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民族固有之兵器，实与其人种、文化、历史、科学、美术、技艺，及其民族之消长生息强弱盛衰，有密切之关系。是以世界各国，既有古兵博物馆之设置，以资观感，复各有其兵器史，以利学者及军人之研究，并供人民阅读。吾国兵器在商周已臻发达，惜无著述遗留，汉人所著之《考工记》承周代文化之后，对于合金之术尚有所昭示，但亦略而不详，且仅及周末之兵器。自汉以来，以迄于今，除宋曾公亮之《武经总要》及明茅元仪之《武备志》图示宋明两代所用兵器尚详外，其他关于兵器之著述，大都不出商周二代兵器之范围，仅《金石索》采纳较广，《西清续鉴》稍列西北回蒙二族之兵器耳。推原其故，一则因发掘之事业未盛，商以前之铜兵尚无出土者，而石兵之出土又系近年之事，故前人论兵，其远不能超越商周，亦事实之所宜然。二则因铁兵发生，周末仅有萌芽，而铁质易腐，且无铭文，海内藏兵家多不及汉以后之物，或存有三代以下非古之见解，然亦因实物不多及不佳之故。至于边疆各民族，如蒙古、回、藏、苗、瑶、彝、羌，及“戎”、“番”、“夷”，以及缅甸、马来等族之古兵器，均有可观，且早已见知于世，帝国主义者劫夺甚多；海内人士则收藏尚少，历代以来从无注意及此者。清高宗之收入十数器于《西清续鉴》，尚属创举，但无继响者。盖因畴昔藏器之士，存玩古之见者较多，既以三代为古，复专重铭文花纹及器形之考较，遂偏重器之外表，而对于三代铸造之术及科学艺术之实质反少研究；三代以后之器更无论矣，边疆各民族之器更无论矣。清代海通以后，实学之思想渐盛，故清儒之论周代兵器，一祛从前附会神奇之说，而以实物为著论之根据，如程瑶田其翘楚也。程氏所著《通艺录》中之《考工创物小记》，对于周代长兵、短兵及射远兵，如戈、戟、剑、匕首、弓、矢之类，均一一为深切详晰之研究，庞然巨籍，并无一语涉及神奇怪诞之说，或虚无附会穿凿不经之语，此诚清季儒者渐重实学之明证，而为前人之所不及，后人之所宜致其钦迟者也。嗣后趋重科学，考古之学盛，著书立说之士日多，对于兵器一端不乏知言之士。如陆懋德之《中国上古铜兵考》上篇，对于钺、戚、斤、戣、瞿、戈、戟、矛等古长兵，解释考据颇周（仅戟形有误），且图示其装柄使用之形，巧具匠心。马衡著之《戈戟之研究》一文，图示戈戟之形式及附件，及所仿造之柲（拟图有误）。一九三一年郭沫若著之《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内有《说戟》一文，图示戟之形及其装柲之形，纠正马衡之主张，图形大有不同。一九三二年李济著《殷虚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及一九三一年著《俯身葬》二文中有《勾兵之研究》，证明商及周初之戈，胡均甚短，多半连胡亦无之，雕戈只是戈之一种，《考工记》的戈至早不过是周末之戈。一九三二年广州黄花考古学院之《考古学杂志》，载有胡肇椿著之《戟辨》，以广州木塘岗出土铜戟，辨正马衡说戈戟同为一物之误。一九三五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三分载有郭宝钧著《戈戟余论》一文，根据河南辛村卫墓出土之铜戟十五具，及汲县出土长胡戈十余事，证明程瑶田初年所说之戟不误，及阮元《揅经室集》中所载龙伯之可信，于是戈戟之形大明，装柄之式亦定，自此可以毋庸再辩，诚如郭沫若氏所谓实物为论断之主体也。又如一九三四年徐中舒著《弋射与弩之溯原及关于此类名物之考释》一文，亦可继《玉海》诸古籍之后而为古式射远器加一旁证。以上为今人图列及研究兵器大致也。但三代以后之兵器，仍鲜著述，且少实物；汉、晋、六朝、唐、五代、宋、元、明、清二千年以来（舶来品除外），吾中华民族固有兵器之变迁沿革，其铸造如何递变，其形式如何更易，其历代制造所受外族影响如何，其向外发展传播之势力范围如何，均无所考焉。著者于此困难过程中，曾向全国各省各县之博物馆、图书馆、各大学、古物陈列所、民众陈列所，以及其他公私收藏兵器之处所及人士，兼及蒙藏回及苗瑶彝诸民族，征求自汉以下以迄清季之中国兵器摄影或图形，以及关于兵器未知之著作；一征不应再征之，且曾函请各方相助为理而自行担负各种费用；如是者劳劳十数年，甚至大庙丛林之藏有古兵者，亦不舍置。今者检查所获结果，尚并非各代均有，虽一切旅行及摄影等费，均由著者担任，尚有吝不肯摄，或置诸不理，或诮为多事者。甚矣，吾侪学者专门研究之难也。因《亚洲古兵器图考》之编辑，先成中华民族古兵器一集，名曰《中国兵器史稿》问世。碌碌三十年，所得仅此！因略述经历甘苦及编述旨趣以代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