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研究◎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国有企业：不同视角下的制度功能性与可信性[1]
卢荻 著 韩嘉怡 译[2]
【摘要】中国国有企业的制度特性严重背离西方经济学中个人主义的产权原则。而矛盾之处在于，国有企业却似乎在生产率和盈利能力方面皆表现良好。由此，本文从另一个理论视角出发，对国有企业制度进行考察。本文提出两个核心观点：第一，关于“功能性”，长期导向的制度可能有利于提高生产性效率，但可能也会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不利影响；第二，关于“可信性”，企业的实际绩效取决于制度与更广泛的发展环境之间的适当匹配。因此，我们发现效率属性是处境特定的。关于处境特定性概念的进一步讨论表明，在确定功能性和可信性时，相对效率是连合性而非结构性的。秉持“原生演化和制度经济学”（Original Evolutionary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精神，本文提出，相对效率的属性本身受制于中国当前政治经济环境的特定“社会评估”。
【关键词】中国 国有企业 制度功能性 制度可信性
一 导言
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中国经济转型逐渐呈现一种国家主导模式的特征。国有企业（SOEs）一直是中国经济转型和相关理论的核心。与中国其他类型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受国家控制的程度高。它们与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往往表现出更高程度的固定性或长期导向性。
从概念来谈，相关文献中存在一个反复出现的论题，强调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结合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所提出的主要有关通过国家、大公司和金融机构的积极参与来指导资源分配给长期生产性投资之功能的“赶超”理论[3]，于这一层面，国家与企业之间，以及金融与工业之间的密切长期关系，则被誉为成功发展模式的必要组成部分。
可以看出，格申克龙式论题强调生产性投资，前提是对发展的效率基础的特定理解，即“生产性效率”的重要性。相较之下，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即全球化时代发展政策的主导学说的理论基础）重点在于“（资源）配置效率”的中心地位，这两者形成鲜明对比。
后一种理论倾向于将固定性的、长期导向的制度视作通过追求高回报率以实现最有效的资源自由流动之障碍。因此，任何对发展模式的合理评估都需要首先阐明该模式下生产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4]之间的平衡。
尽管如此，在发展模式确实需要有效率基础的情况下，存在着生产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平衡是否必要和/或充分的问题。换言之，不同发展模式可能带来与财富、权力和地位分配相关的不同属性，其考量因素与物质财富的生产和积累同等重要。制度经济学中的“社会效率”概念[5]，强调制度的社会基础全面性，这一方面表明发展模式通常需要能够在社会和经济成果与价值观之间达成一致；另一方面，价值与信仰（关于什么是“好的”或“公正的”）在社会中获得广泛认可和分享。简而言之，制度需要有足够的社会可信性。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生产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平衡确实可以满足这一标准，但这在本质上只能是暂时性的。
这些理论观点为研究中国经验，尤其在研究关于制度和可信性的复杂性方面，提供了独到见地。中国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一直是有争议的话题，与其他类型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在从国家获得有利政策待遇的同时，也被要求承担更多的社会和发展责任。尽管如此，目前存在一些在相关文献中得到广泛承认的情况，可初步被确定为国有企业绩效之典型事实。
无论是从生产率还是从财务角度出发，国有企业的表现在20世纪80年代似乎都较为接近非国有企业。即便国有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表现不佳，但自21世纪初以来，其表现一直优于非国有企业。考虑到本文随后会详细地描述更广泛的经济环境，我们可以做出如下两个推论。第一，在需求停滞的环境中，以市场为导向的灵活性制度往往比固定性制度效果更好。这个角度可用于解释20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表现欠佳问题。第二，而相反的情况可能出现在稳定及不断扩大的需求环境中。自世纪之交以来，国有企业的优秀表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这些推论中，得以进一步确定国有企业制度各方面的切实功能性。实现这一任务的适当途径，应当是从所指出的不同理论观点的角度出发来审视国有企业制度。
所谓“中国式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的研究进展引起了广泛的学术关注。而现有研究往往侧重于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动态以及其中国有部门之作用（Felipe，Kumar and Usui et al.，2013；Gabriele，2010；Heilmann，2009；Poon，2009），相比之下，对模式的制度属性的研究似乎仍有欠缺。这可能是由于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或原教旨主义）版本的新古典经济学占主导地位，无论当前的结构动态如何，它都假定符合市场原则的制度本质上是独一无二的。[6]此中，值得留意的“例外”，是关于制度经济学传统方面的研究，它们更倾向于对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部门的制度属性做出论断（Nee，2003；Nee，Opper and Wong，2007；Nee and Opper，2013）。但在总体上，似乎仍鲜有学者尝试将这种制度主义方法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动力学研究结合起来。
因此，本文旨在填补现有文献的这一空白。本文核心内容在于突出：中国国有企业固定性的、长期导向的制度既具备高效率的属性，也有低效率的属性。正是由于制度与更广泛的发展环境之间的适当匹配或是不匹配，国有企业在某些时期的表现优于非国有企业，而在某些时期的表现则逊于非国有企业。因此，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实际相对效率取决于具体情况。同时，回顾上述讨论，效率并不一定总是衡量制度可信性的标准。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解析国有企业制度在中国政治经济的更广泛范围内所起的作用，去探寻它的社会可信性来源。
总而言之，本文实质上是一个探索理论深度的概念性论述，而非基于严格数据分析的实证研究，应被视作一个建立在替代理论和经验事实之上的分析性综合概述。本文分为七节。在本节介绍完毕之后，第二节将对相关理论文献进行简要回顾，目的是为该主题的实证研究提供一些有用的指导线索。第三节以叙述性和概念化的方式简要描述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演变过程。叙述性方法是文献所常见的，而概念化方法运用则旨在描述改革的各个阶段，与不同市场经济性质理论形成对比。第四节则试图确定国有企业发展的主要趋势和更广泛的经济背景。这一部分强调了“发展是复杂的”，关于国有企业的解释则需要一种比起简单应用现有理论更细致的方法。第五节以四个论题的形式确定了国有企业制度的效率属性。这些论题的阐述旨在与前面的实证观察以及相关理论的巧妙运用相一致。第六节则探讨了前述分析所存在之优点与局限性。它告诫人们，切勿过分简单化地使制度功能性和可信性落入基于效率属性之间竞争的自然选择过程。对更广泛决定因素的认知，是判断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功能性和可信性的必要条件。综上所述，第七节总结全文。
二 来自制度经济学的启示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发展政策的主导理论主要与华盛顿共识相关，其中必然包括公共资产和服务的私有化。因为这些学说的核心是使所有生产性资源能够以金融手段交易，好让资本拥有最大的来往自由度，从而追求更高水平回报。这一追求的必要条件便是明确个人私有产权。国家所有制在本质上与这一追求相对立。关于这种所有权学说的争议一直存在。理论上来说，私有财产权的优越性是基于如此假设：自利的经济主体在做出金融投资决策时，会倾向于充分利用所有相关信息，因此决策往往比任何其他可行的备择方案更为有效。该理论源于雅明·艾智仁（Armen Alchian）和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的相关研究，包含资源配置效率下的各类效率。[7]制度固定性被认为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效率低下，因为它们对生产性资源的金融可交易性产生了阻碍作用（Alchian and Demsetz，1972；Demsetz，1983）。相比之下，由艾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 Jr）和威廉·拉佐尼克（William Lazonick）等学者所代表的经济研究传统将生产活动与投机活动区分开来，因此带来生产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区别。一方面，固定性的、长期导向的制度（“看得见的手”）主要通过集体学习来提高生产性效率；另一方面，财务投资者的最大自由度容易导致短期行为，即投机破坏生产性投资（Lazonick，1991，2009）。
关于企业的经济学文献中存在的一系列理论，可以看作试图综合上述关于固定性制度效率属性的对立观点。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及其同僚提出的特殊交换理论就是一个不完全的结合，因为它不假设制度形态和功能之间的区别，转而将区别的存在或缺失留给市场决定（“一开始就有市场”）（Williamson，1985，1995）。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的比较制度分析理论便没有关于最优制度的普遍决定因素的概念，实际上连最优制度都没有提及。青木（Aoki，1990，2001）提出的问题如下：鉴于不同制度形式功能的优缺点——特别是股权所有者问责制（具有明确产权的灵活制度）与利益相关者问责制（具有模糊定义的产权的固定制度）的对立——在哪种情况下，一种特定形式比另一种更为直接有效？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青木的问题在一个层面是开放的，而在另一个层面则是封闭的。如上所述，“开放”的是，在提出这个问题时，青木似乎没有假设最佳制度。制度功能性有多个决定因素，它们的可信性取决于制度之间的一致性以及未指明的更广泛的背景。“封闭”的是，无论效率的形式和来源如何，效率仍然被视为可信性的最终标准。在政策语境中，近年来主流新自由主义观点只是简单地减少在市场运作中的更广泛背景和多重决定因素。基于效率标准，市场通过自然选择过程来产生最优制度。这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卓越之处，与以往忽视制度作用的主流意见并无不同。[8]
透过回顾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实际经验，同时回顾有关制度研究的文献现状，张夏准提出了一个相反的观点（Chang，2007，p.3）：“我们距离确切地知道诸如‘哪些制度以哪种形式出现？并对于什么情况下的经济发展而言有必要或有用？’之问句的答案还有很长的路。”但这种观点未必是不可知论。伊琳·格拉博（Ilene Grabel，1999）提出，在任何情况下，为了更进一步探寻制度相关文献所讨论的内容（如张夏准的声明中所述），“民主可信性”原则是必需的。在此情况下，市场的运作必然会被多种机制和多种经济主体在制度形成中的行为所取代。正如何培生（Peter Ho，2014）解释的那样：“可信性论点认为，当某些制度或财产权存续时，它们在社会或社区中发挥着某种作用。借此，它们可聚集一定程度的支持，并被社会主体或经济主体认为是可信的。”[9]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将上述机制缩减到市场层面，并将多个主体简化为纯粹的市场主体。有鉴于此，青木的观点描绘了一系列特殊情况，其中相对效率（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恰好被社会接受为制度可信性的最重要标准。正如市场原教旨主义观点所指出的，仅依赖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标准，只是这一集合中的一个特例。
由此，前文的论述可以用更清晰的方式进行重构，具体参考制度经济学中一个长期存在的传统，即原生演化和制度经济学的传统。“社会评估”的概念可以被理解为等同于何培生对上述制度的社会可信性的解释。此外，制度的可信性可以在其“工具性”和“仪式性”价值基础之间区分，分别粗略地表征为生产性价值基础和获取性价值基础。鉴于仪式性价值通常是特定的“文化习俗、制度化等级、地位和权威”的产物（Hickerson，1987：1129），因此，制度的可信性必须由与制度相关的财富、权力和地位分配模式决定。鉴于一定程度的仪式主导地位（相对于工具性价值）必须始终存在，逐步提高社会效率的制度变迁“不会自动发生，而需要酌情的公共政策支持”（Elsner，2012：2）[10]。社会成员以民主或其他方式参与公共空间，所形成的制度嬗变将影响由此产生的制度的功能性和可信性。
总体而言，本节对相关理论文献的回顾旨在寻找研究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功能性和可信性的潜在启示。作为开端，本文借鉴了公司替代理论，从平衡生产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阐明了功能性问题。然后，本文会利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继续阐述可信性问题。关于国有企业效率属性的实际分析，第五节会呈现相关更详细的其他企业理论论据。而第六节则将从广义上来讨论社会可信性，试图明确中国政治经济处于世纪之交特定时期中的社会效率的具体形式及其社会价值。
三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特征
回首过去，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企民企关系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这一时期的经济转型，可以被理解为特定国家导向的强化，反映了国家控制经济“制高点”的愿景，从而指导整体发展道路（Lo and Smyth，2005；Lo and Zhang，2011）。
改革时期上半段的国有企业改革，率先在1979～1983年采取了利润留存的做法。企业开始被允许自行保留部分利润，而非将所有利润交给政府。在履行国家计划指令之后，它们还被授予部分决策自主权。这意味着国企的任务与角色在中央计划体系下产生了重大变化：此前，国企在中央计划下运作，地位等同于国家机构的行政部门。1983～1986年，通过“利改税”改革，国有企业自身利益的制度化能通过进一步采取相关措施得到实现。此次改革试图以统一所得税制度取代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利益分享的逐案谈判制度。这是为了实现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分离，令国有企业不得不对自身利润和亏损负责，并在市场中公平竞争。
从1986年到1992年，国有企业改革转而通过采用承包责任制来实现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该系统不再采用统一税率的制度，而是回到逐案谈判制度——它试图确定税收和利润上缴的基准，并允许国有企业留存此基准之上的利润。这就要求国有企业在以合同前金额为基准的基础上，确保税收和利润上缴稳步增加。谈判在国家与企业管理层之间进行，后者代表企业内部所有成员。经验表明，国家（作为外部实体）和管理（作为内部成员的代表）之间不可避免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企业软预算行为倾向。利润责任与亏损责任之间存在的严重不对称是一个系统现象。企业往往在经济繁荣时期过度扩张，并在困难时期要求重新协商税收和利润上缴。因此，承包责任制在1990～1992年经济衰退期间之后无以为继。[11]
从概念上讲，改革上半段的曲折，显然可以追溯到中国国有企业社会主义性质与国家建立市场经济的方向之不相容。社会主义的性质是，国家对企业的生存负有近乎无限的责任，因为它有政治承诺要保障就业乃至就业者的收入水平。国有企业的这种性质首先是与瓦尔拉斯“纯粹市场”概念不相容的——这是研究政府与国有企业分离的理论基础。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无论它们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既是政府（理想情况下用统一税率征税）又是所有者（收集的“股息”必然会因企业而异）。即使在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公平关系也只能是特例。因此，考虑到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可能性，国家修改对市场经济概念的理解是向前迈出的、合乎逻辑的一步。然而，这种改良的市场经济概念与中国国有企业社会主义性质的相容性仍然有限。承包责任制下企业的软预算行为以及相关的责任不对称表明了这一局限性。
在严格意义上，在1993～1998年中国国家领导层无意中通过大规模私有化的方式打破了这一限制。这主要归功于各级地方政府，它们抓住了中央政府对“抓大放小”的呼吁（保持大规模，放开小规模），简单地将大多数中小型国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同时将其负债社会化。而国家领导层想实现的，或实际宣布的，只是追求社会主义所有权与国有企业产权的分离。通过将国有企业转变为不同类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制公司，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责任将限制在其投资的实际资本中，国有企业必须对自己的利润和损失负责，直至破产。在控制方面，国家则保留对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选择和战略决策的权力。国有企业将从国家和其他法人处获得投资，而且国家则享受企业利润的比例回报。实际上，这些改革主要适用于继续受国家控制的大型国有企业。[12]
上述改革演变的核心是国家与国有企业内部成员以及其他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银行、相关业务合作伙伴和当地社区）之间的关系变化。税收和利润上缴谈判的安排关系双方就企业盈余的分配，还涉及多个主体。因此，企业改革演变的特点是，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一系列的妥协，特别是国家和企业内部成员之间的妥协。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往往以这些主体之间的制衡所构成的网络为特征。换言之，治理结构可以被特定描绘成一个固定性的制度体系——国家与企业关系、企业与职工关系、金融与产业关系等——系统性的长期导向。对于留存下来的大型国有企业而言，至少与中国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1993～1998年的改革明显削弱了它们的这一特征，但并未完全消除。[13]而这与西方经济学明确界定的个人主义产权原则相去甚远。
四 国有企业经济绩效的复杂性
无论从其他理论角度对改革后制度的效率进行何种评估，中国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实际表现对比都远未明晰。在工业领域，国有企业增加值份额经历了长期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77%下降到1998年的32%。此后，截至2017年，该份额已经稳定在30%左右。加上间接受国家控制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产量，至2017年，国有企业部门工业增加值应该约占中国工业增加值的近半（Szamosszegi and Kyle，2011）。
与此同时，2017年，中国工业的国有企业资本份额保持在42%的高水平，而就业份额则下降至12%的低水平。从图1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工业部门呈现一个分工格局，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更集中于资本密集型大型工业。例如，2017年，国有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是非国有企业的5.30倍。同时，就整体中国经济（即工业加非工业企业）而言，中国企业联合会的年度调查结果显示，2012年，按销售额计算最大的500家企业中有62%是国有企业；在排名前40的公司中，有39家是国有企业；排名前500的企业中，国有企业的销售额平均为非国有企业的2.78倍。此外，在2018年的《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大陆有115家，其中90家是可识别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在115家企业销售收入中占比高达84%）。在世界500强中，中国企业数量非常趋近于美国与欧洲的企业数量。[14]
图1 国有企业在中国工业中的增加值、就业人数以及资本份额
注：V=按现行价格计算的增加值，L=劳动就业人数，K=固定资产净值。
指标为1978～1995年国有企业及1996～2017年国有企业加上国有控股企业在中国工业总体中的份额。
就增加值份额而言，分子是指“1978～2017年工业”正规部门中“国有企业的增加值”（即1978～1997年的“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和1998～2017年的“所有国有企业”）。1978～1991年的数据是从工业净产值中换算而来。1992～2007年的数据是官方数据。2008～2017年的数据是基于实际增长率的官方数据，并假设价格平减指数与行业总量的相同。分母则是指国民收入核算表中国内生产总值的行业构成部分。
就业人数，2011～2017年行业就业数据为估算值，假设其在第二产业中的就业份额与2006～2010年的平均值相同。2012～2013年的国有企业就业数据为估算值，假设截至2014年，国有企业的增长趋势保持不变。所有其他劳动就业数据均为官方数据。
就资本份额而言，国有企业的数据为官方数据。假设“非正规部门”中的非国有企业与正规部门中的非国有企业具有相同的资本产出率，则中国工业总量的数据是估算值。
数据来源：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从图1的数据可以推断出，工业中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的生产率表现的演变。如图2所示，这种演变无论如何都是惊人的。在对资本和劳动力产出弹性值的一系列合理假设范围内，国有企业在1998年之前表现不佳，但随后又逆转了这一对比。1998年，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为非国有企业的0.48～0.57倍。而至2017年，这一比较范围为1.18～1.65倍，大致超过1978年（经济改革开始年份）的水平。1978～1998年，国有企业生产率增长速度缓慢得多，这几乎是现存相关文献中的共识。相比之下，1998～2017年的逆转却很少被承认。从本文角度来看，最有趣的是，这种比较可以大幅度地从一侧波动到另一侧。这表明国有企业制度的相对效率属性和可信性必须是针对具体情况的，而非仅仅由一般理论出发就可以做出判断。只有在符合制度可信性的一般论断前提下，考虑到国有企业进一步履行社会和政治职能（超过相对效率），才能确认这一判断。第五节将继续研究这一点。
图2 相对全要素生产率：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
注：假设A=V/（KαLβ），其中α+β=1。
数据来源：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如图3所示，对比的复杂性在工业盈利能力方面也很明显。在改革时期的上半段，1978～1992年，国有企业税前利润率的演变水平和趋势非常接近非国有企业。此后，两个类别之间的差异一直是常态。在1993～2003年的10年中，国有企业表现不佳。随后，在2004～2007年，国有企业的税前利润率超过了非国有企业。然而，在2008～2014年，国有企业再次表现出严重的不良绩效。该复杂性表明，孤立地分析制度也许不足以解释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绩效差异。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经济绩效从1978年到1998年出现长期下滑，此后大幅反弹，它们盈利能力演变的趋势进一步坚定了这一判断。
图3 中国工业企业税前利润率
注：税前利润率=（税金总额 + 利润总额）/（流动资金 + 固定资产净值）；非国有企业是指中国工业正规部门中的非国有企业。
数据来源：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及《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初步可以判断，绩效往往受到一般发展环境影响的国有企业比例更大。1993～1998年可能是一个特殊时期，此时国有企业受到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单方面私有化和大规模裁员措施的严重不利影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国有企业在经济衰退期间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是多年的经济低迷，实际正是处于与亚洲金融危机相关的通货紧缩或停滞不前时期（1998～2002年）以及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期间（2008～2014年）。相较之下，2004～2007年的繁荣时期则见证了这一对比的逆转。根据现有文献中对国有企业盈利能力比较表现的解释，国有企业在所有权差异与市场竞争的加剧之间存在争议。[15]而考虑到上述表现的波折，可能会增加第三层论说，即一般发展环境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差异化影响。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一般发展环境的演变反映在：劳动密集型工业化只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此后便向资本日益深化的工业化新路径过渡。图4显示了中国经济的增量资本-产出比率（ICOR）的变化。由此可见，从改革初期到90年代中期，ICOR曲线相当平缓。这意味着，在此期间的经济增长有赖于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替代资本，即从农村-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大规模转移劳动力。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ICOR曲线趋于向上移动并变得相当陡峭。资本深化成为经济增长的突出特征。这种新的增长路径很可能与大型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的快速扩张相一致。换句话说，上述国有企业比较绩效的变化可能与经济增长路径的演变有关。
图4 中国经济的增量资本-产出比率（5年移动平均数）
注：增量资本-产出比率=dK/dY，其中dK=I=固定资产投资总额，dY=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减去上年国内生产总值。
数据来源：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综上所述，在改革时期，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和盈利能力都经历了1978～1998年的长期下降，然后出现大幅反弹。这似乎与一般发展环境的并发改变基本一致，也与劳动密集型增长向资本深化增长的转变相关。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的比较表现的情况较为复杂。虽然通过相对生产率的指标，可以清楚地观察到长期下跌和大规模反弹的相同趋势，但在盈利能力方面的表现相对更为曲折。这种情况似乎证实了一个反复出现的理论观点：中国国有企业已经能够提高生产率，但同时也存在本能地过度扩大内部成员的支出，从而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的问题。[16]无论国有企业这种特质是否有问题，或者它是不是中国经济制度功能的结果，它的影响都需要在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更广泛背景下进行分析——国有企业制度可信性的更广泛决定因素。在进行关于国有企业制度比较效率的论述之后，第五节将讨论这个问题。
五 制度功能性与可信性：解读国有企业的效率特性
如果第三节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描述，以及在第四节中对国有企业经济表现的分析都具有真实性，那么就有可能从不同视角去看待它们原本理论上的“次优”制度。这些制度被认作次优的原因在于，所讨论的理论观点——定义明确的、个人主义产权——过于狭隘地侧重于资源配置效率。一旦将重点扩大到关注生产性效率，新自由主义者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判断可能会变得更加片面甚至产生误导。
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的经济发展视角出发，借鉴异端经济学后进发展的一系列理论，从中国经济转型及关于国有企业作用的实际经验中提出以下四点论题是有据可循的。这些论题旨在强调特定制度的效率特性是相对的，取决于具体环境。因此，中国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取决于其制度在环境变化这一具体背景下的功能性和可信性。本节结尾处会针对这些论题进行综合讨论，将中国经验与关于制度和后进发展的各种一般（虽然仍以效率为中心）理论联系起来。
论题1：软预算约束是企业创业型活动的必要条件。
国有企业必然具有软预算约束，这一点在现有文献中几乎已成共识。软预算约束必然与资源配置效率相对立。而理由是双重的。第一，正如亚诺什·科尔奈（Janos Kornai，1990，p.57）明确定义的那样，软预算源于个人主义产权的偏离：“由于收入和支出差额而出现的剩余收入不会流入自然人的口袋，损失不由同一自然人负责。”第二，正如西蒙·詹科夫（Simeon Djankov）及其同僚使用的“现代化”术语（将内生技术变革和人力资本理论纳入资源配置效率的概念）所表达的那样，个人主义产权的安全性在经济发展中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有利于人们投资于自身和实物资本从而促进经济增长”（Djankov，Glaeser and La Porta et al.，2003：596）。[17]
从生产性效率的角度来看，理论上可以认为，严格的硬预算约束存在产生短期性和波动性的问题。如果要实现严格的硬预算约束，融资实体的规划期限——必须是效用最大化的自然人个体——可能比生产或创业活动所需的时间要短得多。一定程度的软预算约束对于企业的长期追求是必要的（Lazonick，1991；Teece，1993）。
置身中国语境，在极大规模的制度和结构变化之中，创业发展可能需要时间，也可能会被经济环境的波动所打断。因此，基于紧密的国家-商业和金融-产业关系的软预算约束有助于保护潜在高效的公司免受波动的影响。回顾一下，当今有许多中国企业已进入世界500强，并成功在世界市场上与其他企业竞争，它们大多是大型国有企业。然而，仅仅在十几年前，它们几乎都曾被视为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存在。
论题2：政府有可能作为企业创业精神的替代品。
在企业创业精神不强烈的背景下，政府可能会成为替代者。这是关于后进发展的文献中的一般性论点。爱丽丝·阿姆斯登（Alice Amsden）、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和张夏准等学者认为，东亚工业化成功经验的一个基本特征，特别是在日本和韩国各自的“腾飞”时期，是政府所发挥的创业者角色（Amsden，1989；Wade，1990）。
东亚经验领域的学者们所提出的论点主要集中在产业政策上。但它们不一定是限制性的。正如异端经济学的经典著作所确信的，国家创业职能可延伸到大规模工业建设（Erlich，1960）、促进技术进口和消化（Veblen，1964 ［1915］）、指导企业融资和治理（Gerschenkron，1962）。而在这些观点呈现于当下时，后凯恩斯主义学者强调国家在减少经济发展面临全系统不确定性方面的关键作用，而熊彼特主义学者则强调国家作为最具远见和最不规避风险的投资方的作用。[18]即便是奉行市场失灵方法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如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也承认，市场友好型干预的必要性足以确立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19]
同样的论点也被用于研究改革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这些实证研究的结果参差不齐，但仍有许多政府行为被认为对经济发展有显著推动作用。一系列高科技产业的成功发展部分归功于政府的帮助。大多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出现也得到了政府行动的大力支持。总的来说，鉴于中国工业和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后来者地位，纯粹符合市场规范的商业活动可能不足以促进其发展。进一步说，对于中国产业的发展而言，产业与世界技术前沿越接近，纯商业活动就越难以实现，从而对政府帮助的需求就越强烈。[20]
论题3：雇佣关系本质上可以是特殊的交换。
从新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以低劳动力流动性和固定的工资调整为特征的企业制度本质上被认为是低效的。但是，奥利弗·威廉姆森及其同僚提出的特殊交换理论认为，雇佣关系中某种程度的固定性有助于建立雇主和雇员的长期关系，从而有利于企业绩效。这一想法的前提是，特殊知识可以带来显著的收益，如公司特定的技能。从后进发展的文献中可见，提高生产率的知识的获取被认为是一项“集体学习”，需要所涉及的多个主体的积极合作，这进一步强调了这类成果的重要性（Williamson，Wachter and Harris，1975）。[21]
从改革时期走到今天，国有企业的就业体系比非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固定性。就这一特征，还可以观察到，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以及更快的增长率）和工资率都有所提高。这里需要在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背景下分析工资增速加快的成本和效益，而下一节将对此进行详细阐述。仍然有证据表明，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增长和工资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这意味着工资增长越快，其背后的劳动保护和工作保障程度越高，这有助于促进学习效果，从而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率的增长（荣兆梓，2013）。这与“特殊交换”和“集体学习”的论点是一致的。
论题4：企业的竞争力取决于其制度与整体发展环境之间的匹配。
上述论述，突出了市场一致性和市场替代性制度之间的替代，可能意味着在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性效率之间的权衡，并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国国有企业看似次优的制度。理论上，权衡的净结果取决于制度与整体发展环境之间的适当匹配或并不匹配。青木在比较制度分析方面的工作最为突出。其重点在于企业的组织形式与需求环境之间的一致性。快速变化的环境往往有利于瓦尔拉斯纯粹市场关系的原子式企业，这种企业在适应不稳定方面的调整上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一个非常稳定的环境倾向于支持依赖自上而下规划的层级制企业的运作，如传统的苏联式企业或新自由主义时代之前的美国大企业。相比之下，在持续而变化稳定的需求环境中，拥有长期和合作导向制度的企业将能够通过集体学习和生产率增长而表现良好（Aoki，1990）。
在传统异端经济学中，存在着一个成熟的论题，即制度与工业化路径之适当结合可实现后发的成功。克拉伦斯·艾尔斯（Clarence Ayres，1960：50）以如下陈述总结了这类论题：“任何经济发展都受制于技术活力与制度化传统抑制力的相互作用”。而技术在后进发展中的活力正是托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所称的“借用的优点”。这不仅是从发达经济体进口技术，它还必然涉及一个通过技术和体制环境的共同进化来吸收和改进所引进技术的过程（Veblen，1964［1915］，ch.2）。[22]从某种意义而言，青木在上文所描述的论点便是这一来自异端经济学的一般性论题的重申与具体陈述。
从经验上看，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中国改革时期的经济增长路径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长期导向的国有企业制度。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增长一直伴随着大规模、资本深化的工业化进程。这为利用动态递增报酬作为提高生产率的主要来源提供了充足空间。因此，在制度安排高度固定性的基础上，中国工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集体学习能力，可能是其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之一。[23]
总的来说，这四个论题可以被理解为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著名的“退出”“呼吁”与“忠诚”理论在分析中国改革时期后进发展经验时的应用。“退出”是指瓦尔拉斯纯粹市场，而“呼吁”和“忠诚”则指向长期导向的制度。根据具体研究情况，这三种选择都有其成本和收益（Hirschman，1970）。“呼吁”和“忠诚”的区别在于，市场竞争作为经济关系的最终和普遍决定因素是否存在。因此，威廉姆森等的特殊交换理论符合“呼吁”这一概念，因为长期关系的选择被认为是所涉及经济主体自利和理性决策的结果。相反，合作（而非竞争）是“忠诚”的决定性特征。在后进发展中强调集体学习和合作的重要性，意味着阿姆斯登、青木和韦德这些学者的研究基本与“忠诚”概念相符。
这四个论题似乎能够连贯地解释中国国有企业制度与实际绩效之间的关系，而制度方面和绩效方面分别在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中有所阐述。如前所述，在繁荣时期，国有企业的表现往往超过非国有企业，但在经济停滞的年份，情况恰好相反。就相对生产率表现而言，这一点显而易见。可能的原因在于，快速的产出增长为通过学习获得动态递增报酬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这正是固定性的、长期导向的制度的优势。相反，停滞或衰退则会增加变革能力及适应变化环境能力的优势，这是灵活的、短期导向制度的长处。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财务业绩比较基本上遵循相同的模型，但在这方面，固定性的效益往往较小，成本往往更大。从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背景来看，这些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成本可能会产生相当不同的影响。对此，下一节将做更深入的讨论。
六 超越效率：国有企业与所谓“中国式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
前面关于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功能性和可信性的论述，强调了相对效率的表现。这似乎隐含着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实际上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postulate）：存在一个基于各自效率属性之间竞争的制度自然选择过程。威廉姆森式的制度理论建立在“一开始就有市场”这一概念的基础上，与该假设一致。许成钢采用相同的方法研究中国制度变迁时断言（Xu，2011：1078）：“正如我在本文中所说，中国改革的教训表明，这个基本问题（关于市场与政府之间边界）的答案最终取决于政府在不同形式的成本和收益之间的权衡。”
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相较于物质财富产生的效率，原生演化和制度经济学拥有更广泛的制度效率基础概念——社会效率。本着后一种传统的精神，在上述论述中，对相对效率的强调（以及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隐含的自然选择假设）被视为连合性而非结构性。此处没有假设不同类型的制度之间普遍存在市场竞争。正是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在改革时代的具体背景，其中效率和经济发展被整个社会所重视，自然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即便如此，效率也不必根据新古典最优概念进行唯一定义。结合不同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它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我们可以通过快速回顾所谓“中国式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模式来明确这一点。
简而言之，就经济发展而言，特别是自世纪之交以来，该模式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实现了以下几点：投资和消费的快速扩张，生产率和工资率的快速上升，以及大量创造就业机会。这一切都为更广泛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必要物质环境：劳动者权力的根本增强，公共资助的综合医疗体系的重建，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24]国有企业的相对效率，以及它们制度的功能性和可信性都应该与这些发展一起进行评估。
表1显示了改革时期三个阶段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年均增长率，其中前两个阶段是此处的讨论重点。在1978～2000年，年均增长率为7.6%。在随后的2000～2012年，这一比率增加到9.7%的高水平。无论如何，1978～2012年劳动生产率的实际年均增长率为8.3%，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可敬的，甚至是奇迹般的表现。因此，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人均GDP实际年均增长率的加速更加惊人。
表1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年均增长率
生产率的提高已经转化为生活水平的提高。表2显示了总消费和投资的实际年均增长率。1978～2000年，消费实际年均增长率为8.2%，接近9.2%的投资实际年均增长率。进入2000～2012年，消费增长率加速至10.1%，投资增长率加速至15.0%的高位。这些演变趋势表明，以投资为主导、资本深化的经济增长路径与消费增长的加速而非放缓有关。
表2 消费与投资实际年均增长率
生产率提高还与创造就业机会的经济能力提高有关，这与资本深化的增长过程特征相违背。在中国的统计系统中，农业劳动力被假定为充分就业，这一点是可疑的。要验证经济体的就业创造能力，就需要考虑从农业到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转移。同样，正是在2000～2012年，前所未有的劳动力转移出现了。在12年的时间里，农业就业份额下降了16.4个百分点。城市失业问题仍然存在，这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城市化进程加快：农业就业人数平均每年减少856万人，而相比之下在1978～2000年，农业就业人数年均净增长351万人。
上述社会和经济发展趋势与良好的公共财政状况相结合，表明自世纪之交以来，中国呈现一种趋向，趋同于1950～1973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曾经历的“黄金时代模式”。[25]简单地来看，该模式以“大企业、大劳工和大政府”为三大支柱。“大企业”，指的是资本深化增长路径的盛行以及大型企业的相关优势。基于动态递增报酬的快速生产率增长是大企业的存在理由。“大劳工”，是典型的“呼吁”形式，即采取集体谈判的形式，具有促进特殊交换的特性。“大政府”，是指福利国家，它被认为有助于降低个体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并有助于支持利用大规模生产动态递增报酬所必需的大规模消费（Glyn，Hughes and Lipietz et al.，1990）。
只要中国趋同于“黄金时代模式”这一判断存在事实依据，国有企业的制度就可以具有新的含义。效率属性可能对于国有企业在此模式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至关重要，连同它在雇佣关系中促进“呼吁”和/或“忠诚”选择的能力也不容小觑。国有企业在业务盈利能力方面表现平平，加上在生产率方面表现卓越，可能最终会成为一种优势而非劣势。促进工资增长可能对盈利能力不利，但是，在“黄金时代模式”的特定背景下，它可能有利于整体社会和经济发展。因此，国有企业的制度可能具有超越效率狭隘范围的可信性。它们可以与整体发展模式相匹配的方式来发挥作用，从而满足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多种力量的一致性，进而导向趋同于“黄金时代模式”。
上面的阐述似乎描绘了一个“中国故事”，它从根本上与主流新自由主义文献相矛盾，或者至少与之偏离。然而，在结尾之前，且看这些描述是否确实在面对批判性、反新自由主义文献时具有说服力且有用。通常，后一种文献的研究往往描绘出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惨淡，甚至悲惨的景象，尤其是自世纪之交以来。例如，黄宗智表示（Huang，2012：622）：“中国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不是国有企业是否应该发挥关键作用，以及是否应当存在，而是国有企业的利润应该走向何方。直至目前为止，资本家、官员和国家本身获得了好处，但没有带来整个社会和公共利益的改善，这导致了巨大的社会不平等……”
综上而言，特别是在本节中，确实存在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所谓“中国式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这一术语的使用。现实中，它是否与新自由主义决然不同？“黄金时代模式”体现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相妥协的鲜明特征，其中，经济生产—再生产安排取决于全社会的协商。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与新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然而，关于自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经济转型倾向于这一模式的说法，可能会引来部分学者的质疑。
归根结底，批判性学者们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怀疑，来源于他们对这一过程中劳动者命运的特殊理解。自马丁·哈特-兰德斯伯格和保罗·伯克特（Martin Hart-Landsberg and Paul Burkett，2004）、大卫·哈维（David Harvey，2005）所形成的早期研究以来，“超级剥削”的概念似乎就在批判性文献中占据了中心位置。黄宗智在如下的陈述可以被视作这些观点的精髓（Huang，2012：622）：“但现实是，86%的劳动力，亦即由此而来的人口，仍然处于二流的非正规经济之中，他们拿着低薪，过劳工作，不受国家劳动法的保护，不享受（或只有二等）健康和退休福利，并且无法进入城市中的学校。”
这一表述是否属实？也许吧，但大概这只针对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工人间的不同命运。它可能只是部分的现实。对此，我们有三点需要注意。首先，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基于“廉价劳动力”这一观点并不正确，因劳动生产率在1990～2016年的年均增长率高达9.0%。其次，劳动生产率增长主要基于工作强度的提高这一观点，显然也不是事实。假设在这27年期间，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间增加了50%（夸大说法），那么年均增长率将为1.47%，这仅占实际上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的1/6。再次，工资上涨幅度很大：1990～2018年，城镇职工和农民工实际工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3%和6.9%。最后，应该指出的是，自21世纪初以来，生产率增长加速，城镇职工和农民工的工资增长持续超过生产率增长。[26]
原生演化和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观点便涉及创造性猜想。对现有制度的社会的评价必然要求阐明它们与替代制度的比较。[27]前述旨在证明中国的经济转型是远比新自由主义更公平、更先进的一种替代方式。而将这种转变与社会主义的启示或社会主义的相似性进行比较，同样是合理，也是可取的。企业治理中所强调的参与式民主——这在中国国有企业中亦具有传统（如著名的“鞍钢宪法”）（Xie，Li and Li，2013），但在很大程度上被市场改革所扼杀——仍是未来的一个愿景与方向。而国有企业改革探索的财产权社会共享和国家财富社会管理则是另一个有前途的方向（Shi and Liu，2012）。这些方向在国有企业的研究和中国经济转型的整体模式中都值得更多学术性关注。
七 总结
通过制度和后进发展的不同理论来看待中国经济转型，可以取得发人深省的见解。由前文可知，中国市场改革的核心特征是，在企业治理和发展的微观层面上，国家导向从社会主义承诺到关注发展的逐步转变。国有企业就业份额大幅萎缩，及其制度变化，皆清楚地表明了社会主义承诺的减少。然而，在国家控制下，仍保留庞大规模且不断扩张的大型企业部门表明，国家并没有进行自我重新定位以接受自由市场模式。这恰恰表明了一个重大发展侧重点：国家将保持对经济制高点的控制，从而有望指导整体发展。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有许多相对成熟的理论论据支持该模式实现后进发展。可以说，对发展至关重要的创业精神，来源可以是多重的。创业既可以是集体活动，也可以是个人行为。相反，竞争制度的相对优势——特别是利益相关者问责与股权所有者问责——取决于它们是否与一般发展环境相匹配。因此，东亚经验的有关文献中所呈现的诸如“创业型企业”（entrepreneurial firm）和“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等概念具有相关性。
由此可见，固定性、长期导向的制度——尽管偏离了定义明确的个人主义的产权原则——并没有拖累国有企业和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国有企业的功能性已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其盛行也并不是所谓“统制经济”的症状。国有企业的制度可以被认为具有可信性，因为它们具有积极的属性，它们的演变对于资本深化和大规模工业化的普遍路径而言是内生的。
总体而言，在所谓“中国式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的指导下，国有企业的制度似乎已经发挥了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超越相对效率的狭隘限制，它们始终与社会和政治要求相一致。在这一点上，中国国有企业的经验提供了一个生动案例，符合制度功能性和可信性的一般理论，即“可信的制度和产权并不由我们设计或制造，而是由社会主体和经济主体的互动而产生，这一过程融合在内生的、自发的有序发展之中”（Ho，2013）。
参考文献
［1］黄淑和：《国有企业改革在深化》，《求是》2014年第3期。
［2］荣兆梓：《也论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的不平等竞争》，《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4期。
［3］王绍光：《中国仍然是低福利国家吗？——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保护“新跃进”》，香港中文大学工作论文，2013（http：//www.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webmanager/wkfiles/2012/9288_1_paper.pdf）。
［4］Alchian，Armen and Harold Demsetz，“Production，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2，62：777-795.
［5］Amsden，Alice H.，Asia’s Next Giant：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6］Aoki，Masahiko，“Toward an Economic Model of the Japanese Fir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0，28（1）：1-27.
［7］Aoki，Masahiko，Towards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Cambridge，Mass.：MIT Press，2001）.
［8］Ayres，Clarence E.，“Institution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outhwestern Social Sciences Quarterly，1960，41（1）：45-62.
［9］Bai，Chongen，David D. Li，and Yijiang Wang，“Enterprise 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cy：When is Up Really Dow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1997，24：269-271.
［10］Best，Michael H.，The New Competition：Institutions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
［11］Chang，Ha-Joon，“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n Introduction，” in Chang，Ha-Joon（ed.），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and Anthem Press，2007）.
［12］Cheng，Yuk-Shing，and Dic Lo，“Explaining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China’s Industrial Enterprises：Beyond the Competition-ownership Controversy，” The China Quarterly，2002，170：413-440.
［13］Clark，John Morris，“The Socializing of Theoretical Economics，” in Tugwell，R.G.（ed.），The Trend of Economics （New York：A. Knopf，1924）.
［14］Cypher，James M.，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4th edition（London：Routledge，2014）.
［15］Demsetz，Harold，“The Structure of Ownership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83，26：375-390.
［16］Djankov，Simeon，Edward Glaeser，Rafael La Porta，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 Andrei Shleifer，“The New Comparative Economic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3，31：595-619.
［17］Elsner，Wolfram，“The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Revisited：The Institutional Dichotomy，Its Dynamics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in a More Formal Analysi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2012，46（1）：1-43.
［18］Erlich，Alexander，The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Debate，1924-192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
［19］Fan，Gang，and Wing-Thye Woo，“State Enterprise Reform as a Source of Macroeconomic Instability：The Case of China，” Asian Economic Journal，1996，10：207-224.
［20］Fan，Joseph P.H.，Randall Morck and Bernard Yeung，“Translating Marke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o Sustained Prosperity，” in Fan，Joseph P.H. and Randall Morck（eds.），Capitalizing China（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2012）.
［21］Felipe，Jesus，Ustav Kumar，Norio Usui and Arnelyn Abdon，“Why has China Succeeded and Why It Will Continue to Do So，”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13，37（4）：791-818.
［22］Gabriele，Alberto，“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Chin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A Reassessment，”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2010，52：325-350.
［23］Gerschenkron，Alexander，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mbridge，Mass.：The Belknap Press，1962）.
［24］Glyn，Andrew，Capitalism Unleased：Finance Globalization and Welfa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25］Glyn，Andrew，Alan Hughes，Alain Lipietz and Ajit Singh，“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olden Age，” in Marglin，Stephen and Juliet Schor（eds.），The Golden Age of Capitalism：Reinterpreting the Postwar Experience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pp.39-125.
［26］Grabel，Ilen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Credibility：The New-classical Macroeconomics and the Remaking of Emerging Economies，” Kellogg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269，1999.
［27］Hart-Landsberg，Martin and Paul Burkett，“China and Socialism：Market Reforms and Class Struggle，” Monthly Review，July-August，2004.
［28］Harvey，David，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29］Heilmann，Sebastian，“Maximum Tinkering under Uncertainty：Unorthodox Lessons from China，” Modern China，2009，35（4）：450-462.
［30］Hickerson，Steven R.，“Instrumental Valuation：The Normative Compass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1987，21（3）：1117-1143.
［31］Hirschman，Albert O.，Exit，Voice，and Loyalty：Responses in Decline in Firms，Organizations，and Stat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32］Ho，Peter P.S.，“In Defense of Endogenous，Spontaneously Ordered Development：Institutional Functionalism and China’s Property Rights，”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2013，40（6）：1-32.
［33］Ho，Peter P.S.，“The ‘Credibility Thesis’ and Its Application to Property Rights：（In）Secure Land Tenure and Social Welfare in China，” Land Use Policy，2014，39（3）：13-27.
［34］Huang，Philip，“Profit-making State Firms and China’s Development Experience：‘State Capitalism’ or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Modern China，2012，38（6）：591-629.
［35］Jefferson，Gary H. and Thomas G. Rawski，“How Industrial Reform Worked in China：The Role of Innovation，Competition，and Property Rights，”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Bank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4，1995：129-156.
［36］Kornai，Janos，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Shifting from a Socialist System：The Example of Hungary（New York：W. W. Norton and Company，1990）.
［37］Kornai，Janos，Eric Maskin and Gerard Roland，“Understanding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3，41（4）：1095-1136.
［38］Lardy，Nicholas R.，China’s Unfinished Economic Revolution（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8）.
［39］Lazonick，William，Business Organization and the Myth of the Market Econom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40］Lazonick，William，“Indigenous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Lessons from China’s Leap into the Information Age，” Industry and Innovation，2004，11（4）：273-294.
［41］Lazonick，William，Sustainable Prosperity in the New Economy？（Kalamazoo，Michigan：W.E. Upjohn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2009）.
［42］Lee，Chang Hee，“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Chin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Industrial and Employment Relation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No.7，2009.
［43］Li，Xi，Xuewen Liu and Yong Wang，“A Model of China’s State Capitalism，” Unpublished Paper，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2.
［44］Lin，Justin Y. and Ha-Joon Chang，“Should Industrial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form to Comparative Advantage or Defy It？—A Debate between Justin Lin and Ha-Joon Chang，”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2009，27（5）：483-502.
［45］Lin，Yi-Min and Tian Zhu，“Ownership Restructuring in Chinese State Industry：An Analysis of Evidence on Initial Organizational Changes，” The China Quarterly，2001，166：305-341.
［46］Lo，Dic，“China Confronts the Great Recession：‘Rebalancing’ Neoliberalism，or Else？” International Papers of Political Economy，2016：232-269.
［47］Lo，Dic and Guicai Li，“China’s Economic Growth，1978-2007：Structural-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Efficiency Attributes，” Journal of Post-Keynesian Economics，2011，34（1）：59-84.
［48］Lo，Dic and Russell Smyth，“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Smyth，Russell，On Kit Tam，Malcolm Warner and Cherrie J. Zhu（eds.），China’s Business Reforms：Institutional Challenges in a Globalized Economy（London：Routledge，2005）.
［49］Lo，Dic and Yu Zhang，“Making Sense of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2011，43（1）：33-55.
［50］Mazzucato，Mariana，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s（London：Anthem Press，2013）.
［51］Naughton，Barry，Growing Out of the Plan：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52］Naughton，Barry，The Chinese Economy：Transitions and Growth（Cambridge，Mass. and London：MIT Press，2007）.
［53］Nee，Victor，“Organizational Dynam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China’s Market Economy，” Unpublished Paper，Center for the Study of Economy and Society，Cornell University，2003.
［54］Nee，Victor，Sonja Opper and Sonia M.L. Wong，“Development Stat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ina，”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Review，2007，3（1）：19-53.
［55］Nee，Victor and Sonja Opper，“Market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CSES Working Paper 68，Center for the Study of Economy and Society，Cornell University，2013.
［56］Poon，Daniel，“China’s Evolving Industrial Policy Strategies and Instruments：Lessons for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9-02，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y Strategies，Pretoria，South Africa，2009.
［57］Pressman，Steven，“A Post-Keynesian Theory of the State，” in Presman，S.（ed.），Alternative Theories of the Stat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6）.
［58］Renner，Michael and Gary Gardner，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 Rail and Transit Industry（Washington，D.C.：Worldwatch Institute，2010）.
［59］Shi，Zhengfu and Chang Liu，“Socialization of Property Rights：A Strategy for SOE Reform in China，” Modern China，2012，38（6）：677-693.
［60］Szamosszegi，Andrew and Cole Kyle，An Analysi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State Capitalism in China（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Washington，D.C.：Capital Trade Inc.，2011）.
［61］Teece，David，“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Perspectives on Alfred Chandler’s Scale and Scop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3，31：199-222.
［62］The Economist，“Special Report on ‘State Capitalism’，” 21 January 2012：1-14.
［63］Vanteeva，Nadia and Charles Hickson，“Greschenkron Revisited：The New Corporate Russia，”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2015，49（4）：978-1007.
［64］Veblen，Thorstein，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London：Macmillan，1964［1915］）.
［65］Wade，Robert H.，Governing the Market：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66］Williamson，Oliver E.，Michael L. Wachter and Jeffrey E. Harris，“Understanding the Employment Relation：The Analysis of Idiosyncratic Exchange，”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75，6（3）：250-278.
［67］Williamson，Oliver E.，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New York：Free Press，1985）.
［68］Williamson，Oliver E.，“The Institutions and Governa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form，”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Bank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4，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1995.
［69］Woo，Wing-Thye，Wen Hai，Yibiao Jin and Gang Fan，“How Successful has Chinese Enterprise Reform Been？—Pitfalls in Opposite Biases and Focu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1994，18：410-437.
［70］World Bank，The Chinese Economy：Fighting Inflation，Deepening Reform（Washington D.C.：World Bank，1996）.
［71］Xie，Fusheng，An Li and Zhongjin Li，“Can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Adhere to Socialism，”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2013，45（4）：440-448.
［72］Xu，Chenggang，“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11，49（4）：1076-1151.
［73］Zhou，Yu，William Lazonick and Yifei Sun（eds.），China as an Innovation N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1] 本文的研究获得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国有企业研究院项目“中国国有企业的经济性质和发展趋势”（2018 THUISOE 02）的资助。作者感谢Peter Ho、Ben Fine和张宇以及本集刊的匿名审稿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2] 卢荻，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经济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比较政治经济学。韩嘉怡，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
[3] 关于格申克龙后进发展的“赶超”理论的介绍和应用，可参考万提瓦和希克森（Vanteeva and Hickson，2015）。值得注意的是，该理论不仅强调了落后的优势（“后发优势”），即后进发展经济体进口技术的机会，而且强调了国家长期导向性的机构利用此类优势的必然性。
[4] 在一般意义之层面，资源配置效率是指资源的分配在特定时间点上，于现有生产技术环境的约束下，所能满足需求的最大水平之产出。基于资源配置效率的经济增长路径可被设想为一系列时间点，经济体根据该时间点的技术环境以分配其资源，从而取得最大化的产出水平。与此相对，生产性效率是指以增加产出与投入比率的方式来分配资源。基于生产性效率的增长路径意味着产出与投入比率不断增加的过程，即技术进步和相应的生产率增长，尽管经济可能会或可能不会在每个时间点上达到最大可能的产出水平。拉佐尼克（Lazonick，1991，尤其是第5章）对两种不同的效率概念之间的区别做了可能是最精辟的阐述。
[5] “社会效率”的概念，即与实现社会经济目标相关的整个经济体系之效率，来源于克拉克（Clark，1924）。这一概念的本质，是强调原生演化和制度经济学中的“社会价值”。
[6] 对于主流新自由主义者或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对中国国家主导模式的解释可参见如Fan、Morck和Yeung（2012），李系、刘学文和王勇（Li，Liu and Wang，2012）以及The Economist（2012）。当解读中国时，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中也存在着一系列遵循“次优原理”方法，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方法的研究，见许成钢（Xu，2011）的综述。尽管如此，这部分研究并没有试图将制度分析与结构动态分析结合起来。
[7] 有关这个理论在全球化时代发展的阐述，请参见Djankov、Glaeser和La Porta等（2003）。
[8] 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观点在华盛顿共识（Chang，2007）的政策学说以及资本主义世界更广泛的政治机构（Grabel，1999）中都很明显。
[9] 他继续说道：“可信性，不是关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任何理想或预定的制度形式，而是关于它在时间和空间决定背景下的制度功能性”。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本文认为经济发展作为制度可信性的标准这一点，只是连合性的，而非结构性的。意即，只有在改革时期的特定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才能达到比其他替代需求更高的政治和社会支持水平。相应的，以生产性效率（以及长期承诺、合作、稳定等）为基础的发展模式比以资源配置效率（以及短期主义、竞争、不稳定等）为基础的发展模式更符合社会政治环境。参见本文第六节的详细说明。
[10] 埃尔斯纳强调，在解释制度变迁时，以下是原生演化和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特征之一（Elsner，2012：2）：“［制度变迁的结果来自］礼仪主导程度的变化，其中通常会有一个持续的（强制性）礼仪封装（即反向运动后的程度没有变化）或倒退或渐进的制度变化（增加或减少仪式主导程度）。”
[11] 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1995，chapter 14）对1978～1993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清晰而全面的叙述。
[12] 林益民和朱天（Lin and Zhu，2001）详细记载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
[13] 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副主任介绍，截至2013年，大多数国有企业仍背负着一系列社会义务，这使得它们无法实现完全商业化。其中一项主要义务是对员工的工作保障和对福祉的长期承担。见黄淑和（2014）。
[14] 2019年8月22日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18年度中国非国有企业500强数据，见http：//www.acfic.org.cn/zzjg_327/nsjg/jjb/jjbgzhdzt/2019my5bq/2019my5bq_bgbd/201908/t 20190822_138379.html；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当年数据，见http：//www.sasac.gov.cn/n2588025/n2588164/n4437287/c9279024/content.html。
[15] 以所有权为核心的阐述与Woo、Hai和Jin等（1994），Fan和Woo（1996）以及Lardy（1998）等的研究有关。以竞争为核心的阐述与Naughton（1995）、Jefferson和Rawski（1995）等人的研究有关。参见郑毓盛和卢荻的文献综述和批判性文献综合（Cheng and Lo，2002）。
[16] 世界银行（World Bank，1996）曾做出著名断言：“中国的国有工业企业在改革时期仍然是经济的拖累，尽管它们的效率可能正在提高。”此论断与白重恩、李稻葵和王一江（Bai，Li and Wang，1997）的研究相一致，他们认为中国国有企业内在成员的薪酬高于其生产率收益。
[17] 德姆塞茨（Demsetz，1983）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即明确界定的产权对于资源配置效率至关重要。科尔奈明确指出，只有在产权被明确界定的情况下才能避免软预算约束（Kornai，1990）。有关软预算约束的理论和现实（在全球化时代）的更新和更全面的阐述，可参见Kornai、Maskin和Roland（2003）。
[18] 对于后凯恩斯主义关于“国家作为一个减少不确定性的机构”之观点，可见史蒂文·普莱斯曼（Steven Pressman，2006）。而马里亚娜·妈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2013）则将“变革性导向投资”（即典型的创新投资）概念作为创业型国家的主要任务，这也许是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熊彼特主义理论成果。另见詹姆斯·塞菲（James Cypher，2014），可了解现代文献对国家在后进发展中之功用的阐述。
[19] 关于政府功用的发展政策文献将重点放在关于比较优势对抗（CAD）与比较优势跟随（CAF）产业政策的争论上。张夏准认为，以动态递增报酬为特征的行业发展通常需要CAD产业政策。相比之下，林毅夫认为，比较优势的原则足以引导后进发展——只不过作为一个实体，市场经常呈现内在的失败，因此不能总是符合政府通过CAF产业政策来进行干预的原则。因此，双方都同意政府确实可以在发展中发挥创业作用。见林毅夫和张夏准（Lin and Chang，2009）。
[20] 见拉佐尼克和其他学者主编的《中国，一个创新的国家》（Zhou，Lazonick and Sun，2016），它收集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及国家在其中所谓关键作用的案例研究。本着相同的精神，拉佐尼克（Lazonick 2004）有关IT行业的研究，以及迈克尔·雷纳和加里·加德纳（Michael Renner and Gary Gardner，2010）关于高速铁路发展的研究都支持这样的论点，即在中国的经验中，离世界技术前沿越接近，有关行业发展对政府帮助的需求就越多。有关此论点的理论基础，可参阅青木（Aoki，1990，2001）和张夏准（Chang，2007）。
[21] 阿姆斯登（Amsden，1989）始终致力于发展“后进发展的学习范式”，这意味着学习吸收和改进进口技术的能力是后进发展的必要条件，东亚的成功经验就是明证。迈克尔·百思特（Michael Best，1990）将学习能力与不同形式的企业组织（包括工作安排和雇佣关系）联系起来。
[22] 作为对维布伦“借贷价值”概念的补充，亚历山大·埃尔利希（Erlich，1960）和亚历山大·格申克龙（Gerschenkron，1962）均认为，大规模工业化及适当的制度环境——在格申克龙看来是具有长期导向融资和治理的大企业——对技术在后进发展中的活力至关重要。
[23] 卢荻和黎贵才（Lo and Li，2011）明确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中结构变化与制度属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在大规模、资本深化工业化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在生产性效率上往往比非国有企业更有实力，但在获取资源配置效率上存在困难。这一发现与本文的论题是一致的。
[24] 关于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变化，见王绍光（2013）。对于这一时期政策制度体制和劳动就业实际表现的根本变化，请参见李昌徽（Lee，2009）。
[25] 安德鲁·格林（Andrew Glyn，2006）进一步将“黄金时代模式”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进行了比较和对比。拉佐尼克（Lazonick，2009）通过比较他所谓的“旧经济商业模式”和“新经济商业模式”，提供了一个互补性更强、更加微观的研究。这些研究为本文比较所谓“中国式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提供了依据。卢荻（Lo，2016）详细介绍了中国自世纪之交以来对“黄金时代模式”的趋同，和尤其是在2010年之后经济金融化对趋同的系统性破坏作用。
[26] 参见中国国家统计局及《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和农民工监测和调查年度报告。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比较下，这些生产率、工资率、消费和投资增长趋势与中国在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人类发展、出生时预期寿命等）方面的突出表现一致。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表现都与中国陷入重大社会经济危机的观念相去甚远。
[27] 克拉克明确指出（Clark，1924，p.102）：“我们可以描述现有的制度，但如果不清楚替代制度会是什么样的，我们就无从知晓知道它们对人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