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神州评说
广东和浦东的对话
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是不是也有个“原始积累”的过程?
改革开放之初，大家对外部世界眼花缭乱，而我们在工作中又缺乏经验，广东一些人采用不正当的手段发了财，按我的说法是当过“流氓”。上海能不能避免这种“由流氓到绅士”的发展道路?
一味追求纯而又纯的东西，往往会走入死胡同。
上海的“浦东热”和广东的失落感
王志纲（以下简称王）：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整个广东及香港这一带，对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十分关注。
陈毛弟（新华社记者，以下简称陈）:我也有同感。
王:而这种关注带有强烈的失落感在里头。他们好像以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央的整个开放部署已经开始东移，而作为80年代独占改革开放鳌头的广东将被上海所取代。这使得广东人在心理上产生了失衡。你在上海，觉得上海人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陈：首先，无论是上海的政府官员，还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并没有意识到90年代中央开发、开放浦东是要取代广东；而是觉得，广东在开放中的率先崛起是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赋予她的任务，90年代开放浦东也同样是国家赋予她的历史命令。这两者并不矛盾，也不存在对峙的问题。广东仍可以按既定的目标去发展，而上海也应有选择地吸取广东开放中的经验。但可以肯定的是，上海开发浦东与广东在思路上、策略上有所不同。
王：1987年12月，我到珠江三角洲采访，当时刚好国内提出“国际大循环”的思路，全国各地纷纷到广东取经，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率领一支上海历史上最大的代表团到达广东。
陈：确切地说是在1988年初。
王：令我感到最费猜测的是，当时上海浦东的开发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而到了1989年底、1990年春，浦东的开发、开放紧锣密鼓，一下子变得炙手可热。这里面是不是有两种原因：其一是海外有人猜测的，开发浦东是否与江泽民到中央工作有直接关系；其二，中央是否清楚地意识到，90年代如果对外开放的重心仍倾斜在广东的话，可能使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受到局限，所以下决心把上海推向对外开放的第一线，于是，天时、地利、人和促成了浦东的开放。这个分析，你以为如何？
陈：我并不完全同意你的分析。因为中央同意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方案，经历了几年的酝酿，不是仓促中决定的。最早可追溯到1983年，上海给国务院递交了两个方案，都提到了开发浦东问题。1985年从江泽民担任市长起到离任，这个课题一直没有停止过研究。1988年，上海召开了一个开发浦东的国际研讨会。1989年8月，江泽民同志回上海交接工作时，又重提浦东开发问题。其间，邓小平、杨尚昆同志也对浦东开发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但我所接触到的包括上海人以及到过上海的外商，好像大都对浦东开发区持保留态度，觉得三五年内，谈不上投资条件，上海的技术人员也将继续外流到深圳、珠海。有人甚至认为，几十年的计划经济观念把上海人束缚得很厉害，上海人是否能尽快适应新的改革开放观念，关系到浦东开放的“软件”问题。
陈：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其严重程度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厉害。上海的领导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反过来说，几年改革开放，虽然重点在广东，但其影响已覆盖整个中国，上海自然也不例外。
广东开放的得失给浦东提供了怎样的借鉴
王：现在有一个很敏感的问题，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是不是也有个“原始积累”的过程？搞改革开放，首先一条是发展基础设施。以广东为例，开放10年，仅桥就建了四百多座，耗资数以亿元计，还要发展交通、电信和电力事业。中央没有投资，只是给特殊政策。以深圳为例，发展到现在，据国外统计有上百亿元用在了基础设施上。钱从何而来？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深圳这个“洼地”，中央各部委、全国各省市纷纷到深圳开窗口，多则几亿元，少则几千万元，上百亿元就这么聚起来了。在这个基础上，“三资企业”才纷纷上马。
今天，浦东的改革开放，再不会产生80年代那种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洼地效应”。那么，上海希望的外资进来和内资涌入“两大优势”，都将面临很大困难。面对艰巨而庞大的浦东开发工程，而且要达到高于80年代广东的开放水平，上海的估计是否过于乐观？
陈：据我了解，浦东的基础建设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资金来源大体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中央的拨款和贷款；二是外资，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已主动就一些重大项目提出投资；三是长江流域各省的集资，现在看来更没有问题。
80年代广东以其毗邻港澳、海外关系多、对外开放早等优势，经济迅速崛起，不仅对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也在国际上树立起辉煌的样板。但是，广东工业起点低，主要是利用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厂房进行来料加工，发展受到局限。而上海及长江三角洲的重工业及其他的行业门类，自身开发能力强，发展潜力巨大。所以，上海浦东的开放必须不同于广东，走出一条新路。
王：这里面有个问题，不仅是你，许多人都认为，广东改革开放的失误就在于“工业起点低”和“三来一补”企业泛滥。但有些规律性的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三来一补”遍地开花的广东，起先都有很好的设想，希望引进高技术、无污染的产业，但结果不少地方弄来的还是化妆品、可口可乐、口香糖等一类东西。很显然，人家看中了你这个消费市场。而我们由于饥不择食，也不得不屈从于这一点。根据广东这10年的发展来看，如果没有早期的低层次的项目起步，而是一厢情愿，一上来就想上高技术项目，难度很大。
陈：上海与广东不一样，上海已经有一个第三产业非常发达的老市区即浦西，它可以成为浦东的坚强后盾。而浦东绝不能再走广东的老路，因为上海在工业、科技方面一直在全国居领先地位，今后还要保持这种水平。上海搞上去了，将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并对全国经济产生影响。因此，90年代浦东的开发、开放必须有一个新的层次。正如上海人说的，浦东开发是一个跨世纪工程，而不是急功近利的，它的真正起飞将在2000年。
王：这一点上说，我很佩服上海作为全国“老大”这种“长兄为父”的风范。
陈：这也正是许多上海人对广东不理解的地方。80年代广东开放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我个人认为至少有两点是不足取的：第一，享受了国家给的优惠政策，没有承担相应的义务。广东靠中央的政策和兄弟省的资源发了家，但每年上交国家财政不过20个亿，而上海每年实际上交130个亿。第二，广东物质上去了，一些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却容易在那里找到温床，繁衍滋生。
王：对你说的第一点，我曾经进行过调查，广东人说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在广东的投资基本上是一个空白，没有大型项目，在江浙一带的投资却很大。所以比较起来，基础差的广东开放初期投入大是可以理解的。第二，关于广东上交中央财政的数字，你的了解有偏颇，实际情况是开放之初，广东上交中央财政是11.7亿元，到了1990年，已增加到38.3亿元，增长幅度不算小。第三，中央在广东的企业，开放初上交中央财政只有4.4亿元，1990年已猛增到109.6亿元，上述两个数字加起来，中央从广东得到的钱并不比上海少。第四，全国有两三百万打工仔在广东打工，解决了广泛的社会就业暂且不论，打工仔每年汇款款项有数十亿元，由此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亦不可低估。
陈：广东要发展，劳动力资源从何而来？大量熟练工人、技术人员到广东拿多少钱？他们为广东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根本不是什么包袱。
既打开窗子又打死苍蝇
王：你认为广东一个很大的失误在于广东“黄源”问题严重，也就是说“窗子打开了，苍蝇也飞进来了”。现在有人说是“五湖四海名妓下广东”，其实这其中上海与内地占了很大比例。
陈：问题是广东“气候宜人”啊！
王：这也要具体分析。广东是经济最活跃的开放地带，外资企业占的比重很大，它们是资本主义企业嘛。另外，广东是当前中国流动人口最大的区域，一年上千万人次进入这一地区，为“黄害”泛滥创造了条件，所以广东“黄害”问题实际是个全国性问题。回头看上海，伴随着开放规模的扩大，也存在着“黄害”泛滥的危险性。外资企业多了，流动人口多了，社会“繁华”了，国内暗娼就会奔上海来的。还是马克思那句话，存在决定意识！这种情况要处理好确实有很大难度。因为既然开了窗，苍蝇就不可避免地要飞进来。
陈：按你的“存在就是合理”的理论，国家没钱，靠走私发展经济也算合理的。要吸引外资，默认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也算合理的？
王：“存在就是合理”不是我的观点。“承认历史重视历史，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供借鉴”倒是我的观点。80年代广东就是这么走过来了。改革开放之初，大家对外部世界眼花缭乱，而我们在工作中又缺乏经验，广东一些人采用不正当的手段发了财，按我的说法是当过“流氓”。可我并不认为“流氓”是好的。重要的是在几年的实践中，人们看到那样发财靠不住，日趋完善的管理措施也发挥了扶正祛邪的作用，有些人正在由“流氓”变成“绅士”。这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原始积累”过程。上海能不能避免这种“由流氓到绅士”的发展道路？谁给你起步钱，广东起步阶段的一些邪门歪道不足取，那正道到底该怎么走？这是我为浦东担心的。
陈：这种担心我也有。但我觉得，广东80年代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成绩，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这首先是应该肯定的，并且要好好学习，但对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要坚决加以抵制。正如中央提出的，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改革开放，这是不能动摇的。关键是既要打开窗子，又要打死苍蝇。
王：所以，广东走过的路的确是值得研究的,担心只能通过实践来解除。如果思想不向前发展，一味追求纯而又统的东西，往往会走入死胡同。所以，中央的这个方针是非常正确的，当然具体执行好也不容易。我希望上海浦东能成功。
陈：这一点我们是完全一致的。
（原载于《半月谈》内部版一九九一年三月）
温州与“珠三角”的对话
不论是珠江三角洲，还是温州，它们实际上都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经济特别快车。这条大道应该允许各种牌号的快车通行。
王志纲（以下简称王）：你长期任新华社温州记者站站长，对温州经济发展的轨迹和目前的状况具备发言权。有关温州的传闻我听了不少，对温州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许多疑问。前不久，我刚好到珠江三角洲进行了调查。我们可把两地的发展探索进行充分的比较，也许将取得一些有助于探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共识。
陈坚发（新华社温州记者站站长，以下简称陈）：我在温州待了6年，对温州的经济发展一直在不断地跟踪研究。近年我也多次采访珠江三角洲，对两地的发展进行一些比较是有益的。
温州的原始积累
王：温州的“绯闻”传得很广，概括而言计有：温州的成功得益于私有经济大发展；温州人不干实业只会在流通领域倒腾；温州的个人都富了，而社会却瓦解了；还有，封建迷信大抬头、经济犯罪严重、满山遍野的死人别墅、人们热衷于做台会敛钱……
一面是经济非常具有活力和扩张性，温州人走遍全中国，其开疆辟土的精神令人惊叹；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对金钱赤裸裸的追求。
陈：外界的这些描绘实在是对温州的误解。凡到过温州的人，都会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这里与外界的传言完全不一样呢？
温州只有占中国版图1.2‰的土地，在山水险恶、交通不便的环境中生活着六百六十多万人口。浙江省5个贫困山区县，就有3个在温州。温州20世纪50年代是前线，60年代是火线，70年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第一线，温州人自己也谈“资”色变。
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温州的生产力，改革12年，温州国民经济的各项指标都翻了两番，温州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王：温州的经济究竟是靠什么发展起来的呢？
陈：温州的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以后同样经历了原始积累阶段。不可否认，出现过走私潮。
王：广东沿海也出现过走私问题，“合法”与非法的都有，有些地方达到原始积累的效果后，马上转入开发实业，有人将之戏称为“流氓变绅士”。
陈：在温州，走私是一小部分。更主要的是从家庭工厂开始，整个温州有14万个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实际上是一个人的废品加工厂。同时大批温州人走出家门辐射到全国，推销温州人的家庭产品，出卖劳务。温州农村1/3的人都外出了。
温州从小商品家庭工厂起步，发展到专业性的市场。所谓“小商品大市场”，如纽扣、标牌市场，把全国这类产品集中起来又销售出去，温州起中转、批发的集散地的作用。没有流通，家庭工厂是很难发展起来的。
王：温州这种前门开店、后门设厂的家庭式工厂虽然有利于启动和开辟销售网络的双重作用，但毕竟是一种低层次的生产方式。温州改革开放后已折腾了十来年，现在进入了怎样一个发展阶段呢？
陈：从事家庭式工业的人多了，原材料提价，成本上升，劳动力费用提高，经过了几年的发展，不少家庭工厂已经感到不适应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了。曾有个统计，仅一个县便有一半的家庭工厂亏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走上一条联合起来的道路，搞股份经济，概括起来有四种类型：
一是混合式。有个人的，有民营企业的，还有国有的；二是几个人联合起来，称之为雇工型的；三是全员股东型的，每个人都是股东；四是总厂联合型的。若干个厂作为股东联合起来以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扩大规模，可以投入更多的资金。
这一态势，我曾把它总结为温州发展商品经济的第二次浪潮，已经引起国家的重视。前不久，农业部、国务院农村事业体改办公室召开了一次全国农村股份经济研讨会，对温州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它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种较好的选择。农业部也曾经下达文件肯定这是一种集体所有制。
这实际上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的适合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种形式。温州经济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相当规模，特别是沿海5个县的经济发展。最近在广州揭幕的全国第三届新技术新产品展销会，温州参展团带来参展项目169项，仅次于广东参展团，就是很好的说明。
又如，温州有一家叶丰电动车厂，向全国招聘了八十多位专家开拓电动车，更新了三代，设计出最高时速82公里、充电一次行驶200公里的电动车。美国电动汽车总裁、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对该厂达到的水平非常钦佩。感慨之余，把自己研究电动汽车的几个专利送给了厂长叶文桂。
现在，温州的国有企业也发展起来了。平心而论，温州领导经受了双重压力。国家对温州的国有企业投入少，工业基础非常薄弱，于是只能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发展经济。但外界又常常指责温州国有企业没有占主导地位。如果不扶持、引导个体经济、家庭经济，如何解决百万人的就业、吃饭问题？
温州的产业嬗变
王：温州离浙江省城杭州坐汽车要12个小时。按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在这样偏远的山区，即使是重点的扶贫区域，经济也很难发展起来。令外地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东方最大的纽扣市场居然出现在温州最偏僻的角落里，全国著名电器市场也在交通不便的温州，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陈：我认为，一是温州人格外勤劳，动手早，他到全国去采购和推销，既是促销员又是购销员，一身两任。二是温州人素来有商业传统，富于商业精神。温州有名的低压电器市场的形成就很能说明问题：当时全国的机电产品积压非常严重，温州人低价收购了全国积压的电器，卖给乡镇企业，然后逐步发展到自己生产。
王：我想恐怕是改革开放之初，国有企业显得僵硬、死板，市场上有许多被遗漏的地方需要人去填补、开发，从而给头脑灵活、先走一步的温州人提供了一个游刃有余的天地了吧！
陈：是的。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温州是从国有经济体制僵硬板块结合部上爆发出来的。
王：还有一个问题。现在，社会经济结构和态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全国经济放活，市场争夺战激烈，对于温州来说已没有多少空隙可去填补了，由此产生了你方才讲到的50%的家庭作坊亏损的现象。
第二，国有大中型企业因商品经济机制的引进，它们再不是无所作为的“史前恐龙”，其灵活性也在增强。
第三，温州已完成了原始积累这个任务了，再满足于在流通领域倒腾已经意义不大了，而且风险极大。这在广东也有共性。改革开放之初那种暴发的机会和可能性已经大大减少，从主客观条件来说，温州理应当转入实业阶段了。现实状况是不是如此呢？
陈：温州过去是三分天下：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各占1/3。现在已发展到2/3是股份合作企业，特别是沿海地区，股份合作经济有的达到70%～80%，占温州农村工业总产值的70％～80%。现在温州百万人的就业问题已得到解决。
珠江三角洲、温州比较谈
陈：温州人是比较早进入商品经济活动的，后来他们突然发现广东在某些方面远远地超过了他们，他们很想了解珠江三角洲的发展与温州人有哪些相同的地方？有哪些值得温州反思、借鉴的东西？
王：尽管表现方式和启动时间不一样，但两地的发展在本质上其实有不少相同的地方。
搞商品经济都有一个原始积累的必然过程。顺利实现积累的最佳选择，就是要发挥各自的天时、地利、人和各种优势，以“吃糠思米”的方式来迅速积累起步钱。关键在于如何引导。世界上有没有光明正大的原始积累之路啊？
从你的介绍中，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那就是，珠江三角洲与温州来比的话，因客观条件的差异，要达到同样的效果，温州人所付出的代价要比珠江三角洲的人大得多，可以说，不是一两倍，而是十倍，甚至更大。
温州的条件顶多相当于广东的汕头地区，可汕头有中央专门给其开辟的特区。尽管这样，汕头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中，对整个中国的震撼远不及温州。温州人所爆发出来的商品经济意识和冲劲，对传统中国小农经济所产生的震撼是不可低估的。
另外，珠江三角洲之所以能腾飞，同毗邻港澳的有利地理位置实在分不开。其中，被称为“南粤四小虎”的顺德、南海、中山、东莞四县市12年吸收的外资就有20亿美元，其中80%是由香港过来的。而温州，吸引了多少外资呢？
陈：靠吸引外资腾飞，这一点是温州想都不敢想的。温州也有华侨，但远在欧洲，远水解不了近渴。
王：这就是地利大不一样。珠江三角洲是富饶之地，商品经济比较发达。1980年推行农村大包干时，在珠江三角洲相当多的地方已经具备了集体经济的相当基础，除了农田包干外，很多集体资产基本都保留了下来，集体经济很强大。
陈：温州集体所有制的东西很少。温州没有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不调动个人的生产积极性，硬性推广集体经济，结果必然是国家填了钱进去，经济也发展不了，劳动就业等一系列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王：因此从启动点来说，温州是从零起步，这是两者的最大差异。其背后一个很深刻的原因，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为什么要发展个体和私人经济，就是因为原来的一大二公搞得太过分了，不仅没有促进生产力，反而破坏了生产力。
珠江三角洲的成功在于它没有跟风，没有分光吃光，而是在这种基础上，保留了原有的集体资产。1994年大办乡镇企业时，条件一成熟，珠江三角洲的乡镇企业产品很快就打向全中国，这就回答了你刚才讲的温州人的困惑。
尽管温州人先走一步，它毕竟是在零点起步，这是阶段性上的不一样。然而，尽管在层次上、结构上不一样，但在规律上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是，商品经济的最大威力在于能够调动所有的积极性为我所用。这是传统计划经济不能比拟的。
陈：温州有一种说法，叫做“能人经济”。就是通过把领头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带动一批人，致富一方。
王：珠江三角洲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所受到的攻讦和感到的困惑亦体现了某种程度的规律性。像你所讲的“能人经济”的出现，就引来一个如何看待和调控私人经济的问题。有人担心，少数人通过私人经济成为工厂主，会不会带来成千上万人的被剥削，造成新的人吃人现象。
当然，如果任其自然发展，无为而治的结果可能会走向资本主义，共产党就会被商品经济的洪流瓦解、吞没。但是，从珠江三角洲和温州的现实中，我们看到生产力不发展，蛋糕做不大，表面上两极分化被抑制住了，但社会主义没有感召力，共产党的基层政权组织难有威信。而生产力大发展，蛋糕做大了，共产党基层政权说话的余地和调控社会经济的能力就会加强，社会主义的感召力亦落到了实处。这时抑制两极分化，如同顺水推舟，其意义和实效将与那种为治两极分化而不惜牺牲生产力的传统做法不可同日而语。
陈：实践证明，温州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是善于引导商品经济的，只要按规律引导，就能驾驭商品经济而不会像过去那样一放就乱、一管就死。
王：对此，珠江三角洲的干部体会很深，他们说，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应当让人民在运动场里充分地释放能量、施展才干。
听了你刚才介绍的温州经济的崛起，我觉得在中国似乎带有特异性。因为，广东的实践明确告诉我们要发展现代化的工业，首先必须大力发展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诸如通水、通电、通路等“七通一平”。在温州要做到这点恐怕很难吧？奇怪的是，没有这一基础，温州居然能获得飞跃发展。
社会主义生命的源泉在于
她能解放杜会生产力王：温州和珠江三角洲已经走了12年的改革发展之路，在经济上两者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温州从浙江最贫困的丘陵地区崛起成为最富裕的地方，珠江三角洲从原来广东就很富有的地区变成中国最活、最富的地方，这是世人所公认的。两地的成功都是思想解放的成果，两地人民都认为改革开放是解放几十年来最好的时代。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在理论上说清楚，它们的方向符不符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你能不能在人们攻击得最厉害的两极分化问题上谈谈呢？
陈：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对温州、对珠江三角洲，这都是争论的焦点。姓社姓资，论来论去，关键是看有没有产生两极分化现象。这里理解两极分化应有两个概念，一是区域上的；二是个人收入上的。温州沿海五个县相对比较富，山区四个县相对穷一些。由于富县的辐射作用，山区的劳力到沿海打工，学了技术回山区，逐步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区域间的差异就缩小。至于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异，就我接触到的温州人，不管是先富、后富都在富，只要积极投身商品经济中去，他总会富起来。贫富的差异是存在的，但不是有你无我的对立关系。温州许多“百万富翁”的着眼点大都是在扩大再生产上，按经济发展的规律趋向合作化的股份经济。
王：同样，在珠江三角洲，后劲足的都是集体经济。尽管都是成功的发展模式，但因两地生产力水平的不同和基础条件的差异，导致两者在生产关系层次上的差异。若我们不搬教条，立足实际，我认为，生产关系上的这一差异，倒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最基本的思想。为此，可以说两者发展的轨迹是异曲同工，它们所体现的规律性问题，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极有借鉴意义。
没有12年改革的实践和探索，就没有所谓的“温州模式”和珠江三角洲的崛起，也就没有异彩纷呈的中国经济的总体崛起。
陈：不论是珠江三角洲，还是温州，他们实际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经济特别快车。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条大道允许各种牌号的快车通行，应允许适应本地条件的经济形态、经济发展模式的存在。
王：站在中国看温州、珠江三角洲，两者的实践、各自的成功探索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坚持从国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社会主义在中国不仅走得通，而且走得好，她有蓬勃的生命力。这一生命力的源泉是，她充分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使古老中国实现了腾飞，人们得到了实惠！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华东归来话广东
广东在20世纪80年代的成功实践，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以港为师。
广东产品与其说是技术与独创性了不起，不如说在市场开拓方面在全国是占了先的。
玩政策优势这张牌已经不大灵验了。广东只能实打实，靠真本事打擂台。
危机四伏
从上海回头看广东，深感广东繁荣的后面潜藏着深深的危机，最大的危机是不知危机。
从上海回头看广东，站在华东看广东，我看到了危机四伏。除了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同构性矛盾大之外，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恢复后受到最大冲击的将是广东，危险的是人们面临危机而不清醒，广东部分人还沉浸在莺歌燕舞、自我感受极佳的状态里面。
上海滩的人、华东各省的人一旦觉醒，广东是很难与其比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80年代广东经济的成功是自由放任、无为而治的成功。计划经济不发达，看起来是坏事，进入发展商品经济的新时期却成了好事。
回首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华东，广东有几大先天不足。这几大先天不足伴随时势转换，反而成了它在新机制中的最大后天优势。
第一个先天不足：计划经济对广东改造得不彻底。因为广东的经济地位不是太重要，不是国家的经济中心，没有必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第二个先天不足：作为“化外之地”，作为“准备打仗”的前沿地带，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一直没有对广东进行大的投资。这一先天不足反而成全了广东，使它在机制转换时，计划经济体制的因袭较轻。
第三个先天不足：当地人正统文化素养相对淡薄，重运作而不重理念，又有崇商的历史传统。只要时机成熟，其原始经济意识很容易就焕发出来，而这种小商小贩意识天生又是同市场经济相吻合的。故称“广东人得风气之先”，名副其实，这个风气就是商品经济风气。新风气同崇商传统一经结合，创造繁荣成了必然。
另外，广东与海外千丝万缕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一旦改革开放，其“人缘”优势作为新世纪繁荣的催化剂，作用不可低估。广东在20世纪80年代的成功实践，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以港为师。由于传统计划经济对广东改造得不彻底，宏观制衡乏力，一遇时机就成全了广东无为而治格局的形成。政治上的无为而治促成了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政策没有约束能力，下面就以港为师，结果学出了一个市场化的乡镇企业、组合式的商品经济，广东的乡镇企业就是把香港的零配件拿来组装。广东货为什么在短短两三年内打遍全中国？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组装型的洋枪洋炮打败了北方的大刀长矛。广东产品与其说是技术上独创性了不起，不如说是在市场开拓方面在全国占了先。
今天我们看到，包括第三产业的发展、茶楼文化、以桥养桥、以路养路、土地批租等改革，无不可以在香港找到其源流。
几大问题
自由放任是搞活经济的必经阶段，但绝非永远的过程。“无为而治”并非万能。
广东在20世纪80年代赖以成功的主要客观因素有可能成为90年代广东上台阶的桎梏。如果广东人意识不到这一点，将会被已经觉醒的华东雄狮迅速超越，先天不足就会成为后天障碍。
如果说80年代广东靠的是感性，那么，90年代需要理性上的升华。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这是一个痛苦的转换过程。
进入20世纪90年代，广东存在的几大问题表现出来了。
第一，政府调控乏力。
无为而治对于小商小贩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效果极佳，在商品经济发展的粗放时期，政府越不管，它发育得越好。为什么西方在第一阶段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府实施的是自由放任政策？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古典经济学派推崇自由放任。确实，纯粹市场机制对于搞活经济、打破封建束缚、调动每一个经济细胞的活力，具有立竿见影的功效，能量是不可小看的。古人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品经济的初始阶段就是天下熙熙皆逐利。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证明：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再完全自由放任其发展是绝对不行的。因为市场经济自发的力量，不仅会造成两极分化，而且在此基础上会形成垄断，经济生活中的矛盾、摩擦、冲突会加剧，若任其发展，社会将出现动荡以至断裂。所以西方国家的政府为保持社会的稳定与繁荣，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都加强了对经济活动、经济运行的干预。与此相适应，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理论也流行起来。
现在我们看到，在我国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些地区，比如广东的珠江三角洲以及深圳，自发力量所必然产生的一些问题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如一部分人通过政治的、官倒的或其他特异的力量，已取得了地域的或行业的垄断地位。他们以垄断某些新兴行业、操纵市场为手段，来折腾商品经济中的小鱼小虾，甚至可以控制社会、插手政治。如时下的股市和房地产投机热中，就出现了手里能够动调好几个亿以至十几个亿的寡头，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掀起了一个个小气候，搅得数以万计的小股民惶惶不可终日，社会也动荡不安。
所以说，广东对经济自由放任的结果，一方面造成了奇迹性的繁荣，同时也出现了产业结构失衡、两极分化加剧的苗头以及社会崇尚投机等问题。这同迷信无为而治、宏观制衡乏力有直接关系。
本来任何一种财富都必须通过劳动作用于资源才能形成，而现在股票、证券、房地产等行业出现以后，由于政府调控乏力，有些人不劳而获，一夜暴富，而出力劳动多的人却不能多得，诚实经营者也不能发财，最后会把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意识带坏，社会崇尚投机倒把而不是劳动创造，这个社会最终是要被毁掉的。据说韩国政府已注意反思这个问题，即社会投机行为无限扩张对整个民族道德的腐蚀以及引起民族毁灭的危机问题。
继续无为而治，其结果将会出现富有的更富有、贫困的更贫困的社会现象。富有的人可能是官家子弟，或者是素质不高的人，这些人掌握金钱以后，将会用金钱的力量来干预、左右社会，扰乱商品经济正常运转的各种规则，其后患是无穷的，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来解决。
第二，政府行为滞后。
表现在政府不该管的，它是没管；但政府该管的，有的也没有管好。这次我到内地省市采访后，反观广东，更感广东瓶颈问题的严重，即交通、能源滞后问题太突出了。连云南、贵州这样的落后省，都有几百公里的高速公路、几百公里的汽车专用道正在大兴土木，但广东在这个问题上却远远滞后。高速公路讲了10年，还是广佛公路那二十多公里；去年一场雷雨，省内主要公路几乎全部毁掉；广州的堵车之烈，已使这一南粤名城取代台北而成为世界有名的“超级露天停车场”。我到山东去，山东的路段没说的了，真是高路入云端，可以望见天之尽头。山东千军万马齐上阵，不计报酬齐修路，尽管这种政府行为带有旧体制的痕迹，但毕竟政府在做事。
纵观中外，凡成功者，其经济运行机制无一不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两只手”动作，即看不见和看得见的两只手有机、有效的配合。
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是神奇的，但不是万能的；政府行为这只看得见的手是武断的，却是必要的。纵观中外，凡成功者，其经济运行机制无一不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两只手有机、有效的配合基础上的。
广东“四小虎”中的顺德之所以相对成功，是因为县政府发挥了相应的作用，在经济转换的关键时期，政府没有任其自然、无为而治。20世纪80年代初完成农业第一步改革、经济面临上台阶的当口，政府顺应规律，积极引导，才有了今天这“以工业为主，以乡镇企业为主，以骨干企业为主”道路的成功。而邻近的南海县搞自由放任，国营镇村联户、个体放开一齐上、“五个轮子”一齐转，尽管经济也上去了，但回头一看，私人的小企业居多，许多人满足于在流通领域倒腾；没有拳头产品，没有骨干企业，“满天星斗，没有一轮明月”；经济档次低，后劲乏力。可见，有无政府行为的结果大不一样。
第三，软件上的滞后。
表现为包括人才、教育、科技高层次软件的滞后。
广东的先天不足，即相对于传统计划经济的先天不足，一度成了广东20世纪80年代商品经济成功的很重要的因素，但是不能躺在老经验上。时势轮转，环境变异，一边是全方位开放格局已在全国形成，机会已不会独钟广东；另外是广东经济要上台阶，得用全新的观点重新审视主、客观条件。广东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新环境呢？
现在上海已经找到建立市场经济的“五个流”，确定了自己的发展战略；上海的地铁很快就修通，广州的地铁还在规划中。还有整个软件的建设，特别是市场，广东讲的市场多是集贸市场，这都是低层次的，现在讲到的市场是第三产业市场：金融、信息、技术、人才、期货，那才真是大市场。
广东更大的危机是，整个中国全方位开放以后，广东独有的天时、地利、人和已经不复存在，中国沿江沿海沿边开放以后，你有的，人家也有，你的诀窍人家已经学到手了。在这一基础上，原来产品经济下成为劣势的东西，现在会转换为优势，比如上海的这种觉醒。
一位山东人说，我们山东与广东相比，落后了5年；但你放心，山东这条巨龙一旦醒过来，广东将不在话下。这个话我相信。山东有资源和市场优势，这资源和市场，80%靠自身。现在又有了开放优势，同韩国这条亚洲小龙的关系也是前店后厂，类似于广东与香港的关系。另外，山东沿海的大港口以及铁路网络绝对不是广东所可以比拟的，是搞大工业的天地。在小商小贩活跃的时候，傻呼呼的山东佬是打不过精明的广东人的，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大工业开始竞争的时候，广东人若还满足于小机灵、小聪明，到时候就无法登上真正的大舞台了。山东人的傻大黑粗、憨厚、认死理，反过来成为其优势了。
第四，产业结构上的滞后。
广东多是组装业，制造业很少。20世纪80年代它的腾飞并不是靠技术进步、制造业发展，主要是靠资金的大量投入，靠引进组装；然后利用沿海与内地政策形成的产业落差，用洋枪洋炮北伐。靠引进先进设备获得的繁荣不会持久，生产力的根本支撑还是科技进步。遗憾的是，广东实业界并没给予这一问题应有的重现。
再上台阶
机遇独钟广东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20世纪80年代得益于微观放活的广东，90年代若不能补上宏观调整这一课，前景堪忧。
天下机会独钟广东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广东的许多先天不足在20世纪80年代占了便宜，而现在可能成为上档次的大障碍。
上海实现观念和机制的转换后，政府机制将会在新的轨道上——市场经济的轨道上，发挥应有的作用、超凡的作用。而广东的诸种先天不足，特别是一些政府崇尚无所作为，挨到90年代需要上大工业项目，需要宏观调控、政府发挥应有作用时，它的局限性就将突出表现出来。
反观广东的近代史，在珠江三角洲这块富足的土地上，曾经出现过几度短暂的繁荣。宋末、明末清初，伴随着政权中心的数度南移、外贸口岸的独占、人口的南迁，中国沿海的小商品经济开始发达：桑基鱼塘生态性农业的形成，大搞商品性农业和进出口贸易的广东人比起中原种粮食的人容易发财，所以出现了几次繁荣。但是这种繁荣随时势的转换——最典型不过的是19世纪40年代中国的外贸重心移向上海——这类重大客观条件变动的影响，加之珠江三角洲人追求奢华、享乐时尚的催化，繁荣很快归于寂落。条件特殊，钱来得容易，民风奢靡，讲求吃喝玩乐，社会风气败坏，最后不堪一击，稍微有点社会动荡、天灾人祸，包括战乱、王朝更迭，一下子是十室九空，田园荒芜。
殷鉴不远。我几次在珠江三角洲采访时，每每在为这里经济繁华的奇迹激动不已的同时，也对一些负面现象有所感慨：奢侈之风抬头，纳妾、赌博、放高利贷、享乐，一些人无所事事，锦衣玉食，满足于靠外来劳动力为自己打工，自己当小老板、小地主。待竞争条件一拉平，要真枪实弹打擂台时，败家子就会出现了。如果不能冷静地、客观地反省今天得到的一切是怎样来的，那么，我们将会得到历史辩证法的无情惩罚。
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要上档次，周围是强邻四起，广东也面临一个脱胎换骨上档次的机遇。这个时候，对政府作为、政府水平要求更高。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广东的发展，对官员的最高要求是“顶得住，保得了”，只要能营造并保护好广东能先行一步、锐意进取的小气候就是高水平的话，90年代对他们的要求和标准已远不止这些了。
1991年夏天我去上海，黄菊市长对我说，沿海与内地原来的时间差、政策差、优惠差一度是8年，后来是5年，最后是3年，今春小平南方讲话，二、三号文件下来以后，差距就只有3天了。沿海与内地的差别基本上是没有了。玩政策优势这张牌已经不大灵验了。所以依我看，广东就只能实打实，靠真本事打擂台。
最后话还得说回来，伴随时势的转换，广东的不少优势在逐渐丧失，但是，最根本的优势，即先行一步、大搞市场经济的优势并没有失掉。相反地，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加速，广东的先发优势还将在更广和更深的范围体现出来。围绕市场化改革，结合下一个十年的发展，从已闭幕的广东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传出的种种信息可知，广东高层在宏观上已有了系统的设想和安排。我想，若广东上下能保持清醒头脑，知己知彼，扬长补短，那么，群雄并起的新时代对广东与其说是威胁，不如说是再上台阶的机会。
一九九二年十月
啊，分水岭
这里的人们同饮一江水、同砍一山柴、同操一种方言，但分界岭两侧，却是两个迥然相异、发人深省的天地。
对比两广经济体制，广西人从政策上概括出两句十分令人深思的话：包活得死，包死得活。
南国有座云开大山，分界岭两侧是粤桂两省的贫困山区。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同饮一江水、同砍一山柴、同操一种方言，你我难分。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伴随改革开放进程的不同，两地观念和行为的差别出现了。且看分界岭两侧，两个迥然相异、发人深省的天地！
那边厢市场放开
这边厢设卡保财在广东一侧采访，我对人们利用市场机制协调商品生产、市场供需的灵活性、创造性感受尤为强烈。公购粮是指令性计划，广西一侧是让交粮就交粮，合同一旦签订，就不再变动。广东则是有粮交粮，无粮可按市价折算交钱；另外，城镇居民吃不完的粮食指标，还可折价卖给国家。这一变通，使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职能得到了充分发挥。结果，每一个农民通过利用货币这一价值尺度权衡得失，在不影响粮食生产的情况下，顺利实现了农作物结构的科学调整和土地的适度集中，农业的个体效益和总体效益都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广东的灵活性还表现在价格政策上。市场上一般商品的价格是放开的，随行就市，高进高出。企业在这种机制下如鱼得水，转产、扩大再生产等经营自主权能得以充分体现。云开山的另一侧则是严格管理：某县水泥产量高，计划价每吨130元。广东水泥紧俏，愿出180元一吨的价格购买。可该县有钱不敢赚，怕违反“物价政策”。结果，保全了“物价政策”的尊严，却开了不正之风之门：买水泥比门路，低价进，高价出，工厂没涨价，市场价还是涨了。不过，涨价收入进了私人口袋，企业并没有得益。
沿边界采访，广西侧沿途仍有堵、卡、争的现象。广东人购买力强，出价高，广西的农副产品、原材料被源源不断地吸走，广西为维护本地财源，只好设卡。
广东人购买力强，除得益于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得风气之先外，还得益于其大市场机制和大市场观念。1吨松香，广西收购价只能出到1 400元，广东却能出到1 900元。广东如何消化如此高价呢？原来，广东人做生意脑瓜子里装着的一直是国内、国际两大市场。1吨松香，内销亏本，外销说不定就能赚钱；单向出口赚不了钱，利用出口获得的留成外汇按市价调剂给别的客户或引进其他设备、原料再生产出口产品，就一定能赚钱。
那边厢官员急急忙忙于会议
这边厢干部心焦焦大抓经济在山一侧采访，常常听到当地一些干部说山那边干部“官不像官，倒像个生意佬”。到山这边采访，听到的却是“我们有四套班子抓经济、做生意”这类自豪的介绍。
广东郁南县一个副县长率领一干人马，不辞辛劳，长驱四五百公里到山这边某县洽谈当地资源开发事宜。孰料该县对这位“不务正业”来“谈生意”的“县太爷”，派出一个二线顾问敷衍一下了事；山这边官员到那边谈经济，甚受欢迎。
云开山广东一侧的封开、郁南、罗定各县，县县都是四套班子抓经济。郁南有五个县长，除一个分管政文（即上层建筑）的副县长是花钱的外，其余四个县长都是挣钱的：正县长管工业全局，每月有十天在外“跑生意”（谈项目、搞资金等），另外三个副县长则分关把口抓部门。县委书记除抓全局外，每月要搞一次年产值逾千万元企业的解难会，让企业家们提出经营中的困难，书记负责拍板解决。在内地许多地方闲得发腻的人大、政协，在这里可是实实在在起上了作用。在郁南县，人大有三个正副主任，一个抓交通、一个抓林业、一个则协调全面；政协委员们则负责联络海内外乡亲，为外引内联穿针引线。
山另一侧的山区县因经济不活跃，干部也着急。一个山区县的县长向我们诉苦说，那边县长、书记出差多为跑经济，我们外出就是去开会，经济活动不多，四套班子闲人不少。无事就生非。你想学习广东，搞搞商品经济，人家说你三天“不跑田基”，是脱离群众，不务正业，在检查工作作风和政绩时，还得在干部会上深刻检讨。
算大账，“饿定”如今变富县
怕吃亏，资源丰富依然贫困罗定在历史上是广东有名的山区贫困县，人称“饿定”。现在却是广东山区利用外资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促进山区开发、迅速脱贫致富的先进县。罗定吸引外资的诀窍除提供优质服务外，靠的就是劳动力便宜。外商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搞“三来一补”，工人的月工资要开到150~200元，而在罗定，只开五六十元。眼见得外商大把大把地赚了钱，罗定县领导的观点是：他能赚钱是我们工作的成功，我不眼红！只要微利和不亏就干。用这种“蜜糖引蚂蚁”的办法，引来了源源不断的外资，为山区经济注入了活力。1986年，全县创汇一千二百四十多万美元。实力增强了，客商增多了，有了讨价还价的余地，现在，“三来一补”企业工人的工资升到了一二百元。
广西百色地区某县有丰富的松脂资源，但无力开发。广东郁南县同他们签约：由郁南投资设备、技术以及流动资金，合作办一个年产6 000吨的松香厂，开发利用本地资源。按协定，这个县一分钱不用出，每年可收200万元以上税利；同时，还可解决当地数千人的生活出路；另外，五年后工厂设备全部无偿转归该县。但该县却认为让广东人赚了钱，就是自己吃了亏。一些人“宁折不弯”，严守自己的“清白”，工厂上马后最终还是散了架。结果，“清白”是保住了，但贫穷依旧。
广东一位县长谈过这样一个观点：没有资金就没有活干，人是纯粹的消费者；有了资金，有了活干，人成了财富创造者。守身如玉不愿吃小亏，最终得吃继续守贫的大亏。
“包死得活”，那边厢企业显身手
“包活得死”，这边厢企业“等、靠、望”对比两广经济体制，广西人从政策上概括出两句十分令人深思的话：包活得死，包死得活。他们说，广东是“包死得活”，具体解释为：广东在收支上实行的是层层财政包干政策；各级向上一级利税包死后，上面再不随便插手下面，特别是企业的经济活动；这就使各层次实际赢得了一个结合本地实际、统筹兼顾来进行“自主改革的空间”，于是全盘皆活！
另外，各级财政在完成上交利税任务的基础上，可在自己所辖范围内统筹兼顾，通过让利政策来调整产业结构，拯救“死火企业”或扶持新兴行业，促使本地经济迅速发展。
广西的情况则是“包活得死”。企业同上级部门利税没包死，责、权、利纠缠不清，多收不一定能多得，少收不一定少得，条条块块来的条文都可以指令企业执行。有的企业束手无策，干脆就“等、靠、望”。
山那边，为了经济效益，县长、书记们带着企业领导人钻深山、下省城，跨省跨县谈项目、签协议；为了利润，厂长经理们穷尽智慧，寻找投入少、产出大的经营方式。
山这边，情况相反。有一个边界城市，工业基础雄厚，光学仪器厂、锻压机厂、蓄电池厂……有一大批生产名牌产品、产品内外销均供不应求的老企业，但多年来批量一直上不去，许多厂利润徘徊在十几万元的低水平上，够吃就行。记者问原因，有的怨场地不够，有的怨资金没来源。更有奇者，有的厂长不愿上批量，是怕产品过多地抢占了外地市场，有违“商业道德”。
分界岭两侧出现的差异，实际是我国商品经济发达和欠发达地区的差异。在商品经济潮流席卷全国的今天，欠发达地区“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原始积累，这是一个痛苦而又不可避免的过程，底子越薄，痛苦程度越甚。罗定没有回避这一阶段，而是认准后咬着牙关硬走过去。
农民手里有了钱，纷纷转入工商业投资，开发山区资源。过去在山上自生自灭的山货资源，经开发加工，成了山区人的摇钱树。
“我才看不起你那个农转非呐！”
一位当了制衣厂厂长的农村女青年告诉记者：我的收入，除支持家里还有存款，我何必要“彩礼”作践自己呢！
罗定？饿定？
云开大山，南北逶迤，横亘在粤桂边界上。分水岭两侧是两广有名的贫困山区，人称“饿定”的广东罗定县，就置身在这贫困的行列里。
同众多的山区贫困县一样，人多地少、交通不便、土地贫瘠，是罗定县长期贫困的自然原因。这里离广州二百四十多公里，关山阻隔，丘陵起伏，没有铁路，没有水路，只有公路。全县总人口80.5万，农业人口高达73.6万，人均耕地不足0.7亩，人均山地2.45亩，土地摄取量很有限。在传统自然经济社会里，温饱对罗定人来说，一直是千年奋斗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
贫困迫使众多不甘贫困的罗定人把眼光移向山外那广袤辽阔的大千世界，外流成了人们不约而同的选择，相沿成习：当兵、读书、跑“三行”，成了罗定人外流的三条传统渠道。
人们常用“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形容无产者天生的革命性和奋斗精神。确实，罗定人才辈出的历史证实了这一揶揄的“科学性”。在罗定，提起在外面功成名就、闯出一番风光的家乡人，他们可以给你随口报出一长串，并会为此自豪半天。
确实值得自豪！罗定并非物华天宝之地，但却是人杰辈出之邦。不过，人才都是到外地去才成为人才的，在本地往往成不了人才。
蔡廷锴是罗定人最引以为自豪的乡亲，也是从军的典范。蔡将军是国民党19路军副总指挥兼军长，抗日战争时期，曾指挥过威震中外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深得中华民族敬仰。除蔡廷锴外，国民党统治时期，这里还出过2个兵团司令、8个军长、20个师长、32个团长。区区边陲小县，将星如云，不可谓不是奇迹，这不能用“风水”这类不可知原因以及“尚武”习惯来解释这一现象。其实，贫困是解释这一奇迹最实在的经济原因，古往今来，哪一个人多地少、贫困落后之地不是兵源最茂盛、将军辈出的地方？出将为帅，个人造化固然是一个重要条件，但“当兵吃粮”这句中国民间的老话早就揭示出了这一社会历史现象的奥秘。
读书人多，是罗定出人才的第二条渠道。解放以来，这里每年都要考出去三四百名大中专生，不过，这些负笈远行的莘莘学子，常常是一去不复返，他们大多是为摆脱贫困、跳出山区而读书的。他们遍布全国各地，不少人还身居要职，通过读书读到海外功成名就的人也不在少数。经商的不算，从政有成者，有的已成为美国政坛名流。找出路是罗定人奋发读书的原因。“学而优则仕”，膏粱子弟可以不从这条清苦之路找出路，稍有条件的贫家子弟却非得走这条“捷径”不可！“自古华山一条路”，受不了发奋攻读之累，必尝饥寒交迫之苦，二者必居其一！
投身行伍、寒窗苦读固然是两条能迅速摆脱贫困的出路，但却是两条窄路，只有少数人走得通。不过，它造成的“人不出门身不贵”的这一假象，却成了鼓舞罗定人外流谋生的催化剂。人们都往外走，结果多数人走上了有力气、有吃苦耐劳精神就行的宽敞出路。当地人称之为“跑三行”，即外出当铁匠、木匠、泥水匠。其实岂止“三行”，补锅、阉鸡、收破烂……七十二行，但凡耍手艺卖力气的活儿，只要能挣钱，罗定人都肯干。罗定人哪里料得到，正是这不慕虚荣、讲求实际的秉性在日后成全了他们，一遇发展商品经济，使他们如鱼得水，迅速走上脱贫致富之路。当然，这是后话。据罗定县有关部门统计，就是在以粮为纲、大搞劳力归田的年代，罗定照常在外“跑三行”的也有二三万人。
有些能耐的人都出去了。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前的漫长岁月里，人们是为跳出山区而从军、读书、“跑三行”。结果，罗定为社会源源不断地输出了众多文臣武将、能工巧匠，但它却得不到什么。人们是跳出了山区，放出去的风筝是短线的，要说收获，除外出者汇回赡养家用的生活费用外，就是那成才、成名者反馈回来的扬名显亲、令乡邻自豪的虚荣，但虚荣当不了饭吃！这就像一个瘦弱不堪的母亲，用自己的乳汁哺育出了精壮的儿子，孩子们都出去了，他们虽然为母亲送来了“自豪”、“喜讯”，但却不能为母亲拾掇这凋敝的田园——母亲最需要的是面包！
直到1978年，罗定全县工农业总产值才两亿多元，农村人均纯收入95元。这里是广东鼎鼎有名的山区贫困县！
我来到了罗定，这是1987年岁末。不是访贫问苦，而是慕名而来的。罗定现在是充分利用改革开放政策，迅速走出一条山区脱贫致富之路的成功典范！
我们沿广海北线驱车250公里，汽车披着一身尘土，终于驶进了罗定县城。实在难以用“县城”这个传统概念来形容这个县城，城区宽阔，高楼大厦鳞次栉比：11层的招商大厦，一个外商就把它全部租用；黄墙尖顶的龙城乐园，可是一个消遣的好地方；气势宏大的华侨大厦，专供外商居住……大街上，面包车、小轿车、摩托车、自行车混杂，人流如潮，熙熙攘攘。一圈转下来，县城最陈旧的房舍恐怕要数县委、县政府大院了。更有气派的，是城郊新开辟的工业区，在这近十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按20世纪80年代标准错落有致地分布着许多年产值近千万的、具有80年代水平的大型企业：年产120万吨生丝的缫丝厂、年产400万条麻袋的麻纺厂、拥有1万苧麻纱锭的苧麻厂，仅这三个厂，年总产值就达一亿多元，利税2 000万元。此外，还有中美合资的玩具厂、中外合资的服装厂……这些厂都是外向型企业，产品百分之百出口。大街上，人声喧嚷，骑摩托车的人打着赤脚，蹬自行车的人穿着西装，挑大粪的姑娘烫着卷发，摆食档的小贩系着领带，十里长街，店档林立，卖时装的、卖小吃的，吃喝声伴着田螺味，霓虹灯辉映柴烟火……新与旧重叠，洋与土伴生，这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山城，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山城——像一只正处于起飞前换羽阶段的巨鸟！
罗定县城现有人口六万余人，其中，4万人有户口，2万人没户口。没户口的2万农民是被县城蓬勃发展的工商业吸纳进来的，县城就业机会甚多，但缺劳力！
别回避这痛苦的积累
据了解：罗定县目前年社会总产值已达到11.6亿元，以年平均15.9%的速度增长；财政预算内收入达到两千多万元，年平均递增7.5%，农村人均收入600元，比1978年的95元增加6.3倍。还建立起了五大经济支柱：轻纺、化工、机械、建材、矿产；十大商品基地：玉桂、木薯、松脂……这个产业结构采取工农结合、城乡结合、内外结合，实现了良性循环，各行各业都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同富得流油的珠江三角洲各县相比，这点经济成就算不了什么；但同过去的罗定比，却是历史性的腾飞。
经济腾飞固然喜人，但在罗定采访时，感受最深刻的不是他们的繁荣，而是罗定人进行资金原始积累时表现出来的气魄和精神，这才是罗定的成功之本！两句话：找起步钱，用好起步钱。发展经济，离不开原始积累，这是一个人人皆知的普通常识，但罗定人的不平常处在于：就在许多山区贫困县坐等国家救济、投资，用国家有限的投资送入肚子，先解决奢侈性消费即大盖楼堂馆所的时候，他们却勒紧肚子，选择了一条自力更生的艰苦奋斗之路。
1980~1983年，是罗定县进行资金原始积累的关键时期。
这时的罗定，通过全面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虽解决了肚子问题，但在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的同时，还解放了众多闲散劳动力。罗定三十多万个劳力，农业留下10万个，还剩20万。这20万人怎么办？办工厂，没有资金；搞农业，没土地！按传统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放出去，自谋生路。罗定人是有能吃大苦、耐大劳传统的，传统的“跑三行”常常是把解决肚子问题作为唯一目标，这个目标放在今天就太低了。县委、县政府领导这次下了决心，把“跑三行”脱胎换骨，具体为要促使“跑三行”的人们把吞进肚子的钱抠出来，变成罗定发展经济的“起步钱”。县委、县政府领导亲自出面组织劳动力输出，并且进行了一番动员。“理论”就是通过“放出去”赚取经济建设的起步钱，这叫做“跳出山区，建设山区”；“计划”就是将全县有建筑技能的劳动力组织起来，成立建筑公司和建筑队。这一动员组织，全县搜罗出3.8万建筑人员，成立了5家建筑公司、31个建筑队，除在本县承担基建任务外，还打向全国各地。除建筑业外，七十二行，凡懂点的，都鼓励外出，结果修路、架桥、阉鸡、补锅、修理、制衣、淘金、收破烂……围绕这些渠道又输出去2.3万人。6.1万人输出去了，输往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他们占了罗定劳动人口的四分之一。
这是罗定县现代史上一次悲壮的进军！男人们都出去了，他们一出去就是一年半载，四海飘零，找米下锅，家里多剩下姑娘、媳妇。县委、县政府领导却没有“放过”这些妇道人家，他们要将这些纯粹的消费者变成积累资金的另一支生力军，变成“三来一补”企业的工人。山区吸引外资的法宝，除了提供最佳服务外，就是廉价劳动力，珠江三角洲一带“三来一补”企业工人的月工资已达到200元的时候，罗定的姑娘、媳妇们在空气污浊、房舍简陋的工棚里劳累一个月才能收入六七十元。而且，由于资金短缺，僧多粥少，许多工厂实行了“自带口粮”的招工制度。谁能先入股投资企业三四百元建设资金，谁方能进入企业。
我们有幸见识了罗定最大的“三来一补”服装厂厂长彭沛玲。这是一位刚刚40岁的妇女，精明、能干，是罗定有名的女强人。她带我们参观了她的服装厂：五层大楼，宽敞明亮，680名工人大多是姑娘，一个个打扮入时，全部采用日本最先进的高速缝纫机缝制服装。这六百多台设备全是她们用工缴费补偿挣来的。8小时上下班制，工作轻松，收入颇丰，月平均达150元左右。“以前可不是这样的！”说到刚刚开始搞“三来一补”的光景，彭厂长告诉我们说：“那时哪有这么好的厂房，有个棚子遮遮雨、避避太阳就不错了，衣车是上海产的脚踏缝纫机，一天踩下来，疲惫不堪。为了赢得客商，对突然来的追加订货，价再低，活再急，也得接下来。加班加点是常事，根本不存在8小时工作制。我们这还算好的，下面的乡镇企业，工人的工作时间更要长得多，病假、例假顾不上，月工资能有60元就不错了！”彭厂长说的都是过去。但这个过去即使再苦，对于揉泥巴、干原始大田作业的人来说，也轻松得多。所以，许多农村姑娘都一心渴望进厂踩衣车。要达到这一目的，得自带“口粮”入股，于是形成了个“连环效应”。远在五湖四海打工的父亲、丈夫为使家里的女儿、媳妇进入工厂，节衣缩食，拼命劳作，将收入尽量寄回家里；在工厂里劳动的姑娘、媳妇们为使在外飘零的父兄们、丈夫们减轻负担，更加勤奋地劳作。
采访罗定人的艰苦创业史，我的脑海里蓦然浮现出一件往事。今年夏天，在海南三亚市鹿回头处我曾遇到过一位搞建筑的年轻人，他在高达摄氏40度的气温下干活，热带炙人的阳光把他全身晒得黝黑。我们在露天站一会就感到头昏脑涨，但他同他的乡亲们却要长年累月在露天下干活。他告诉记者，他每天的收入能达到10元，吃饭花掉5元，还剩5元，这些钱积存下来，得寄给家里。他就是罗定人。涓涓细流汇成江海，罗定人的“起步钱”就是这样来的。
原始积累，这是一个痛苦而又不可避免的必然过程。底子越薄，痛苦程度越甚。罗定人没有回避这一阶段，而是认准后咬着牙关硬走过去。结果，先苦后甜，建筑业在完成资金原始积累这一历史重任的同时，在艰苦的磨难中迅速壮大，成了罗定县第一个支柱行业。这些年来，全县建筑业的总收入剧增。为改善投资环境，为“三来一补”企业的兴办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罗定县依靠丰厚的劳务及其他收入，大搞“三通一平”，并通过让外商看现成厂房的办法，来引发外商的投资兴趣。
县委书记李均林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一次，县招商部门煞费苦心，引来三个澳大利亚客商到罗定洽谈投资。三名客商早上七点从广州出发，下午五点才到罗定，饱尝长途跋涉之苦后，客商已无投资兴趣，见到有关负责人就直摇头：“在你们这种地方投资难啊！”可到第二天，他们一看有现成的厂房、场地，马上劲头大增，认为这缩短的投资时间完全能抵消路途遥远的不足。结果，项目顺利谈成。
近几年来，罗定把节衣缩食积下来的钱大多用于改造投资环境上。硬环境固然是吸引外资的必备条件，但软环境在许多时候其重要性更甚。罗定自然条件不如别人，就必须以改善软环境来取胜。1983年，某外商与二轻服装厂签订了一项加工5 000打服装的合同，由于种种原因，对方延误了交料时间。布料送到服装厂时，离原定交货期只有3天了。怎么办？为了保证信誉，县长亲自出马，倾全城“兵力”，组织县城五家服装厂，三千五百多人加班加点，终于按期完成。客商十分高兴，除成为服装厂的长期客户外，还成了罗定的热心宣传者，从海外给罗定又介绍来不少客商。目前，全县改建、扩建厂房20万平方米，办起了38家服装针织厂，安排从业人员1.5万人，用补偿方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9 733台（套），一跃成为广东省有限的几个服装加工生产出口基地之一。
更重要的是，通过“打出去”和“引进来”，罗定人学到了技术，积累了经验，取得了信息，强化了发展商品经济的意识观念，为发展山区经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跳出山区、建设山区”战略获得了成功！
凭借这有形无形的“原始”积累，1984年，罗定在独立发展商品经济的资金、技术、管理、信息诸要素已有必要积累的情况下，在不放松“三来一补”项目的同时，提出了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发展工农结合、内外结合、城乡结合的“贸—工—农”型企业，把罗定经济全盘搞活。
罗定的对外协作进入了一个高层次：利用合资、合作方式，先后兴建起年产120吨生丝的缫丝厂、年产400万条麻袋的麻纺厂、拥有年产1万苧麻纱锭的苧麻厂。这是三个产品全部供出口的大型外向型企业，三个厂每年可吞吐3万担蚕茧、16万担红黄麻、8万担苧麻，可解决3 000人就业，总产值达一亿多元，利税达2 000万元。在“三大产业”的带动下，山区产业结构得到了科学有效的调整，充分发挥了山区优势的“三麻一桑”（黄红麻、苧麻、蚕茧）基地迅速形成，目前面积已达到11万亩。仅这一项，农民即可增加5 000万元的收入。
县城在倾力发展技术密集型、外向型骨干企业的同时，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自然实现了向乡村扩散。据1987年底的统计，全县乡镇企业已发展到3.1万家，从业人员10.43万人，占农村总劳动力的31%；总收入达4.2亿元，占农村经济总收入8.7亿元的近五成。另外，伴随对外经济的发展，合资合作和“三来一补”企业也逐渐从县城向乡镇扩散，创汇不断增加，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能力不断提高和发展。1986年全县创汇达一千二百四十多万美元，1987年达到三千多万美元，比上年翻了一番多。
城乡关系的新格局
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农民迅速富裕，使千百年形成的城乡对立关系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农民富了，经济活了
泗纶是罗定县24个乡镇中极普通的一个墟镇。全镇4.1万人口，劳力1.89万人。资金原始积累时期，他们向外地输送近2000名劳务人员:搞建筑、淘金、做工、开矿……凭着两只手，白手起家，迅速积累起发展生产的必要资金。于是，许多人结合山区资源实际，纷纷转入工商业投资:松香、淀粉、蒸笼、坐垫、土纸加工、爆竹、香粉、桂油、八角油等，充分开发利用山区资源的工场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加工业的大发展，使松香、木薯、楠竹、桂皮、山藤之类历来不值钱的山货身价倍增。既然商品性农业有利可图，过去在山上自生自灭的山货资源就成了农民积极开发的摇钱树，玉桂、木薯、松脂、杉、竹、茶、胶木、宁麻、桑、水果种植基地发展起来了。工商农桑，相互为用，相互依托，家无闲人，百业兴旺，农民的收入大幅度提高。1986年，泅纶镇农民人均收入550元，1987年就突破了700元。1986年，全镇农民存款余额1031万元，人均250元，1987年新增存款334万元，等于1978年前的总和。这不过是罗定县经济良性循环的一个缩影！
现在，罗定县人均收入达到六百多元。收入多了，除掉生活花销还有剩余。为资金找出路则成了农家普遍思虑的战略课题。存银行利息太低，许多人选择了集资办工厂这条路。就靠全民集资、滚雪球的办法，全县乡镇企业从零起步发展到三万多家，从业人员十万多人，吸纳了全县三分之一的劳动力。
然而，乡镇收入虽高，一些农村青年（特别是姑娘）仍不满足于乡村的偏僻和生活的枯燥，向往县城的繁华和大企业的时髦。县城马上来个“因势利导”：在积极办厂的口号下，提出“谁入股4 000元，就优先招收谁进县城大工厂”的政策。4000元这可不是个小数，在农村，这是两三头牛的价，一幢农家新房的钱。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应者如云。近一两年来，县城招收了这类“自带口粮”的工人一千多人，集资四五百万。新办的苧麻厂等几家大型合资企业的配套资金，有相当一部分就是靠这一来源解决的。
商品性工农业的大发展，使流通工作显得越来越重要，国有渠道早已吃不消。于是，大批口袋装满钱的农民买汽车、开商店、跑供销，涌入流通领域。目前，全县由农民组成的购销大军计有1.4万人。
回顾罗定这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位基层干部十分感慨地对我们说：过去书本上都说工人阶级最具革命精神，农民属于保守力量；事实上，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实践中，农民的表现并非如此，农民因从没享受过铁饭碗的恩泽，大锅饭又是打破得最早、最彻底的；他们没有依赖，没有旧观念的束缚，一旦放开手脚，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一全新的历史进军中，他们上山下海，走南闯北，哪里有空间，他们就在哪里出现，哪个行当没人干，他们就去填补；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的经济行为自然就和商品经济规律吻合；实践证明，只要引导得好，发展商品经济最具革命性的力量是农民！这也许是具有中国特色商品经济的又一特色吧！
这一认识是耐人寻味、意味深长的！
农民富了，城镇活了
罗定县城有一条农民街，长三华里，居住着上千户农民。农民的建筑多是瓷砖贴面、结构别致的小洋楼。这是由县里统一规划售出地基，农民自己投资建造的。一幢住房，少则万多元，多则数万元。农民在这里建下房后，并不单纯作为居室，而是设厂、开店，搞“实业”。在罗定，不仅县城，下面的主要墟镇都有这样的农民街。泗纶一个镇就有三条农民街，上百户人家。
按经济理论，城镇的一大功能就是辐射作用，带动周围乡村经济文化的发展。城市大小应有个限度，太大，自身运转不灵；太小，带动不了周围农村经济。但在传统经济模式下，我们的大城市过大，小城镇过小。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城市，尤其是县镇，通常是有城无市，难以发挥对周围农村的辐射、聚合作用。商品经济的不发达使城乡之间、城市居民和农民之间一直存在着一条无形的鸿沟。城里人有城镇户口，因此不仅可以吃商品粮，而且招工优先，迁徙相对自由。农民没有城镇户口，绝对自食其力，不能随便迁徙进城。也难怪，因经济不发达，城镇本身就“人口过剩”，若再打开大门让农民进城，增的都是吃饭的嘴，后果自然是不堪设想的。但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农民的富裕，情况颠倒过来了。城镇工业迅速发展，劳动力奇缺，需要农民——罗定县城短短几年增加了三万多新居民，其中大多是在企业里当工人的“农民”。城镇人口的增加和人民消费水平的大幅度提高，需要发达的市场和商业，城镇自身积累能力有限，口袋里装着钱的农民成了深受城里人欢迎的“财神”——农民街就是这一变化的产物。
罗定县城的主要街道是一条宽七八米、长五六华里的正规街道，如今，这里成了店铺林立的商业中心。布满近三四华里通街大道的服装店铺是罗定县城市场繁华的标志。这里经营服装的店铺少说也有三四百家，日夜营业。他们从做工便宜的地方弄来成衣，除零售外，批发给墟镇上来的衣贩子，辐射到广阔的农村；他们又从县城的各种服装厂弄来名贵时装，销往广州等购买力强的都市。你要细细追究，这些店主，起码有半数以上是“农民”。
城镇经济的兴旺繁荣，迅速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县城“三来一补”企业做不完的订单，纷纷向乡村扩散；县城调整产业结构更新下来的设备技术也纷纷向乡村转移。于是，乡、村经济伴随县城的发展又一次实现起飞。最有趣的是，伴随城乡经济腾飞，得益最大的竟是城郊的菜农。伴随就业人口的增加和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一斤菜心，由5分钱涨到5角。只要精心拾掇好一亩菜地，当个万元户是轻而易举的事，怪不得菜农大都不愿意离开土地。凡此种种，使人常常想起中国民间的一句谚语：大河有水小河满。农民富了，惠及城镇；城镇活了，带动乡村。于是全盘皆活。县委负责人自豪地告诉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县城十公里的辐射半径内，目前已做到家无闲人。同县城的作用一样，下面的墟镇也或小或大地实现着对周围农村的辐射、聚合功能！
“城乡”观念的新变化
“以前要分辨一个农户与居民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老范风趣地告诉我们：“穿大裆裤、粗布头的一定是农民；进城挑粪、卖山货的一定是农民……现在，若以这个标准来辨别农民与居民，一定碰壁！”
西装革履的摩托骑士是农民，踩三轮车的“苦力”或许是居民；上茶楼的是农民，跑堂的伙计是居民；县城中那个洋楼的主人是农民，那住旧平房的人却是世居的居民……
“农民和居民的差别不就是15公斤商品粮嘛！”当你问及城乡存在的差别，城里人、乡下人愣了半天，最后从政策上却只能找到这么一点。
的确，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以前为维持城乡平衡、社会稳定的众多政策，实质为承认和强化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政策，已在商品经济洪流的冲击下，在不知不觉中或溃决、或名存实亡。“我才看不起你那个农转非呐！”一位农民运输专业户挺风光地告诉记者，“只要有钱，我可以进城投资、下乡办厂，省内省外，各行各业都可干，自由度大着呢！而城里人抱着个城市户口哪里也怕去，哪里也去不了，哪有我们自在？ ”
农民和居民在经济地位上差距的缩小，直接引发了城乡观念上的深刻改革，婚姻是折射这一变革最明朗的反光镜。
文塔镇英罗制衣厂厂长邹嫦，一位22岁的农村女青年，被问及“彩礼”观时，爽快地告诉记者：我的收入，除了支持家里还有存款，我何必要“彩礼”来作践自己呢？据镇妇联主任介绍：“现在妇女务工较多的地方，女青年出嫁不但不要‘彩礼’，反而带着银行存折到男家！包办婚姻、早婚早育的现象大为减少。”落后婚俗是愚昧的伴生物，妇女的经济地位和乡村贫穷愚昧状况一经改观，索要彩礼、包办婚姻、早婚早育等落后婚俗自然随之消弭！
近几年来，在罗定县，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城镇，城乡通婚实际已非新闻，农民和居民，特别在农村男青年和有工作的居民通婚这一历来被认为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妄想”，现在正大批地变为现实。因为居民和农民，无论就现象还是本质，差距已经模糊！婚配的选择是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变化的晴雨表。在人们还把“婚姻”当成终身大事来对待的社会里，城镇姑娘转而把绣球开始抛向农村，这不能不说是城乡关系、工农关系正发生历史性巨变的先兆和象征！
来自粤西贫困山区的这篇报告到此算写完了，但最后必须强调的是，本文所反映的不过是中国社会的一隅，一个非精选出来的极其普通的一隅。她所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新变化，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发达地区已不新鲜。但是，她借助改革开放政策，自力更生，迅速脱贫致富的经验和精神，却是永葆新鲜而又具有普遍意义的。罗定之路，是中国人民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编后语
编：广东现象更多的是一种经济现象。对广东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如上海人对广东的认识就有一个从“不行、不过到不错”的“三步过程”。对广东的成功有很多说法，在你的文章中也提到一种“变通”论及“以港为师”论。从今天来看，你认为广东的成功该用什么来解释呢？
王：当时的争议可能是局部的、阶段性的争议，都有道理但只是一部分而概括不了全部。当今天尘埃落定时，回过头来看广东，也许得出的结论就更接近科学。广东的成功有几个因素。
第一，广东是个“化外”之地，远离中央的控制，有自己的边缘文化，有自行其是的历史渊源。
包括历史上当中央一直强调农耕主义、农本主义时，这边的重商之风照样抬头、照样发展，广东人历来有经商的传统。特别是英国殖民主义在它旁边设立了一个香港，对广东的影响绝对不可小看。正因为它是“化外”之地，特别是解放后作为国防前线，是准备打仗的地方，所以国家一直没有大的投资，没有摆放大工业。广东对中央的依赖小，所以历史的传统得以保留、存活。
第二，中央为什么选择深圳“杀出一条血路来”？而不选上海或其他地区？
邓小平南方讲话时曾说：很后悔，当时应该让上海同时开放，这步走晚了很遗憾。很多人感慨不已。但我说，这是老人家只能在事后可以说的话。原因很简单，当时上海支撑中央财政的比重很大，上海是整个中国计划经济的擎天大柱。从常识上讲，谁敢把这根柱子拆下来，修理好再安上去？如果这样，整个大厦就要垮下来，中央不可能冒这个险。因此，只能在这根大柱旁边的十几根柱子中找到这根既有一定的承重力、又不会冒太大风险的柱子，就是广东。把这根柱子拆下来去修，修不好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失；修好了，说不定能总结出点经验来。因此，中央才默许、鼓励、纵容它放开手脚试。没有想到经过10年的探索，到了1992、1993年，这根柱子已经长成参天大树。邓小平一次、两次到南方视察，就是要到广东来找他的改革开放政策成功的重要例证。当第二次到南方视察时，他已明显地感到，他不来就要批邓了。这时他就在88岁的高龄之年到南方视察，因为只有到了广东这块土地上，他的话才有力量，才有充分的说服力。正因为这时广东已长成大树，他才有充分的发言权，让历史转过来。有了广东这棵大树的支撑，再开始卸上海这根柱子，战略重点也可移到浦东去了。广东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第三，广东的无为而治。
改革开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央放权，地方也放权，把每个细胞都搞活，以港为师也好，变通也好，反正‘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无为而治使广东市场经济的传统细胞得以充分活跃和张扬，使广东出现了万马齐驱的局面，出现了“广东四小虎”，出现了各种模式，出现了各乡镇拼命往前赶的现象，出现了经济的裂变。但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就是广东的政府行为，这只看得见的手变得非常无力。所以我在《华东归来话广东》中说：广东是靠无为而治获得了20世纪80年代的奇迹，但不要以为无为而治是万用良药，市场经济需要两只手，既要有看不见的手，也要有看得见的手。广东在这个时候不强化看得见的手，就很可能被上海所淘汰。
从华东回来，我之所以对上海刮目相看，是因为它的有形之手是非常强大的，如果再给它注入市场经济的机制和观念，可焕发出非常强大的力量。一比就比出来了。上海在高、精、尖上做文章，包括“五个流”：商品流、物资流、金融流、信息流、人才流，经济结构形成第三、第二、第一产业比例为3 ∶2 ∶1的格局。那时广东还在满足于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产生了很大的差异。上海人说我们是在干跨世纪工程，广东当时还不当回事。我出于对广东的热爱发出了预警，不知他们听不听得进去。
当然现在再来看上海，我明显感到对上海也不要盲目地乐观，因为硬件的东西靠上海人的高素质和政策上的强大力量是很容易搞起来的。像小平说的：“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盖上千亿的大楼容易，但怎么搞活每一个经济细胞却是上海人要下很大功夫的。
广东是细胞已经活了，要考虑骨架怎么完善；而上海是骨架已搭起来了，难的是要把细胞搞活。
有的人担心上海发展了，广东就没戏了。我说没这回事。在传统经济上不允许有多个中心，但现代经济中允许有多个中心经济。广东和香港形成的经济对整个中国来说，还是像三足之鼎的一个足一样，不可缺少。
编：曾记得关于《罗定之路》这篇文章，新闻界老前辈李普曾经在《羊城晚报》上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那是怎么回事？
王：是的。李普是我们新华社的老领导。1993年我给他寄去一本自己刚出的书《中国走势采访录》，读了书中《罗定之路》这篇文章他非常激动，为此还专门给我寄来一封信，还有一篇文章，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羊城晚报》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附录
死胡同的突破
——读王志纲《中国走势采访录》（节选）
李普书中有几篇我在报刊上看到过。最初是关于广州人经受了三次冲击波的报道。所谓“广州人”，其实是指广东省；所谓“冲击波”是指对于改革开放的疑虑和攻击。我曾经多次南下观光，亲身接触了那里的成就。新闻记者拿出事实来，旗帜鲜明地讲公道话，我读了感到很舒服。署名的仿佛是两个或三个人，我都不认识，想必是“小将”。我想，如今是该他们闯荡江湖、论列天下大事了。这是六年以前的事！现在该叫他们“中将”了吧。
我打开书来，最先读的却是个小题目：《来自粤西山区的报告》，不料在这个小题目之下，也看到了一些惊人的大事情和大议论，使我大开眼界，浮想联翩。
它说的是曾经被称为“饿定”的罗定县，现在也富起来了。
千百年来，罗定穷得“叮当响”。越穷越需要跑步建设，越穷越没有起步资金。这一回，她经历了一个艰难的甚至是辛酸的原始积累过程。全县三十万名男劳力中，二十万人出外卖苦力，作者说：“这是罗定现代史上一次悲壮的进军！”他们千里奔波，省吃俭用，寄点钱回来支持家里的姑娘、媳妇们“自带口粮”，到县城和镇上的工厂去做工。所谓“自带口粮”，是要先交400~2 000元，才获得进厂做工的资格。而这些工厂，有许多家就几乎是靠着这些自带的口粮办起来的。
作者说，这个原始积累的过程是痛苦的；越穷，其痛苦越甚；但又是不可避免的。这话对极了！
多年的计划经济，使得我们各级的许多“父母官”们只能“往上看”，养成了“等、靠、要”的习惯。罗定的“父母官”们棋高一着，他们靠自己一点一点积累起步钱，用这些钱逐步创造吸引投资的环境。
硬环境固然是吸引外资必备的条件；软环境在许多时候同样显得重要。罗定的地理条件不如别人，更要靠软条件来取胜。1983年，有一项加工5 000打服装的合同，对方延误了时间，布料送到时，离原定交货的期限只有3天了。县长亲自出马，组织全县城五家服装厂3 500人加班加点，终于按期完成。事情很明白，这是救了那位客商一把。那人从此成了罗定的长期客户，而且成为罗定的热心宣传者，介绍来不少新的合作伙伴。
靠着这样的苦干，这个边远山区的罗定县，成了广东省服装加工出口基地之一。我们有些事，外国人弄不明白，其中之一，是所谓“农转非”。其实，现在许多国家公开出卖“绿卡”永久居留权，甚至国籍也在出卖之列，堂而皇之叫做“投资移民”。不料这个大问题，在罗定也出现了一番新奇景，作者画龙点睛，发了一通精彩的大议论，我越读越兴奋不已。古人说，拍案叫绝，可能也不过如此。第四篇文化求索第四篇文化求索行成于思王志纲中国走势思考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