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舆人和舆人之诵

——春秋时期的诸侯亲兵及其歌谣

胡宁

摘要：春秋时期舆人的身份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颇受关注，争议较多。观《左传》《国语》中的相关史料，舆人参与的社会活动多与军事相关，且统领和管理舆人的七舆大夫等舆官都是军事职官，可知舆人是带有军事性质的团体。七舆大夫是以诸侯副车命名的，与《穆天子传》中七萃之士的命名方式相同，舆人与七萃之士的事迹亦相类，故舆人当是诸侯的侍卫亲兵。依据史料中舆官任命的情况、贵族亲随的通常来源以及诸侯国公室武装力量的相关情况，舆人的来源应以国君所在近亲家族之子弟为主体，也包括公室属地上的部分国人，等级身份既有士亦有平民。

关键词：春秋时期　舆人　七舆大夫　七萃之士　公族

舆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名称，见于《左传》《国语》的多处记载。[1]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到舆人所参与的社会活动是相当广泛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有了关于其身份、地位的争论。[2]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更多的学者参与到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观点。[3]舆人是春秋时期较为活跃的群体，对这个群体的研究，关涉对当时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情况的认识和理解。笔者拟在本文中陈述己见，以就正于方家。

一 舆人是带有军事性质的团体

《左传》涉及舆人的史料中，有3条与军事活动有关。僖公二十五年秋天，秦、晋两国军队伐鄀，“楚斗克、屈御寇以申息之师戍商密。秦人过析，隈入而系舆人以围商密，昏而傅焉”。杜预注：“析，楚邑，一名白羽，今南乡析县。隈，隐蔽之处。系缚舆人，诈为克析得其囚俘者。昏而傅城，不欲令商密知囚非析人。”[4]这是心理战，把自己军中的舆人绑起来，好像战俘的样子，让商密守军误以为析邑已经被秦军攻破，斗志因而减弱。由此可见，舆人是军队的一部分。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率军攻打曹国；同年，晋、楚战于城濮。这两次战役中，也有舆人的身影：

晋侯围曹，门焉，多死，曹人尸诸城上，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谋曰：“称舍于墓。”师迁焉，曹人凶惧，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凶也而攻之。[5]

夏四月戊辰，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师背酅而舍，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公疑焉。[6]

围曹之役，晋文公听了舆人的计谋，把军队驻扎在曹人的墓地上，曹人害怕祖坟被挖，将晋军战死者遗体送出城，晋军乘机进攻，才攻下曹。城濮之战前夕，楚军依凭险阻之地驻军，[7]晋文公有怯战心理，听到舆人之诵，有舍旧图新之意，所针对的正是文公内心深处因受过楚国恩惠而欲避战的想法。[8]这两个事例中，舆人都在军事活动中为国君出谋划策或提供有助于决策的建议。

《左传》和《国语》中还记载了一些与舆人有关的官职，都是军事职官，包括“七舆大夫”“舆帅”“舆尉”“舆司马”“舆司空”。

1.七舆大夫

《左传》僖公十年：“杀丕郑、祁举及七舆大夫：左行共华、右行贾华、叔坚、骓颛、累虎、特宫、山祁，皆里、丕之党也。”杜预注“七舆大夫”曰：“侯伯七命，贰车七乘。”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认为是指晋国下军的七个舆帅，[9]沈钦韩《春秋左氏传补注》同之，[10]惠栋《春秋左传补注》则认为“七舆”是“五舆”之误，“五舆大夫”指晋献公时晋军“二行一尉”大夫。[11]虽然解释不同，都认为是军中官职。

“七舆大夫”又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此年记栾盈为乱于绛，“惟魏氏及七舆大夫与之”。又见于《国语·晋语二》所载晋丕郑之言：“子帅七舆大夫以待我。”[12]

2.舆帅

《左传》成公二年：“公会晋师于上鄍，赐三帅先路三命之服，司马、司空、舆帅、候正、亚旅，皆受一命之服。”杜预注：“晋司马、司空皆大夫，舆帅主兵车，候正主斥候，亚旅亦大夫也。”[13]惠栋曰：“舆帅，领其众在军之后者。”[14]

3.舆尉

《左传》襄公十九年：“公享晋六卿于蒲圃，赐之三命之服。军尉、司马、司空、舆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15]此事与成公二年所记类似，“舆尉”亦当与“舆帅”地位相当，《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晋国绛县老人服役城杞，赵武“废其舆尉”，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引服虔云：“舆尉，军尉，主发众使民于时。赵武将中军，若是军尉，当是中军尉也。”[16]又，《国语·晋语七》记晋悼公即位后的一系列人事安排，其中曰：“知铎遏寇之恭敬而信强也，使为舆尉。”韦昭注：“遏寇，晋大夫。舆尉，上军尉。”[17]

4.舆司马

《国语·晋语七》：“知籍偃之惇帅旧职而恭给也，使为舆司马。”韦昭注：“籍偃，晋大夫，籍季之子籍游也。舆司马，上军司马。”[18]《周礼·夏官司马》有“舆司马，上士八人”[19]，但具体执掌缺。

韦昭以“舆尉”为“上军尉”，以“舆司马”为“上军司马”，依据的是《左传》成公十八年对晋悼公新即位所作人事安排的记载，其中有：“铎遏寇为上军尉，籍偃为之司马。”[20]

5.舆司空

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见吴王》载孙子训练妇人，“以其御为……参乘为舆司空”。整理小组认为缺字处可补“司马以其”四字，并注曰：“御为驾车者，参乘为陪乘者。舆司空为军中官职名。《淮南子·兵略》：‘隧路亟，行辎治，赋丈均，处军辑，井竃通，此司空之官也。’注：‘军司空，补空修缮者。’《国语·晋语》言晋国军中有舆司马，其名称与舆司空相类。此句之意似谓孙子以其御及参乘为军吏以监督练兵妇人。”[21]

以上五种官职，学者在论舆人时多言及，都认为是统领、管理舆人的军事职务，如童书业先生说：“‘七舆大夫’盖司‘舆人’之较高长官，而舆尉则其直接指挥（地位次于元尉），‘舆司马’则司‘舆人’之军法者也（地位次于‘元司马’）。”[22]周苏平先生则将这五种官职统称为“舆官”[23]。

这里有个问题要说明一下，《国语·晋语七》和《左传》成公十八年皆记载了晋悼公即位之时的军官委任，前者曰：“知铎遏寇之恭敬而信强也，使为舆尉。知籍偃之敦帅旧职而恭给也，使为舆司马。”后者曰：“铎遏寇为上军尉，籍偃为之司马。”注家因此多认为“舆尉”“舆司马”是晋国上军军官。其实，《左传》的“上军”二字是“舆”字之误，“舆”字古文有作从“車”从“與”者，《史记·封禅书》即作“轝”，《古文四声韵》卷四引古本《老子》中“舆”字作，[24]“与”形上出，此类字形若字迹模糊，则与篆文“上军”二字连在一起颇为相似，且《左传》此处先言中军尉、中军司马，故抄写者望文生义写作“上军尉”。殊不知若中军之尉、司马仅管中军之事而上军亦有尉、司马，何以文中毫不提及下军、新军的相应官职？晋当时有四军，两军有此官而两军缺之，恐无是理。《左传》言“中军尉”“中军司马”，《国语》则言“元尉”“元司马”，此“元”字犹“元帅”之“元”，居首总领也，虽在中军而监管全军。舆尉、舆司马位在元尉、元司马之下，是专管舆人之尉、司马。有专职的舆官统帅，说明舆人是军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团体。

二 舆人是诸侯的侍卫亲军

舆人既然是一个具有独立性的军事团体，具体来说是什么部队呢？要解答这个问题，还得从舆官入手，尤其是“七舆大夫”一职，实为理解舆人身份的关键。

如前所述，“七舆大夫”是什么官职，注家有不同的见解，杨伯峻先生说：“沈钦韩《补注》以为下军之舆帅七人也，即左行共华等七人是。惠栋《补注》则以为当作五舆大夫，为官名，与共华等七人无涉。案二十八年《传》云‘晋侯作三行’，亦有左行、右行，则左行、右行乃步军之帅，不得兼为七舆大夫，沈说可商。七舆大夫又见襄二十三年《传》，惠说亦不可信。”[25]甚是。沈氏、惠氏见解不同，但都是在晋国之三军或二行中为“七舆大夫”“找位置”，都与杜预所言“侯伯七命，贰车七乘”不同。杜预说的是诸侯的副车，而不是大夫的乘舆。之所以这样说，依据在《周礼·秋官司寇·大行人》中：“诸侯之礼，执信圭七寸，……贰车七乘，……诸伯执躬圭，其他皆如诸侯之礼。”[26]《周礼》言“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是不是周代真实存在的礼制，很有争议，但诸侯有贰车，史料可证，《左传》昭公二十年载卫国内乱，卫灵公出逃，“庆比御公，公南楚骖乘，使华寅乘贰车”。杜预注“贰车”曰：“公副车。”[27]“贰车”即“副车”，是贵族的随从之车，《礼记·少仪》：“乘贰车则式，佐车则否。”郑玄注：“贰车、佐车，皆副车也。朝祀之副曰贰，戎猎之副曰佐。”[28]杜预以“贰车”释“七舆”，就是释“七舆大夫”为诸侯的亲随大夫。“七舆大夫”既然是舆人的统领官，则舆人当是诸侯的侍卫亲军。

知道舆人是诸侯的侍卫亲军，对《左传》中一些有关舆人的记载就能有更准确的理解。

前文所言僖公二十五年秦军“系舆人以围商密”一事，将卫兵伪装成俘虏，既可以迷惑商密守军，令其误以为析邑驻军已被秦军击败，又不影响主力部队的战斗编制和队形。也正因为舆人具有较强的战斗力，所以昭公十二年，周原伯绞（非诸侯，但他是地位相当于诸侯的畿内采邑主）之舆人可以发动政变将原伯绞赶走而另立新君。[29]以军队组织进行修筑城邑这样的劳役，《左传》中事例颇多，襄公三十年：“三月癸未，晋悼夫人食舆人之城杞者。”[30]“舆人之城杞者”亦当作如是观。后文中说，当时晋国执政赵孟因为城杞之舆人中有一个年老不应服役者而“废其舆尉”，可知舆人在服劳役时也是由具有军事职官性质的“舆尉”管理的。

《左传》昭公四年记载申丰对季武子言藏冰之道，说：“山人取之，县人传之，舆人纳之，隶人藏之。”杜预注：“山人，虞官。县人，遂属。舆、隶皆贱官。”[31]其实，从山人到县人，再到舆人，最后到隶人，显然是一个由远及近的过程。山人即山虞属下的徒卒，[32]取冰于深山，就近由县（一级行政单位）派人运送进国都，交给诸侯的侍卫亲军，再由诸侯侍卫送交在公宫服役的奴隶，冰最终是由奴隶保管。山人、县人、舆人、隶人四者都是集合名词，指一群人，而非官名；取、传、纳、藏四个动词，取表示开采，传表示运送，纳表示收纳，藏表示保管。收纳者是舆人，正因为舆人是国君的侍卫亲军，便于将物资纳入公宫。

《左传》哀公二十三年记载冉有奉季孙肥之命去宋国吊宋元公夫人景曹之丧，季康子使冉有吊，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与有职竞焉，是以不得助执绋，使求从舆人。曰：以肥之得被弥甥也，有不腆先人之产马，使求荐诸夫人之宰，其可以称旌繁乎？”自谦曰“从舆人”，并说“以肥之得被弥甥也”[33]，因为景曹是季孙肥之父季桓子的外祖母，冉有作为季氏家臣，虽奉命出使宋国，不敢以使节自居，说“从舆人”，也就是说到了宋国也依然是作为随侍之臣在葬礼上效劳。

典籍中以副车名卫士，除了由七舆大夫总领的舆人之外，尚有《穆天子传》中所言的“七萃之士”，将此二者做一番对照，有助于理解舆人的身份及其所从事的社会活动。

《穆天子传》卷一曰：“天子于当水之阳，天子乃乐□，赐七萃之士战。”郭璞注：“萃，集也，聚也；亦犹《传》有七舆大夫，皆聚集有智、力者，为王之爪牙也。”[34]正是将“七萃之士”与“七舆大夫”联系起来。清代学者檀萃《穆天子传注疏》云：“《周官》车仆掌戎路之萃，广车、阙车、革车、轻车之萃，凡五萃。萃同倅，副也。穆王或增二萃，故云七萃也。”[35]顾实先生认为并非“增二萃”，而是“五萃”之中阙车、广车各为左右。[36]于省吾、王贻梁两位先生依据战国燕地古戎器、古铭文，先后作了考证，认为“七萃”是战国时期燕王的侍卫禁军。[37]但王先生认为“七萃”之“七”是“漆”的通假，且认为《穆天子传》中的“七萃”源自战国燕王的侍卫禁军，是《穆天子传》成书于战国之一证。[38]在对照舆人和七萃之士的相关材料之前，需先辨析这种观点。

其一，王先生之所以认为“七”非数目字，是秉承岑仲勉先生的意见，岑先生说：“案传文常以七萃与六师并举，人似颇多，副车或无需此数。余则疑萃为亲军或禁军古称。”[39]但“漆车”是丧葬所用，“七萃”亦当与此无关。笔者认为此“萃”字仍应释为“副”，《周礼·春官宗伯·车仆》郑玄注即是明证，《车仆》言五车之“萃”，此言“七萃”，应如顾先生所说是阙车、广车分为左右，“七萃”是七种副车，每种应不止一乘，如《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为乘广三十乘，分为左右”[40]，是楚王的亲军，且“乘广”亦是战车之名。楚国如此，燕、晋、秦、郑等其他国家之国君的亲军规模当大致相仿，可以算是一支规模相当大的军队了。

其二，王先生认为《穆天子传》中的“七萃”源自战国燕王的侍卫禁军，其依据是战国燕地古戎器、古铭文。但是战国燕器铭文中有“七萃”，并不能证明燕国的“七萃”是战国时期才出现的，完全有可能在更早的历史时期就已经存在。王先生将“七萃”的时代严格限于战国，还因为周王卫队之名，传世典籍和金文文献中有明确记载，称为“虎贲”或“虎臣”[41]。按《国语·鲁语下》记叔孙穆子之言曰：“天子有虎贲，习武训也。诸侯有旅贲，御灾害也。大夫有贰车，备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韦昭注：“训，教也。虎贲，掌先后王而趋以卒伍，舍则守王闲，王在国则守宫门，所以习武教也。御，禁也。旅贲，掌执戈盾夹车而趋，车止则持轮，所以备非常，禁灾害也。贰，副也。承，奉也。事，使也。陪，犹重也。奔走，使令也。”[42]“虎贲”“旅贲”“贰车”“陪乘”，等级不同而性质相同，前两者以人言，后两者以车言，其实一也。因此，诸侯之“旅贲”在燕国称为“萃”或“七萃”并早已如此，是完全有可能的，未必是战国时才有的称呼。燕国亲军称为“七萃”，则晋国等诸侯国的侍卫禁军可称“七舆”，命名方式是相同的。

《左传》《国语》所载舆人事迹，与《穆天子传》所载七萃之士事迹，我们可以列表作一对照。

舆人与七萃之士事迹对照表

续表

两相对照，可见舆人和七萃之士不仅皆以副车命名，而且事迹相类。两者皆随从君主出征，都在公室有丧事时助葬服役。在讽谏君主或讽议时政方面，舆人多以“诵”的方式，所诵的是类似于诗的四言韵语，而《穆天子传》中虽然没有用“诵”这个词，七萃之士的劝谏也是以四言韵语的形式。《穆天子传》所载，不能视为西周穆王时期的信史，其中所言制度应是本自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实有的政治、军事体制，其中关于“七萃之士”的部分，诚如于省吾、王贻梁两位先生所论，与燕国的禁军卫队相关。七萃之士与舆人事迹相类，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两者皆是诸侯侍卫亲军之名，与“旅贲”相同，《国语·楚语上》记左史倚相之言曰：“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43]列举了对诸侯的六种劝谏规诫，其中就包括“在舆有旅贲之规”，既言“在舆”之时，“旅贲”亦可称为舆臣、舆人，“旅贲之规”与上文所引《国语·楚语上》白公所言“舆人诵，以自诰也”所指实同。

三 舆人的来源

春秋时期的军队，是以战车为主，参以步卒，车上作战者为甲士，步卒则为平民。舆人亦当如此，则其身份构成也是既有士亦有平民，既然可为诸侯亲军，居所就当在国都之中，应属“国人”，其统领管理者则为大夫级别。故从郑国诅、赞子产的舆人之诵中可以看到舆人有“田畴”甚至有“衣冠”，且“子弟”可以受教育：

（子产为政，）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44]

那么，舆人与其他国人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或者说，舆人在战时是独立的军事组织，其本身有何特殊的性质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探讨之。

一方面是舆官的身份、职责。鲁僖公十年，晋国里克、丕郑为乱被杀，同死者有“祁举及七舆大夫”，孔颖达言其“为申生抱怨”[45]，或有可能，若然则舆人这一群体与诸侯太子有关联。鲁襄公二十三年栾盈为乱于晋国，“惟魏氏及七舆大夫与之”[46]，栾盈曾为公族大夫：《左传》襄公十六年：“祁奚、韩襄、栾盈、士鞅为公族大夫。”[47]又，上文所论《国语·晋语七》中的“舆尉”“舆司马”，其所以设立之故，原文中的话可以给我们以提示：

栾伯请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会文敏，黡也果敢，无忌镇静，使兹四人为之。夫膏粱之性难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导之，使果敢者谂之，使镇静者修之。敦惠者教之，则遍而不倦；文敏者导之，则婉而入；果敢者谂之，则过不隐；镇靖者修之，则壹。[48]

可知晋悼公注意到公族子弟恃宠而骄的弊端，特别重视任用合适的人选担任公族大夫以教导之。紧接着就是对尉、司马的任命，《左传》成公十八年载此事而有“卿无共御，立军尉以摄之”两句，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云：“卿谓军之诸将也……往前恒有定员掌共卿御，今始省其常员，唯立军尉之官，临有军尉而兼摄之，令军尉兼卿御也。”[49]可知尉官乃新设的，在设立元尉的同时还设立舆尉，并用舆司马佐之，以监管舆人，亦当是在与慎用公族大夫相同心理下之举措。可见舆人与公族应有着密切的联系。

另一方面是侍从卫队的通常人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的晋、楚城濮之战是众所周知的著名战役，当时楚成王并不愿与晋军对垒，但令尹子玉坚决主战，文中曰：“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杜预注：“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50]这“六卒”就是子玉的亲兵，身份是子玉的宗族之人。双方的交战过程，文中言“原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杜预注：“公族，公所率之军。”[51]这就是说，晋文公的亲军是由公族子弟组成的。贵族的亲近随从必是其本族之人，对于诸侯来说，其侍从亲军——舆人当然就是公族子弟了。

关于春秋时期的公族，朱凤瀚先生在《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一书中有专节论述，笔者这里所用的“公族”概念，是朱先生书中所言的“狭义公族发展形态”，即“时君所在近亲家族”[52]，管理狭义公族的组织机构是公室，朱先生研究指出：“公室有公乘、卒列等军事武装，只是在作战时要有卿率领。公室的军事武装是由公室属地（主要是指国都周围的郊地）中的国人充任。”[53]笔者认为舆人作为诸侯亲军，就是公室所掌军事力量中的精兵，包括公族子弟（大部分可能为甲士），也包括公室属地上的国人（大部分可能为步卒）。他们与时君、公室之间有着较强的亲属关系和政治、经济联系。

结论

综上所述，春秋时期的舆人是以国君所在近亲家族之子弟为主体，也包括公室属地上的部分国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等级身份既有士亦有平民，有专职的大夫级别官员管理，战时作为诸侯的侍卫亲军。

（胡宁，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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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些史料中的舆人，除《左传》昭公四年杜预注“舆人”“隶人”皆为“贱官”外，自杜预、韦昭以下，古注皆训“舆”为“众”，训“舆人”为“众人”。但是，遍查先秦史料，找不到一条“舆”可训为“众”的确证，而且，对于“众人”具体包括那些人，古注亦语焉不详。所以，现代学者多不再因循旧说，从史料本身出发去探究“舆人”之所指。

[2]20世纪50年代，憩之撰文认为舆人是从事低贱工作的奴隶（憩之：《春秋时代奴隶阶级最基层的舆人》，《光明日报》1956年11月8日）；舒振邦则认为舆人的身份应是国人而非奴隶（舒振邦：《关于〈春秋时代奴隶阶级最基层的舆人〉一文的商榷》，《光明日报》1957年3月14日）。此两人可以说揭开了舆人身份问题争论的序幕。

[3]20世纪80年代，童书业先生的遗著《春秋左传研究》出版，其中对舆人有整段论述，认为：“‘舆人’盖‘国人’中之从征从役者耳。以其地位较低，故用贱隶之名称之为‘舆人’也。‘舆人’可有田地，且可有‘衣冠’，并有能受教育之‘子弟’，其非城外务农之‘庶人’或奴隶可知矣。”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145页。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亦于此时出版，在对哀公二十二年冉有所言“使求从舆人”的注释中说：“杨树达先生《读左传》谓即昭七年《传》‘皂臣舆，舆臣隶’之‘舆’。舆或舆人皆贱役。”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第1720页。此后的学者，大多延续童先生和杨先生的观点而进一步辨析之，有不少学者从《周礼·冬官考工记》“舆人为车”出发，认为舆人是国人的一部分，身份是平民。参见黄中业《春秋时期的“皂隶牧圉”属于平民阶层说》，《齐鲁学刊》1984年第2期；杨皑《春秋战国时代的舆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束有春《先秦舆人及御夫考述》，《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王猛《春秋时期舆人身份再辨析》，《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有的学者则从舆人参与战事的史料较多出发，认为舆人是战士，属于国人中的士阶层。参见周苏平的两篇论文：《春秋时期的舆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春秋舆人考辨》，《人文杂志》1999年第3期。与以上所述有较大不同的是常征在《舆论·舆人·井田制》一文中所提出的见解，他认为舆人是被周人征服地区的原有氏族部落贵族，被用为“管理村社的‘头人’”。常征：《舆论·舆人·井田制——兼议中国封建社会初期形态及其发展》，《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

[4]（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六，中华书局，1980，第1820页。

[5]（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六，第1824页。

[6]（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六，第1825页。

[7]杜预注：“酅，丘陵险阻名。”孔颖达《正义》：“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泽，楚师背酅而舍，知其背丘陵也。盖所舍之处有丘陵名酅，其处有险阻也。”（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六，第1824页。

[8]杨伯峻注：“原田即《说文》之‘田’。‘原’、‘’古韵同部，声亦相近，得通用。今谓之休耕地，《周礼·大司徒》谓之‘一易之地’、‘再易之地’。休耕时，草茂盛，用以为绿肥，‘每每’即形容草之盛出，去年已耕种者，今年即不再用，而用其先休耕者，故曰‘舍其旧而新是谋’。”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58～459页。

[9]（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三，第1802页。

[10]（清）沈钦韩：《春秋左氏传补注》卷三，《皇清经解续编》本，第8页。

[11]（清）惠栋：《春秋左传补注》卷三百五十三，《皇清经解》，学海堂庚申补刊本，清咸丰十年，第21页。

[12]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第290页；本文所引《国语》文字及韦昭注均见该书。

[13]（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五，第1896页。

[14]（清）惠栋：《春秋左传补注》卷三百五十五，第2页。

[15]（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四，第1967页。

[16]（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第2011页。

[17]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十三《晋语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435页。

[18]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十三《晋语七》，第435页。

[19]（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二十八，第830页。

[20]（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八，第1924页。

[21]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6，第107页。

[22]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第144页。

[23]周苏平：《春秋时期的舆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

[24]徐在国、黄德宽编著《古老子文字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第396页。

[2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336页。

[26]（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三十七，第890页。

[27]（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九，第2091页。

[28]（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三十五，第1514页。

[29]《左传》昭公十二年：“周原伯绞虐其舆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舆人逐绞而立公子跪寻，绞奔郊。”（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五，第2064页。

[30]（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第2012页。

[31]（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二，第2034页。

[32]山虞是掌山林之官，《周礼·地官司徒》：“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十六，第747页。

[33]（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六十，第2181页。

[34]王贻梁：《穆天子传汇校集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第18页。

[35]转引自王贻梁《穆天子传汇校集释》，第18页。

[36]顾实先生说：“《国语·晋语》曰：‘古之为军也，军有左右，阙从补之。’文二十年《左氏传》曰：‘楚子为乘广三十乘，分为左右。’”楚僭王，故分左右广。则“五萃”中之阙车、广车各为左右，适合“七萃”之数。《穆天子传》中的“七萃”，实仍即《周官》之“五萃”而变言之，非有增也。转引自王贻梁《穆天子传汇校集释》，第18页。

[37]王贻梁：《穆天子传汇校集释》，第18～19页。

[38]王贻梁：《燕戈、“七萃”及〈穆天子传〉成书年代》，《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2期。

[39]岑仲勉：《〈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7年第2期。

[40]（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三，第1880页。

[41]王贻梁先生说：“七萃之士的‘七萃’，《穆传》多与‘六师’相伴，又在王之左右，知其为王之禁军卫队无疑。然周王卫队在西周金文与文献中皆名‘虎臣’或‘虎贲’，早已是常识了，而《穆传》却以周王的卫队为‘七萃’。”王贻梁：《穆天子传汇校集释》，第19页。

[42]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五《鲁语下》，第188页。

[43]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十七，第551页。

[44]（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第2012页。

[45]（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三，第1802页。

[46]（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五，第1976页。

[47]（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三，第1962页。

[48]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十三，第434页。

[49]（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八，第1923页。

[50]（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六，第1824页。

[51]（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六，第1825页。

[52]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第435页。

[53]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版），第4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