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绪章 躲在房间的孩子，敲不开门的父母

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数据显示，所有精神卫生疾患中，抑郁症是青少年疾病和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国内，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也就是说几乎每5个孩子中就有一个可能抑郁。

但“青少年抑郁症”依然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与讨论。和成人抑郁症患者不同，孩子们与社会连接微弱，难以有效求助，甚至无法意识到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的痛苦隐没在学校和家庭的方寸之地，无声地蔓延。

01 孩子厌学崩溃 父母后悔不迭

对初一学生孟秀来说，等待考试排名，就像等待一场判决。

上学期，孟秀的成绩是全班第一名。一直以来，他是班里学习最好的孩子，也是最听话的孩子，老师喜欢他，爸爸妈妈也视他为骄傲。至于“学习压力”，那原本就平等地落在每个学生头上，不管怎样，他一直都是第一名。

孟秀说不清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的痛苦几乎侵入了他身体的每一寸。可无论他如何尝试倾诉，换来的都只是劝慰和鼓励。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压力，早已经越过了能够承受的极限。

在学校里的每一天都是折磨！

孟秀就读于全市最好的初中，这所学校奉行应试教育：学生们每天、每周、每个月都要考试。而每逢考试，他就紧张得心跳加速、头晕，脑袋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自己写的答案全错。

说出那句“不想上学”，是孟秀最艰难的决定。那天是父亲的生日，恰好也是妇女节，母亲买了蛋糕，炒了两个菜，想给儿子一个温馨的夜晚。孟秀放松下来，准备和父母讲讲心里话。他告诉父母，他很怕考试，这已经让他难受到无法上学了。他记得父母当时坐在自己的对面，他们哄着自己说：“你是学生，你的任务就是学习。”

那晚，班主任竟被父母请了过来，在老师的威严面前，除了点头，孟秀做不出其他动作。在他的理解里，班主任一条一条地列出上学的必要性，背后隐藏着一个不可更改的答案：孟秀必须上学。

“他们觉得一切似乎只是学习的问题，他们只在乎学习。”孟秀说。他觉得，家长和老师其实根本没明白他的感受。他们都觉得他是学习压力大，或者稍稍理解，他的压力比其他人都大，但是他们不懂，其实他根本就是在深渊里。

孟秀妈妈记得，初一开学不久，儿子几次在家里大哭，说心里烦得很。可每次发泄完压力，他又会默默地拿起书本开始学习，成绩从未下滑过。这让妈妈觉得很心疼，想方设法带他下馆子、看电影、唱KTV，“怎么也要帮他减轻点压力”。可对孟秀来说，很多压力就是来自妈妈。

他随口说出一段回忆，小升初考试结束后，妈妈带着他逛商场。本意是想让他放松，可当妈妈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别的家长已经晒出来孩子录取的喜报，而他还没有，妈妈以为他没考中，于是在商场里面突然发火，当着路人的面踢他：“别人都考上了，为什么你没考上？你是不是都在假努力？”其实，他考了一个很优异的成绩，两千人中，他排在前几名。

第二天早上，孟秀走出房门，在沙发上静静地坐着。父母远远地看着他，不敢吭声，似乎在等待他的决定。一瞬间，这个14岁的男孩大哭着跑回房间，又从房间里走出来，告诉父母：“我上学去了。”说完，他突然穿着拖鞋冲出家门，快速爬到六楼楼道的窗台上，作势要往下跳。妈妈死死抓住儿子，语无伦次地喊他：“妈妈同意你休学了，你先休学吧。”而孟秀的爸爸则冷眼站在一边，说出口的都是嘲讽：“他是故意的，就让他跳。”一直到后来，爸爸都没能理解，要说学生苦，哪个学生不苦，怎么偏偏自己的儿子遇到困难就往回缩。

两段生活，一段是白昼，一段是黑夜，一段充满希望，一段是无边的绝望。这其中是每一个抑郁症患者的家长无法接受、耿耿于怀的落差。而切开两段生活的那个瞬间，听起来无比残酷，却总是那样毫无征兆地到来。

当抑郁症落在未成年人身上，孩子和父母都将面临少有人知的处境。

在我们接触的多个抑郁症患者的家庭中，父母大都后悔不迭：为什么当初完全没有捕捉到孩子的求助信号？他们尝试描述一些模糊的“征兆”，却都和“学业压力”“青春叛逆”这些平常词汇搅杂在一起，无从分辨，无法拾起。

郭彤妈妈反复回忆的“那一天”，开始于一个从学校打到她手机上的电话，老师说，郭彤在学校身体不舒服，让她赶紧来接女儿。老师正说着，女儿就自己拿过电话，亲口说：“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很难受，很难受。”听到这句话时，郭彤妈妈正在开车。她把车停在路边，从脚尖到手指，她突然不能动了，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兜头笼罩过来。

这个电话打过来的前两周，郭彤几次在家里哭闹，要求父母送自己去看心理医生。他们去了本市一所精神咨询诊所。在走廊里，郭彤妈妈呆呆地坐着，听见一墙之隔的屋子里女儿大哭的声音，隐约听到女儿在说，她想自杀。咨询师告诉郭彤的父母，孩子情况很危险，建议送到精神专科医院就诊。

那天晚上，郭彤被医院确诊为“重度抑郁”，医生建议她住院六周。当时，郭彤的父母已经震惊得没了感觉，他们不了解什么是“重度抑郁”，但他们坚决无法接受孩子近两个月不上课——“天要塌了”。

在他们对抑郁症模糊的了解里，封闭加上远离人群，病只会越来越重，何况还有最重要的前途……最后，他们给孩子拿了一盒抗抑郁的药——“舍曲林”，哄着她休息两周，随后返校。他们以为，或者说，他们祈祷着，在药物和同学陪伴的帮助下，女儿会好起来。她没想到，才刚刚返校，女儿就在电话里告诉她，真的坚持不了了。

郭彤见到女儿的那一刻，看着女儿绝望的样子，她明白女儿说的是真的，于是带她回了家。

在陪伴女儿的日子里，郭彤妈妈一直在想为什么会走到这一天。不是没有线索，每一个画面都在事后才清晰起来：女儿一直抗拒上学。上初二以后，女儿曾在穿过马路时，说出自己不想上学的愿望。望着马路对面的校门，郭彤妈妈一口回绝。女儿眼圈变红了，却不再回嘴。随后，哪怕是对于本该是休闲放松的事情，女儿也失去了积极性。比如，女儿原来十分期待每个周末的羽毛球课。可后来有几次，临上课前，她帮郭彤梳起辫子时，女儿的表情总是会无端变得失落，并央求自己取消羽毛球课。郭彤妈妈对此非常气恼，她摸不着头脑，但也只能顺着女儿。她劝自己说，这个年龄的女儿青春叛逆，心里藏事，父母应当尊重，给空间，不多问。

郭彤的诊断结果显示她已经拖延至重度抑郁。原来那种痛苦早已超过这个孩子的身心极限，但她就这样沉默着坚持了很久。她发出的每一个信号，爸爸妈妈都没接收到。想到这一点，郭彤的妈妈总会心如刀绞。

“他人即地狱”，这句话道出了抑郁症患者最大的生存困境：误解和偏见。也正如伯顿所说：“所有这些疯狂皆源于我们自己，但最能使我们遭受重创的还是他人。”抑郁症患者的康复依赖于周围世界的温度。

瑞莎第一次被诊断出抑郁症，是同学陪着她去的医院。去之前，瑞莎曾经恳求父母给自己联系心理咨询师，她已经痛苦了很久很久，总是感到恐惧，却不知来由。父母的回应却都是：小小年纪看什么咨询师？

那天，瑞莎拿到了那一纸诊断：她得了抑郁症。这个事实，是同学的家长打电话告诉瑞莎父母的——瑞莎那时已经不信任父母了。

在瑞莎确诊“重度抑郁、轻度焦虑”一周后，瑞莎妈妈也一直在纠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使得女儿患上了抑郁症？女儿该怎么办？要不要继续上学？直到另一位学生家长给自己打来电话，对方在自己孩子的微信聊天记录里看到，瑞莎频繁在学校里哭，一直哭。瑞莎妈妈说，那一刻像是“当头棒喝”，她那时才意识到女儿比自己想象的还要痛苦。

当天晚上，她问瑞莎：你想要休学吗？瑞莎马上回答：是的。

02 孩子离校休学后陷入迷茫

瑞莎以为离开学校自己会逐渐好转，却渐渐发现，其实只是陷入了另一种困境——稍稍松弛的痛苦和更加深刻的迷茫。“不知道该去向何方。”

之前，瑞莎习惯在情绪失控时用小刀割伤上臂、小腿，然后装作无事发生地放下衣袖，仿佛这样就变回了正常人。住进精神专科病房后，刀具是不被允许带的，正规治疗也缓和了瑞莎的焦虑情绪。身体上的伤痕渐渐褪去，心里的伤却越来越深。她发现，最无法面对的，是她自己是个病人这个事实本身。

有一次，电休克治疗之前，瑞莎逃了。不是怕疼，她无法接受这种叫作“精神治疗”的手段：我难道是精神病人吗？尤其是，精神渐渐稳定下来，她不得不承认：抑郁症已经慢慢将她脱离了同龄人的轨道。别人都在向前走，而她只能在原地看着他们。曾经，朋友想要到医院看望瑞莎，瑞莎回复说：“那你帮我带把刀来。”那位朋友最终没有前来看望。

住院半个月的时候，有个朋友来看瑞莎，她当时刚完成镇定药剂的注射，有些站不稳，被护工搀扶着走回病房，正巧被朋友看到。瑞莎说，她一下子就烦躁起来，刚注射的药剂也压不住。后来瑞莎知道，这种感觉叫作“病耻感”，是生病的一部分，她必须学会接受。尽管心里翻江倒海，但瑞莎尽力维持着脸上的微笑，像从前那样和朋友寒暄，谢谢朋友给她带的课堂笔记。

瑞莎就读于全国前十名的国际高中，上一届，有近三十位同学拿到了牛津、剑桥的入学邀请。本来，她想着只要跟上大家的步伐，别被丢下，就自然有一个不错的未来。可随着状态不受控地滑坡（最初瑞莎不知道自己是得了病），她渐渐无法集中注意力，但被关乎前途的忧虑逼着，再怎么痛苦，她也没真的撂挑子。

即使在病房里，瑞莎也天天做题，看笔记，只要情绪稍稍平静，她就会拿起书本。一个疗程过后，瑞莎出院了，正好有一场阶段性的大考，她主动要求回学校考试。这一次，学校为她开设了一间单人考场，心理老师坐在她旁边看着她写完试卷。成绩出来了，瑞莎仍然退步了很多，她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以前的分数却仿佛回不来了。

原本，所有人在一条求学轨道中齐行并进，可那些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在痛苦超过了身体极限之后，只能慢慢从原有的位置离开，离开熟悉的集体生活。无法选择，只能消失。那之后，瑞莎从所有同学的朋友圈里隐身了，但也一直关注着他们的动态。

休学一年后，瑞莎看到一个同学在朋友圈抱怨某所国外知名高校的申请流程过于烦琐。那位同学讽刺道：在申请计划里，这所大学只能当保底的，为什么要搞出这么多破事？“保底”两个字深深刺痛了瑞莎，好不容易维持的平静在那一刻彻底崩溃了。

青少年抑郁援助者邹峰在采访中说，这种“被抛离”的迷茫，是悬在所有抑郁症孩子头上的一把剑。每个抑郁症患儿家长都担心孩子的未来，可家长往往不知道，孩子自己其实更担心，只是不想说，不敢说。

2019年，邹峰参与组织了一次青少年抑郁群体亲子营活动。孩子依次自我介绍，一个女孩微笑着宣布，自己将在20岁生日那天自杀。邹峰当场愣住，不知道该如何接话。另外两位孩子接过话筒，附和着说自己也有同样的计划，只不过没有确定到具体哪一天。

当时邹峰问女孩：如果在20岁之前，有一个特别优秀的男孩追求你，你会改变你的计划吗？女孩回答，他们追求是他们的事情，我自杀是我的事情。邹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他一直记得这个女孩。直到女孩20岁生日的那一天，邹峰看到女孩在群里自嘲：我还是下不去手。

后来，邹峰慢慢了解到，女孩说想要自杀，恐怕是因为她以为只有自杀，才可以解决对未来的恐惧——父母都是高知，她却休学数年。关于未来，她已经没有别的答案可找。

在三年的心理援助经历中，邹峰感受到，病中的孩子急切地需要一个容许自己正常生活的环境。在现实世界，孩子们始终在寻找着那间屋子。然而，对很多孩子来说，总是不知道那间屋子在哪里。

休学后，孟秀一度处于低能量状态。那时，他总是紧闭着卧室房门，仅在去厕所和取餐时才会走出自己的小世界。暴露在卧室之外时，他极力避开父母，因为害怕看到他们满脸同情，更害怕在他们的眼睛里看到不堪的自己。

他买了一大瓶叫作“白苔”的香水，味道像雨后的青苔。他找到了唯一让自己稍微舒服的方式：只需要躺在床上吸一吸鼻子，就能感受到大自然的清新。

在一年多的独居生活中，孟秀把微信通讯录中的同学逐一删去，不顾白天黑夜地不停刷美剧，希望能把大脑放空，什么都不必想。

但他还是本能地做着严肃思考，他衡量过应试教育这个体制，他的结论是：对于社会而言，这个体制是相对公平而低成本的，甚至是高效的，但副作用是给予个体的压力过大。他劝自己不要把所有问题怪罪给外界，自己也要学着改变，学会抗压。

一度，孟秀尝试从卧室走出来，并提出要读一年初三，然后去参加中考。母亲得知后欣喜若狂。可是复学前两天，压力就排山倒海般回弹，熟悉的痛苦和恐惧再次袭来。孟秀不愿放弃，还是坚持上了两天学。他说，那两天，他连吃早饭时都在思考要不要活下去。

第三天，孟秀彻底放弃了。

03 父母被孩子的抑郁症拉入深渊

几位抑郁症孩子的妈妈都觉得，即使搜索所有的经验，她们还是无法完全共情孩子，她们不知道孩子为什么会那么痛苦，也不能理解孩子为什么会陷在莫名的东西里难以自拔，总想着“做点儿什么”，让那个会笑、知上进、懂生活的孩子回来。可所有的努力，在短时间内（以年计），几乎注定像投进深渊里的石头，没有回响。而往往她们用力过猛，又会反过来伤害到孩子。

很多家庭在这种恶性循环里搏斗、消磨，最终，父母和孩子一起坠入一种无能为力的状态——孩子连命都不要了，我还能拗过他吗？

孟秀休学后，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上去毫无生气。正好有个亲戚说孩子可能中了邪，要不要试试做一场法事，孟秀妈妈病急乱投医，就同意了。

那时候她自己身体也很差，就找了一个给自己祈福的理由，带着儿子去拜庙。车开到庙门口，法师招呼儿子进庙里接受仪式，孟秀突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跳下车，朝着来时的方向狂奔，完全不顾身旁车辆飞驰。

几个小时后，孟秀妈妈才追上孩子。孩子的情绪骤然爆发，大喊大叫。那天之后，孟秀对父母彻底没了信任，他把自己卧室的门关了一年多，这一次父母说什么都没用了。

儿子生病的第五个月，孟秀妈妈也确诊了双相情感障碍。医生建议她住院，但她只拿了药。因为丈夫一直不肯接受儿子生病这件事，她无论如何也不放心把儿子单独留给丈夫照顾。母子俩每天的日常就是，妈妈回家做好晚饭，端到客厅，又躲到自己的房间，不多时，孟秀会悄悄出来，把饭端回自己房间，客厅里永远一片寂静。

此前，在单位里，孟秀妈妈和几个同事闲聊，提及有个朋友圈里公认的“出息孩子”得了抑郁症，那孩子在香港大学读书。有人叹气，考上那么好的大学有什么用，一辈子还不是废了。更多人附和，是啊！这辈子都废了。后来，自己的儿子也出现了抑郁症状，孟秀妈妈没和任何同事说。每当难过的时候，她会找个没人的地方，有时拿手机反复往自己脸上砸，有时用指甲使劲掐自己的胳膊，留下一道一道伤痕。

郭彤妈妈把女儿从学校接回来那天，女儿一下子倒在床上，背对着自己看起了手机。帮女儿关上房门后，郭彤妈妈悄悄趴在门上偷听，发现她刚出去，女儿在房间里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躺下，不知道在做什么。但她一进去女儿就又不动弹了。

郭彤妈妈忍不住质问女儿：“你到底有没有病？”郭彤情绪一下子爆发，她走到客厅里，开始历数父母从小对自己的伤害，情绪渐渐失控。当天晚上，女儿冲出家门，坐在楼道里的窗台上，牢牢盯着地面，像是在考虑要不要跳下去。想办法把女儿劝回来后，郭彤妈妈再也不敢提上学的事。

女儿不上学以后，郭彤妈妈这么形容她的感受：“天都塌了。”

女儿在家的第一个月，郭彤妈妈一直盯着班级大小群的各种消息，包括哪个孩子被老师提醒穿校服，她都记得。随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郭彤妈妈每天按照群里的要求打印讲义、作业，到女儿房间外一板一眼告知她网课安排。在她固执的思维里，女儿还是像一个普通学生那样在生活。无奈房间里始终没有回音。为了寻求帮助，郭彤妈妈加入了一个由家长组成的线上微信社群，很快成为群主。她发现，群里的近500名家长每天发上千条信息，全都在历数孩子的“不正常”：孩子不做作业，日夜颠倒，不洗澡，不出门……他以后怎么办？这些都没有人能够给出回答。

一个工作日的下午，郭彤妈妈忍不住推开女儿房门，发现女儿正在睡觉。她质问女儿为什么不上网课，女儿说自己头痛。她想戳穿女儿，于是让她穿戴好准备开车去医院，她期待女儿半路上能给自己解释一下，但女儿一句话都没说。最终，她没等来那句解释，也没有真的去医院，一路沉默，只能掉头回家。

瑞莎躲在自己的空间里两年多，她感觉自己在一个无尽黑暗的地方，她需要紧紧抓住什么理由，好让自己活下去。比如，一件网上淘的裙子尾款还没付，她告诉自己裙子到货之前不能死。裙子到货后，她给自己化了妆，染了头发。她说，那一刻的自己是崭新的，这个念头如同一道亮光照进黑暗中，让她有了活下去的动力。但在大多数时候，她的情绪还是只能通过割伤自己才能释放。

她一直极力寻找让自己感觉快乐的事情，写日记、画画、做公众号，这些事情成为她的生活里也许会顷刻熄灭但毕竟存在的微小光芒。在朋友圈看到同学纷纷晒出入学通知之后，瑞莎决定一边吃药，一边在父亲的陪同下出国读预科。如果顺利，一年以后就能拿到大学的入学申请。走出房间，回归所谓的“正常”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瑞莎和父亲都无法预料，毕竟离开太久了。她对此有期待，却因陌生而恐惧。

某天，瑞莎的父亲听见女儿在电话里让自己赶紧回家，到家后，他看到家里的碗碟碎了一地，原来是新环境再次带给瑞莎痛苦和压力。看女儿这样，父亲难过，又感到释然，他明白这也是女儿释放痛苦情绪的一种方式。事后，瑞莎父亲独自去附近的树林里散步，让心情平静下来，回到家里，他只让女儿看到他的笑脸。

作为唯一一个确诊过抑郁症的学生，瑞莎成了全班的焦点。在学校，几乎每个月她都要被叫出教室，去心理咨询室做辅导。她的每一个讯号，比如趴在桌子上几分钟，都会被老师和同学解读为某种危险征兆。为了不被当作一个病人，瑞莎开始学着开朗、健谈，避免流露低落情绪。在日记里，她把这种感觉描述为“挤在人群之中，被人推着走”。

瑞莎的专业是心理学。预科末尾，有一个长篇论文作业。瑞莎撰写的《在中国，抑郁症病人受到哪些歧视》获得了满分。查到分数的那一刻，瑞莎感到久违的快乐，可她还是会在反复通读全文后，觉得自己的文章不够格。虽然自我否定的习惯一时难以抹去，但比起从前，她确信自己已经不一样了。

2020年12月，瑞莎拿到了大学的正式入学通知。

孟秀不时梳理着自己“向前走”的阻碍。在不上学的日子里，他尝试学编程、视频剪辑、日语和绘画，努力想让自己成长得快一些。他说，自己的第一个困难是很久没有回到学校，难免会有不舒适的感受。另一个困难是父亲虽然也照顾着自己，但他至今不能接纳自己的孩子患有抑郁症。

父亲的脾气并不火爆，通常会把所有怒气压缩成嘲讽。可在孟秀的记忆里，父亲总是会重复一个观点：自己同事天天打孩子，那个孩子都没出现问题，孟秀为什么就会出现问题呢？孟秀告诉他，自己和他同事家的小孩不一样，每个家庭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每次说到这一点，父亲总是试图终止话题。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孟秀学着不再关注父亲的反应。他决定再一次改变自己，试着去接纳这样的父亲，接纳父亲无论如何也不接纳他患病的事实。只有这样想，他才能说服自己平静下来。

在收拾女儿的房间时，瑞莎妈妈发现女儿在一本名为《活下去的理由》的书中做了大量标注。女儿画选了和作者共有的症状，在作者列举出的书单和音乐下方，她也一一注明自己的兴奋，似乎每一次被书中的观点吸引，都给了自己希望。

那时，瑞莎已经就读于一所环境相对宽松的私立学校。母亲本以为自己已经很懂孩子了，但在那一刻，她发现女儿在病中走过的路远比自己想象的艰难。同样，隔着校门口的伸缩门，郭彤妈妈也看到了女儿的另一面。

从开学第一天起，郭彤每天给母亲打电话至少一次，每次至少一小时。对郭彤来说，这所国际高中充满挑战，她时常失去信心，隔着听筒流泪。有一次，学校保安破例打开校门，郭彤一下子冲进母亲怀里。

还有一次，郭彤一定要请父母吃午饭，转身去食堂打包外卖。郭彤妈妈站在门口，从人群里看到女儿的肩膀上，似乎同时绑着几件外套，这是流行的穿法，但又显得潦草。女儿拿着打包好的食物走出食堂门口，在人群里四处张望，搜寻着父母的身影。郭彤妈妈一阵心酸，之前觉得女儿在家里总和自己作对，此刻才意识到她也一直在被迫成长。女儿把饭给他们之后就走了，她和丈夫舍不得浪费女儿的心意，在学校对面的公交车站寻了一块空地，坐下来把饭吃了。

过了两个月，郭彤每隔几星期给家里打一次电话，她开始不再为疾病烦恼，逐渐融入了同龄人的世界。

孩子的抑郁症，也是父母的一堂课。有些父母在漫长的挣扎中“毕业”了，懂得了医学意义的“抑郁症”是怎样的状态，以及如何和这样的孩子相处；也有些父母一直徘徊在里面。

撰文：石润乔

医生说：

据WHO统计，全球约有3.5亿人患抑郁症，中国已确诊抑郁症患者超过5000万。

抑郁症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抑郁发作时一般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精力缺乏等。

大家首先要先学会区分抑郁症和抑郁情绪的不同。抑郁情绪是人的正常情绪，一般由社会因素、环境因素导致，是暂时性的。当环境或其他因素发生改变后，抑郁情绪也会随之消失。而抑郁症则会导致患者持久的、毫无缘由的心境低落，并且很难进行自我调节。患者往往对任何事物都提不起兴趣，就算环境等相关影响因素发生改变后症状也仍然会持续下去。

目前抑郁症的发病呈现出逐渐低龄化的现象，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出现抑郁症状。青少年发病的主要原因大多是学习压力过大。在同样压力下，那些有精神疾病遗传因素和有创伤经历的孩子们发病概率更大。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情绪通常以易怒而不是悲伤为主，经常会伴有找不到病因的躯体疼痛。相对于成年患者会自我孤立，青少年患者一般疏远父母，但会拥有亲密的伙伴。

青少年抑郁症的病因中，有生物学的原因，比如他们正处于身体急速发育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为体内激素的急速变化，造成内分泌紊乱，从而感到非常不适。

还跟青少年的性格有关，比如有的青少年比较孤僻、固执。还有的青少年虽然看上去活泼外向，但实际上内心敏感、脆弱。

社会环境因素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原生家庭、学业压力以及同伴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致病因素。比如青少年被同学和老师霸凌，无法应对和处理这些关系，又或者父母关系不和，经常吵架，或是青少年经常被父母训斥、指责和批评等，都会成为不利于青少年成长的负面环境。

青少年抑郁将来有可能演化成双相情感障碍。年纪越小，患双相情感障碍的概率就越大。据国外临床研究，14岁以前出现抑郁症症状，有50%到70%的人最后会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13至19岁之间患上抑郁症，患双相情感障碍的概率大约50%左右。

双相情感障碍是一类既有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精神障碍。躁狂发作的表现为情感高涨、言语活动增多、精力充沛等，跟抑郁发作时正好相反。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症状会在躁狂发作和抑郁发作之间交替转换。

抑郁症对于青少年成长有着非常负面的影响，轻微的会影响他们的人际关系和学业进程，严重的则有可能会导致患者自残或自杀。所以对于抑郁症我们一直都提倡早发现早治疗。

抑郁症的治疗主要包括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和心理治疗三方面。较轻的抑郁发作或许能够受益于心理治疗，但中度以上的发作通常建议首选药物治疗。能否在孩子的生活中建立支持性的环境是抑郁症治疗的关键，这就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为孩子提供更加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也需要三方之间紧密合作，一起为孩子编织一张心理健康的保护网。

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们表面上是在救治一个孩子，其实背后是在推动一个家庭的自我修正，从而一步步影响整个社会的内在健康发展。

就目前国内青少年抑郁症的现状来说，看见和了解就是改变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