单，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主题明确，行动迅速，可以根据不同阶段的需求及时调整行动计划与策略，具有较强的灵活性。
2.动员优势：筹募对象集中参与度高
不同于一般公益基金会，高校基金会有相对固定的筹募对象，主要包括校友、校董、基金会理事等，特别是得天独厚的海内外校友群体是高校基金会的资源优势，既是筹募的固定人群和源泉，也是素质和忠诚度都很高的慈善公益志愿者队伍的人才库；而全球校友组织也为资源的动员和整合提供了强大的组织网络。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第一时间成立“复旦大学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医疗基金”，一方面点对点向校董筹募，另一方面通过校友会的捐赠平台向全球校友众筹；北京大学充分调动海外校友力量，休斯敦校友会捐赠的医疗物资仅用2天时间就顺利抵达北京大学医学部，是国内外校友与各方通力合作的成果；同济大学德国校友会一边发动当地校友捐款，一边寻找可靠、高质量的物资和专业、高效的物流渠道，北德分会的校友及时提供了医用口罩的可靠采购货源，身在杜塞尔多夫的北威州分会几位校友迅速行动，成功购买了50000个医用外科口罩；上海交通大学2000届本科校友曾碧波创立的贝海国际速递对美国、加拿大等地寄往湖北省的防疫医疗物资（仅限口罩、防护服、护目镜、手套）电商件包裹，提供全程免费国际运输与配送服务。通过研究不难发现，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高校基金会募捐的首要对象是与高校有长期合作、关系稳定的捐赠人，集中表现为校友、校董等。筹募对象的高度闭合性，使基金能够快速聚集，物资高效到位，这也是高校基金会募款的优势所在。殷洁用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的相关理论指导基金会运作，认为把客户分为三六九等，目的不是歧视客户，而是采取一种正确的战略措施保留住高价值客户，把握并充分利用客户这个战略性资源。[5]由此可见，高校基金会对捐赠人研究的重要性，稳定而关系密切的捐赠人队伍是高校基金会应对突发事件时的首要响应者和支持者。正如浙江大学捐赠人陆向明女士在为其专项基金捐赠时所说：“捐给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我放心！”陆女士自2002年开始在浙江大学及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设立研究基金和奖助学金，多年来与浙江大学建立了良好的捐赠关系。这种捐赠人对高校基金会的信赖感，是基金会工作中宝贵的财富。
3.平台优势：基金会与校友会通力合作
校友资源之于大学发展，特别是“双一流”建设至关重要。何志伟认为校友资源对于大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智力、财富和文化贡献。[6]校友捐赠母校以充盈办学经费，改善办学条件，吸引优秀师生，提升教师水平及生源质量，是反哺母校的重要体现。有研究表明，高校校友会的存在对于校友捐赠起了巨大作用。[7]因此，通过校友会发动广大校友成为捐赠主体是高校基金会筹募不可或缺的手段与途径。哈佛大学的校友捐赠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已经较为成熟，有研究将哈佛大学的校友筹资活动分为年度募捐活动、校友团聚活动和专项募捐活动三类[8]。而专项募捐活动则是高校基金会抗疫期间募款的主要形式。布罗斯指出：“专项募款是一种密集而大型的劝募活动，是大学为特定目的于一特定时期以募集一定数量金额为目标的募款活动。”[9]综合各高校的抗疫工作可以发现，基金会多与校友会联合成立专项基金，且校友成为专项募款的主要对象。“复旦大学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医疗基金”成立后，一方面通过基金会平台面向社会众筹，另一方面通过校友会平台进行校友小额众筹。截至2020年4月15日，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共有1576人次参与小额捐赠，累计金额为130万元人民币。1月28日，中山大学校友会和教育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设立“中山大学医疗支援专项基金”。截至2020年2月25日中午，专项基金共接受7896笔捐赠，捐赠金额逾3600万人民币。同济大学校友会、同济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联合发起设立“同济大学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项基金”，截至2月21日，共有6426人次参与捐赠，捐赠总额为222.99万元人民币。校友群体集中发力是本次高校募集各种新冠疫情专项基金的特点之一，校友参与有广度有深度，而且主动作为，形成境内外联动的有效形式。当国内疫情高发时，境外校友组织积极筹措抗疫物资，并利用当地校友资源，为物资顺利通关、到达国内提供帮助；当境外疫情越发严重之时，境外校友组织成为境外校友自助与互助的“转乘站”。4月中旬，复旦大学在德国交流学生给校长信箱来信，表达了购买防疫物资的困难，希望得到学校的帮助，此时德国校友会已经获得了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为其募捐的物资，德国校友会得知后主动与该同学联系，并为其提供帮助。随着境内外疫情形势的变化，基金会与校友会的关系从校友会协助基金会捐赠工作转变为基金会支持校友会开展抗疫工作，校友会从捐助者变成受助者，但无论哪个阶段，基金会与校友会紧密合作都将会是探索二者关系的新的突破口。
4.合作优势：慈善朋友圈展合力
高校基金会是依托大学的基金会，是高校拓展社会资源的重要途径，与企业、社会组织联系密切，如何不断扩大公益朋友圈，是高校基金会发展生存的一个重要课题。有研究认为，中国高校基金会的筹资渠道主要是校友、相关企业和个人捐赠。[10]与此相比，美国高校基金会筹资渠道更为广泛，除了校友、个人、企业之外，还有其他社会组织、宗教团体等。但是，在此次抗击疫情过程中，中国高校基金会与企业、社会组织为同一目标携手合作取得了新的突破。这些合作一方面扩大了基金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开阔了基金会的视野。复旦大学与上海市妇联紧密合作，通过妇联的统筹协调，得到上海市三八红旗手联谊会、上海市女企业家协会的积极响应，社会各界力量齐动员，迅速募得多批资源，有力支持了复旦附属医院赴鄂医疗队。疫情期间，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密切关注各地，尤其是贫困地区防疫物资紧缺的情况。在了解到甘南不容乐观的疫情防控情况后，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与老朋友台湾财团法人张荣发基金会携手行动，排除万难，捐赠物资同心抗疫，此举是对国家脱贫攻坚号召的积极响应，也是两岸同胞命运与共、血脉情深的自然流露。从某种意义上讲，高校基金会筹资渠道的广度取决于基金会高校朋友圈的广度，过去一段时间，高校基金会筹资主要集中于校友、企业或个人，各高校在筹资渠道的拓展上都或多或少遇到瓶颈，经过此次疫情，高校基金会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一是与慈善圈内各基金会协同合作；二是与其他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创新合作；三是高校基金会朋友圈进一步与高校、政府朋友圈融合。此后，高校基金会的拓展工作也必将进入纵深发展的新阶段，或将更多以高校基金会联合某组织、某公募基金会的形式共同支持教育事业发展或共同致力于社会问题的解决，高校基金会参与社会事务的彰显度也将大幅提升。
5.中介优势：供给侧与需求侧精准对接
物资精准支援是基金会本次工作的难点，也是亮点。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影响了国内生产，而抗疫一线对医疗物资的需求量不断攀升，抗疫初期物资短缺的问题比较突出，各高校校友充分发挥积极性与主动性，为一线筹募资源。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与校友会紧密合作，一方面充分动员校友力量，广泛筹措物资，通过校友企业物流或物流领域的校友力量，形成全链条的服务与对接，确保物资第一时间到达抗疫一线；另一方面，基金会在通关、物流和物资对接等方面为校友捐赠提供支撑，形成合力。武汉大学欧洲校友群策群力，筹募医疗物资驰援武汉。在法国卫生部任职的武汉大学校友朱元发第一时间联系法国卫生部供货商，并实时跟进，争取武大校友会的订单排在第一顺位。在各报关清关公司、物流公司以及中国航司、海关和慈善总会等机构的全力协助下，武大欧洲各校友会的志愿者团队第一时间打通了从欧洲直到湖北各医院的全程通道。有研究将高校基金会比作高校与社会之间的桥梁，认为高校基金会沟通了大学与社会之间资源的流动。[11]此次疫情中，高校基金会的桥梁作用不仅体现在高校和社会之间，还体现在处于抗疫一线的医院、医护人员与捐赠人之间，精准对接的要求使桥梁作用进一步深化，不仅要嫁接联系，还要明确时时更新与明晰需求与捐赠量化关系，从而使资金与物资高效利用。此后，高校基金会也应该进一步研究如何更好地发挥基金会的桥梁优势与作用，更广泛地连接各方，精准服务，落地有声。
二 高校基金会在抗击疫情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有关抗疫组织的研究中，很多研究都注意到了多元主体的作用。[12][13]《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第三十条规定：“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需要迅速开展救助时，有关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协调机制，提供需求信息，及时有序引导开展募捐和救助活动。”面对疫情，慈善组织首先通过开展募捐进行救助活动。金锦萍认为，在此次疫情中慈善组织的表现可圈可点，主要通过资源动员、资源对接和项目实施等形式参与其中，但也存在医疗物资货源难找等问题。[14]高校基金会凭借高校和校友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一般慈善组织在组织抗疫活动中遇到的困难，可以更为有效地集中资源、定点支援，在抗疫工作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1.成立专项筹措资金聚民心
高晓清、龙佩认为，筹款是高校基金会的一项重要工作。[15]面对疫情，各高校行动迅速，以成立专项基金的形式筹措资金。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春风基金”专项基金，北京大学企业家俱乐部紧急捐资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北京大学白衣天使守护基金”，上海交通大学校友会与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上海交通大学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援助基金”，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和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第一时间设立“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项基金”。专项基金不仅是筹资募款的平台，更是各高校凝心聚力共同抗击疫情的中场；是资金的汇聚，更是取得抗疫胜利信心的凝聚，以此各高校展现出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信念与力量。可以发现，各高校基金会不约而同地建立抗疫基金，好似一场全国高校基金会的“筹款运动”（Fundraising Campaign）。“筹款运动”一词最早在美国宗教募捐活动中使用，后被普遍接受。这一概念的提出也标志着美国大学筹款从早期一般募捐活动到具有现代意义的筹款运动的革命性转变。[16]筹款运动在中国高校基金会中也逐渐得到认可，多用于校庆期间标的较大的募款。结合新冠肺炎疫情，此次运用类似筹款运动的方式是合适的。复旦大学设立专项基金，校友会发起目标为100万元的校友小额筹款运动，不久便完成了捐赠目标。筹款运动更适合结合特定事件来推进，可以大额和小额并举，营造一定捐赠的氛围，从而达到聚资金也聚民心的效果。
2.精准对接筹措物资强信心
疫情暴发突然，前线物资紧缺，各高校基金会星夜接力筹集物资。从小年夜开始，复旦大学先后派出10批医疗队共497名医务工作者驰援武汉，广大校友、企业、社会组织纷纷通过基金会捐资捐物，直接支援赴鄂医疗队。截至2月底，复旦大学教育基金会已经对接各社会组织、慈善组织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接收支援各附属医院的防疫物资达29.7万件，接收支援复旦大学防疫工作的物资达5.3万件。东京都政府和清华大学是友好合作伙伴，在得知中国医用物资短缺的情况后，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和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商议，决定通过清华大学向中国捐赠10000套医用个人防护用具。2月15～18日，10000套医用个人防护用具，共计200箱，在全日空航空公司社长片野坂真哉和中国区总代表三宅英夫先生的支持下，无偿运输陆续运抵北京，通过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支援国内物资紧缺的医院。高校基金会利用自身优势，为一线医护工作者募集物资，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为后勤保障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稳定了民心，增强了信心。
3.奖励医护信息公开传爱心
在各高校成立的专项基金中，有相当比例用于奖励医护工作者，用途明确清晰，基金会以此汇聚全社会的爱心，并将它传递给一线医护工作者。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启动“致敬最美逆行者慰问金”项目，以颁发慰问金等形式对五百余位医学院系统援鄂和一百余位援市公卫临床中心的医护及科研工作者，表示由衷敬意和慰问。同济校友基金和同济校友产业联盟倡议，联合同济大学校友会共同发起设立了“同济英雄基金——同济大学附属医院援鄂医疗队员奖励基金”，依托同济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管理，用于奖励为抗击疫情无畏奉献的“最美逆行者”——同济大学附属医院援鄂医疗队的成员们。截至2月21日，同济英雄基金总共收到捐款373.87万元人民币。华中科技大学校友吕有铭捐赠334万元港币设立“校友慰问金”，用于奖励给学校各附属医院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一线的医务人员。每一颗爱心都不应被辜负，在此次抗疫过程中，高校基金会通过精巧的项目设置、细致扎实的工作，让每一份善意都发挥了最大的能量。
4.传播公益宣传典型暖人心
灾疫无情，人间有爱。疫情期间，各高校基金会就捐赠过程中发生的感人事迹进行了系列报道，在紧张的抗疫工作中融进了一丝温情。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策划了“不平凡的2020”系列报道，介绍感人的抗疫故事，有校友捐赠的拳拳之情，有艺术家捐赠彰显的人文关怀，也有国际友人及机构捐赠所体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则利用微信公众号对捐赠过程中的事迹进行整体报道，如复旦战“疫”、复旦校董企业在行动、复旦校友在行动、“她”力量在行动等。高校基金会的系列报道传播了公益精神，提升了正能量，温暖了人心。以往有不少研究认为高校基金会自我营销与宣传意识淡薄，宣传对象主要是少数知名杰出校友，忽视了广大校友群体，筹资后劲不足。[17][18]在此次抗疫捐赠过程中，高校基金会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通过制作视频、人物专访、捐赠信息披露等形式，对捐赠项目、项目进展、筹资需求等进行宣传，不仅提高了高校基金会的知名度、美誉度，更为公益精神的传播、白衣执甲奉献精神的传颂做出了贡献，鼓舞了士气，提升了正能量。
5.加强建设收获好评固初心
高校基金会很早就加入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动，且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不仅在拓展资源、捐资捐物方面给予一线直接支援，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设立专项基金支持科研攻关。复旦大学校董、美国国家工程学院院士谢明教授在得知复旦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抗疫专项基金后，第一时间捐赠1000万元支持学校科研攻关，奖励科研人员。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于3月4日设立了“春风基金”专项基金，用于支持清华大学综合多学科力量，组织跨学科团队，加快推进新冠肺炎临床救治和药物、疫苗研发等方向的科研攻关，3月5日该基金便获得黄廷方慈善基金5000万元捐赠。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联合学校科学技术研究院启动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科研专项项目，支持具有相关研究背景和条件的科研单位及人员，围绕2019-nCoV感染途径的流行病学大数据、干预阻断方案、患者心理干预、关键致病机制、新颖快速诊断检测技术、临床防控和治疗以及药物研发等重大科学问题，开展联合攻关。基金会立足当前、着眼未来，既为高校抗疫工作筹募资源，又为进一步的科研攻关打下基础；既支持了高校现阶段的主要工作，又传播了公益精神，正是“不忘初心”的体现与实践。
6.主动服务国家战略担使命
度过疫情最严峻的时刻后，基金会朋友圈合力共谋教育事业发展，特别是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步伐没有停止，反而更加坚定有力。4月2日，万科企业股资产管理中心代表万科人全体，将企业股中心的全部资产2亿股万科股票一次性捐赠给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用于持续支持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的建设和发展。5月26日，复旦大学唐仲英公共卫生高等研究院发布会举行，唐仲英基金会捐赠1亿元留本基金支持研究院建设。服务国家战略是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是高校重要的责任与职能。随着高校捐赠事业的多元发展及捐赠主体诉求的转变，高校捐赠工作的内涵正在被重新建构，逐渐向捐赠协作共谋发展方向转变，这对基金会事业提出更高要求。在将“实施健康中国”提升到国家整体战略层面、织牢织密公共卫生防护网的过程中，高校基金会已经协助学校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当疫情防控工作进入常态化阶段后，我们再来总结高校基金会在此次抗疫工作中的表现，可以发现普遍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反应迅疾，强有力地支持学校总体“战疫”。疫情暴发后，各高校基金会配合学校总体部署，主动作为，反应迅疾，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领导小组要求，将疫情防控工作作为最大的政治任务和最重要的工作，确保师生身体健康，确保校园安全。第二，众志成城，展现了打赢人民战争的坚定信念。在这次抗疫资金和物资的筹募过程中，高校基金会首先通过网络启动校友小额捐赠。这一支付便利且易于传播分享的捐赠渠道一经开通，迅速得到全校师生和海内外校友的积极响应，非常好地适应了重大疫情期间社会公众对慈善公益的热情。第三，各方联动，将社会各界的关心关爱汇聚到“战疫”第一线。此次抗疫中各高校基金会与校友会深度合作，携手并进，效果显著。此外，基金会还纷纷联手企业、社会组织等一起行动，汇聚力量共同抗疫。第四，加强宣传，培植公益精神。基金会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网站、校友群等及时公布基金使用情况，宣传抗疫前线感人事迹，讲述捐赠背后的故事，感人肺腑，获得各界的高度赞扬。
三 进一步提高重大突发事件应对能力的几点思考
如何充分发挥高校基金会的特色和优势，使之在慈善社会组织中发挥引领作用，成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中坚力量，走出有中国特色高校基金会发展模式，结合这次抗疫实践，本文提出以下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探索的方向。
其一，加强党建，做强中间，进一步发挥党员和党组织先锋模范作用。此次疫情暴发之际，正值寒假之时，但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同志在关键时刻靠前服务、主动担当、毫无怨言，值班、跑通关、对接海外物资都抢在前，手机24小时待命，切实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极大地鼓舞和带动了团队的士气，锻炼了队伍的能力。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发的《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是新时期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基金会应将继续以《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为指引，加强党建，做强中间，在基金会团队和志愿者队伍中继续弘扬党的先进性指引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保持中国特色高校基金会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
其二，创新机制，加强建设，进一步打造高校基金会品牌形象。高校基金会需要创新机制，加强顶层设计，提高筹募效率，树立品牌形象；围绕高等教育的战略需求、聚焦师生校友关注的方向，精心设计各类切实可行的项目，使基金会成为凝聚广大校友和各界爱心人士的重要平台。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同时，高校基金会要重视项目执行和宣传，加强监督，完善基金会的内部管理，加强制度建设，提升规范化水平；要不断提升基金会的透明度和美誉度，提升公众对基金会的信任度。
其三，围绕中心，精准发力，进一步发挥基金会在高校育人工作中的助推作用。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高校基金会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围绕高校的中心工作，精准发力，不断拓展“三全育人”新内涵，助推高校育人工作取得新发展。疫情期间，复旦大学团委在全校开展了“疫情防控，共度难关”专项社会实践，1200多名学生踊跃参加志愿活动。他们结合专业特色，为上海市紧急开发口罩预约配送系统，协助开发消毒机器人，用大数据破除“网络谣言”，其中300多名学生加入为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的子女提供网上课业辅导的行列。这些自发的行动成为一股强大的正能量温暖人心，基金会如何引导和弘扬在校学生的公益精神？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专门设立了志愿者专项奖励基金，表彰在慈善公益活动中做出贡献的在校学生，支持志愿行动，培育慈善文化，弘扬公益精神。高校基金会在组织和推广慈善公益实践中，不断将慈善文化和公益精神融入校园文化，使之成为大学育人的宝贵资源，使公益育人成为育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大学生拥有博大的胸怀、高尚的人格、正确的三观，助力中国梦的实现。
其四，凝心聚力，提高站位，进一步发挥公益精神在造福人民与社会中的引领作用。有研究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公益基础不断壮大，国家对公益事业的支持力度逐步增强，税收减免、捐赠配比政策日益完善，包括教育基金会在内的公益慈善事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19]高校基金会有责任和义务引导师生、校友成为奉献慈善公益事业的主导力量。此次疫情属于国家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各高校基金会迅速成立用于支援一线、科研攻关的专项基金，项目的设立体现了国家意识、人文关怀、社会责任与公益精神，专项基金最广泛地集结了社会力量，为高校乃至全国的抗疫工作贡献了高校基金会的力量。此后，高校基金会应不断提高站位，项目设计有高度、有情怀，以高校基金会为平台，以高质量的项目为抓手，凝聚广大师生、校友及社会各界之爱心，通过细致地项目执行，将所汇聚的爱心化为公益精神服务人民、奉献社会。
新时代，高校基金会参与高校主要工作与公共事务责无旁贷，要不断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加强党建、敢于担当、有所作为，培育志愿力量，保持与提升中国特色高校基金会的制度优势；新时代，高校基金会更需要主动作为，不断提升规范化管理水平和专业化内涵，全面提升筹款能力和项目管理能力；新时代，高校基金会需要当仁不让、率先垂范，努力成为慈善公益文化的倡导者、引领者。在慈善公益实践中，高校基金会要不断将公益文化有机融入大学文化，使之成为大学育人的宝贵资源；同时，通过校园内的慈善公益实践和公益文化培育将慈善公益的先进文化和力量不断延展到社会，引领慈善公益事业，为我国社会组织的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1] 杨增国，复旦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
[2] 朱晓红：《进一步保障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发挥》，《国家治理》2019年第10期，第42～44页。
[3] 唐皇凤、吴瑞：《新冠肺炎疫情的整体性治理：现实考验与优化路径》，《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4] 张铁军：《发挥好社会组织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的作用》，《学习时报》2020年第7版，http：//paper.cntheory.com/html/2020-03/18/nw.D110000xxsb_20200318_2-A7.htm。
[5] 殷洁：《中国高校基金会组织结构的优化策略研究》，载徐家良主编《中国第三部门研究》（第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第65～78页。
[6] 何志伟：《校友资源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关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8。
[7] 钟玮、黄文辉、郭樑：《高校校友捐赠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对清华大学校友的调研》，《高教探索》2013年第4期，第43～46页。
[8] 王永綦、徐渝萍：《哈佛大学校友捐赠制度及其启示》，《山东高等教育》2018年第4期，第33～37页。
[9] 刘军、黄梅：《美国高等教育募款机制对我国高等教育投入多元化的启示》，《比较教育研究》1999年第 4期。
[10] 钱敏：《高校教育基金会筹资渠道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11。
[11] 李锋亮、王云斌：《教育基金会的发展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复旦教育论坛》2016年第3期，第19～25页。
[12] 张军、刘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志愿者+社区社会组织”模式服务效力及其反思》，《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第79～86页。
[13] 胡业勋、王彦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共治路径构建——以公私权力冲突为视角》，《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第37～45页。
[14] 金锦萍：《疫情应对中慈善组织的特殊规范和行动特点》，《学海》2020年第2期，第26～31页。
[15] 高晓清、龙佩：《美国“常春藤联盟”院校社会捐赠历史考察》，《教育与经济》2009年第3期，第28、70～72页。
[16] 林成华、洪成文：《大宗筹款运动与大学发展——当代美国一流大学大宗筹款运动研究》，《教育学报》2015年第3期，第87～98页。
[17] 杨磊：《浅谈高校基金会筹资工作中的问题及其对策》，《经济研究导刊》2020年第8期，第167～169页。
[18] 李门楼、丁苗苗、周迪：《我国高校基金会筹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教育现代化》2018年第5期，第319～321页。
[19] 程天权、杨维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要激发教育基金活力》，《中国高等教育》2018年第20期，第1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