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编 闲议文化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鸟儿，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喉。在一个因经济快速发展，文化复兴伴随文化泛滥，文化饥渴伴随着文化浮躁的时代，各种文化现象层出不穷，文化从形式到内涵都有很大改变，王志纲作为立场超脱的“丙方”，用在第三种生存下的独特眼光，观察和思考文人和文化现象，表达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特立而不独行、同流而不合污、超然而不乖张的声音。

254.文化是什么？是一种无形的价值认同。不管物质积累多么丰富，多么了不起，也不管你多么显要，多么有权势，但从最后的长线来看，能够留存下来的还是文化的价值。

255.真正的文化人是一个民族的良心，是一种社会操守的率领者和倡导者。

256.商业的力量是金钱，文化的力量则是靠一种呼应，一种号召来实现，是对人们潜移默化的一种影响力。

谁是文化人？

关于文化人有多种界定方式，但有可能有两个层次。一种文化人是以文化为生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吃文化饭的”。而真正的文化人，他们所追求的最高层次应该是过渡到韩愈所讲的“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他们是社会的良心，社会的脊梁。他们所做的一切已超越了生存的压力，而是为了推动一个社会前进，甚至是提高一个国家的国民的素质和品位。这是我所称道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

257.文化人下海，切入到经济运作中，以产业方式运作文化，不仅可以活跃自己的思想，体验复杂的人生，还可以把文化的理念、知识、观念、信息带入现实中，使那些虽然获取了大量财富而缺乏文化品味的老板，或因为财富的增加而文化品位下降的老板以及经营文化而并无文化的老板得到提升。

“披着狼皮的羊”

王志纲形容自己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虽然与“狼”（商人）共舞，但骨子里还是文化人。

他说：我是处于过渡状态的文化人，可能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有很大的关系。我是解决了生存问题的文化人。我还是继续以文化为业的文化人，尽管这个文化带有很大的经济成分，与商业很近，但从灵魂上我还是把追求文化作为生命最崇高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应当是一个与商海同流而不合污的文化人。

人们对我的了解只是靠给企业策划谋生的我，作为知识分子与商业结合得不错。其实这只是表层现象。我开拓这种生存方式是想给中国的知识分子探索一条路，这就是第三种生存。出淤泥而不染，在获得自尊、自立、自强的前提下面，能继续自己的文化追求。在这种前提下你就有可能做两件事。第一，给文化、给知识张目；第二，引导老板从庸俗向高雅走，倡导一种高尚的社会商业文化风气。

258.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饿着肚子文化无从谈起，文化就是“吃饱了撑的”。

“吃饱了撑的”

1999年王志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阐述了自己对文化的观点：

我讲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吃饱了撑的”这并不是一句开玩笑的话。人类几千年的发展史，就是追求不断提高的过程，从生存到发展、再到品位，最后到崇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人们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腾出的空间就是不断崇高的过程，填充它的东西，就是文化。人们对文化的渴求和文化需求的广阔空间，给文化人创造了充分的天地和广阔的舞台。因为做不好而不被社会认可，是我们文化人自己的问题，怨不得别人。

我希望使文化回归到它的本位上去，让每一个人，尤其是商人们也感到：“哦，文化原来与我也有关联”。使他们也向往文化，哪怕是附庸风雅，附庸尽管仍是一种庸俗的表现，但它比整天陷在酱缸里的状态，毕竟是一个进步。

259.文化人下海经历了三个阶段：滩涂折腾、一身泥污、人格错位； 浅海弄潮、有钱无行、目标错乱；深海荡舟、倒江翻海、如鱼得水。

知识分子下海，刚开始的时候，是在浅海，或者只是一个滩涂。打架他打不过劳改释放犯，吃苦他吃不过进城打工的农民。又苦又累又狼狈，站在滩涂边象“牛滚团”一样，呆呆地看着别人挣钱，反倒说是知识无用。现在，大浪滔天，一个猛子扎下去，蛟龙入海，就干成大事了。如果我们还去赶小海，那就不会是这么回事。

260.在这样一个知识日益快餐化的时代，文化所面临的窘境是“一边捆着草，一边饿着牛”。这时突然从大学的围城里跑出一位知道分子，不但解开了草捆，而且经过时尚的包装呈献给了普通大众，没想到一下子成了“大众情人”，“庶民”狂欢中的“领舞者”。

今日欢呼孙大圣 只缘红尘滚滚来

2006年10月中央电视台邀请王志纲在对话节目中谈易中天现象，王志纲风趣地说：

在这样一个恶搞成风、庶民狂欢的时代，中央电视台这枚“火箭”，把“孙猴子”送上了“太空”，原来他只是在“花果山”称王，火箭把它送上天后就成了万民敬慕的“齐天大圣”。

易中天一下子那么出名，搞得很多文人很不服气，你不服气也没办法，因为它是一种现象。这个“火箭"也送过很多人上天，包括《百家讲坛》的一大批人，为什么唯独易中天出名了？因为那些被送上去的多是些普通“猴子”，并非是得了道的“猴精”。这个猴子会七十二变，在“上天”之前，它已经道行很深了，可以“大闹天空”，这就是他能够成为“齐天大圣”的原因。

261.什么叫学者——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什么叫记者——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什么叫专家——片面的深刻；什么叫政治家——浅薄的全面。

262.追求仕途，命运和前途并不仅仅取决于个人的勤奋、才识和贡献，更多的是上司的好恶和周围的环境；相比之下文化强者则潇洒得多，可以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来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而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

263.文化力，对内是价值凝聚，对外是形象展示。

264.北京有“痞子文化”，广东有“世俗文化”，上海有“鹰犬文化”。

265.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美味中折射的多是丰富多彩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所以饮食文化不是坐在家里研究出来的，也不是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用嘴巴尝出来的。

嘴巴品出文化

饮食文化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作室一向倡导在策划实践中对地域文化的发掘与利用。所以，用嘴吃出当地的文化与市场感觉，就成了一种颇为有效的调研方法。食不必贵，但必须代表地方特点与神韵。

早年王志纲作记者时就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吃的文章——《中国“食林外史”》，其中谈到各地的饮食：以满汉全席为代表的北京饮食是典型的“官僚菜”，极尽铺张、炫耀之能事，吃得既累又不过瘾，排场、派头倒是十足；广东菜是“商人菜”，典雅、精致、做工考究、营养丰富，又不失豪迈、生猛之气；上海菜乃典型的“市民菜”，淡雅、细腻、清爽，小盘小碗，处理得当，浪费极少；以四川、重庆、贵州为代表的川菜是“农民菜”，猪下水、羊杂碎，牛肉、马肉、毛驴肉，折耳根、毛血旺，腊肉、狗肉、回锅肉，统统入口，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东北菜是“土匪菜”，排骨架、大猪头、鱼头泡大饼、粉条炖猪肉，真正是大碗喝酒大碗吃肉，自有威虎山、奶头山之胡子遗风！

266.知识产权一旦建立，就会使知识分子的大脑变成一座金矿。

267.文人下海如同驾着独木舟闯海的印第安人，生死难卜；文化下海——文化产业化，如同巨轮远航，将使更多的文化人闯过风浪，驶向彼岸。

268.文化的种子有了合适的温床才能生根发芽；轻浮的城市有了肥沃的文化土壤才能变得厚重。

269.当体制和一个民族的劣根性融合沉淀为一种文化、一种定势、一种习惯的时候，这个民族注定是不可救药的。

俄疆感受

1999年王志纲结束了哈尔滨的演讲，经绥芬河东宁口岸过境进入俄罗斯的海参崴。跑马观花一天两夜，得出的印象是：俄罗斯的姑娘漂亮天下无双；沙俄帝国版图之巨大；俄国经济的破败，停滞以及人们的麻木。而感受最深的是，俄罗斯的落后不在于物质的原因，更在其观念和社会运行机制上。在俄境内活动，感到它就像一艘正在转舵的旧船，虽掉了头，但船上的一切，包括游戏规则，人们的操作习惯，丝毫没变。办事拖沓，效率低下，人浮于事随处可见。以至王志纲说：“我在俄罗斯走了一下，终于理解了一个建国70多年的庞然大物，为什么会在顷刻间轰然倒塌。”

270.“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愚蠢的军队无法战胜敌人”；没有理论指导的企业是盲目的企业，盲目的企业不可能到达胜利的彼岸。

271.我们的新闻作品、影视作品，为什么缺乏吸引力？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扬东海之波以注其杯，把自己的杯子当作容器，漫出来的都不要了，最后只剩下一小杯水。

如何使文章更大气

谈到如何使文章更大气，王志纲说：写大题材的作品，需要你的框架有伸缩能力，使它能够充分发挥，即使超越你的框架但很有启发性的东西也要能装得下去。千万不要削足适履，或扬东海之波以注其杯，把自己的杯子当作容器，漫出来的都不要了，最后只剩下一小杯水。要有襟三江而带五湖，谁持彩练当空舞的气概，才能挥洒自如。

272.中国在知识领域往往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学”，一个是“术”。所谓“学”，常常是在高楼深院里作学问，追求自成体系，往往脱离实际，大而不当；所谓“术”，又常常过于功利而琐碎，视野不开阔。我们之所以受市场的欢迎，在于能承“学”于上，启“术”于下，知行合一，我称之为“道”。只有“打通学、术、道”，才能获得大智慧，进入大彻大悟、挥洒自如的境界。

打通学、术、道

所谓“打通学、术、道”，王志纲是这样解释的：“学”，即在学校和书本里学到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学院派的、常规性的，为“认知”阶段；所谓“术”，是将“学”与实践相结合，丰富了许多感性的、经验性的东西，从而形成专业性的能力与技巧，为“感知”阶段；所谓“道”，则是“悟知”阶段，是“学”与“术”在量的积累基础上产生质的飞跃，经“顿悟”产生创造性的知识，并将先前积累的“学”和“术”贯穿起来，表现出超人的洞察力、直觉力和创造力。

273.图象可以到达文字不能到达的地方（比如全球都认识可口可乐和麦当劳的标志）；文化可以到达体制不能到达的地方（比如美国文化长驱直入，而其制度则不能）；想象可以到达科学不能到达的地方。

一次滑稽的经历

王志纲大学外语学的是日语，因而常为现在出国不能与人交流而苦恼，一次到泰国打高尔夫球，临回国导游没有及时赶到酒店送机，这可急坏了他，情急之下只能自己搭乘的士。要去机场不知道如何表达，只好向司机做飞鸟状，但司机还是不明白，于是又做向上冲的手势，司机终于明白要去机场。而面对庞大的机场，在什么地方办登机手续是个难题，突然看到机票上航空公司的标识，按图索骥直奔相同标识的柜台，顺利办票并且登机，由此得出此条感悟和一段笑谈。

274.有些知识分子实际上只是“知道”分子，像个书橱，只有储存功能；学以致用的知识分子则像蚕，吃的是桑叶，吐的是丝。

275.一个真正成功的记者，不是读新闻学就能造就的，他必须有哲学的头脑、经济学的眼光、史学的知识、社会学的背景，必须关注时代走势，探寻人生哲理。

276.记者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新闻型的，身手敏捷；一类是学者型的，善于思考；一类是文学型的，富于想象。

277.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知识分子一直是个有些尴尬的阶层，尽管不乏洁身自好、不与世俗同流的优秀人物，也不乏登堂入室、为尊者师的显赫人物，但就总体而言，正如毛泽东所讲的，一直是个依附阶层，除了学而优则仕，很难找到其它施展抱负的途径。所以，历来的知识分子要么皓首穷经，在传统的文化圈里打转，要么委曲求全，附骥尾以干青云，要么放浪形骸之外，动辄作穷途之哭。到底有没有更积极、更有意义的活法呢？也许只有到了今天这样的财智时代，答案才真正显现出来。

278.我最大的抱负是“自我实现”，当一个好的文化人。一个好的文化人必须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理解的“达”不是出将入仕，而是为社会留下一些精神产品，留下一些真诚的、渗透着自己独立见解的东西。

279.知识可以归纳为五个层次，既逐层递进，又相互贯通。就像五个台阶，你站在什么样的台阶上将决定你有多大作为。

第一个层次——信息。一个没有掌握信息的人，是封闭的人，是没有启蒙和开化的人。是否掌握信息，掌握信息的多寡，是衡量知识水平、区分现代人与蒙昧人最基本的指标。人要摄取信息并相互交流，但掌握信息并非目的，而是为了变为自己的活知识，否则顶多是个“知道分子”，只是将信息装入自己脑袋这个书橱。

第二个层次——经验。经验是对生活的历练，是撞了南墙知道回头。有些人饱读诗书，但终其一生，一无所用。为什么呢？因为不善于积累和总结经验。想让知识活起来，就要善于总结经验。就像毛泽东说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当然，总结经验也有正反两种，一种是变得更为油滑，去迎合、适应社会，采取偷奸耍滑的办法；另一种人恰恰相反，在经历这个过程以后，他发现了这个社会结构中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就积极地去改造它。

第三个层次——智慧。传达室的老大爷、田间种地的农民，也有自己的智慧。对知识阶层来说，智慧是建立在前两个层次基础之上的升华，是决定一个人能否厚积薄发，有所创新的关键。

第四个层次——思想。思想就是独立见解，不是人云亦云。能够独立思考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对别人有所启发。真正的思想应能深刻反映事物的客观规律。

第五个层次——理论。当知识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能够归纳总结出事物的内在规律，有了自己完整的体系，自成一派，并对社会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能在某一领域建立起自己的学说和理论的人，堪称这一领域的大师。

站在知识的最高台阶上，你将拥有自由创造、成就大业的可能

280.记者最好的方法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集众思，广众益”，形成新的认识，这样才有优势。

思考者的喜悦莫过于思想被社会所认同；爬格子者的满足莫过于文章被人们所理解。

281.回顾中国二十年来新闻的风云史，概括起来媒体产业的发展趋势是：从平台为王，到内容为王，再到未来的整合为王。

九十年代中上期，这个时候是“平台为王”。谁能够跑马圈地，能够占据传播平台，谁就独领风骚。

当量增加到一定的时候，就要重新洗牌，实现质的突破。而这个时候不能实现跨越，就有可能被抛弃。所以，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进入一个“内容为王”的时代。

现在对中国的媒体有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很大的商机。就是通过整合提升媒体的价值，也就是“整合为王”。

282.传统脑库与我们的区别：他们是“圈养动物”，我们是“野生动物”；我们是从幕后看戏、他们习惯于在前台看戏；他们更多地依赖资料和数据，我们更善于与客户演对手戏；他们长于提出问题，我们的优势在于不仅看出问题，同时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283.自然资源越挖越少，文化资源越挖越多。

284.这不是一个出大师的时代，但是一个孕育大师的时代。

当记者就“当今时代有没有大师”这一话题对王志纲发问时，他认为：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鸟儿，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喉。”这是一个资本原始积累、文化少人问津的剧烈变革和浮躁的时代；但也是一个金戈铁马、机遇频生、造就英雄和传奇的千载难逢的特殊时代。这个时代不仅需要能贯穿古今，打通学、术、道的人来问诊和把脉；更需要阅历丰厚的文化人对变革加以记录、思考和粗加工，为后世留存史料，为大师积攒养分，这不是一个出大师的时代，但这是一个孕育大师的时代。也许等资本的原始积累完成，疾风骤雨式的变革过去，我们的子孙后代静下心来做学问的时候，才可能出大师，但我们也不无遗憾，可以说这些大师是吃着我们的馒头和粮食长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