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史
战后初期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与冷战的起源
赵学功
内容提要：冷战的起源是战后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也是学界争论较多的问题之一。一些美国学者将冷战起源的责任归因于苏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和战后初期苏联的外交政策多持批评立场。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美苏领导人当时都并不想进行冷战，而是战后国际环境使然。事实上，战后初期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进攻性和扩张性，导致了美苏战时同盟关系的瓦解。美国政府无疑应对冷战的发生承担最主要的责任。
关键词：美国外交政策 美苏关系 冷战
冷战的起源一直是战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国内学者已经做了较多的研究，发表了不少颇有价值的论著。[1]而国外学界的研究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冷战的起源成为战后国际关系史研究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2]美国学界不论是传统学派还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冷战史”研究者，大多将冷战起源的责任归因于苏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和战后初期苏联的外交政策多持批评立场，这显然有失偏颇。还有一部分被称为“后修正学派”的学者认为美苏领导人当时都并不想进行冷战，而是战后国际环境使然。这种观点看似“客观”“公允”，其实也有值得商榷之处。鉴于冷战的起源问题十分复杂，本文在简要考察战后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上，就此谈一点粗浅的想法。
一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有这样一种流行的观点：罗斯福总统远比杜鲁门熟谙国际事务，更注重大国之间的合作。如果他仍然在世的话，美苏同盟关系或许能持续下去，或者至少会推迟冷战的发生。杜鲁门由于缺乏处理国际事务以及与苏联打交道的经验，没有能很好地解决美苏之间出现的矛盾，特别是在东欧问题上态度强硬，从而最终导致冷战的发生。也就是说，美国领导人在关键时刻的突然变更加速了美苏冷战的到来。美国研究冷战问题的修正派学者如阿尔波罗维茨等人一方面认为美国应该对冷战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但同时将批评的重点放在了杜鲁门政府，特别是其奉行的“原子外交”。[3]外交史学家奥夫纳同样认为，杜鲁门的外交政策存在诸多失误，包括夸大苏联的威胁、过分依赖军事手段以遏制苏联等，从而强化了美苏之间的冲突，加速了欧洲的分裂。在他看来，杜鲁门目光狭隘，缺乏远见和领导能力，而且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这是美苏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4]实际上，没有人知晓战争结束后罗斯福会如何处理与苏联的关系，而且有资料表明，到了战争后期，不仅一些美国政府官员主张对苏奉行强硬政策，甚至“摊牌”，而且罗斯福对苏联的态度也已开始发生变化。[5]
毋庸置疑，对于美苏同盟的瓦解杜鲁门政府难辞其咎，并且应承担主要的责任。但至少在核问题上，杜鲁门的做法其实与罗斯福并无二致，都是要竭力维护美国的核垄断地位。就当时而言，核问题实质上体现的是美国对苏政策和双边关系。尽管罗斯福的一些顾问力劝他应尽早就此与苏联进行磋商，以避免出现核军备竞赛，从而导致美苏关系紧张，但罗斯福并未接受。在他看来，核武器是美国塑造战后世界一个非常有价值甚至是具有潜在决定性意义的工具。因而，在与英国共同研制核武器的同时，美国不仅将同为战时盟友的苏联完全排除在外，甚至将核武器作为日后制衡苏联的重要工具。罗斯福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斯大林，双方根深蒂固的猜忌和怀疑并没有随着战争的进行而消除。罗斯福和丘吉尔通过签署秘密备忘录的方式确定了日后美英原子能合作的基本原则，进而堵塞了在这一问题上与苏联进行谈判的大门。在美国领导人看来，这一武器不仅是实力的象征，同时也是实现美国外交和政治目标的一张“王牌”，是克敌制胜的法宝。美国负责曼哈顿工程的军事负责人格罗夫斯曾言，曼哈顿工程从一开始就是基于苏联是美国的潜在对手而进行的，所采取的安全防范措施主要也是针对苏联。从这一意义上讲，罗斯福在原子能问题上所确定的垄断政策已经为冷战的发生和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铺平了道路。杜鲁门政府不仅延续了这一政策，还多次利用这种核垄断地位试图促使苏联做出多方面的让步，甚至改变其国内政策。[6]
美国学界传统的看法是，战后初期苏联极力在东欧扩张其势力范围，导致战时美苏同盟的瓦解和双方在欧洲对抗的加剧，因而苏联应该对冷战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在这一学派的学者看来，斯大林违背了在雅尔塔会议上所做出的承诺，奉行单边主义政策，力图将苏联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强加于东欧国家，并向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扩张”，美国的政策乃是对其行动做出的合理反应。对美国来说，除了采取一切措施以应对苏联的“威胁”外，别无其他选择。有西方学者甚至称，美国是作为“被邀请的帝国”在欧洲发挥积极作用，为的是抗衡苏联。[7]在传统学派看来，苏联之所以奉行“扩张”政策，主要源于其历史传统以及其长期的“不安全感”。[8]冷战结束后，以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了“新冷战史研究”，推进了国际学界对冷战史的研究。在冷战起源问题上，加迪斯等人却了无新意，只是以俄罗斯新公开的档案资料来进一步论证美国传统的对冷战起源的观点。加迪斯在其出版的《冷战：一部新的历史》《我们现在知道了：冷战史的重新考察》等著作中不断宣称，苏联领导人战后的目标不是在欧洲恢复权力均衡，而是试图“完全控制欧洲大陆”，在一切可能的地方进行“扩张”，以实现其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追求，并对苏联的外交政策多加指责。[9]马斯特尼等人进而认为，斯大林旨在“牺牲所有国家的安全”来确保苏联的安全，由此导致苏联与西方的关系不断恶化，美国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为了维护欧洲和东亚的力量均势，阻止苏联的“进一步扩张”。[10]
应当说，西方学者对战后初期苏联政策的批评有失公允，甚至是毫无道理的。实际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恰恰是美国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在世界各地奉行积极扩张的政策，首先是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谋求建立一系列海外基地，以确保美国对两大洋的牢牢控制，并进一步强化其对欧亚大陆的政策。[11]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对苏联的敌意日渐加深，为日后美苏关系的恶化埋下了隐患。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美国决策者的不安全感反而越发强烈，并将矛头对准了尚为盟友的苏联。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就已在考虑对付苏联的问题。加迪斯坦承，“遏制”这一词语和概念，从1941年起便充斥于华盛顿官员们的头脑。在整个战时合作期间，美国人从未放弃其自1917年甚至更早就存在的对苏联的疑虑。[12]随着反法西斯战争接近胜利，美苏之间原有的各种矛盾和分歧开始变得越发凸显。美国决策者和军方领导人对苏联力量的增强极为担忧，并将苏联视为战后美国安全最主要的威胁，认为德国、日本已经被彻底击败，英国及西欧国家受到严重削弱，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唯有苏联具有向美国挑战的实力。因而，如何应对苏联的崛起成为美国关注的重点。1945年4月初，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在一份给罗斯福总统的绝密报告中称，一旦战争结束，美国要面临比日本和德国崛起更为危险的局面，“如果美国袖手旁观，苏联势必作为欧亚大陆最强大的国家从目前的冲突中脱颖而出，不仅会控制整个欧洲，而且同时称霸亚洲。苏联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如此丰富，完全有可能在短短数年之内变得比过去的德国或日本都要强大得多”。报告估计，在可预见的未来，苏联的军事潜力甚至可能会大大超过美国。报告警告说，战后的苏联可能会奉行扩张政策，旨在把整个欧洲甚或亚洲置于其控制之下，而一旦其获得成功，美国就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可怕威胁”。[13]5月，战略情报局在给杜鲁门的另一份报告中强调，如果美国不采取干涉政策，苏联就会整合欧洲和亚洲的资源，很快在军事工业方面超越美国。在美国情报部门看来，尽管苏联在战争期间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但其战后的重建和发展是非常迅速的，苏联已经具备了“正在崛起的国家的所有标志和特点，势必会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与美国相抗衡”。[14]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也坦承，“国务院的官员们无时无刻不在不安地谈论着来自苏联的危险这一话题；而到了1944～1945年的冬天，随着胜利日的临近，这一话题更是成为华盛顿的主要议题”。[15]
尽管“遏制”一词在美国政府文件中出现得稍晚一些，但实际上，其核心内容在战争结束前已经逐步形成。为抑制苏联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增强，美国政府采取了多种举措，其中包括在苏联周边建立空军和海军基地，以便一旦美苏关系破裂，美国即可以动用其在欧洲和亚洲大陆的军事基地，全面部署美国的进攻性力量；不再向苏联提供租借援助；坚持独占日本；拒绝向苏联透露和分享核秘密，并对苏联进行核讹诈；等等。[16]美国政府的这一系列做法无疑进一步加剧了苏联对美国的疑虑，并严重破坏了战后美苏合作的进程。
战争结束后，杜鲁门政府加快了全球扩张的步伐。虽然一些政府官员和情报部门大都认为苏联尚缺乏与美国交战的实力，在今后五至十年内势必会尽量避免与西方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但美国政府仍将苏联视为最主要的安全威胁和对手。对美国决策者而言，更关注的是苏联潜在的能力和可能的意图。[17]1945年9～12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属的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联合情报委员会和联合作战委员会相继提出报告，强调苏联旨在谋求取代德国和日本，在欧洲和亚洲发挥主导作用，因此苏联是美国唯一有可能与之发生冲突的大国。苏联不仅要占领欧洲，还将控制东地中海、波斯湾、中国东北和华北以及朝鲜，最终目的是要取得整个世界，并为此正加紧准备。[18]
不仅如此，美国国务院的苏联问题专家、驻苏联代办凯南以及白宫特别助理克利福德等人还对苏联的外交政策进行了系统分析。1946年2月22日，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送了一份“长电报”，阐述了自己对战后苏联外交的意图的看法，并提出了美国的应对方案，从而为美国冷战政策的出台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凯南的这份电报正迎合美国决策者的需要，受到广泛的欢迎。包括杜鲁门在内的高层领导人大都阅读了这份电报，他们赞扬凯南做出了“十分卓越的分析”。海军部部长福里斯特尔更是如获至宝，下令复印后作为数百名高级军官的必读文件。事后凯南自己也承认，这份电报发出的时机恰到好处，如在半年前发出，会遭到国务院的反对和责难；如在半年后发出，则会成为赘谈，电报之所以深受赞许，只是因为恰中时机地表述了华盛顿适才形成的思想。随后，凯南又在1947年7月号的美国《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的文章，进一步系统阐述了长电报的内容，提出了一整套遏制苏联的理论和政策。凯南认为，苏联之所以奉行“扩张”政策，根源在于其传统的和本能的不安全感。苏联始终感到生活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对外部世界有一种天生的恐惧心理；苏联领导人视资本主义世界为一个罪恶的、敌视并威胁苏联的世界，在本质上与社会主义国家水火不相容，并深信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凯南强调，美苏双方不可能有共同的目标，也难以建立友好的关系，美国必须继续把苏联视为对手，而不是伙伴。凯南称，苏联近期的目标是大力扩充军备，尽最大努力加强其军事力量，同时加紧扩大其势力范围。在他看来，苏联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对武力的逻辑却十分敏感”，如果美国拥有足够的武力，并清楚地表明准备使用武力，这就几乎用不着真的动武，便可遏制住苏联的扩张。[19]
1946年9月下旬，白宫特别顾问克利福德及其助手埃尔西奉杜鲁门之命，拟就了一份初稿近10万字的绝密报告，即《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后被压缩至2万多字提交给杜鲁门。该报告是继凯南的“长电报”之后又一份全面分析美苏关系并提出对苏战略的重要文件。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克利福德、埃尔西曾多次征询杜鲁门、艾奇逊、马歇尔等美国政府高层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央情报局等部门的意见，可以说是正式反映了美国政府的战略意图。报告强调“当今美国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美国与苏联的关系问题”，认为苏联“企图沿着它的中、东部边界建立一个政治上臣服于苏联、无力对苏联采取敌对行动的保护地区”，并且“正在抓住一切机会扩大势力范围”。报告称，苏联领导人似乎正走在“一条谋求苏联最终能统治整个世界的道路”上。关于美国应采取的对策，报告提出如下建议：美国政府必须首先采取措施，“制止苏联进一步的扩张”，以保证“至少在近几年中，西欧、中东、中国和日本将不会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美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强大到足以抑制苏联，使苏联的势力范围限于目前它所控制的地区；一切在目前尚不处于苏联势力范围之内的国家，在其反抗苏联的斗争中都应得到美国经济上的援助和政治上的支持；为了使美国的军事力量保持在有效抑制苏联的水平上，美国必须做好进行原子战和细菌战的准备；美国政府应使美国民众充分认识到苏联对西方所构成的“威胁”，从而动员民众支持政府所采取的各项行动。应当说，这一报告较凯南的“长电报”更为全面地勾画了美国对苏政策的基本内容。[20]
不论是凯南还是克利福德，都认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就是不断扩大其势力范围和影响，无论美国如何行事，都不能改变苏联的战略意图，一旦出现合适的时机，苏联将不惜冒战争风险来实现其既定目标，美苏对抗就在所难免。他们建议，美国必须加强自身实力，以应对苏联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构成的“威胁”，在可能的情况下阻止战争，在必要的情况下打赢战争。这些主张和看法为美国遏制政策的出台提供了理论依据，并构成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对苏战略的重要基础。
核武器是美国决策者用来实现其外交和政治意图的重要工具。这一时期美国一方面加快了原子弹的生产，另一方面却又试图通过原子能的国际管制来阻止苏联拥有核武器，以此来维护美国的核垄断地位。[21]不仅如此，美国甚至开始制订一系列的作战计划，试图利用美国所享有的优势，通过发动所谓“预防性战争”来消除苏联对西方构成的潜在“威胁”。波茨坦会议之后，杜鲁门就指示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草拟一份与苏联进行大规模常规作战的绝密计划。1945年11月初，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属的联合情报委员会就“苏联对有限战争的战略脆弱性”提出研究报告，并拟定了对苏联实施核打击的计划，将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苏联20个最重要的适合目标作为战略性核打击的对象。随后，美国军方不断修正和完善其对苏联的作战计划。[22]
美国政府还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在国内展开了广泛的动员，大肆渲染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不仅由此导致麦卡锡主义猖獗一时，给美国社会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还催生了“军工复合体”，将整个国家纳入了冷战轨道。
二
杜鲁门政府为了使其对苏冷战政策获得美国民众的广泛支持，开始大力制造苏联“扩张”的舆论。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的选民大会上发表讲话，旨在号召苏联人民努力医治战争的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以防止新的战争的发生，但在美国却激起强烈反应。美国国务院的苏联问题专家哈里曼认为，斯大林的这篇演说表明，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推广到全世界已成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美国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官甚至将其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23]
就在美国政府加紧酝酿对苏冷战之时，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丘吉尔应邀访问美国，在杜鲁门的陪同下前往密苏里州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演说。他敦促美国对苏联奉行更为强硬的政策，为日益恶化的美苏关系火上加油。早在欧洲战事结束之前，丘吉尔就认为，德国投降和战争结束之后，西方盟国同苏联的关系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双方共同的敌人没有了。他认为，苏联“已成为自由世界的致命威胁”，西方国家必须立即建立起一条新的防线来阻止苏联版图的扩大和共产主义思想的迅猛推进，“这条战线的欧洲部分应尽可能东移”。丘吉尔在演说中宣称一道“铁幕”已经笼罩在东欧，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等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控制之下，断言在所有东、中欧国家“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他强烈呼吁美英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尽管杜鲁门和白宫方面曾称对丘吉尔此次演说的内容事先并不清楚，但事实是，丘吉尔曾多次就这一演说的内容征询杜鲁门及其顾问的意见。很显然，美国政府旨在利用这一演说挑起美国民众的反苏情绪。[24]丘吉尔的演说为杜鲁门主义的出笼做了舆论准备，而希腊、土耳其问题则为美国政府抛出酝酿已久的冷战政策提供了有利时机。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就美国向希腊、土耳其提供援助发表讲话，宣称世界已经分成两个敌对的营垒，一边是“极权政体”，一边是“自由国家”，任何国家的人民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都将危及国际和平和美国的安全。他强调，美国必须支持“自由世界”的各国人民，以维持他们的“自由制度”，抵制“极权政体”的“征服活动”。实际上，这是美国最高决策者第一次将美国政府内部酝酿已久的冷战政策正式公之于世，其核心内容就是反苏、反共。杜鲁门称，这篇咨文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25]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是美国在进行全球扩张、谋求世界霸权进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这一主义的提出也标志着美国对苏政策的逆转，战时美苏同盟关系正式宣告破裂，代之而起的是全面冷战。从此，美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杜鲁门主义的出台不仅是美苏两国关系的一个分水岭，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战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美国的所作所为迫使苏联不得不放弃原来的大国合作的构想。正是在美苏对抗的基础上，世界上出现了东西方两个相互敌视的阵营，这种两极的国际关系格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战后世界的重要特征。
杜鲁门政府的冷战战略首先在马歇尔计划中得到大规模的推进。战后初期，西欧经济和政治形势极为严峻。饱受战争浩劫的西欧各国，满目疮痍，人民生活状况日趋恶化，不少国家出现了经济崩溃的迹象。对美国而言，欧洲有重大的战略和经济利益。美国要称霸世界，必须首先保证牢牢地控制住西欧这块前哨阵地。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东欧已经“失去”，倘若西欧由于经济凋敝、政局动荡或发生革命而最终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这对美国来说几乎是不堪设想的。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敦促美国政府在欧洲采取主动行动，否则“苏联主宰欧洲的可能性就会增强”。另外，美国国内经济的发展、繁荣也离不开西欧经济的复兴，两者是互为依存的。
马歇尔计划是杜鲁门主义的延续和扩大，也是杜鲁门主义的第一次大规模运用，旨在用经济手段来达到其政治目的。杜鲁门坦承，杜鲁门主义的意识形态——军事承诺与马歇尔计划的经济义务是“一个胡桃的两半”。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加强西欧、遏制苏联而采取的实际步骤，是其进行冷战的物质基础。这一计划的最大受惠者当然是美国，从根本上讲它符合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政治上，加强了美国对西欧的控制，稳定了西欧各国的国内政局，削弱了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影响。经济上，促进了美国商品和资本向西欧的输出。战略上，增强了美国遏制苏联的力量，为西方政治和军事同盟的建立铺平了道路。该计划客观上对西欧经济的迅速复兴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加剧了欧洲的分裂。
马歇尔之所以刻意淡化意识形态，强调计划的目标是“战胜饥饿、贫困和混乱”，把苏联和东欧国家也包括在受援国之内，就是要让苏联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拒绝美国的提议，就要承担分裂欧洲的责任；如果接受，则必须公开其经济发展计划和相关资料。这样就使得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控制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经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苏联最初对马歇尔计划仍然采取了谨慎而积极的态度，由外长莫洛托夫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出席在巴黎召开的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外长会议。但很快，苏联与英法在是否要制订一项统一的经济复兴计划以及联邦德国是否参加该计划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致使会议陷入了僵局。苏联领导人一直对美国试图复兴德国经济的做法非常敏感，担心德国会再度成为苏联的威胁。莫洛托夫致电斯大林，表示鉴于苏联的立场与英法根本不同，双方在有争议的实质性问题上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26]随后，苏联代表团奉命退出会议，并发表声明谴责马歇尔计划不是为了欧洲的统一和重建，而是把欧洲分裂为两个集团，因而“不会有好的结果”。随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时明确表示，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旨在将欧洲国家置于其经济和政治控制之下，以便可以直接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并试图把欧洲分裂为两个阵营，组建一个敌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集团。[27]随着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退出，“欧洲复兴计划”也就成了“西欧复兴计划”。
在加紧争夺欧洲的同时，美国还把视线转向广大的亚非拉地区。亚非拉这一中间地带，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且居于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美国要想称霸世界，遏制苏联，必须夺取这一中间地带。1949年1月杜鲁门又提出了“第四点计划”，旨在通过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加强对第三世界的渗透，扩大美国的影响和势力范围，以保持在与苏联对抗中的有利地位。与马歇尔计划一样，“第四点计划”也是美国冷战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北约是美国在欧洲同苏联对抗的直接产物，标志着美国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部署已初步完成。1948年3月中旬英、法、比、荷、卢五国签署的《布鲁塞尔条约》，是以军事同盟为核心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合作和集体防御条约”，并且具有明显的反苏性质。西欧不仅在经济上的复兴和联合离不开美国的援助，在军事上的合作同样有赖于美国的支持。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认为，“除非有一个包括美国在内的、明确制定的集体抵抗侵略的协定”，否则英国或其他国家“就很难挺身而出，抵抗新的侵略”。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在缔约谈判中也主张美国参加。杜鲁门明确表示，美国将以适当的方式，根据形势的需要，给予这些国家支持。1948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范登堡决议”，确定在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情况下，美国可以通过宪法程序，参加区域性和其他集体协定。在美国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1948年7月6日，美国、加拿大和“布鲁塞尔条约组织”成员国在华盛顿举行正式会谈，讨论缔结安全条约问题。1949年4月4日，美、英、法等12国外长云集华盛顿，共同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
北约既是美国对苏遏制的工具，也是美国全球战略付诸实践的重要步骤。另外，北约的建立使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对欧洲的控制，西欧国家被更深地卷入了冷战轨道。这一组织的形成，使东西方之间的对立进一步加剧。北约是美国在欧洲同苏联对抗的产物，标志着美国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部署已初步完成。作为回应，苏联不得不建立华约组织以抗衡西方，从而在欧洲形成了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
德国问题是欧洲冷战的核心。德国投降后，美、英、法三国分区占领德国西部，苏联则控制着德国东部。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虽为德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但由于四国在各自的占领区内实行军事管制，并且只根据本国政府的指令行事，因而该委员会未能有效地行使权力，形同虚设。苏联政府对德国问题一直极为关注，因为这事关苏联的安全。对于斯大林而言，美国及西方复兴德国经济的做法显然是不可接受的。[28]1948年6月美、英、法不顾苏联的强烈反对，宣布从6月23日起在西占区实行单方面的货币改革，从而引发了第一次柏林危机。现有的研究表明，苏联在危机期间的表现非常克制。[29]
在东亚，美国政府更深地卷入了中国国内事务，奉行“扶蒋反共”政策，并且在新中国成立后拒不承认其合法地位，顽固地与中国为敌。对于日本，美国决定不给苏联任何机会，实施单独占领，并对日本采取了以“打击和限制”为主的政策。随着美苏对抗的不断加剧，特别是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自1948年起美国开始转变对日政策。其主要目标是：在政治上，防止日本倒向苏联一边，将其纳入西方阵营；在经济上，使日本能够自立和尽快复兴；在军事上，使日本成为美国战略防线上重要的一环以及对苏联和新中国实施遏制前哨阵地的政策。在东南亚，美国则积极支持法国进行殖民战争。
三
与美国相比，苏联的政策远非西方所认为的“进攻性”和“扩张性”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苏联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大约2700万苏联人死于战火，1700多座城市、7万个城镇、3万多个工矿企业遭到破坏，经济损失达6790亿卢布，相当于苏联全部社会财富的1/4。战争结束时，数千万民众无家可归，生活极为困苦。1945年的谷物产量仅为1940年的50%，钢产量只有1940年的65%。1946年又遇到罕见的旱灾。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成为苏联面临的最为迫切的任务。为此，苏联军队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复员工作。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形下，苏联无意与美国和西方发生冲突，而是要尽力避免战争的发生。实际上，当时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和情报部门也都持这种看法。[30]
苏联领导人曾多次表达与西方继续合作以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愿望。在斯大林看来，“尽管经济制度和思想体制不同，但是这些制度的共处，以及美苏分歧的和平解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为了普遍和平的利益也是必要的”。为此，他希望就战后美苏合作问题与美国领导人进行磋商。1945年4月他致电杜鲁门，明确表示坚信“担负了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主要重担的大国，它们之间合作的政策今后仍将加强”。6月中旬，斯大林再次致电杜鲁门，重申他完全相信，为了两国人民的幸福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的持久合作，苏联和美国在共同斗争时期得到巩固的友好联系今后也将顺利地发展下去。即使在丘吉尔发表了“铁幕演说”之后，斯大林仍相信苏联和英国能够建立友好关系，加强两国之间政治、贸易和文化的联系，并乐观地表示，“和平合作的可能性不仅不会减少，甚至能够增加”。[31]
苏联领导人认为，继续维护大国之间的合作不仅必要，而且是可能的，希望以此来确保苏联的安全。同时，苏联坚信通过与资本主义进行和平竞争，可以证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优势，双方的利益并行不悖。因而，为了谋求与西方的合作，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以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苏联在对外政策方面表现得十分谨慎、克制，恪守战时美苏达成的各项谅解与协议。斯大林明确表示苏联不会干预美英势力范围内的事务。为了避免与西方国家发生冲突，苏联表示不支持西欧国家的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并明确要求法共和意共采取防守而不是进攻的政策。[32]在苏联的影响下，法国、希腊、意大利等国的共产党都放弃了武装反抗。在东欧国家的政府组成问题上，苏联也做出较大让步。及至1947年4月，斯大林在与美国共和党人士会谈时进一步阐明了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共处与合作的主张，指出“德国和美国的经济制度是相同的，然而它们之间却发生了战争。美国和苏联的经济制度是不同的，但它们彼此并未作战，而且在战时还相互合作。两种不同的制度既然在战时能够合作，在和平时期又为什么不能合作呢？”[33]他强调，这种合作只会对两国有益。应当说，苏联的政策是和解性的，旨在力图继续保持与西方大国的合作关系。
事实证明，苏联政府有关大国合作的设想不过是良好的愿望。很快，在中东问题和东欧问题上美国就开始向苏联发难。虽然苏联在伊朗问题、土耳其问题上相继做出让步，但在东欧问题上坚持己见。鉴于苏联西部缺乏天然的安全屏障，而且历史上遭受的数次大规模入侵都来自西部，苏联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迫切希望在其西部边界建立一道安全屏障，坚持要求在波兰、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建立对苏友好的政府。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明确表示，波兰问题对苏联来说“不仅是个荣誉问题，而且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34]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完全忽视了苏联在中、东欧地区建立一个“缓冲地带”的战略需求，过分夸大了所谓的苏联“威胁”，将苏联在东欧的行动视为其对外“扩张”的开端，意在“控制”整个世界。杜鲁门指责苏联破坏雅尔塔协议，在波兰采取了“高压和专断的手段”，并攻击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是苏联控制的“警察国家”，坚持要求在东欧实行所谓“自由选举”。
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攻势，这使得苏联驻美国大使诺维科夫等人认识到，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就是谋求世界霸权，并将苏联视为其通往世界霸权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因而美国正在以苏联为“战争对象”，以各种方式扩充军备，并在战略上采取攻势。诺维科夫在向苏联领导层提交的一份长篇报告中详细阐述和分析了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和美国在全球的扩张行动。鉴于这一报告是根据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指示而撰写的，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苏联领导层对美国政策的看法。[35]
针对美国的遏制政策，苏联相应地采取了一些针对措施。政治上，成立了“共产党情报局”，将东欧国家进一步团结在苏联周围。1947年9月22～28日，苏联、波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意大利等9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波兰举行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宣言分析了战后国际形势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指出世界已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的反民主阵营，一个是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美国是帝国主义阵营的主导力量，是世界反民主的反动势力的堡垒；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是帝国主义推行全球扩张政策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宣言号召各国共产党在反帝国主义和民主纲领的基础上，团结一切民主的爱国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张与侵略计划。为彼此交换经验和协同行动，决定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经济上，为了加强同东欧国家的经济合作，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相对抗，1947年7～8月，苏联先后与东欧各国签订了一系列双边经济和贸易协定。西方国家把这些协定统称为“莫洛托夫计划”。通过这些协定，苏联同东欧国家间的经济关系大大加强，为建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市场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东欧国家之间也签署了多种经济协定。在此基础上，1949年1月初，苏联、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6国的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问题，决定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旨在协调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计划；交流经济管理工作的经验；制定有关科技合作和技术援助等方面的措施；实行在原料、食品、机器、设备等方面的相互协作等。这一组织的成立标志着战后欧洲不仅在政治上分裂，而且在经济上被划分成两部分，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世界经济体系。
四
通过简要的梳理，可以清楚地看出冷战的起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并且由于各地区的情况各异，冷战局面形成的时间也并不完全一致。更重要的是，不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方面，美国的政策无疑都极具进攻性和扩张性，而苏联的政策则呈现出防御性，其在东欧、中东以及东亚等地区的行动都非常谨慎，小心翼翼地避免与西方国家发生正面冲突。在战后初期冷战发生的过程中，美攻苏守的态势非常明显。事实上，在与西方发生的数次交锋中，苏联每每以妥协退让而告终。现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也表明，直至1947年中期，苏联仍未放弃与西方合作的设想。[36]但随着美国对苏政策的日渐强硬，苏联领导人的希望落空了。
现在国内外学界较为普遍地认为，冷战的发生是战后初期特定国际环境的产物。首先，随着和平的到来，美苏合作的基础开始发生动摇。二战期间，打败德、意、日法西斯是各大国的首要任务。正是出于这一战略需求，美苏等国结成了战时同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随着战争的不断胜利，美苏之间原来居次要地位和因战争而暂时搁置起来的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的矛盾与分歧逐渐凸显，双方的冲突日趋激化。其次，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昔日的强国德国、日本以及意大利被彻底击溃，英国和法国虽然为战胜国，但其实力受到严重削弱，已经沦为二流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了美苏两个世界强国，并且也只有这两个国家具有实力去填补战后在欧洲、东亚等地区出现的“力量真空”，客观上为双方之间矛盾的升级创造了条件。与西方一些学者一味地将冷战发生的责任归咎于苏联相比，这种观点虽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力量真空”的出现并不一定导致美苏同盟关系的瓦解，而且这一看法也模糊了冷战起源的责任问题。
从根本上讲，冷战的发生源于美苏两国的战略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及相互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这是双方关系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美国决策者极端仇视共产主义，主张全世界都应该采取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对未来自身安全的疑虑、对战后苏联可能崛起的恐惧和意识形态上的偏见成为美国领导人对苏联发动冷战的思想基础。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推行称霸世界的政策，一再宣称要承担“领导世界”的责任，走上了全球扩张的道路。苏联则力图在周边特别是西部地区建立一道安全屏障，确保其在东欧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并以此来维护自身的安全。诚然，冷战的发生是美苏双方一系列行为相互作用并逐步升级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鉴于其政策的扩张性和进攻性，美国在这一过程中显然居于主导地位，美国政府无疑应对冷战的发生承担最主要的责任。
（作者简介：赵学功，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1]参见沈志华《冷战的起源：战后苏联的外交政策及其转变》，九州出版社，2013；张小明：《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1～36页；刘金质：《冷战史》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1540～1571页；余伟民主编《冷战是这样开始的》，学林出版社，2015；白建才：《近年来美国的冷战史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邓峰：《冷战起源研究的国际源流与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2期；戴超武：《斯大林、苏联外交与冷战的起源》，《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1期；沈志华、余伟民：《斯大林是怎样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战后苏美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路径和原因》，《俄罗斯研究》2019年第1期。
[2]参见马丁·麦考利《冷战的起源，1941—1949》（Martin McCauley，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9），劳特利奇出版社，2015；梅尔文·莱夫勒、戴维·佩因特编《冷战的起源》（Melvyn P.Leffler and David S.Painter，eds.，Origins of the Cold War：An International History），劳特利奇出版社，2005；罗伯特·麦克马洪、托马斯·佩特森编《冷战的起源》（Robert J.McMahon and Thomas G.Paterson，eds.，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99；戴维·雷诺兹编《冷战在欧洲的起源》（David Reynolds，ed.，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耶鲁大学出版社，1994；丹尼尔·马戈利斯编《哈里·杜鲁门研究简明指南》（Daniel S.Margolies，ed.，A Companion to Harry S.Truman），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2012，第87～102页。
[3]加尔·阿尔波罗维茨：《原子外交：广岛和波茨坦》（Gar Alperovitz，Atomic Diplomacy：Hiroshima and Potsdam），西蒙和舒斯特公司，1965；加尔·阿尔波罗维茨：《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与一个美国神话的构建》（Gar Alperovitz，The Decision to Use the Atomic Bomb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an American Myth），阿尔弗雷德·科诺夫出版公司，1995；巴顿·伯恩斯坦：《原子弹与美国外交政策，1941—1945》（Barton J.Bernstein，“The Atomic Bomb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41-1945”），《和平与变革》（Peace and Change）1974年第1期，第1～13页。
[4]阿诺德·奥夫纳：《“又一次这样的胜利”：杜鲁门总统、美国对外政策和冷战》（Arnold A.Offner，“ ‘Another Such Victory’：President Truman，American Foreign Policy，and the Cold War”），《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1999年春季号，第129页。
[5]迈克尔·谢里：《准备下一场战争：美国的战后国防计划，1941—1945》（Michael S.Sherry，Preparing for the Next War：American Plans for Postwar Defense，1941-45），耶鲁大学出版社，1977，第169～170页；戴维·麦卡洛：《杜鲁门》（David McCullough，Truman），西蒙和舒斯特公司，1992，第371页。
[6]莱斯利·格罗夫斯：《现在可以说了》（Leslie Groves，Now It Can Be Told），哈珀与罗出版公司，1962，第141页；格雷格·赫肯：《决胜武器：冷战中的原子弹，1945—1950》（Gregg Herken，The Winning Weapon： The Atomic Bomb in the Cold War，1945-1950），阿尔弗雷德·科诺夫出版公司，1980，第106页。
[7]盖尔·伦德斯塔德：《被邀请的帝国？美国和西欧，1945—1952》（Geir Lundstad，“Empire by Invit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1945-1952”），《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1986年第3期，第263～277页。
[8]小阿瑟·施莱辛格：《冷战的起源》（Arthur Schlesinger，Jr.，“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1967年第1期。
[9]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冷战：一部新的历史》（John Lewis Gaddis，The Cold War：A New History），企鹅出版公司，2005，第14页；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我们现在知道了：冷战史的重新考察》（John Lewis 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第294页。
[10]沃捷特克·马斯特尼：《斯大林时期的冷战与苏联的安全观》（Vojtech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The Stalin Years），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第23、27页；保罗·埃维：《面对苏联：冷战初期美国的政策》（Paul C.Avey，“Confronting Soviet Power：U.S.Policy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2012年春季号，第188页。
[11]梅尔文·莱夫勒：《美国的国家安全观与冷战的开始，1945—1948》（Melvyn P.Leffler，“The American Concep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Cold War，1945-48”），《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84年第2期，第349～357页。
[12]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John Lewis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第4页；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研究》（John Lewis Gaddis，The Long Peace：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第34页。
[13]麦卡洛：《杜鲁门》，第372页。
[14]林恩·戴维斯：《冷战起源》（Lynn Davis，The Cold War Begin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4，第221页。
[15]路易斯·哈利：《作为历史的冷战》（Louis Halle，The Cold War as History），哈珀与罗出版公司，1968，第38页。
[16]戴尔·科普兰：《大战的起源》（Dale Copeland，The Origins of Major War），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0，第148～149页。
[17]谢里：《准备下一场战争》，第215～216页。
[18]詹姆斯·施纳贝尔：《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家政策，1945—1947》（James F.Schnabel，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1945-1947），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办公室，1996，第48～50页。
[19]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6》第6卷，美国政府出版局，1969，第696～709页。
[20]阿瑟·克罗克：《回忆录：火线60年》（Arthur Krock，Memoirs：Sixty Years on the Firing Line），芬克和瓦格纳尔出版公司，1963，第419～482页；刘磊：《克利福德报告、杜鲁门政府对苏政策与遏制战略》，《冷战国际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263～266页。
[21]拉里·格伯：《巴鲁克计划与冷战的起源》（Larry Gerber，“The Baruch Pl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外交史》1982年第1期，第69～95页；坎贝尔·克雷格、谢尔盖·拉琴科：《原子弹与冷战的起源》（Campbell Craig and Sergey Radchenko，The Atomic Bomb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耶鲁大学出版社，2008，第122～125页。
[22]参见斯蒂文·罗斯《美国的战争计划，1945—1950》（Steven T.Ross，American War Plans，1945-1950），弗兰克·凯斯出版公司，1988；戴维·罗森堡：《美国核战略与研制氢弹的决定》（David Alan Rosenberg，“American Atomic Strategy and the Hydrogen Bomb Decision”），《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1979年第1期，第62～65页。
[23]麦卡洛：《杜鲁门》，第486页。
[24]戴维·雷诺兹：《从世界大战到冷战：丘吉尔、罗斯福与20世纪40年代的国际关系》（David Reynolds，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Churchill，Roosevelt，and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1940s），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第262页；弗雷泽·哈伯特：《铁幕：丘吉尔、美国与冷战的起源》（Fraser Harbutt，The Iron Curtain：Churchill，America，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第197～198页。
[25]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Harry S.Truman，Memoirs by Harry S.Truman，Vol.2），道布尔戴出版公司，1956，第106页。
[26]杰弗里·罗伯茨：《莫斯科与马歇尔计划：政治、意识形态与冷战的起源，1947》（Geoffrey Roberts，“Moscow and the Marshall Plan：Politics，Ideology and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1947”），《欧亚研究》（Europe-Asia Studies）1994年第8期，第1376页。
[27]《莫洛托夫、贝文和皮杜尔关于欧洲援助计划的声明》（“Statements by Molotov，Bevin and Bidault on European Aid Plan”），《纽约时报》1947年7月3日，第4版；罗伯茨：《莫斯科与马歇尔计划》，第1379页。
[28]莱夫勒、佩因特编《冷战的起源》，第49～50页。
[29]关于苏联的政策可参见米切尔·纳林斯基《苏联与柏林危机》（Michail M.Narinskii，“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Berlin Crisis”），载弗朗西斯卡·戈里和西尔维奥·庞斯编《苏联与欧洲冷战，1945—1953》（Francesca Gori and Silvio Pons，eds.，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1945-53），圣马丁出版社，1996，第57～75页；马克·特拉亨伯格：《缔造和平》（Marc Trachtenberg，A Constructed Peace），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9，第78～91页。
[30]莱夫勒：《美国的国家安全观与冷战的开始，1945—1948》，第359页。
[31]《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第478页；《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第509～510页。
[32]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97页。
[33]《斯大林文集（1934—1952）》，第523页。
[34]《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141页。
[35]诺维科夫：《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Novikov，“U.S.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war Period”），《外交史》1991年第4期，第527～537页；戴超武：《斯大林、苏联外交与冷战的起源》，第47页；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第187～192页。
[36]沈志华主编《冷战国际史二十四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