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鼠疫（二）
第一节
从这一刻起，才可以说鼠疫成为我们大家的事了。此前，我们的同胞，尽管这些怪异的事件让他们深感意外和不安，每人还坚守日常的职位，各尽所能，继续自己的工作。毫无疑问，这种情况本应该继续下去。然而，门户一旦关闭，大家才发觉，所有人，包括叙述者在内，大家都落入同样境地，必须同舟共济。正是这样，譬如说，跟心爱的人离别这样一种个人的情感，从头几周起始，就突然变成了全体民众的情感，并同恐惧的心理一起，变成了这种长期的流亡生活所带来的最大的痛苦。
的确，全城封闭所造成的最明显的后果之一，就是将一些没有思想准备的人置于突然分离的境况。那些母亲和子女、夫妻和情人，几天之前，还以为是一次暂时分离。他们在火车站月台上拥抱吻别时，也只是叮嘱三两句，确信过几天或者几周就又见面了。沉迷在人的愚蠢的自信中，并没有把这次离别放在心上，满脑子还是日常事务。谁料猛然发现，这一别就遥遥无期，再难重逢，也无法通音信了。因为，在省政府公布法令之前几小时，就已经封城了，自然照顾不了每个人的情况。这场疫病的突然入侵，可以说头一个后果，就是迫使我们的同胞今后的所作所为，再也不带个人情感了。法令开始实施那天，头几个小时，省政府就应接不暇大批申请者，有的打电话，有的找官员，都陈述各自的情况，而那些境况都同样值得关心，也同样不可能予以考虑。实际上，我们需要好几天才能明白过来，我们落到了毫无回旋余地的境地，什么“通融”“照顾”“破例”等词语都丧失了意义。
就连写信这样无足轻重的要求也遭到拒绝了。一方面，这座城市也确实没有了通常的交通工具，得以同全国其余地方相联系；另一方面，又一道法令颁布了：严禁信件往来，以防瘟疫通过信件传播。开头，有几个人还算幸运，跑到城门口，恳求守门的哨兵帮忙，将信件送出城去。那也只是在瘟疫流行的最初几天，当时哨兵还觉得出于同情心，给人点儿方便是很自然的事。然而，过一段时间，还是同样那些哨兵，他们确信了事态的严重性，就再也不肯承担这种难以估计后果的责任。起初，还准许打长途电话，结果电话亭给挤爆了，而且长时间占线，一连几天就完全中断电话通讯。继而严格控制，只有在所谓的紧急情况下，即有人死亡、出生或结婚时才能通话。因此，我们就剩下电报这个唯一的通信手段了。由智慧、情感和肉体紧密相连的一些人，现在无可奈何，只能从由十个词组成的电文的大写字母中，寻觅昔日情投意合的对象。电文中实际的可用语式很快就搜罗净尽，因而长期的共同生活，或者苦痛的恋情，很快都高度概括，定期以“你好”“想你”“爱你”等现成用语交流。
然而，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依旧执意写信，为了同外界联系，坚持不懈地想方设法，但是最终总要流于虚幻。我们想象出来的办法，即使有的得手了，也是一去杳无音信，下落不明。一连数周，我们只得重写同样一封信，重抄同样的呼唤，这样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初从我们内心掏出来的有血有肉的肺腑之言，无不丧失其内涵，变成空洞的词语了。就这样，我们机械地抄了又抄这些词语，试图用这些僵死的话语来传递我们艰难的生活的信号。到头来，我们便觉得电文格式化的呼唤，要胜过这种执拗而枯燥乏味的独白，胜过这种同墙壁的毫无反应的对话。
况且，几天下来，任何人出不了城已成明显的事实。有的人就想询问，在瘟疫开始前走的人是否准许返城。省政府考虑了数日，答复说可以返城，同时又明确指出，返城的人无论以什么理由都不能重新离开：他们可以自由来，却不能自由走了。就是这样，也还是有些家庭，但为数极少，轻率地对待当前的事态，把谨慎抛到九霄云外，一心想重新见到亲人，就让他们趁机回来了。不过，已成鼠疫囚徒的人很快就明白，他们这样做就是把亲人置于危险境地，只好忍受离别之苦。在瘟疫最猖獗的时候，只有一个事例表明，人的情感超越了对死亡折磨的恐惧。但这些事例并不像有人期待的那样，是两个热恋的情侣，凌驾于痛苦之上，相互投向对方的怀抱，只不过是老大夫卡斯泰尔及其老伴儿，结婚多少年的老夫老妻了。在发生瘟疫的几天前，卡斯泰尔太太去了一座相邻的城市。说起来，这对夫妇甚至算不上世间幸福家庭的典型，叙述者也不无根据地说，时至今日，这对夫妇十有八九不能确信满意他们的结合。这次分离来得突兀，时间又延长了，这倒让他们认识到，他们彼此远离就无法生活，而比起这种猛然憬悟的事实，鼠疫就微不足道了。
这纯粹是例外。在大多数情况下，离别只应跟瘟疫同时结束，这是显然易见的。对我们所有人而言，构成我们生活的情感，我们自认为了如指掌（前文已经说过，奥兰人感情纯朴），现在却换上一副新面貌。有些丈夫和情人，原先完全依赖自己的妻子和女伴，现在却发现自己心生忌妒。有些男人自以为在爱情上十分轻浮，现在又找回忠贞不贰了。有些做儿子的，生活在母亲身边都视而不见，现在看到母亲的脸上多一条皱纹，便勾起种种回忆，感到极大不安和悔恨。这种突然的分离无可指责，前景又难以预料，我们不免无所适从，也无所作为，现在只能沉浸在回忆中，整天思念恍若还在眼前的亲人，而他们却已经远在天涯了。事实上，我们要忍受着双重的苦痛，首先是我们内心的痛苦，然后就是在我们的想象中，在外的儿子、妻子或情人的离愁别恨。
如果换成别种环境，我们的同胞就可能找到出路，这一种更加外在的、更活跃的生活。然而，鼠疫一流行，他们就同时空闲起来，只能在死气沉沉的城里打转，日复一日地沉浸在令人沮丧的回忆里。因为他们漫无目的闲走时总是经过同样的街道，而在这么小的城市中，这些街道也恰恰是他们昔日跟眼下在外的亲人一起走过的地方。
因此，鼠疫给我们的同胞带来的头一种印象，就是流放感。叙述者确信，他在这里可以代替所有人，写下他当时的感受，因为这是他跟许多同胞的共同体验。不过，时刻压在我们心头的这种空虚、真真切切的这种冲动，即非理性地渴望回到过去，或者相反，加快时间的步伐，还有记忆的这些火辣辣的利箭，这些正是流放感。有时我们真要胡思乱想起来，乐得等待亲人回家的门铃声，或者上楼梯的熟悉的脚步声，于是这种时候，我们就情愿忘掉火车停运的事实，设法守在家里，等待旅人通常乘坐夜班快车可能回到我们街区的时刻。自不待言，这类游戏不可能持久。到了一定时候，我们总会清醒过来，发现火车不会开到这里了。我们这次明白，我们的分离注定要旷日持久，应该尽量设法如何打发时间。从这时候起，我们才算回过头来，安于我们这种囚徒般的生活状况，一头扎进我们的过去。我们当中即便有几个人试图生活在未来中，他们也很快就得放弃，至少很快意识到那样做不可能，他们会体验到想象力最终要给相信未来的人所造成的伤害。
尤其是我们所有同胞很快就舍弃了他们可能养成的习惯，甚至在公共场合，也不再推算他们离别的时间了。这是何故呢？只因悲观的人确定分别的时间，比如半年，他们事先就尝尽了这六个月的离别之苦，好不容易攒足了勇气，准备好经受这场考验，绝不会软弱，拼尽最后的力气，也要顶住这漫长时日的煎熬。讵料，有时会遇见一位朋友，会在报上看到一则公告，头脑里瞬间产生一点怀疑；或者眼前一亮，便让他们萌生这样的念头：归根结底，确定疾病流行不会超过六个月，这并没有什么根据，也许要拖上一年或者更长时间。
这时，他们的勇气、意志和忍耐力，就会訇然坍塌，他们觉得掉进这深洞，再也不可能爬上去了。结果他们势必强制自己，再也不去考虑他们终将解脱的日期，再也不面向未来，可以说一直低垂着眼睛过日子了。不过，这样谨慎的态度，这种跟痛苦耍滑头、高挂免战牌的做法，自然是得不偿失的。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场精神崩溃的同时，实际上也就舍弃了十分常见的时机，不能躲进将来同家人团聚的欢乐景象中而忘掉鼠疫。他们就是这样，跌落在顶峰和深渊之间，上不上下不下，飘浮在那里，哪儿像活着，只是一天天毫无方向地混日子，沉湎于枯燥乏味的回忆，形同漂泊的幽灵，想要汲取点力量，也只能接受扎根在痛苦的土壤里了。
因此，他们感受着所有囚徒和所有流放者的极痛深悲，仅仅靠一种毫无用处的记忆活着。就连这个他们不断思念的过去，也只有悔恨的味道了。他们也确实很想往这过去中添加些什么，添加上他们现在期盼的男人或女人当初在一起时，悔不该能做到而未做的一切——同样，无论在什么状况下，甚至在他们的囚徒生活相对好过的时候，他们也总把离家的亲人扯出来，而他们当时的处境总不能让他们满意。我们对现实失去耐心，又敌视过去，放弃未来，活似受人世间法律或仇恨的制裁，过着铁窗生活的人。最终，想要摆脱这种无法忍受的休闲，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想象的空间，重新开动火车，让顽固保持沉默的门铃每小时都重复鸣响。
即使是流放，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也是流放在自家中。而叙述者体会到的，虽然只是全城居民的流放，他也不应该忘记像记者朗贝尔或其他一些人，他们则相反，离别的痛苦还要变本加厉，只因他们在旅行中意外遭受鼠疫而滞留在这座城市中，既远离难以相见的亲人，又远离自己的家乡。在通常的流放中，他们是最深度的流放，因为他们固然同所有人一样，为拖延的时间而惶惶不安，但同时还牵挂着空间，他们落难在疫区，要眺望遥远的家乡，就不断撞到相阻隔的一道道高墙。每天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看到在尘土飞扬的城中游荡的人，无疑正是他们：那是他们在默默呼唤唯独他们才熟悉的黄昏，以及他们家乡的清晨。于是，燕子的飞翔、暮晚的露水，或者太阳时而遗忘在冷清街道的几抹光线，诸如此类的难以捉摸的征象，令人困惑不解的信息，都在供养着他们的思乡病。这个总能为人解困的外部世界，他们却闭眼不看，固执地耽于他们那些过分逼真的幻景，竭尽全力追寻一片故土的景象：某种形态的光束、两三座山峦、钟爱的树木和女子的面容，凡此种种所构成的一种环境，在他们看来是任何东西都取代不了的。
最后，还要特意谈谈情侣们，这是最有意思的话题，由叙述者来讲讲，也许更为适合。情侣们还得受其他许多忧虑的折磨，必须指出的一种便是自责。他们落到这种境况，的确能以一种更加强烈的客观态度审视自己的情感了。在这种境况里，他们还看不出自己的缺点，这种现象恐怕少之又少。他们想要凭想象准确地勾画出暌违的情人的举止行为，却感到难以如愿，从而第一次有了机会发现自己的缺点。他们不由得哀叹，自己竟然对情人的时间安排不甚了了；他们责备自己多么轻率，忽视去了解，佯装对一个恋人来说，心上人的时间安排并不是所有快乐的源泉。正是从这时候起，他们才能很容易地回顾自己的爱情，并审查其中的不足。在平时，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我们人人都懂得，没有什么爱情是不可自我超越的，然而，我们却情愿让爱情停留在平庸的状态，还或多或少心安理得。可是，在回忆中，要求就更高了。我们遭受的这场无妄之灾袭击了全城，后果十分严重，不仅给我们带来一种不公正的、本可以令我们愤慨的痛苦，而且还怂恿我们自寻烦恼，从而诱使我们甘心接受痛苦。转移人们注意力并把水搅浑，这正是瘟疫肆虐的一种方式。
如此一来，人人都得单独面对苍天，一天一天混日子。这种普遍的消沉，久而久之就可能磨砺人的性格，但是眼下却开始让人变得目光短浅了。譬如说，我们有些同胞就干脆屈从于另一种奴役，甘受晴天和雨天的支配。看那样子，他们似乎第一次直接受到当时天气的影响。金色的阳光寻常的一次光顾，就让他们兴高采烈，可是一碰到下雨天，他们的脸上和思想上也有阴云密布了。几周之前，他们还能避免这种软弱的表现，不至于这样不理智地受制于天气，因为那时候，他们不是单纯地面对这个世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和他们一起生活的人置身于他们的天地的前面。反之，从这一刻起，他们显然听任变幻无常的老天的摆布了，也就是说，他们无论伤心痛苦，还是心存希望，都没有来由了。
处于这种极度孤寂的境地，最终谁也不指望邻居来相助，每人都独守自己的忧虑。我们当中如果偶然有人想交交心，或者谈一谈自己的感受，那么对方无论如何回应，大多时候总要伤害他。于是他发觉对方和他所讲的风马牛不相及。他所表达的，却是他多日思虑和苦楚的由衷之言，他想要传递的形象，也是在等待和情欲之火上长时间炖出来的。对方则相反，想象这是一种常见的激情、市场上叫卖的痛苦、系列化的忧伤。对方不管出于善意还是恶意，应答的话总是显得虚假，这样的交谈还是放弃为好。或者，至少那些忍受不了沉默的人应该如此。而其他人，既然找不到真正的心灵语言，他们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采纳市场的语言，说话也模仿那些老生常谈，模仿那种普通关系和社会新闻的风格，差不多就是每天的新闻了。在这方面也同样，切肤之痛往往用谈话中的陈词滥调来表达了。唯有付出这种代价，鼠疫的囚徒们才可能博得门房的同情，或者引起他们听众的兴趣。
然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这些流放者的焦虑不管多么痛苦，空虚的心不管多么沉重，仍可以说在鼠疫流行的初期，他们是幸运者。就在民众开始惊慌失措的时候，这些流放者的心思确实完全转向了他们等待的人。在全城居民遭难之际，他们却受到了爱情的自私心理的保护，即使想到鼠疫，也仅仅限于这场鼠疫有可能把他们的离别变成永诀。这样一来，他们就给瘟疫的核心地点带来一种有益于健康的分心，被人们视为冷静应对的态度。他们本已绝望，反倒不会惊慌失措了：他们的不幸也有益处。譬如说，他们当中如有人被疫病夺走生命，那也几乎总是在不知不觉中走完生命的历程。他在心里长时间跟一个幻影交谈，从这种谈话中抽出身来，也没有过渡，就直接投入大地的极厚重的沉寂中。任何感受他都来不及体验了。
第二节
这种流放突如其来，正当我们的同胞设法适应时，鼠疫却给城门上了岗哨，逼使驶向奥兰的船只中途改变航向。自从封城以来，没有一辆车驶入城里。而且从那天起，在大家的印象里，汽车都开始兜圈子了。站在地势高的林荫大道上眺望，也觉得港口呈现一种奇特的景象。往常那么繁忙，成为沿海首屈一指的港口，猛然间萧索冷清了。接受隔离检疫的几艘轮船还停泊在那里，但是码头上的大吊车已经闲置，翻斗车都侧翻在轻便轨道上，酒桶和麻袋零散地堆着，无处不表明贸易也因鼠疫而瘫痪了。
这些非同寻常的景象即使呈现在面前，我们的同胞似乎也很难理解灾难临头了。固然有分离和恐惧这样共通的感觉，但是，大家还继续把个人的忧虑放在首位。大多数人对打破自己的习惯，或者损害自己的利益的事尤为敏感。他们对社会生气，甚至恼火，可是，这种情绪对抗不了鼠疫。譬如说，他们头一个反应就是谴责当局。报纸刊登了这类批评——难道不能考虑放宽一点采取的措施吗？省长的答复相当出人意料。此前，无论报社还是朗斯多克情报所，哪家也没有收到过官方关于疫病的统计数据。现在，省长每天都向情报所提供统计数据，由该所每周发布一次。
即便如此，也没有立即引起公众的反应。鼠疫流行的第三周，公布死亡人数为三百零二人，却也没有让人产生什么联想。一方面，也许这些人并不全死于鼠疫；另一方面，城里居民谁也不了解平常每周的死亡人数。全城有二十万居民，大家都不清楚这种死亡率是否正常。正是这种精确的数字，从来也没有人关心，尽管数字所表明的意义非常明显。也可以说，公众缺乏的是比较的基点。只有时间一长，目睹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公众舆论才能认识事实。果然，第五周死亡三百二十一人，第六周又升至三百四十五人。至少数字增长颇有说服力，但是增长的幅度还不够大，我们的同胞在不安的情绪当中，仍保持原来的印象，觉得这无疑是个严重事件，但大不了也是暂时现象。
正因为如此，他们照常遛大街，在露天座上泡咖啡馆。总体说来，他们并不是胆小鬼，在谈话中哀叹的时候少，开玩笑的时候多，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开朗地接受显然是暂时的不便，总算保住了体面。然而，到了月底，差不多就在那个祈祷周（下文还要谈及），我们城市的面貌则发生了更为重大的变化。首先，车辆交通和食品供应，省长采取了限制措施。食品供应限量，汽油实行配给制。甚至还要求全市节约用电。只有生活必需品才由陆路和空运运达奥兰，其他行驶的车辆眼见日益减少，直到可以忽略不计了。豪华商店随时都会关门歇业，而其他商店的橱窗里，也挂出了无货的告示，但是顾客照样在门前排着长队。
就这，奥兰城换上一副奇特的面貌。步行的人数激增，即使在低谷时间，也有许多人因商店休业或因办事处关门而无事可干，都拥上大街，挤进咖啡馆。眼下，他们还没有失业，而是休假。譬如说，将近下午三点钟，奥兰天朗气清，给人一种欢庆节日的假象：全城车辆暂停通行，商店关门，以便保证群众的游行队伍畅行无阻，居民拥上街头参加狂欢。
电影院当然不会放过这一全民放假的好时机，生意十分红火。只可惜影片在全省停止周转。两周之后，各家影院只好交换影片放映。再过一段时间，电影院最终就放映同一部影片了。可是门票收入并未减少。
最后再说咖啡馆，多亏这是一座酒业贸易居首位的城市，拥有大批库存货物，咖啡馆可以敞开供应顾客。老实说，大家的酒量大增。一家咖啡馆贴出这样的广告：“葡萄美酒能灭菌。”烈性酒能预防传染病的这种思想，大家已经觉得很自然了，公众舆论现在更加坚信不疑了。每天深夜两点钟，大批大批的醉鬼被从咖啡馆里清出来，满街全是，他们在街头传播乐观的言论。
不过，所有这些变化，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异乎寻常，而且形成得那么迅疾，不容易让人视为正常和持久的现象。结果我们还一如既往，将个人的情感置于首位。
关闭城门两天之后，里厄正从医院出来，不期遇见科塔尔。科塔尔仰脸迎上去，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气。里厄祝贺他好气色。
“是啊，身体完全好了，”矮个儿男人说道，“请您告诉我，大夫，这该死的鼠疫，嗯！这还真开始成气候了。”
大夫承认是这样，对方颇为庆幸地说道：“这场鼠疫没什么理由现在停止。看来全都得乱套。”
他们俩一道走了一会儿。科塔尔讲述他那街区有家大食品杂货店，囤积了大量食品，准备卖高价。来人接这个老板送他去医院时，发现他的床下堆满了罐头食品。“他死在医院里了。鼠疫嘛，可不会付钱。”科塔尔满脑子故事，有真的也有假的，无不涉及鼠疫。例如，据说有一天早晨，在市中心，一个男人显出了鼠疫的症状。他犯了病，胡言乱语，一头闯到街上，碰见一个女人便一把搂住，叫嚷说他患上了鼠疫。
“好哇，”科塔尔指出，他那亲热的语调同他讲的事实很不协调，“可以肯定，我们全都得发疯啦！”
当天下午，约瑟夫·格朗也同样最终向里厄大夫讲了心里话。他看到摆在写字台上的里厄太太的照片，又瞧了瞧大夫。里厄回答说，他妻子去了外地治病。“从一定意义上讲，”格朗说道，“这也是一种运气。”大夫回应说，这当然是一种运气，但愿他妻子能够康复。
“唔！”格朗说道，“我理解。”
自从里厄认识他以来，他这是头一次侃侃而谈。他尽管仍然考虑用词，但几乎总能找到合适的词语，说出来的话好像他早已深思熟虑。
他年纪轻轻，就同一个穷苦邻家的姑娘结了婚。他为了结婚，甚至辍了学，找了一份工作。无论雅娜还是格朗，都从未走出他们的街区。他到家里去看她，而雅娜的父母有点笑话这个沉默寡言而又笨拙的求婚者。雅娜父亲是铁路工人，他休息的时候，总是坐在窗口的一个角落，两只大手平放在大腿上，若有所思地观望街上的人来车往。母亲总在忙家务活，雅娜当帮手。雅娜身形那么瘦小，格朗看见她穿行马路时，心里总是惴惴不安。来往车辆在他看来都大得要命。有一天，在一家圣诞节礼品店前，雅娜望着橱窗羡慕不已，身子朝他往后一仰，说道：“真好看呀！”格朗握住她的手腕。他们俩就这样定了终身。
这个故事后来的情况，据格朗说就很简单了。跟所有人一样，二人结了婚，还有点相爱。格朗有了工作，工作特别忙，也就把爱情置于脑后。雅娜也得干活，因为办公室主任并没有履行承诺。讲到这里，必须有点想象力，才能明白格朗所讲的意思。工作一累，他回家就随随便便了，越来越沉默寡言，没有支持他年轻的妻子维系他还爱她的念头。一个工作忙碌的男人，家境贫寒，前程逐渐渺茫，坐在晚饭桌边一句话也没有，在这样一个小天地里，就没有激情欲火的位置。也许，雅娜内心已经苦不堪言，然而她还是留下来：人有时会长期忍受痛苦而不觉得。一年一年这样过去。后来，她走了，当然不是独自一个人走的。“当初我很爱你，但是现在我累了……我也不是高高兴兴离开，但是，不见得一定需要幸福才重新开始。”雅娜给他写了信，内容大致如此。
随后，就轮到约瑟夫·格朗痛苦了。他也本可以重新开始，里厄就向他指出了这一点。可是没办法，他就是不自信。
不过，格朗还一直思念雅娜。他很想做的事，就是给雅娜写一封信，为自己辩解。“然而，下笔很难，”他说道，“我想了很久了。只要还相爱，我们不说话相互也理解。可是，人并不总是相爱。到了一定时候，我本应该想出适当的话留住她，可惜没有做到。”格朗用方格小手帕擤了擤鼻涕，接着又擦了擦胡须。里厄一直注视着他。
“请原谅，大夫，”这位老兄说道，“可是，怎么讲呢？……我信得过您，和您在一起，我还能说一说。不过一说话，我就爱激动。”
显而易见，格朗的神思从这闹鼠疫之地飞出十万八千里。
傍晚，里厄给妻子发了一份电报，说全城封闭，他身体很好，她应该继续注意疗养，他想念她。
封城三周之后，里厄刚刚走出医院，就见到一个等候他的年轻人。
“想必您还能认出我来。”
里厄看他似曾相识，但还有些迟疑。
“在这些事件爆发之前，”对方又说道，“我来拜访过，向您了解阿拉伯人的生活条件。我名叫雷蒙·朗贝尔。”
“唔！对呀，”里厄说道，“怎么样，现在您可有报道的好题材了？”
对方的情绪却有些烦躁。他说不是为这事来的，这次是想请里厄大夫帮个忙。
“实在抱歉，”他补充道，“我来到这座城市，一个人也不认识，而我们报社在这里的通讯员，可惜又是个笨蛋。”
里厄提议去市中心一家门诊一趟，他有些事情要交代。他们下行穿过黑人街区的小街。将近黄昏时分，从前这个时候，市里那么喧闹，现在却冷清得出奇。军号数声，冲上还布满金色霞光的天空，无非表明军人还有模有样在尽职。街道陡峭，两侧排列着摩尔式房舍的蓝色赭石色和紫色的墙壁，二人拾坡而下。朗贝尔说话过程中，情绪很激动。他的妻子留在巴黎，老实说，还算不上他妻子，但也是一码事儿。刚一封城，他就给妻子发去了电报。起初他认为，这不过是一个突发事件，只是设法跟她联系。他在奥兰的同行们都告诉他，他们谁都无能为力。邮局一句话就把他打发走了，省政府的一名女秘书还对他嗤之以鼻。他排队足等了两个小时，才得以发一封电报，仅仅写上：“一切均好，不久见。”
然而，今天早晨一起床，他突然萌生这个念头，说到底，他终究不知道这情况会延续多久，于是决定离开。由于他是被推荐来的人，干他这行的有种种便利，因此，他够得上省政府办公室主任，对主任说他和奥兰没有关系，他留在这儿也不是个事儿，他来到此地也纯属偶然，理应准许他离开，哪怕一旦出去，要他接受隔离检疫。主任对他说完全理解，但是谁也不能破例，还得等着瞧，但是总体来说，形势很严峻，现在什么也决定不了。
“可是，不管怎么着，”朗贝尔争辩道，“我不是本城居民，是外乡人啊。”
“当然了，不过，说来说去，我们还得盼望鼠疫不要久拖下去。”
最后，主任还是劝慰朗贝尔，让他也要注意到，他在奥兰能发现一篇有趣报道的题材，如果全面考虑，任何变故都有好的一面。说到这里，朗贝尔耸了耸肩膀。这时，他们走到了市中心。
“这实在是愚蠢，大夫，您能理解。我不是为了写报道才生在世上的，我出生在这世上，也许是为了和一个女人一起生活。难道这不合情合理吗？”
里厄则说不管怎样，这听起来都合情合理。
在市中心的林荫大道上，已不见往常那样熙熙攘攘的人群。只有寥寥几个行人，匆匆忙忙走向远处的住所。谁的脸上也没有一丝笑容。里厄心想，这是当天朗斯多克情报所发布公告的结果。过了一天一夜，我们的同胞就能重新燃起希望。可是当天，这些数字在头脑里还是太清晰了。
“这是因为，”朗贝尔突兀地说道，“她和我相识不久，而我们又情投意合。”
里厄没有接话。
“看来我打扰您了，”朗贝尔又说道，“我只是想问问您，能否给我开一份证明，确诊我没有感染上这种可恶的病症。我认为这也许能帮上我的忙。”
里厄点了点头，他接住跌向他两腿间的一个小男孩，轻轻扶他站稳。二人接着往前走，到了阅兵场。一圈儿榕树和棕榈树，垂下的树枝纹丝不动，挂满了灰尘，一片暗昏色；围在中央的一尊共和国雕像也灰头土脸，脏兮兮的。二人在雕像下站住，里厄一只接着一只跺着脚，要震掉蒙在鞋面上的一层白灰。他瞧了瞧朗贝尔，只见记者戴的毡帽略微滑向脑后，扎着领带的衬衣扣子都解开了，脸上的胡子没有刮干净，一副执拗而赌气的神情。
“您要相信，您的心情我理解，”里厄最后说道，“不过，您讲的理由没有什么说服力。我不能给您开这份证明，因为事实上，我并不知道您是否感染上这种病症，还因为即使您还没有感染上，我也无法证明您出了我的诊所，直到您走进省政府这段时间就不会受到感染。况且，即使……”
“况且，即使？”朗贝尔问道。
“况且，即使我给您开了这份证明，您也未必用得上。”
“为什么？”
“就因为在这座城市里，像您这种情况的有数千人，然而不可能都放他们出城。”
“如果他们本身没有感染上鼠疫呢？”
“这种理由不充分。我知道，这场变故很荒谬，但是涉及我们所有人，那就得‘既来之，则安之’。”
“可我又不是这里的人。”
“唉，从现在开始，您同大家一样，是这里的人了。”
对方不免恼火了。
“这是个人道的问题，我敢向您发誓。也许您还体会不了，两个情投意合的人就这样分离意味着什么。”
里厄没有立即应声。继而，他说体会到了。他竭尽全力渴望朗贝尔和他的妻子团聚，渴望天下有情人都能相聚。但是，还有政令和法律，还有鼠疫，他的职责所在，要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不对，”朗贝尔痛楚地说道，“您理解不了，您满口大道理，是在抽象概念中兜圈子。”
大夫挑起双眼，望着共和国雕像，说他并不知道自己讲的是不是大道理，但他讲的是明显的事实，这两者不见得非是一码事儿。记者正了正他的领带说：“这么说，我就得另做打算了吧？瞧着吧，”他带着一种挑战的口吻又说道，“我一定得离开这座城市。”
大夫说他仍能理解，但是这就与他无关了。
“哎！这事同您有关系，”朗贝尔突然嚷起来，“我来找您，就因为在这些决策中您起了很大作用。于是我就想到，您促成的决定，至少您可以破一次例吧。可是您什么也听不进去。您不考虑任何人。您根本就不管相离的人。”
里厄承认，在一定意义上的确如此，当时他不愿意考虑这些。
“唔！我明白了，”朗贝尔说道，“您要说公共服务了，然而，公共利益是由个人幸福构成的。”
“好了，”大夫仿佛思想溜了号，回过神来说道，“见仁见智，不必判断孰是孰非。真的，您不该发火，假如您能摆脱这种困境，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只是有些事情，职责不允许我去做。”
对方不耐烦地点了点头。
“是啊，我不该发火，我这样也耽误了您好多时间。”
里厄请他不要记恨，并把今后活动的情况告诉他。他又肯定在某一方面，他们能走到一起。突然之间，朗贝尔显得困惑了。
“这一点我相信，”他沉吟了一下，又说道，“不管您对我说了什么，我都不由自主地相信。”
他迟疑了一下：“不过，我不能赞同您的做法。”
他往前额拉了拉毡帽，快步离开了。里厄看着他走进让·塔鲁所住的旅馆。
望了一会儿，大夫摇了摇头。这个记者这么急切追求幸福，自有他的道理。然而，朗贝尔指责他“生活在抽向概念中”是否正确呢？在他的医院里，鼠疫的胃口倍增，每周要夺走五百人的生命，而他在医院度过的这些日子，难道真是抽象概念吗？固然，在灾难中，确实有抽象和不现实的成分。可是，当抽象概念开始要你命的时候，势必就得认真对付这种抽象概念了。而里厄仅仅知道，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譬如说，他负责这所附属医院（这种医院已有三所），领导起来就不容易。诊室对面的一间屋，他已改成患者接收室。室内挖了一个盛满消毒水的池子，池子正中间用砖砌起来一座小平台。患者先抬到平台上，全身迅速脱光，衣服全投进池子里。患者全身洗净擦干，换上医院的粗布衬衫，再送到里厄的诊室治疗，然后才住进病房。一所学校的防雨操场也不得不利用起来，总共能容纳五百张病床，现在几乎全部住满了。每天上午，里厄亲自主持接纳病人住院，给病人接种疫苗，切除腹股沟淋巴结肿块，再核实一遍入院病人的统计数字，下午再回来诊治患者。直到晚上，他才能出诊，回到家中已是深夜了。昨天夜里，母亲将儿媳的电报交给里厄时，她发现做大夫的儿子双手发抖。
“是的，”里厄说道，“不过，坚持下去，我就不会这么紧张了。”
里厄身体强壮，能吃苦耐劳。其实，他还没有感到疲倦。不过，有些头疼的是，例如出诊，就变得让他难以忍受了。确诊疫病发烧，就意味着尽快移走病人。于是，确实就引发了抽象的难题，因为患者家属知道，只有等痊愈或者死掉才能见面了。
“行行好吧，大夫！”洛雷太太求道，她就是塔鲁下榻的那家旅馆清扫女工的母亲。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当然有怜悯之心，可是这样对任何人都没有益处。必须打电话。很快就传来救护车的铃声。起初，邻居们还打开窗户瞧一瞧。后来，他们就急忙关上窗户了。于是，就开始了抗争，哭天抹泪，劝说，总之进入抽象环节。这些人家因高烧和焦虑而成为火药库，上演了一幕幕疯狂的场面。最终病人还是被拉走，里厄才可以离去。
最初几次，里厄只是打电话通知，不等救护车来到，就奔向别的病人家。可是大夫一走，家人就关上房门喊叫，随后警察进入，接着动用武力，破门掳走病人。在头几周里，里厄只好留下来，一直等到救护车开到。后来，每位医生出诊时，就由一名志愿督察陪同，里厄就得从一个患者家庭赶到另一个患者家庭。但是，最初那段时间，每天晚上都像今天晚上这样，他走进洛雷太太的家门，只见小套间装饰着扇子和假花。患者的母亲接待他，勉颜一笑对他说道：“但愿不是大家谈论的那种高烧。”
里厄掀起被子和衬衫，默默观察病人腹部和大腿上的红斑。那是肿大的淋巴结。母亲看着两腿之间的情景，不由得惊叫起来。天天晚上如此，母亲面对子女腹部呈现的所有致命的症状，无不失魂落魄，大声呼号；天天晚上如此，多少手臂揪住里厄的胳膊，徒费多少唇舌，接连许诺，接连哭泣；天天晚上如此，救护车的叮当引起歇斯底里的发作，而这种发作跟所有痛苦一样，全都于事无补。天天晚上总这样千篇一律，经过这段长时间的出诊之后，里厄也不抱任何期望了，只能面对长长一系列无休无止更新的相同场景。不错，鼠疫作为抽象概念，实在单调得很。发生变化的也许只有一件事物，那就是里厄本身。那天晚上，在共和国雕像脚下，里厄就有了这种感觉，他一直望着朗贝尔走进去的旅馆的正门，心里仅仅意识到艰难的冷漠开始充塞他的头脑。
在这过劳的几周之后，在这全城人涌上街头兜圈子的所有暮晚之后，里厄方始憬悟，他无须再抵御怜悯之心了。当怜悯成为无用之物时，大家就鄙弃了。这些疲惫不堪的日子，大夫在这颗慢慢封闭的心灵中找到了唯一的安慰。他知道自己的任务会因此而轻松起来些。这就是为什么他很欣慰。母亲等到凌晨两点钟才见他回家，里厄还用茫然的目光注视她，她心里不禁难过，而她叹息的恰恰是里厄当时可能收到的唯一宽慰。要同抽象概念做斗争，就必须有几分相像的样子。但是，这怎么可能触动朗贝尔呢？对朗贝尔而言，抽象概念就是一切与他的幸福相对立的东西。里厄也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位记者并没有错。但是他同样知道，抽象概念有时比幸福更为强势，在这种时候，也仅仅在这种时候，就一定得予以重视。这正是要在朗贝尔身上发生的情况。后来，朗贝尔也向他交了心，他才得以了解详情。里厄就是这样，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关注着每个人的幸福与鼠疫的抽象概念之间沉闷的斗争，而正是这种斗争，在这个漫长的时期，构成了我们城市的全部生活。
第三节
不过，这些人视为抽象概念，另一些人则看作真实情况。鼠疫流行的头一个月，到了月底，由于疫情明显反弹，又由于帕纳卢神父做了一次情绪激昂的讲道，形势的确阴云密布了。帕纳卢神父，就是救助过刚患病的门房米歇尔老头的那位耶稣会会士，他因经常在奥兰地理学会的简报上撰文而闻名，又是学会里碑铭复原工作的权威。他还以现代个人主义为题，做了一系列讲座，因而拥有更广泛的听众。他在讲座中热忱捍卫天主教的一种严格教义：这种意义既远离现代的放纵生活，也远离旧时代流行几个世纪的愚昧主义。他面对听众的时候，总是无所顾忌，讲出严酷的事实，因此他也声名远扬。
且说这个月的月底，本市教会当局决定，要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同鼠疫斗争，组织一周的集体祈祷。这种公众的宗教活动，最后于礼拜天举行一场隆重的弥撒，祈求曾感染上鼠疫的圣徒圣罗克[12]来保佑。帕纳卢神父应邀在活动期间布道。他对奥古斯丁和非洲教会的研究独具匠心，在修会中占有特殊地位。这半个月以来，帕纳卢神父不得不撂下自己的研究工作。他天性热情洋溢，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一使命。早在这场布道之前，城里就议论开了，而在这个时期的历史中，他的布道也以其特有的方式，标志了一个重要日期。
许多人参加了祈祷周，这并不表明奥兰的居民平时都格外虔诚。譬如说，礼拜天上午，海水浴就同弥撒进行激烈的竞争。这同样也不表明他们受到神明启迪，突然皈依了宗教。须知，一方面既封城又封港，不可能再去海滩游泳了；另一方面，他们的思想正处于一种极其特殊的状态：他们从内心深处不肯接受这种打击他们的突发事件，但同时又明显感到发生了什么变化。不过，他们还感觉不到必须如何如何。在他们看来，鼠疫纯粹是个不速之客，既然来了，总有一天要走的。他们害怕归害怕，但是并不绝望。时候还没有到，他们不该把鼠疫视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没有忘记鼠疫之前他们所能过的日子。总而言之，他们还在期盼。他们对待宗教也像对其他许多问题一样，鼠疫赋予他们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既不冷漠，也无激情，可以用“客观”一词来界定。参加祈祷的人，大多数都认可一名信徒在里厄大夫面前讲的话：“不管怎么说，这也不可能有什么害处。”这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就连塔鲁本人在笔记中记下，在类似的情况下，中国人就敲锣打鼓送瘟神，然后他也指出，根本就不可能知道，鼓声是否比预防措施更有效。接着，他仅仅补充这样一句：必须弄清楚是否存在瘟神，这个问题才能迎刃而解，而我们在这方面无知，有多少见解也都是无稽之谈。
不管怎样，在祈祷周期间，本市大教堂信众几乎总是座无虚席。起初几天，许多居民还停留在大教堂门廊前的棕榈园和石榴园里，聆听一直涌上街头的祝圣和祈祷的声浪。逐渐有人带了头，外面的听众才决定进去，怯怯的声音掺进了全场应答轮唱的颂歌中。而这个礼拜天，大批民众蜂拥而入，大教堂正殿满了，都排到了门前的台阶和广场上。前一天就开始乌云满天，雨下得很大，站在外面的人都张开了雨伞。帕纳卢神父登上讲坛的时候，教堂里飘散着焚香和湿衣服的气味。
帕纳卢神父中等身材，但是很敦实。他两只大手抓住木栏，俯依在讲台前沿，只能看到他那厚实的黑色形体，顶着满面红光的脸颊，戴着一副钢丝边眼镜。他的嗓音洪亮，充满激情，能传出去很远，一上来就抛出一句激烈的话，铿锵有力地抨击全体听众：“弟兄们，你们在受苦受难；弟兄们，你们这是咎由自取。”全场一阵骚动，一直波及广场上的人。
他接下来说的话，从逻辑上看，似乎同他这句悲愤的开场白并无紧密关系。可是他的演说越往下听，我们的同胞才明白，神父演说的方法巧妙，仿佛猛然一击，和盘托出他这场讲道的主题。果然，帕纳卢抛出了这句话，紧接着就引述《出埃及记》中有关埃及发生鼠疫的段落，并且说道：“这种灾难在历史上头一次出现，就是要打击上帝的敌人。法老违抗天意，于是鼠疫就逼使他屈膝。有史以来，上帝降以灾难，让那些狂妄者和盲目者都匍匐在他的脚下。”
外面的雨更狂了，在急雨噼啪敲窗的声音而突显的绝对肃静中，神父讲出最后几句话，声音极其洪亮。有几名观众略微犹豫一下，便不由自主地滑下座椅，跪到跪凳上。其他一些人以为应当效仿，结果陆陆续续，不大工夫全场观众都跪下了，寂静中只听见几张椅子的吱嘎声响。这时，帕纳卢神父直起身子，深吸一口气，调门越来越高，继续说道：“如果说今天，鼠疫降临在你们头上，就是因为反思的时刻到了。义人自不必恐惧，而恶人理应颤抖。世界好似无比巨大的麦场，灾难如同连枷，无情地击打人类这片麦子，直到麦粒脱离麦秸。麦秸要多于麦粒，被召去的人也要多于上帝的选民，而这场灾难并不是上帝的初衷。这个世界同邪恶妥协，时间太久了，这个世界依赖上天的宽容时间太久了。只要痛悔一下，就可以为所欲为。要表示痛悔，人人都觉得游刃有余。时候一到，肯定就会有悔恨的感觉。不过，在那之前，最简便的做法就是放任自流，余下的事就由仁慈的上帝去处理了。要知道，这种状况不能持续下去了。上帝那张慈悲的面孔，太久太久俯视这座城市的居民，等得厌倦了，他那永恒的希望化为失望，已经移开了目光。我们失去了上帝的光明，就这样长期陷入鼠疫的黑暗中啦！”
大堂里有人像急躁的马那样，打了一声鼻息。神父停顿了一下，放低声调接着说道：“《圣徒传》[13]上能看到这样一段话：在亨伯特国王[14]统治伦巴第[15]的时期，意大利遭受鼠疫的大浩劫，幸免于难者少得可怜，仅仅够埋葬死者了。鼠疫肆虐最凶的地方，当属罗马和帕维亚。一个善良的天使显形了，他命令恶神手持狩猎的长矛，去敲击各家各户，每家挨几下敲击，就要抬出多少死人。”
帕纳卢说到此处，伸出两只短粗的手臂，指着教堂前广场的方向，仿佛让人透过摇曳的雨幕看什么东西，他用力朗声说道：“弟兄们，如今在我们街道上奔跑的是同样死亡的追猎。你们瞧啊，这个鼠疫的瘟神，他像撒旦那样漂亮，像瘟疫本身那样闪光，就停在你们的屋顶上方，右手执红色长矛，抬起有他的头那么高，左手指着你们哪家的房舍。此时此刻，他的手指也许正指着您家的门口，长矛击打着房门的木板，此时此刻鼠疫瘟神走进您的家，坐到您的房间里等着您回去。瘟神守在那里，耐心等待，十分专注，就像人世的秩序那样胸有成竹。他那只手要朝你们伸去，世间任何力量，即使人类的科学，你们要记清，即使人类的科学也无济于事，无法使你们免遭打击。你们将在血淋淋的痛苦的打麦场上，被打得血肉横飞，最终连同麦秸一起被抛弃。”
神父讲到此处，越发展现这场灾难的悲惨景象。他又提起那根在城池上空盘旋的长矛，随意打击，落下又起来时血淋淋的。总之，将鲜血和痛苦散布开来，“以便播种，准备收获真理”。
这一和谐的复合长句讲完之后，帕纳卢神父停了一下，他的头发披散在前额上，浑身颤抖，而双手又将这颤动传给讲台。接着，他的声音低沉下来，但以责备的口吻说道：“是的，反思的时刻到了。你们原以为，只要礼拜天来拜拜天主就够了，其余的日子就可以恣意妄为了。你们还曾想，随便跪拜跪拜，就足以救赎你们罪恶的放肆行为。然而，上帝可不是这样不冷不热的。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不足以赢得上帝的无限慈爱。他希望看到你们的时间更长些，这才是他爱你们的方式，老实说，这也是唯一爱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上帝等你们不来，实在厌倦了，就让灾难来光顾你们，正如有史以来，灾难光顾了所有罪恶深重的城市那样。现在你们懂得了什么是罪孽，正如古代该隐[16]及其儿子们、大洪水之前的人们、所多玛和蛾摩拉[17]两城的居民、法老和约伯，以及所有受到天谴的人，无不懂得了什么是罪孽。自从封城的那一天起，你们就跟灾难一起被关在城墙之内，你们也就跟所有上述那些人一样，换了一副新眼光看待人和事物了。现在，你们终于懂得了，必须归到根本上来。”
这时，一股潮湿的风潜入了大堂，大蜡烛的火焰随风偃卧，发出细微的噼啪声。蜡烛黑烟、咳嗽和喷嚏的浓烈气味，直朝帕纳卢神父的面门升腾。神父讲道巧发奇中，备受听众赞赏，他又以平静的声调说道：“你们当中许多人，我也知道，心里正在琢磨我这样讲是何用意。我就是想要你们认识真实情况，要你们尽管听了我讲的这番话，也会感到庆幸。进行劝导，伸出友爱之手，靠这种办法督促你们向善已经过时了。今天，真实情况就是一道命令。而救赎之路，现在就由红色长矛向你们证明，并且推动你们上路。我的弟兄们，上帝的仁慈最终就表现在这方面，即赋予一切事物以两面性：善与恶、愤怒与怜悯、鼠疫与救助。就连危害你们的这场灾难，也是对你们的教育，给你们指明道路。”
“很久以前，阿比西尼亚[18]的基督教徒，从鼠疫中看出神谕是获得永生的一种有效途径。没有感染上疫病的人务求一死，就用患者的被单裹住全身。当然了，这种狂热的救赎不值得提倡，表明急于求成，令人遗憾，近乎自命不凡了。不应当比上帝还要急切，凡是操之过急的行为，违反上帝一劳永逸建立起来的永恒秩序，就必然走向异端。不过，这种例子至少包含着教训，能让更有远见卓识的人独独看出，任何痛苦的深处都蕴藏着这种美妙的永恒之光。永恒之光照亮通往解脱痛苦的朦胧的道路，显示出坚持不懈变恶为善的天意。今天也是一样，永恒之光通过死亡、惶恐和呼号的途径，引导我们走向本原的沉寂和生命的前提。我的弟兄们，这就是我要带给你们的无限慰藉，而你们从这里带走的，不仅仅是谴责你们的话语，也是安抚你们的忠言。”
大家感到帕纳卢神父话已讲完。外面雨也停了，阳光和雨意相交织的天空，向广场洒下更为清新的光芒。街道又响起人声话语，车辆滑行的声音，一座苏醒的城市的全部语言。听众都在轻手轻脚地收拾随身带来的物品，发出隐隐的骚乱声响。然而，神父又开口讲话了，他说在阐明鼠疫发自天意，以及这场灾难所包含的惩罚性质之后，作为结束语，如再施展雄辩的口才，去触及如此悲惨的话题，那就太不合时宜了。他认为他所讲的每句话，大家都应该听得明明白白。他只是提醒一点，马赛鼠疫大流行之际，编年史作家马蒂尼·马雷[19]就曾抱怨，自己身陷地狱，那样活着既无救赎也无希望。此言差矣！马蒂尼·马雷是个睁眼瞎！与其相反，帕纳卢神父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到赐予所有人的这种天助和基督教的希望。他不顾一切地期望，我们的同胞尽管经历了这些凄惨的日子，听到了垂死者的哀号，他们仍然向上天表达唯一的话：基督教徒的笃爱。余下的事，上帝自有安排。
第四节
这场布道，对我们的同胞是否产生了效果，这还很难说。预审法官奥通先生就明确对里厄大夫说，他认为帕纳卢神父的陈述“绝对无懈可击”。然而，并不是人人都持如此明确的看法。只不过，一些人听了这场布道，此前一种模糊的想法就清楚多了：他们因为一种莫名的罪过，被判处了一种难以想象的监禁。于是，一些人就接着过他们的小日子，尽量适应这种幽禁的生活；另一些人则相反，此后他们只有一个念头，设法逃出这座监狱。
一开头大家都接受了与外界隔绝的措施，无论什么麻烦，只要是暂时性的，仅仅打破他们的某些习惯，他们也都会同样接受。可是，他们猛然意识到，这是一种非法监禁，囚禁在夏日开始毕剥火热的天空之下，他们隐约感到，这种禁锢威胁到了他们的整个生活，因此到了傍晚，他们随着凉爽而恢复了精力，往往就会有绝望之举。
首先，不管是不是巧合，反正从这个礼拜天开始，我们的城市产生了一种相当普遍、相当深度的恐惧，能让人看出，我们的同胞真的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处境了。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在城里的生活氛围有些改变了。不过，老实说，究竟是氛围还是心理发生了变化，这倒是问题所在。
讲道后没过几天，里厄前往城郊街区，跟格朗一路议论这件事，夜幕中撞到一个摇摇晃晃却不往前走的男人。恰好这时，越来越迟点亮的路灯突然亮起来。这两位散步者身后亮亮的路灯，霎时间射到那人身上，只见他紧闭双眼，无声地大笑，那张惨白的脸庞流下豆大的汗珠。他们二人闪身走过去。
“是个疯子。”格朗说道。
里厄刚才抓住他的胳膊拉他走过去，就感到这个职员紧张得发抖。
“过不了多久，我们城墙里就只有疯子了。”里厄说道。
他身心疲惫，觉得嗓子眼发干。
“咱们喝点什么吧。”
二人走进一家小咖啡馆，只有柜台上方点亮一盏灯，发红的灯光中空气滞重，不知是何原因，顾客们说话都压低了声音。出乎大夫的意料，格朗在柜台上要一杯烧酒，一饮而尽，并说他是海量。随后，他就想要出去。到了外面，里厄恍惚觉得夜色中充斥着哀吟。在路灯上方，漆黑天空的某处，隐隐有呼啸之声，让他想起那无形的灾难正持续搅动着暑热的空气。
“幸好，幸好。”格朗说道。
里厄心里揣摩他要表达什么意思。
“幸好，”对方又说道，“我有事儿干。”
“是啊，”里厄附和道，“这样才好。”
里厄决意不再听那呼啸之声，问起格朗事儿做得是否满意。
“还行，我认为自己走在正道上。”
“您还得干很久吗？”
格朗显得上来精神头儿，声调里渗出烧酒的热度。
“我不知道。其实，问题不在那儿，那不是问题，不是。”
在昏暗之中，里厄猜想他一定挥舞着手臂。他似乎准备说什么，话突然来到嘴边，便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喏，大夫，我希图的就是，有朝一日我的手稿能交到出版商手上，而出版商看完了，就站起身来，对他的手下人说：‘先生们，脱帽致敬吧！’”
这种表白突如其来，大大出乎里厄的意料。里厄恍若看见他这朋友做出脱帽的动作，手放到头顶，手臂在伸向前方。上空那奇怪的呼啸之声仿佛变本加厉了。
“是的，”里厄说道，“务求完美。”
里厄不大了解文学领域的习俗，但是他却觉得事情不会如此简单。举例来说，出版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恐怕就不会戴着帽子。不过，事实如何实在很难说，里厄最好不置一词。他又情不自禁倾听鼠疫的神秘喧声。二人走进了格朗居住的街区，这里地势比较高，微风习习拂面，使他们顿感清爽，也一扫市井的喧闹。这工夫，格朗还不住嘴地讲，而里厄并没有完全听懂这位老兄所讲的内容，只听明白这部作品篇幅已经够多了，作者为求完善，修改润色，冥思苦索，是一个备受煎熬的过程。“多少个夜晚、多少个星期，只为推敲一个词……有时候，就单单一个连词。”说到这里，格朗停住了，他揪住大夫外衣的一颗纽扣，从他牙齿不齐的嘴里，磕磕绊绊挤出这些词语，“您听明白了，大夫。严格来说，在‘但是’和‘而且’之间选择，还是相当容易。在‘而且’和‘接着’之间斟酌，就有些难说了。碰到‘接着’和‘然后’，难度就更大了。但是最难处理的，肯定就是究竟该不该用‘而且’。”
“是啊，”里厄说道，“我明白。”
说着，里厄又往前走去。格朗一时不知所措，重又跟了过来。
“请原谅，”格朗嗫嚅道，“真不知道今晚我怎么了。”
里厄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对他说很愿意帮忙，而且对他所写的故事也很感兴趣。格朗这才显得略微放心，走到楼梯口，他犹豫了一下，接着邀请大夫上去坐坐。里厄接受了。
他们走进餐厅，格朗请他坐到一张桌子前，只见桌子上堆满了手稿，页面字体很小，密布涂改的道道。
“对，就是这个，”格朗看到里厄询问的目光，便说道，“对了，您要喝点什么？我还有些葡萄酒。”
里厄谢绝了。他的目光投在手稿上。
“您别看，”格朗说道，“这是我写的第一句话，可让我吃了苦头，吃尽了苦头。”
格朗自己也同样在注视所有这些稿子，他的手似乎不可抗拒地被一页稿子吸引过去。他拿起那页稿子，凑到没安灯罩的电灯近前，照得透过亮来。稿纸在他的手中颤动，里厄注意到这个职员的额头沁出了微汗。
“您坐下吧，”里厄说道，“念给我听听。”
对方看了看他，带几分感激地微微一笑。
“好吧，”格朗说道，“我觉得自己也有这种愿望。”
他又略微等一等，眼睛一直盯着那页稿纸，然后才坐下来。与此同时，里厄也倾听城中一种隐隐的喧声，那似乎在回应鼠疫的呼啸。此时此刻，他的感官异常灵敏，能捕捉到在他脚下延展的这座城市的动静，城池所形成的封闭世界的动静，及其在夜间压抑的凄惨的哀号。格朗低沉的声音传到耳畔：“五月一天明媚的清晨，一位曼妙多姿的女骑士，座下一匹英俊的阿勒桑牝马，奔驰在布洛涅森林公园[20]的花径上。”随即再次寂静了，寂静中又传来受难的城市模糊不清的声响。格朗已经放下那页稿子，目光还逗留在那稿子上。过了半晌，他才抬起眼睛，问道：“您看怎么样？”
里厄回答说，这个开头引起他的兴趣，想看下文。但是对方却兴奋地说，这个观点不够中肯。他用手掌拍了拍手稿。
“这些不过是大致的轮廓。等我一旦能够完全表达出我所想象的情景，那么，我的句子就会有遛马的那种节奏：一、二、三，一、二、三……余下的写起来就容易多了，尤其是那种幻象。一开始就浮现在眼前，简直可以说‘脱帽致敬’！”
真能达到那种境界，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绝不会同意将这个句子原样不动就送交印刷所。因为，有时他对这句子虽然还颇为满意，但是心里清楚，这句话同现实还不完全贴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流畅的句式，即使同陈词滥调相去甚远，但总归还是有瓜葛，使他或多或少近于陈词滥调。这至少是格朗所讲的意思，而恰巧这时，窗下传来一些人奔跑的声音。里厄站起身来。
“您会看到我修改好的稿子，”格朗说道，随即转向窗口，补充一句，“等这一切全结束的时候。”
这时，又响起急促的脚步声。里厄已经下了楼，来到街上，忽见两个人从他面前匆匆而过。看样子，他们是奔向城门。在暑热和鼠疫的夹击之下。我们有些同胞确实昏了头，想要胡作非为，企图蒙混过关，逃出城去。
第五节
还有一些人，如朗贝尔，也试图逃离这种开始惊慌失措的氛围，但是他们更执着，也更灵活，即使不能说更为得计的话。开头那段时间，朗贝尔继续走官方的门路。按照他的说法，他始终认为，只要坚持，没有办不成的事，从某种角度来看，遇事能排除万难，这正是他的职业特点。于是，他拜访了大批官员，以及通常公认神通广大的人。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们那种神通却根本不顶用了。这些人大多是行家，在银行、出口、柑橘或酒类贸易等事务上，都有精准的看法，说得头头是道；他们在诉讼或保险方面所掌握的知识不容置疑，且不说他们还有过硬的文凭、明显的助人的诚意。甚至可以说，他们所有人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助人为乐的诚意。
不过，朗贝尔抓住每一次机会，向他们每个人陈述自己的理由。他的论据的基调，就是一直强调他是外地人，因而他的情况应给予特殊考虑。这位记者的对话者，通常都乐意接受这一点。但是一般来说，他们也要向他指出，同样情况的人也有相当数量，因此，他的事情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特殊。对此，朗贝尔可以回应说，这丝毫也改变不了他论据的实质。而对方就回答说，这改变了一点什么，给行政当局增添了困难，当局必须反对任何特殊照顾的措施，以免开受人骂名的先例。按照朗贝尔向里厄大夫推荐的分类法，这样推理的人构成形式主义类。此外，还能碰到能说会道类，他们会安慰申请者，说这种状况绝不会持久，他们还推出一大堆好主意，以搪塞申请者要他们做出决定，安慰朗贝尔时断言这仅仅是个暂时的麻烦。再就是有权有势类，他们请来访者留下概述自己情况的材料，一旦对他的情况做出决定就会通知他。还有浅薄轻言类，他们就向他推销住房债券，或者提供经济型食宿公寓的地址。至于按部就班类，则要他填写卡片，然后归类存档。忙忙碌碌类只是无奈地举起双臂，嫌麻烦类则转过脸去不予理睬。最后就是墨守成规类，他们人数最多，指点朗贝尔去找另一个办公室，去跑另一个门路。
这位记者到处拜访求助，跑得疲惫不堪，总是坐在仿皮漆布蒙面的长椅上等待，面对宣传免税国库券或参加殖民军队的大幅广告，他也经常出入一个个办公室，那一张张面孔跟拉板文件柜和档案架一样容易猜测，从而认清了一个市政府或省政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正如朗贝尔带几分辛酸地对里厄说的那样，这也有一个好处：这一阵折腾向他掩盖了真实情况。鼠疫的蔓延，在他的脑子里基本没有概念了。且不说这样一天天过得更快，而全城处于这种境况，可以说每过一天，只要还没死，每个人都接近一点他所受折磨的终点了。里厄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不错，但是一点事实未免过分推而广之。
朗贝尔偶尔也萌生了希望。他收到了省政府寄来的一张空白调查表，请他据实填写。调查表要了解他的身份、家庭状况、过去和现在的经济来源，以及所谓的“履历”。他得出的印象是，这份调查登记旨在搜集可能被遣返原地的人的情况。从一个办公室搜罗来的含混不清的消息，也证实了这种印象。经过几次目标明确的探访之后，朗贝尔终于摸到了寄出调查表的部门，那部门的人便告诉他，搜集这些资料是为了“以防万一”。
“以防万一怎样呢？”朗贝尔问道。
于是，对方就向他说明，万一他感染上了鼠疫，丧了性命，他们一方面可以通知他的家庭，另一方面也要弄清楚医疗费用是由市里财政负责，还是由死者的亲属偿付。显而易见，这表明他还没有同盼他回去的女人彻底分离，社会还在关心他们。这当然算不上一种安慰。更值得注意的是，朗贝尔也同样注意到了，在灾难最猖獗的时候，政府的一个办事机构还能以什么方式继续办公，还像往常那样自作主张，最高当局还往往不知道，而这样做的唯一理由是：这个办事机构就是为了办这种事而设立的。
接下来的这个阶段，对朗贝尔来说最好过也最难过。这是一个麻木迟钝的阶段。他已经跑遍了所有办事处，走了所有门路，这方面暂时路路不通。于是，他就闲逛，从这家咖啡馆出来，再进另一家咖啡馆。每天早晨，他坐在露天座上，面对一杯常温啤酒，读一份报纸，希望从报上发现这场疫病即将结束的一些征象；还观看街上来往行人的面孔，但是又把头扭开，憎恶他们那种愁眉苦脸的表情；无数次读过对面各商家招牌、业已停售的名牌开胃酒的广告之后，他便站起身来，沿着市里黄色街道游逛。孤独的散步者泡咖啡馆，泡完咖啡馆再去饭馆，朗贝尔就这样混到晚上。恰巧一天傍晚，里厄看见这位记者来到一家咖啡馆门前，犹豫着要不要进去。他似乎终于下了决心，走到餐厅里端落座。咖啡馆接到当局指令，正是这种时刻尽量晚些亮灯。暮色好似灰暗的水流，漫进了餐厅，而天空的晚霞映射在玻璃窗上，大理石的餐桌面在开始暗下来的厅里隐隐发亮。咖啡馆里空荡荡的，朗贝尔坐在那里，活似一个游魂。见此情景，里厄不禁想到，这正是他失魂落魄的时刻。不过，也是在这种时刻，所有被囚禁在这座城市里的人，都同样感到了失落无助，必须有所行动，以求早日解脱。里厄转身走开。
朗贝尔也时而到火车站长时间逗留。站台入口封死了，但是候车大厅还开放，从站前可以进入。有时天气太炎热，候车大厅倒很阴凉，就成了一群乞丐落脚的地方。朗贝尔走进去，辨读旧的列车时刻表、禁止吐痰的布告牌以及列车警方的规定。看罢，他就到一个角落坐下。大厅里昏暗，一个旧铁炉已经闲置了数月，周围的地面还残留着从前浇水的“8”字形水渍。墙壁上张贴的几份广告，宣传到邦多勒[21]和戛纳能过上自由自在的幸福生活。朗贝尔在此接触到了一种在极度贫乏中能找到的可怕自由。在这种时候，他最不忍看到的，至少据他对里厄所讲，就是巴黎的景象。古老建筑的石墙和一处水景、王宫的鸽子、火车北站、先贤祠一带行人稀少的街区，以及他当初深爱而不自知的一座城市其他几个地方，现在总是萦绕在朗贝尔的心头，妨碍他去干任何具体的事情。里厄只是认为，朗贝尔将巴黎的这些景象等同了他爱人的形象。且说那一天，朗贝尔告诉大夫，他喜欢凌晨四点钟醒来，想念自己的城市。大夫听了，不难从自身的体验来解释，他那是思念他留在那里的女人。的确，这正是他在想象中占有她的时刻。凌晨四点，一般什么也不干，就是睡觉，即使那是一个负情的夜晚。不错，凌晨这一时刻就是睡觉，这样可以安心些，只因一颗不安的心的最大欲望，就是时刻占有自己所爱的人；或者天各一方的时候，让她沉入无梦的睡眠中，直到团聚的那天才醒来。
第六节
帕纳卢神父讲道之后不久，天气骤热，时值六月末了。布道的那个礼拜天的标志，就是迟来的一场大雨。而次日，夏季突如其来，弥漫在天空和房舍的上方。先是刮起一阵灼热的大风，持续一整天，吹干了墙壁。太阳挂在高空，固定不动了。整个白天，强光和热浪不断倾泻，淹没了全城。除了拱廊街道和住户的房间之外，全城似乎无处不置于极度耀眼的光照之下。太阳在街道各个角落追逐我们的同胞，他们一旦停下来，就遭受光鞭的抽打。这初夏的酷热恰逢瘟疫的死亡人数直线上升，每周多达近七百人，一种沮丧的情绪笼罩了全城。在城郊各街区，原先大家总在门口活动，现在家家户户都大门紧闭，百叶窗关严，无法断定他们这样做是抵御鼠疫还是太阳。不过，有些住宅里传出了呻吟声。从前出现这种情况，往往能看到一些好事者待在街上窥听。可是，预警惕厉这么长时间之后，人心似乎变硬了，在生活中、走路时，听见旁边有呻吟声，无不当作人类的自然言语。
城门口发生斗殴，宪兵不免动用武器，从而造成动乱的隐忧。在斗殴中肯定有人受伤，传到城里就说死了人，什么事情都由炎热和恐惧夸大了。不管怎样，不满情绪确实在增长，行政当局担心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便认真考虑应采取的措施，以防止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民众起来造反。各家报纸刊登政府重申禁止出城的法令，并威胁违令者要受牢狱之苦。多支巡逻队全城巡视。在晒得滚烫的空荡荡的街上，往往先闻“嘚嘚”的马蹄声，然后才看见骑警从两边门窗紧闭的房舍之间通过。巡逻队远逝了，满腹疑虑的寂静又重重压到这座受威胁的城市上。时而还能听到短促的枪声，那是特别行动队，遵照最新的法令，捕杀可能传播跳蚤的猫和狗。这种短促的枪声，越发加重了全城警戒的气氛。
我们的同胞深陷这种炎热和寂静之中，一颗心已惊恐万状，看什么事都极其严重了。显示四季变化过程的天空颜色和大地气味，第一次拨动每个人的敏感神经。人人都明白，也不由得胆战心惊，溽暑会助长瘟疫的蔓延，与此同时也都看到，夏季已经牢牢站住了脚。傍晚时分，雨燕在城市上空的鸣叫格外细弱，配不上这个地区天际日益开阔的六月暮晚。运到市场的花卉已不是蓓蕾，全部盛开了，早市一过，人行道上的尘埃中落满了花瓣。大家都清楚地看到，春天衰竭了，也曾风光一时，在万紫千红的花间飞舞，耗尽了精力，现在气息奄奄，受鼠疫和暑热的双重压力缓缓死去。在我们所有同胞的眼里，这夏日的天空，这些蒙上尘土和烦闷而变得灰白的街道，比起全城每天死亡上百人的沉重数字，也具有同样的威胁性。烈日当空，这些适于睡觉和休闲的时刻，不再像从前那样，邀人去水中嬉戏或床笫之欢，恰恰相反，在这封闭而沉寂的城市里却显得空虚了。这些时刻已然丧失了欢乐季节的那种古铜色。鼠疫猖獗时期的太阳，晒褪了一切色彩，驱逐了全部欢乐。
这正是疫病所引起的一种剧变。夏季来临，我们的同胞通常都会兴高采烈。于是，城池朝大海敞开胸怀，将城中的青年倾泻到海滩。今年则相反，毗邻的海洋成为禁区，人体再也无权享受海水浴了。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仍然是塔鲁展示了我们当时生活的最真实的画面。自不待言，他关注着鼠疫总体的进展，准确地记录了由广播电台标出的瘟疫的一个转折点，即广播电台不再公布每周死亡几百人，而是每天死亡的人数：九十二人，一百零七人，一百二十人。报纸和当局在跟鼠疫斗智，他们自以为这样，就从鼠疫的手中夺取了分数，因为他们觉得每天一百三十要大大小于每周九百一十。塔鲁也提到瘟疫的催人泪下或惊心动魄的场景。例如在一个百叶窗紧闭的冷清街区，住在他楼上的那个女人突然打开一扇窗户，嗷嗷大叫两声，随后又放下百叶窗，关住房间里的浓重黑暗。此外，他还记录了为防止感染鼠疫，许多人口含薄荷片，以致药店已经脱销了。
塔鲁也继续观察他最关注的人物。据他说，那个捉弄猫的小老头生活也很悲惨。原来，一天早晨，忽听几声枪响，正如塔鲁所记载的那样，这回吐出的是几口铅弹，猫咪大部分被打死了，余下的都仓皇逃出这条街。当天，那小老头按时走到阳台上，不免露出惊异之色。他俯下身去寻觅，目光一直搜索到街道尽头，又耐着性子等了一阵，用手轻轻敲着阳台的铁栏杆。他仍然等着，撕了一些小纸片，返回房间，又出来望望，守了半晌，这才突然消失不见了，怒冲冲地进屋，随手关上了落地窗。接下来几天，同样的场面反复出现，不过可以看出，那小老头脸上，哀伤和惶惶然的神情越来越明显了。一周之后，塔鲁就白白等待，再也不见那个每天按时出现的人了，窗户固执地紧闭着，将一种很好理解的忧伤关在里面。“闹鼠疫期间，禁止朝猫吐痰。”这是塔鲁的笔记所做的结论。
另一方面，塔鲁每天晚上回到旅馆，在过厅里总能遇见那个守夜人。此人脸色阴沉，在过厅里来回踱步，逢人便提醒说，他早就预见到降临的灾难。塔鲁承认听他预言过会有一场灾难，但是也提醒他当时说的是一场地震，这位老守夜人便回答说：“唉！真要是地震倒好了！剧烈震动那么一下，就再也没人谈论了……只是清点一下遇难者与幸存者，也就万事大吉了。可是，这种传染病也太歹毒啦！即使身体没有感染上的人，也有了心病。”
旅馆经理这块心病也不轻。开头阶段，由于封城，旅客不能离去，便滞留在旅馆。可是，随着疫病逐渐泛滥，许多人就宁愿住到朋友家去了。由于同样原因，原先全部住满的客房，退房之后就空出来了，也就是说本市不来新旅客了。留在旅馆的客人寥寥无几，塔鲁算是一个，而经理只要有机会就提示塔鲁，如果不是为了照顾最后几位顾客，他早就关门歇业了。他经常问塔鲁这场瘟疫可能闹多长时间。塔鲁回答说：“据说，寒冷能阻止这类疾病扩散。”
经理一听就慌了神：“可是，先生，这里的气候从来就没有真正寒冷过。不管怎么说，我们还得熬好几个月呀。”而且他也确信，还会有很长时间，游客要避而不来本市。这场鼠疫毁了旅游业。
“猫头鹰”奥通先生短时间没有露面，重又在餐馆里现身，但是身后只跟随两只很乖的“小狗”。据了解到的情况，他妻子曾回娘家照顾并安葬母亲，现在正接受检疫隔离。
“这种处理我不赞同，”经理对塔鲁说道，“隔离不隔离，她都很可疑，因此，他们全家人都脱不了干系。”
塔鲁请他注意，照此观点，人人都可疑了。然而，对方一口咬定，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坚定不移。
“不对，先生，无论您还是我都没有问题，他们才可疑。”
不过，奥通先生不会因为这点小变数就改弦易辙，这次鼠疫算是白费了工夫。他还是照老样子，走进餐厅，自己落座之后，才让孩子坐下，对他们说的话还总是那么讲究，又那么满含敌意。只有小男孩样子变了，他跟姐姐一样，全身黑装，但是躯体有点往横里长，仿佛是他父亲缩小的影子。旅馆守夜人不喜欢奥通先生，他就对塔鲁说过：“哼！那家伙，全身穿戴好了就等死呢。这样也免得再换寿衣了，可以直接进棺材了。”
帕纳卢神父的讲道塔鲁也做了笔记，并且附有如下的评论：“我理解这种赢得好感的热忱。灾难初起和结束时，习惯又已经恢复了。只有在灾难最严重的时候，大家才实事求是，也就是说保持沉默了。等着瞧吧。”
塔鲁最后还记载，他同里厄大夫长谈过一次，但只是提及谈话的效果很好，顺便强调里厄老太太那双淡栗色的眼睛，并以此奇怪地断言，如此善意迎人的眼神，总是比鼠疫更有力量，最后还长段长段记录了接受里厄治疗的那位老哮喘病患者。
他们那次谈话之后，塔鲁还跟大夫看望了那位病人。那老人搓着手，嘿嘿冷笑着迎接塔鲁。他背靠枕头坐在床上，眼前放着两锅鹰嘴豆。
“嘿！又来一位，”他看见塔鲁，便说道，“这世界颠倒了，医生比病人还多。怎么样，传染得很快吗？神父说得对，那是罪有应得。”塔鲁事先也没有打声招呼，次日又去了。
如果相信塔鲁的笔记，这位老哮喘病人当初经商，开个服饰用品商店，干到五十岁那年，认为自己干够了。于是他躺倒不干，就再也不起来了。其实，他这哮喘病站着更好些。他享有一小笔年金，得以轻轻松松活到七十五岁。他见不得钟表，家里的确连一块也没有。他常说：“表又贵又是个蠢物。”他估摸时间，尤其估摸他唯一看重的吃饭的时刻，全凭着那两只锅了。他早晨醒来，一只锅就装满鹰嘴豆，他一粒一粒将将鹰嘴豆捡到另一只锅里，动作既专心又合节拍。他就是这样一锅一锅倒腾豆子，标志一天时间的划分。“每倒腾完十五锅，我就该吃饭了。这非常简单。”
此外，他妻子说的话如果属实，那么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表现出了这种志向的征兆。的确，无论什么，工作、朋友、咖啡、音乐、女人，还是散步，他一概都不感兴趣。他从未出过城，只有一次例外：那天他为了办家里的事，不得不去阿尔及尔，可是从奥兰上火车，刚开出一站就下车了，实在不敢冒险再往远走了。结果一来返程的火车，他就上车回家了。
这位老人见塔鲁对他的蜗居生活显出惊异的神色，他就大致这样解释道：根据宗教的说法，人在前半生走上坡路，后半生走下坡路，而在走下坡路的过程中，人度过的每一天，就不再属于自己了；这些时日随时都可能被剥夺，因此不能用来做任何事情，最好什么也不干才是正理。况且，自相矛盾他也不害怕，因此没过一会儿，他就对塔鲁说，上帝肯定不存在，如果存在的话，那些神父就没有用了。不过，塔鲁随后听了他的一些想法，就明白了这种哲学，跟他这教区经常募捐引起的情绪密不可分。塔鲁描绘这位老人形象的最后一笔，就是一种似乎发自内心的祈愿，老人也多次向他的对话者表示：他希望活到很老再死。
“难道他是个圣徒？”塔鲁暗自思量。接着他便回答：“是的，如果神圣性就是习惯的总和的话。”
与此同时，塔鲁还力图详细地描述疫城的一天情景，从而让人准确了解在这年夏季，我们同胞的营生与生活状况。塔鲁写道：“除了醉汉，没有人欢笑了。而醉汉又笑得太过分。”接着他便开始描述：“清晨，微风习习，吹拂城中还冷清的街道。这种时刻，介于夜间的死亡和白天的垂危之间，似乎鼠疫也暂时缓一缓劲儿，喘一喘气。所有店铺都关着门，有几家店铺门前还挂上‘鼠疫期间停止营业’的牌子，表明过一会儿，不会跟其他店铺一起开门。一些报贩背靠着街角，还睡眼惺忪，没有叫卖新闻，只是把报纸全交给路灯，那种举动无异于梦游者。过一阵儿，他们就要被始发有轨电车惊醒，便上车散布到全城，高举着印有醒目大字‘鼠疫’的各家报纸。‘鼠疫秋天还会流行吗？’B教授回答说：‘不会。’‘死亡一百二十四人，这是闹鼠疫第九十四天的统计。’”
“纸张供应日渐趋紧，有些期刊不得不削减篇幅，尽管如此，还是有一家新报《鼠疫信使报》创刊了。其宗旨就是‘以十分严格的客观态度，向我们的同胞报道鼠疫的进展或消退的情况，提供有关鼠疫前景的最具权威的判断；设立多种栏目，以支持所有准备同这场灾难做斗争的知名或不知名人士，振作民众的士气，传达当局的指示。总之，聚拢同心同德者，有效抗击残害我们的病魔。’而事实上，过不了多久，这家报纸就仅限于刊登广告，宣传新制的预防鼠疫的特效药了。”
“早晨将近六点钟，在各家商店开门之前一个多小时，所有各家报纸就开始卖给在商店门前排队的人，然后再登上开往城郊街区的拥挤的电车销售。有轨电车成为城里唯一的交通工具，车的脚踏板上和护栏都挤满了乘客，行驶得非常艰难。然而车上的景象很奇特，所有人都背对背，以免相互传染。车一到站，大批男人和女人便一拥而下，急急忙忙走开，离群独自活动。只因情绪恶劣，吵架频频发生，也变成了一种慢性病。”
“首发一批电车经过之后，全城逐渐醒来，最早开门营业的啤酒店，柜台上都摆放一块牌子，注明‘咖啡无货’‘自备白糖’等字样。各家商店陆续开门，街上热闹起来。与此同时，太阳升起，七月的天空由于溽暑熏蒸而渐成铅灰色。正是这种时候，那些闲极无聊的人都跑到大街上。大多数人似乎以摆阔为己任，用以预防鼠疫。每天快要到十一点钟，都有青年男女在主要大街上招摇过市，让人感到在大灾大难之中，他们身上滋长起来的那种及时享乐的欲望。如果瘟疫继续蔓延，那么道德观念也随之松弛，古代米兰人在墓前纵欲的场面，又将在我们这里重演。”
“正午时分，各家饭馆转瞬间都已客满。没有找到座位的人，很快就三五成群，聚集在各家饭馆门前。溽热熏蒸，热气太盛，蒙蔽了天空的光亮。烈日烤得街道噼啪作响，等待座位的人就躲在路边大幅遮阳棚下。饭馆人满为患，只因饭馆大大简化了食物定量供应的问题，但是丝毫也不能消除疾病传染的忧虑。顾客不惜花费时间，耐心地擦拭餐具。不久前，有些餐馆还张贴布告：‘本店餐具已经用开水消毒。’可是，店家逐渐放弃了任何广告，反正顾客好歹都得来用餐，花多少钱都心甘情愿。喝酒就点高档酒，或者号称高档的酒，添加价位最高的菜，开始挥金如土了。据说也有惊慌失措的场面，发生在一家餐馆里：一名顾客突感不适，面失血色，急忙站起身，脚步踉踉跄跄，很快夺门而去。”
“将近下午两点钟，全城街巷渐渐空了。这是寂静、灰尘、阳光和鼠疫在街上相会的时刻。热流顺着高大的灰色房舍不断地倾泻。这是漫长囚禁的几小时，一直到火辣辣的暮晚降临在这座人口稠密而喧闹的城市。在暑热的最初几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傍晚时冷冷清清。可是现在，稍有点儿凉爽意，即使不是一种希望，也还是带来一点轻松。于是，所有人都出门，来到街上，说说话来消愁解闷，相互斗嘴，或者彼此垂涎。而在这七月晚霞的天空下，到处是情侣和喧哗的城市又逐渐转入烦躁不安的夜晚。然而，每天晚上，总有一位接受神谕的老人，头戴毡帽，打着大花结领结，奔波在林荫大道上，不停地重复：‘上帝伟大，皈依上帝吧。’可是白费唇舌，大家匆匆忙忙，反而投向他们不了解的，或者他们认为比上帝更紧迫的事物。起初，他们认为鼠疫也跟别的疾病一样，宗教还稳坐其位。讵料，他们一旦明白这场灾难很严重，便想起了寻欢作乐。于是，白天满面的愁容，到了尘土飞扬的灼热黄昏，就化为失控的冲动和张狂的放荡，这种狂热席卷了全城市民。”
“我也不例外，同他们一样。有什么了不得的！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死亡根本不算什么。这次变故给了他们及时行乐的理由。”
第七节
塔鲁在笔记中所讲的这次晤谈，还是他主动向里厄提出来的。那天晚上，里厄大夫等待塔鲁的时候，目光恰巧落到他母亲身上。老太太正静坐在餐厅角落的椅子上。她操持完家务，就总是这样打发时日，双手并拢，搭在双膝上等待着。里厄甚至不敢确定她那是在等待儿子，不过，他一回到家，母亲脸上的表情就有所变化。她操劳一生刻在脸上的缄默，似乎又全活跃起来。继而，她重又陷入静默状态。那天晚上，他凭窗观望已无行人的街道。夜晚的路灯，有三分之二不开了，相距很远才亮一盏，往城市的夜影中投下微弱的光亮。
“在闹鼠疫期间，要一直这样管制街道照明吗？”里厄老太太问道。
“很有可能。”
“这种状况，但愿不要一直拖到冬天。拖那么久可就太愁人了。”
“是啊。”里厄附和一声。
他见母亲的目光落到他的前额，心下明白这些日子操心和劳累过度，脸又瘦了一圈儿。
“今天，情况还不好吧？”里厄老太太又问道。
“唔！还跟往常一样。”
还跟往常一样！换言之，从巴黎新运到的血清，效果还不如第一批，统计的死亡人数还在上升。除了鼠疫患者家属，还不可能给其他人打预防针。要普遍打针预防，就必须大批生产血清。腹股沟淋巴肿块大多不会自行溃破，好像已经到了硬化期，折磨得病人痛苦不堪。前一天，市里就发现两例新型鼠疫，原来是腺鼠疫，现在又有了变异的肺鼠疫。当天在一次会议上，疲惫不堪的医生们和不知所措的省长面对面，他们请求并获准采取新的措施，以防止通过口传染得肺鼠疫[22]。还像往常那样，老百姓一直都蒙在鼓里。
里厄瞧了瞧母亲。母亲美丽的栗色眼睛勾起他那么多年的温情。
“你害怕了吗，母亲？”
“到了我这个年纪，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一天一天的时光这么漫长，我又不能待在你身边。”
“我等着你也一样，反正知道你准会回来。你不在身边的时候，我就想你在干什么。你有她的消息吗？”
“有哇，她最近还打来电报说，一切都好。不过我也知道，她这样说是要让我放宽心。”
这时门铃响了。里厄冲母亲笑了笑，便去开门。楼梯平台上光线昏暗，塔鲁看上去活像一只大灰熊。里厄请客人坐到他的写字台前，他本人则站扶手椅后面。二人之间隔着写字台，上面的台灯是屋里唯一打亮的电灯。
“我知道，”塔鲁开门见山说道，“我跟您谈话可以直来直去。”
里厄默认了。
“再过半个月或一个月，您在此地就毫无作用了，事态的发展超出您的能力。”
“是这样。”里厄说道。
“卫生防疫工作组织糟透了。你们既缺人才，又赶不及时间。”
里厄再次承认这是事实。
“听说省政府正考虑创建一种民间卫生组织，规定健康的人都要参加一般性的救护工作。”
“您的消息很灵通啊。不过，民众已经大大不满了，省长还在犹豫。”
“为什么不招募志愿者呢？”
“招募过，可是报名的人寥寥无几。”
“通过官方渠道进行，自己都有点儿不大相信。他们缺乏想象，始终不能跟灾难相匹敌。而他们所能想象出来的药方，勉强治治鼻炎吧。我们若是袖手旁观，他们那样干准得完蛋，也连累我们一起玩完。”
“这很可能，”里厄说道，“还应当说，他们也想到了囚犯，派去干所谓的粗活。”
“我更喜欢让自由人去干。”
“跟我的想法一样。不过，说到底，为什么呢？”
“对死刑我深恶痛绝。”
里厄看着塔鲁问道：“想怎么办？”
“想这么办，我有个计划，组织志愿卫生防疫队。请授权我担当此任吧，咱们就把行政当局撂到一边。况且，行政当局穷于应付，已经焦头烂额了。差不多到处都有我的朋友，他们可以构成第一批骨干。不用说，我也要加入。”
“当然可以，”里厄说道，“您既然聊到了，我准会欣然接受。谁都需要帮助，尤其是干这行的。我来负责说明这种想法，让省里接受。再说了，他们也别无选择。不过……”
里厄沉吟了一下。
“不过，这种工作可能有生命危险，这一点您完全清楚。不管怎么说，我必须先提醒您。您认真考虑过了吗？”
塔鲁那双灰色的眼睛注视着里厄。
“您怎么看帕纳卢神父的讲道呢，大夫？”
问得非常自然，里厄也很自然地回答。
“我久在医院里生活，不可能欣赏集体惩罚的意念。不过，您也知道，基督教徒有时就这么说说，心里从来没有真正这样想。他们心里要比表象优越。”
“可是，您也跟帕纳卢神父一样认为，鼠疫有其裨益，能让人睁开眼睛，逼使人思考。”
大夫不耐烦地摇了摇头。
“如同这世上的所有疾病。其实，这世上疾病的实际情况，也同样符合鼠疫。鼠疫有利于一些人的思想升华，但是，看到鼠疫给人带来的灾难和痛苦，除非是疯子、瞎子或者懦夫，才会任其摆布。”
里厄只是稍微提高点声调。塔鲁那边就摆摆手，似乎让他冷静。里厄便微微一笑。
“是啊，”里厄耸了耸肩膀，说道，“不过，您还没有回答我问的话呢。您认真考虑过了吗？”
塔鲁动了动身子，好在扶手椅上坐得舒服些，他的头探到灯光下。
“您相信上帝吗，大夫？”
问题同样提得十分自然。不过这次里厄犹豫了。
“不相信，可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我身处黑夜之中，想尽量看清楚些。好久以前我就不再认为，不相信上帝有什么独特的了。”
“恐怕这就是您跟帕纳卢神父的区别吧？”
“我并不这么看，帕纳卢是一位学者。他看到死人的场面不多，这就是为什么他以真理的名义说话。然而，随便一个低级的乡村教士，在他的教区为信徒做过临终圣事，听到一个垂危者的喘息，他就跟我的想法一样，想要阐明鼠疫的优点之前，先会去照顾深受苦难的人。”
里厄站起身，他的面孔现在处于昏暗中。
“咱们不谈这事了，”他说道，“既然您不愿意回答。”
塔鲁坐在扶手椅上没有动，微笑道：“我能用一个问题回答您吗？”
大夫也微笑起来：“您就喜欢故弄玄虚，您就问吧。”
“是这样，”塔鲁说道，“您本人既然不相信上帝，为什么能表现出如此高的献身精神呢？您回答的话，也许能帮助我回答您的问题。”
大夫没有从暗影里出来，说他已经回答过了，他若是相信有一位万能的上帝，那就不必治病救人，让上帝来救苦救难好了。然而，这世上任何人，也不相信存在这样一位上帝，甚至自以为相信上帝的帕纳卢也不相信，因为任何人都没有完全听天由命，在这方面，至少他，里厄，在同现实世界进行斗争，自认为走在通往真理的路上。
“唔！”塔鲁说道，“这就是您干这行的理念吧？”
“差不多吧。”大夫回答，同时又回到灯光之下。
塔鲁轻轻吹了声口哨。大夫瞧了他一眼，说道：“是的，您心里在嘀咕，还真够傲气的。可是，请相信我，我只有必要的骄傲。我不知道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一切结束之后还会发生什么情况。眼下，有这么多病人，应该给他们治好病。治好之后呢，他们要思考，我也要思考。但是，最急迫的还是治病，我竭尽全力保护他们，就是这样。”
“保护他们，反对谁呢？”
里厄转身面朝窗户，远远望见天际更为浓暗的长带，推测那必是大海。他仅仅感到疲倦，同时还在抗拒着突然萌生的一种不理智的渴望：同这个独特的、让他有亲切感的人进一步交流。
“对此我一无所知，塔鲁，我向您发誓，对此我一无所知。我初入这行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想法还比较抽象，因为我有这种需要，而这一行也跟其他行业一样，是年轻人愿意谋求的。也许还有个缘故，像我这样工人家庭出身的人，要进入这一行尤其困难。此外，当时眼睁睁看着人死去。您可知道，有些人真的不想死？您可听见过，一个女人临终时号叫‘决不’吗？是的，我听见过。当时我就发觉，这种情况我看不下去。那时我还年轻，不免憎恶这个世界的秩序本身。后来，我就变得谦抑一些了。不过，我还始终看不惯人患病早早死去。此外我就不甚了了。但是，不管怎样……”里厄住了口，重又坐下。他觉得口干舌燥。
“不管怎样？”塔鲁轻声问道。
“不管怎样……”大夫接着说道，不过还有点犹豫，他注视着塔鲁，“这种事，像您这样一个人可以理解，对不对？可是，世界的秩序既然由死亡来节制，那么人不相信上帝，不抬头仰望上帝沉默的天空，而是竭尽全力同死亡做斗争，这样对上帝也许更好些。”
“不错，”塔鲁表示赞同，“我可以理解，但是，您的胜利永远是暂时的，不过如此。”
里厄的脸色似乎阴沉下来。
“永远是暂时的，这我知道。这不成其为停止斗争的理由。”
“对，这不成其为理由。但是我不免想象，这场鼠疫对您可能意味什么。”
“是啊，”里厄接口道，“意味连续不断的失败。”
塔鲁定睛看了大夫片刻，然后站起来，脚步滞重，朝门口走去。里厄随后赶上来，塔鲁似乎看着自己的脚，对他说道：“这一切，是谁教会您的，大夫？”
回答冲口而出：“是苦难。”
里厄打开书房的门，来到过道，他对塔鲁说也要下楼，去城郊街区看望一名患者。塔鲁提议陪他一同去，大夫接受了。二人在过道口遇见里厄老太太，里厄把塔鲁介绍给母亲：“是一位朋友。”
“哦！”里厄老太太应声说，“非常高兴认识您。”
等老太太走开，塔鲁又回过身去看她。他们来到楼梯平台上，大夫怎么也打不亮定时廊灯。楼梯一片漆黑。大夫心中暗道，这会不会是一项节电新措施的结果。但是无从知晓，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无论住户里还是城里，什么都出毛病了。或许，只怪那些门房以及我们全体同胞，什么事上都马马虎虎了。不过，大夫没有时间往深里追究，只因身后又响起塔鲁的声音：“还有一句话，大夫，哪怕您觉得挺可笑——您完全正确。”
里厄耸了耸肩膀，在黑暗中只对自己了。
“真的，对此我不甚了了。那么您呢，您了解什么呢？”
“唔！”对方回答，一点儿也不显得激动，“我要了解的事情不多了。”
大夫停下脚步，而跟在后面的塔鲁收不住脚，在梯级上滑了一下，急忙抓住里厄的肩膀。
“您认为自己全部了解生活了吗？”里厄问道。
以同样平静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回道：“不错。”
二人来到街上，这才知道时间相当晚了，也许有十一点了。全城一片寂静，只闻轻微的窸窣之声。很远处响起一辆救护车的喇叭声。二人上了小轿车，里厄发动马达。
“明天，”里厄说道，“您必须到医院打预防针。在进入这段经历之前，最后再确定一下，要知道，您有三分之一的机会幸免于难。”
“这种顾忌毫无意义，大夫，这一点您跟我同样清楚。一百年前，一场鼠疫大流行，夺走了波斯一座城市全体居民的性命，唯独一人得以幸免，恰恰是一直忠于职守的那个洗尸体的人。”
“他保住了他那三分之一的机会，不过如此，”里厄说道，声音突然变得低沉了，“说起来，在这方面，咱们还真得从头学起。”
现在，他们驶入城郊，车灯照亮空荡荡的街道。他们停下来，里厄在车的前面问塔鲁是否愿意进去，塔鲁回答愿意。一抹天光映现他们的脸。
“对了，塔鲁，”里厄说道，“您管这件事，出于什么动机？”
“我不知道，也许是我的道德观吧。”
“什么道德观？”
“理解。”
塔鲁转身朝向那幢房子，里厄看不见他的脸了，一直到他们走进患哮喘病老人的家中。
第八节
从第二天起，塔鲁就投入工作，拉起第一支小队，随后其他许多小队也陆续组建起来。
不过，叙述者谈到这些卫生防疫组织的重要性，无意夸大其词。我们的许多同胞，如今若是处于叙述者的位置，的确会经不起诱惑，难免夸饰这些组织的作用。但是叙述者宁愿相信，过分抬高义举，最终会间接地大力颂扬罪恶。因为，这会让人猜想，义举十分罕见，才显得如此可贵，而邪恶与冷漠则是人的行为更常见的动力。这样一种看法，叙述者不能苟同。世间的罪恶，几乎总是来自愚昧无知，善意如不明智，就可能跟邪恶造成同样的损害。人性中善的成分还是多于恶的成分，但事实上，问题并不在这里。人无知只有程度之分，这就是所谓的美德与恶行了。最可恨的恶行就是愚昧无知的行为，自以为无所不知，因而自赋权力杀人。杀人凶手的心灵是蒙昧的，而没有真知灼见、明察秋毫，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爱。
因此，由塔鲁倡导而组建起来的卫生防疫队，应给予充分客观的评价。这也就是为什么，叙述者不会高歌称颂人的意愿和英雄主义，适当地重视英雄主义也就够了。但是，他还要继续以历史学家的笔法，记述当时鼠疫肆虐给我们所有同胞造成怎样破碎而又苛求的心态。
献身于卫生防疫组织的人，他们那样做，其实也算不上丰功伟绩，只因他们知道那是唯一可做的事情，不下决心去做反倒是不可思议的。这些组织促进我们的同胞深入了解鼠疫，并在一定程度上说服他们相信，既然病魔降临，那就责无旁贷，必须与之斗争。鼠疫就这样变成了某些人的职责，正因为如此，也就真正暴露出本相，即成为所有人的事情。
这很好，然而，我们不会因为一位小学教师教学生“二加二等于四”就大肆赞扬他。也许可以称赞他选择了这种高尚的职业。这么说吧，塔鲁和其他一些人做出了选择，证明“二加二等于四”而不是相反，这是值得夸奖的。但是他应当说，这种良好的愿望是他们共有的，那位小学教师以及心胸跟那位小学教师一样的所有人莫不如此，数量要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这实在是人类的光荣，至少这是叙述者的信念。况且，叙述者也非常清楚地看到，有人可能向他提出质疑，说是这些人毕竟冒了生命危险。然而，历史总会出现这样的时刻，敢于说出“二加二等于四”的人被判处死刑。小学教师也完全清楚这一点。问题并不在于了解这样推理会受到奖励还是惩罚，而在于认清二加二是否等于四。至于我们同胞中当时冒了生命危险的那些人，他们要确定自己是否深陷鼠疫的危害之中，自己是否应该与之斗争。
本市许多新派理论学家，当时竟然说无论做什么都无济于事，只能跪下求饶。可是，塔鲁和里厄以及他们的朋友，可能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回答，但是结论始终限于他们所知道的这样一点：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斗争，绝不能跪下求饶。问题全在于控制局面，尽量少死人，少造成亲人永别。为此也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同鼠疫搏斗。这个真理并不值得赞扬，这只是顺理成章的事。
这就是为什么，老卡斯泰尔满怀信心，就地取材，不遗余力生产血清，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和里厄都希望，利用在本城传播的鼠疫细菌培养液生产血清，能比从外面调运来的血清疗效更直接，因为本地细菌跟通常确认的鼠疫杆菌略有差异。卡斯泰尔期待他的首批血清很快就能生产出来。
同样，跟英雄毫不沾边的格朗，现在就负责卫生防疫组织的秘书处工作，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塔鲁组建起来的一部分小分队，在人口稠密的街区，已经扎实地开展防疫保健工作。他们力图引入必要的卫生措施，统计有多少顶楼和仓房还没有经过消毒。另一部分小分队则随同医生巡诊，负责运送鼠疫患者。后来，在专职人员短缺的情况下，他们就开车运送病人和尸体。所有这一切，都必须登记，进行统计，格朗就接手干这一工作。
从这个角度看，比起里厄或者塔鲁来，叙述者认为格朗更具有代表性，真正代表了推动卫生防疫工作的这种笃定的美德。他毫不犹豫，当即就接受了，显示他那特有的良好愿望，但求在细小的工作中发挥作用。他年纪也太大，干不了别的活儿了。从十八点到二十点的时间，他可以奉献出来。里厄向他表示衷心感谢时，他不免惊诧，说道：“这又不是最难做的事。既然闹了鼠疫，就必须自卫，这是明摆着的事。嘿！无论什么事，若是都这么简单该有多好！”还是不忘他的口头禅。晚上，格朗登记完卡片之后，有时里厄就跟他聊聊。最后，他们还把塔鲁拉进来，格朗显然谈兴越来越浓，对两个伙伴讲了心里话。而这两位也饶有兴趣，听格朗讲述在鼠疫期间坚持做的这种耐心的工作。他们俩也同样，最终也从中找到了一种精神的放松。
“那位女骑士怎么样啦？”塔鲁时常这样问格朗。格朗也是一成不变地回答：“她骑马小跑，她骑马小跑。”同时艰难地微笑着。一天晚上，格朗说他最终放弃了“曼妙多姿”这个修饰语，今后要用“身材修长”来形容他的女骑士。“这样更具体。”他还补充道。还有一次，他把修改好的开篇第一句话念给两位听众：“五月一天明媚的清晨，一位身材修长的女骑士，骑着一匹英俊的阿勒桑牝马，奔驰在布洛涅森林公园的花径上。”
“看上去，她这样更好些吧，”格朗说道，“我更喜爱‘五月一天清晨’，如果写成‘时值五月份’，小跑就显得有点拖沓了。”
接着，“英俊的”修饰语也让他颇为踌躇。据他说，这没有什么表现力，他要思索出一个字眼，把他想象中的非常神气的牝马，一下子就生龙活现出来。“肥壮”一词不贴切，这倒写实，但是略带贬义。有一阵儿，他想用“光彩夺目”，但是又不太合节奏。一天晚上，他得意扬扬地宣布：“找到了一匹阿勒桑牝马。”黑色含蓄地表示“俊雅”，这当然还是他的看法。
“这可不行。”里厄说道。
“怎么不行呢？”
“阿勒桑指的不是马的品种，而是毛色[23]。”
“什么颜色？”
“唉，一种颜色，反正不是黑色。”
格朗显得很伤心。
“谢谢，”他说道，“幸好有您在身边。您也看到了，这有多难啊。”
“‘华贵’这个词您觉得如何？”塔鲁说道。
格朗看着塔鲁，想了想说道：“可以，可以呀！”
于是，他的脸上又逐渐绽开笑容。
又过了几天，他承认“花径”的“花”字把他难住了。他只熟悉奥兰和蒙特利马尔，不知道布洛涅森林中路径开花是怎样的情景，有时他就请教这两位朋友。如果较真儿的话，那些路径给里厄或塔鲁的印象，从来就没有开满鲜花。可是，这位职员坚信不疑，倒让他们俩动摇了。见他们模棱两可，格朗不免诧异。“只有艺术家懂得观赏”。有一次，里厄大夫发现他异常兴奋。他用“开门鲜花的小径”替代了“花径”。他连连搓着双手。“那些鲜花，终于看得见，闻得到香味了。脱帽致敬吧，先生们！”他得意扬扬地朗诵这个句子：“五月一天明媚的清晨，一位身材修长的女骑士，座下一匹华贵的阿勒桑牝马，奔驰在布洛涅森林公园开满鲜花的小径上。”然而，这样高声一朗诵，句子末尾表示属格的三个“de”[24]字，就突显出不和谐了，格朗也不免结巴起来。他神情沮丧，干脆坐下来。继而，他请求大夫准许他先走。他需要再考虑考虑。
后来获悉，正是在这个时期，格朗在办公室工作显得有点儿心不在焉，恰逢市政府工作人员减少，又要应对繁重事务的时候，他这种表现实在令人遗憾。他不专心影响了工作，办公室主任严厉责备了他，并且提醒说，他领薪水就应该完成工作，而他恰恰没有完成。“您在工作之余，”主任说道，“好像参加了卫生防疫组织的自愿服务。这与我无关。但是，您的本职工作，就关系到我了。在这种危难的时刻，您要发挥作用的首要方式，就是做好本职工作。否则的话，其他什么都谈不上。”
“他说得对。”格朗对里厄说道。
“是啊，他说得对。”大夫附和道。
“可是，我总走神儿，不知道如何改好这句话的末尾，摆脱这种状态。”
他曾考虑删去“布洛涅”，认为删掉了大家也都能明白所指。但是那样一来，句子中原本与小径相连的词，就同“鲜花”更紧密了。他也曾琢磨这样写是否可行：“开满鲜花的森林公园小径。”然而，将“森林公园”置于中间，隔开修饰语和名词，在他看来未免生硬，有肉里扎根刺儿的感觉。有些晚上，他那样子确实显得比里厄还要疲倦。
是的，他疲惫不堪，全部精力耗在推敲词语上。但是他也毫不松懈，继续卫生防疫组织所需要的累计和统计工作。每天晚上，他都把卡片填完整理好，并相应画出曲线，花这种慢功夫，尽量准确地标示出事态的变化。他也时常去某家医院，找到里厄，在办公室或者医务室要一张桌子，坐下来推开材料，就跟他在市政府办公一模一样，只是医院里弥漫着消毒水和疾病本身的气味，空气浊重，他得摇晃纸张才能挥干墨迹。这期间，他诚心诚意克制自己，不再想他的女骑士，只做好他手头的事情。
不错，如果人真的非要为自己树立起榜样和楷模，即所谓的英雄，如果在这个故事中非得有个英雄不可，那么叙述者恰恰要推荐这个微不足道、不显山不露水的英雄：他只有那么一点善良之心，还有一种看似可笑的理想。这就将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确认二加二就是等于四，并且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紧随幸福的豪放欲求之后，从来就没有被超越过。同样，这也将赋予这部纪事体小说应有的特点，即叙述性过程怀着真情实感，也就是说，不以一场演出的那种恶劣手法，既不恶意地大张挞伐，也不极尽夸饰之能事。
这至少是里厄大夫看抑或听广播的想法。外界通过空运和陆路，送来了救援物资，与此同时，也通过报纸和广播，给这座疫城送来呼吁和鼓励：每天晚上，电波或报纸负载着大量同情或赞赏的评论，纷纷涌入这座孤城。那种史诗般的，或者学校颁奖演说词式的强调，每次都让里厄大夫不胜其烦。他当然知道，这种关怀不是虚情假意。但是这种关怀只能用约定俗成的语言来表达，使用通常描述人与人休戚与共关系的套话。可是，这种语言用以说明格朗每天努力做的小事就不适合，譬如说，讲不明白在鼠疫肆虐中，格朗的所作所为意味什么。
到午夜时分，空荡荡的城市一片死寂，里厄大夫已过分压缩睡眠时间，他临上床有时打开收音机。于是，陌生而友爱的各种声音，穿越数千公里的距离，从天涯海角传来，相当笨拙地试图表示他们道义上的声援，这一点也确做到了，但同时也表明他们完全无能为力，任何人都不可能分担自己看不到的痛苦。“奥兰！奥兰！”越过重洋的呼唤也是枉然，里厄日夜惕守也是枉然，不久又要振振有词，高谈阔论，越发加深格朗与演说者这两个陌路人之间的本质隔阂。
“奥兰！是啊，奥兰！不然，”大夫想道，“相爱或者共生死，别无出路。他们远在天涯。”
第九节
值此灾难正聚集全部力量，准备猛扑并彻底摧毁这座城市之际，在鼠疫达到高峰之前，还需要讲述一下像朗贝尔这样最后一些人，为找回自己的幸福，为在这场自身保卫战中能从鼠疫的魔爪下安然脱身，他们长时间做了怎样绝望而又单调的努力。他们正是以这种方式抵御威胁他们的奴役。尽管从表面上看来，这种拒绝方式并不比别种方法有效，但是叙述者却认为，这种方式自有其意义，即使在其自负和矛盾中也证实了在危难之际，我们每人心中的那份自豪感。
朗贝尔在抗争，以阻止鼠疫将他吞没。他确认不可能通过合法途径出城之后，就曾对里厄说过，他决心另辟蹊径。这位记者首先向咖啡馆伙计探路子。咖啡馆伙计消息总是非常灵通。不过，他询问了几个，主要了解到这种行为需要受到非常严厉的刑事处罚。有一回，他甚至被视为外逃的煽动者。直到他在里厄家中遇见了科塔尔，事情才有一点进展。那天，朗贝尔又同里厄谈论他跑行政部门徒劳的尝试。几天之后，科塔尔在街上遇见朗贝尔，对待这位记者的态度十分爽快，现在他同谁交往都是这种态度。
“还是一无所获？”科塔尔问道。
“是啊，一无所获。”
“那些行政部门指望不上，那就是为了理解人而设立的。”
“不错。现在我正另找路子呢。很难啊。”
“唔！”科塔尔接口道，“我明白。”
他认识一个团伙，见朗贝尔有些诧异，就解释说他早就出入奥兰各家咖啡馆，交了些朋友，了解到有一个组织就经营这类业务。其实，科塔尔已经入不敷出，就参与了配给物品的走私活动，贩卖价格不断上涨的走私香烟和劣质烧酒，渐渐发了一笔小财。
“您有把握吗？”
朗贝尔问道。
“有哇，既然有人向我提议了。”
“那您怎么没有趁机出城呢？”
“不要疑神疑鬼，”科塔尔一副直率的样子，说道，“我没有趁机出城，是因为本人还不想走。我自有我的道理。”
他沉吟一下，又说道：“您就不问问我是什么道理吗？”
“想必这与我无关。”朗贝尔说道。
“从某种意义上讲，确实与您无关。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总之，唯一明显的事实，就是自从我们这里闹出鼠疫，我感觉好受多了。”
朗贝尔听了他这番话，便问道：“怎么跟那个组织联系呢？”
“哦！”科塔尔应声说道，“这可不容易，您跟我走吧。”
这时正是下午四点钟，天气闷热，城市慢慢变成烤炉。各家商铺全放下遮阳帘，街道上也不见行人了。科塔尔和朗贝尔专挑带拱廊的街道行走，许久谁也没有讲一句话。这正是鼠疫匿影藏形的时刻。这种寂静、色彩和活动的这种消亡，既可以是夏天的特征，也可以是瘟疫的征象。空气这么滞重，不知是满负荷威胁，还是弥漫着灰尘和灼热。必须观察和思索，才能跟鼠疫联系起来。因为，鼠疫只能通过负面的征兆显现出来。譬如说，跟鼠疫气味相投的科塔尔，就向朗贝尔指出，城里的狗已经绝迹了，而在正常的情况下，狗找不到阴凉的地方，就侧卧在长廊中喘息。
二人走上棕榈大街，穿过阅兵场，再下坡走向海军街区。左侧一家墙壁涂成绿色的咖啡馆，门前斜撑着黄色帆布遮阳帘。科塔尔和朗贝尔走进去，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走到绿色铅皮桌前，捡两张公园租用的那种折椅坐下来。餐厅里一个顾客也没有，苍蝇嗡嗡地飞来飞去。有点儿倾斜的柜台上，放着一只黄色鸟笼，笼里一只鹦鹉栖在架子上，全身羽毛耷拉着，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挂在墙上的几幅旧画表现战争场面，上面满是污垢和厚厚的蜘蛛网。所有铅皮桌面上，包括朗贝尔面前的那张，都有正在阴干的鸡粪，弄不清是从哪儿来的，直到传来一阵响动，从幽暗的角落忽然跳出一只神气的大公鸡，才算真相大白。
这工夫，气温似乎还在上升。科塔尔脱掉外衣，瞧了瞧铅皮餐桌。从里面出来一个矮小的男子，仿佛全身都裹在长长的蓝围裙里，他从远处一瞧见科塔尔就立即打声招呼，趋步走上前，飞起一脚踢开那只公鸡，在咯咯咯鸡叫声中问两位先生点什么。科塔尔要了白葡萄酒，然后就打听一个叫加西亚的人。据那矮子说，已有好几天没见他来咖啡馆了。
“您看他今天晚上回来吗？”
“哎！”对方回答，“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虫儿。对了，您了解他常来的时间吧？”
“了解，不过也不是特别重要的事，只是想给他介绍个朋友。”
这伙计在围裙上擦了擦两只湿手。
“嘿！先生也做买卖？”
“对呀。”科塔尔回答。
矮人用鼻子吸了一口气：“那好吧，请今天晚上再过来吧。我派孩子去找他。”
二人离开时，朗贝尔问科塔尔做什么买卖。
“当然是走私啦。他们通过各个城门，将走私物品偷运进来，再高价卖出去。”
“哦，”朗贝尔说道，“他们有同伙吧？”
“这还用说。”
到了晚上，遮阳帘已经卷上去了，鹦鹉在笼子里学舌。铅皮餐桌围坐着只穿衬衣的男人。其中一人一见科塔尔进来便站起身，他草帽扣在脑后，白衬衣敞着怀，露出焦土色的胸膛，黝黑的脸膛，五官倒还匀称，那双黑眼睛很小，一口牙齿雪白，手上戴着两三枚戒指，看样子有三十来岁。
“你们好，”那人说道，“咱们到柜台上喝几杯。”
他们默默喝过了三巡。于是，加西亚提议：“咱们出去走走吧？”
他们出了门，下坡走向码头，加西亚问他们找他有什么事。科塔尔回答说，想把朗贝尔介绍给他，确切地说并不是为了做生意，只是为了他所说的“出门”。加西亚抽着烟，径直往前走。他提了一些问题，提到朗贝尔时就称“他”，仿佛没有发觉这个人就在眼前。
“出门干什么？”加西亚问道。
“他妻子在法国本土。”
“唔！”沉吟片刻，又问道，“他是干哪行的？”
“记者。”
“干这行的人话很多。”
朗贝尔沉默不语。
“他是朋友。”科塔尔说道。
三人默默往前走，到了码头，入口处设置了大栅栏，禁止入内。他们便朝一家小酒馆走去，那里卖油炸沙丁鱼，香味一直飘进他们的鼻孔。
“不管怎样，”加西亚下了结论，“这事不由我来干，是拉乌尔经手管。我得找到他才行，找他可不容易。”
“哦！”科塔尔赶忙说道，“他躲起来啦？”
加西亚没有回答。快走到小酒馆了，他停下脚步，转身第一次面对朗贝尔。
“后天十一点，在海关营房的拐角，在城里的制高点。”
他表示要走了，但是又转身，对两个人说道：“要收费用。”
这是要敲定。
“那当然了。”朗贝尔同意。
过了一会儿，记者向科塔尔致谢。
“哎！不必谢，”科塔尔爽快地回答，“很高兴为您效劳，再说了，您是记者，早晚您会还上我这份情的。”
两天之后，朗贝尔和科塔尔前往城中的高地，沿上坡路穿过一条条没有树荫的大街。海关营房有一部分已改成诊疗所，大门前聚集了一群人，有的是希望探视病人而不可能获准的，有的则是来打听瞬息万变的消息的。不管怎样，既有人群聚拢，就必然人来人往，加西亚自然考虑到这一点，才约定在此处跟朗贝尔见面。
“真是怪事儿，”科塔尔说道，“就这么执意要走。大体上说，这里发生的事儿相当有趣。”
“对我则不然。”朗贝尔回应道。
“唔！当然了，是冒些风险。不过，在闹鼠疫之前，要穿过车辆特别多的十字路口，毕竟也同样危险。”
这时候，里厄的汽车在他们身旁停下。塔鲁开车，里厄好像半睡着了。
里厄醒来，介绍他们彼此认识。
“我们俩认识，”塔鲁说道，“都住在同一家旅馆。”
里厄请朗贝尔上车，捎他出城。
“不用，我们这里有约会。”
里厄注视朗贝尔。
“没错。”记者又说道。
“啊！”科塔尔惊问道，“大夫也知道啦？”
“预审法官来了。”塔鲁看着朗贝尔，发出警告。
科塔尔大惊失色。果然是奥通先生，他沿着斜坡街道下来，步伐稳重，走向他们这几个人，到了他们跟前时摘下帽子。
“您好，法官先生！”塔鲁先打招呼。
法官回礼，也向车里的人问好，又瞧了瞧站在后面的科塔尔和朗贝尔，一脸严肃地向这二人点头致意。塔鲁就向他介绍记者和拿年金的人。法官仰首望了望天，叹息一声，说这真是一个伤心惨目的时期。
“塔鲁先生，有人对我说，您担当起预防措施的实施工作。对此我不大苟同。大夫，您认为这场疫病会蔓延开吗？”
里厄回答说，但愿不会蔓延。法官附和道，总得抱有希望，天的意图神秘莫测。塔鲁又问他，这场灾难是否给他带来额外的工作。
“正相反，我们所说的普通法[25]案件减少了。现在我要预审的案子，全是严重违犯新法规的。而旧法律，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得到遵守。”
“这就表明，”塔鲁说道，“比较而言，旧法律似乎更好些，必然会这样。”
法官神态变了，不再凝望天空而遐想，现在目光冷峻，审视起塔鲁。
“那又怎么样呢？起作用的不是法律，而是判决。对此谁也无能为力。”
等法官一走，科塔尔便说道：“这家伙可是头号敌人。”
汽车启动了。
不大工夫，朗贝尔和科塔尔就看见加西亚到了。他走过来，没有同他们打招呼，说了一句“还得等等”，就算问好了。
他们周围的一群人，大多数妇女都在一片沉默中等待。几乎每个妇女都挎着一个篮子，空抱着希望能转交给患病的亲人，甚至妄想那些亲人能享用这些食品。大门口设了武装岗哨，不时有一声怪叫从营房发出，穿过院子传到大门口。于是，人群中一张张焦虑的脸转向那诊疗所。
这三人正在观看这种场景，忽听背后一声“你们好”，语调清晰而低沉，引得他们转过去。天气这么热，拉乌尔穿戴还是非常整齐，身穿黑色双排扣西服，头戴卷边呢帽。他身材高大、强壮，脸色相当苍白，灰色的眼睛，嘴唇紧紧抿着。他说话又快又明确。
“咱们下坡往城里走，”拉乌尔说道，“加西亚，你就自便吧。”
加西亚点着一支香烟，看着他们走远。朗贝尔和科塔尔跟上居中的拉乌尔的步伐，三人走得很快。
“加西亚向我说明了，”拉乌尔说道，“这事办得到，您总归要花上一万法郎。”朗贝尔回答说他可以接受。
“明天，请跟我用午餐吧，到海军的西班牙餐馆。”
朗贝尔说一言为定，拉乌尔同他握手，第一次冲他微笑。拉乌尔走后，科塔尔说抱歉，第二天他没空，况且朗贝尔也用不着他陪同了。
第二天，我们这位记者走进西班牙餐馆，所经之处，人人都扭头看他。这是一间阴暗的地下室，上面一条黄色小街被太阳晒枯干了，顾客多为西班牙长相的男人。拉乌尔坐在餐厅里端的一张餐桌前，向记者打了个手势，朗贝尔立即朝他走去。那些顾客脸上好奇的表情随即消失，又都埋头用餐了。拉乌尔的桌上有一个瘦高个男人，满嘴胡茬儿，头发稀疏，长一副马面，而肩膀奇宽，衬衣袖子卷起来，露出两条布满黑毛的又细又长的胳膊。给他介绍朗贝尔时，他点了三下头。拉乌尔提到他时，没有道出他的名字，只说“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朋友认为可能帮上您的忙。他会让您……”
拉乌尔住了口，只因女招待过来，问朗贝尔点什么菜。
“他会让您跟我们的两个朋友接上头，那两个朋友再介绍您认识我们买通的城门哨兵。这还不算完，必须有哨兵本人判断有利的时机。最简易的办法，就是您到一个哨兵家住几个晚上，那住宅离城门很近。不过，先得由我们的朋友介绍您同他们接洽。等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也由他来跟您结算费用。”
这位马面朋友再次点点头，同时不断地咀嚼他切碎的西红柿拌甜椒沙拉。继而，他开了口，略带西班牙口音，约朗贝尔在第三天早上八点半，到大教堂门廊下见面。
“还得等两天。”朗贝尔指出。
“这事就是不容易办啊，”拉乌尔说道，“必须联系上那些人。”
“马面”又点了点头，朗贝尔颇不情愿地同意了。午餐余下的时间，就试着寻找个话题。朗贝尔一发现“马面”是足球运动员，谈话就变得极为容易了。朗贝尔本人也经常踢球。于是他们聊起法国甲级联赛[26]、英国职业球队的价值和W战术[27]。午饭结束时，“马面”完全活跃起来，他用“你”来称呼朗贝尔，力图要朗贝尔相信，一支球队的最佳位置莫过于前卫。他说道：“你也清楚，前卫就是助攻进球的角色。助攻进球，这才叫踢球。”朗贝尔一直踢中锋，还是同意他的观点。他们的讨论被收音机的广播节目打断了。先是播放几支低沉的抒情乐曲，接着广播宣布：昨天鼠疫死亡人数为一百三十七人。顾客中谁也没有反应。“马面”耸了耸肩膀，站起身来。拉乌尔和朗贝尔也随之起身。
临走时，前卫用力地跟朗贝尔握手。
“我叫贡萨雷斯。”他说道。
朗贝尔觉得，这两天时间无比漫长。他到家拜访里厄，对他详细讲述了自己活动的情况。然后，他陪大夫出诊，到了疑似患者的家门口，就同大夫分手了。走廊响起奔跑和说话的声音。有人跑去告诉患者家人，大夫到了。
“但愿塔鲁不会迟到。”里厄喃喃说了一句。
他一脸倦容。
“瘟疫传染得太快了吧？”朗贝尔问道。
里厄回答说不是这个原因，统计的曲线的上升趋势甚至有所减缓。只不过，抗击鼠疫的手段还不够多。
“我们物资匮乏，”他说道，“世界上所有军队，一般都用人力弥补物力不足。然而，我们也同样缺乏人力。”
“外地不是支援了医生和防疫人员吗？”
“不过，”里厄回答，“来了十位医生，一百来个医护人员。表面上看人数很多，但是照眼下的疫情，也只能勉强应付局面。如果瘟疫再蔓延，人手就不够了。”
里厄侧耳细听居民楼里边的声响，接着对朗贝尔微笑道：“对了，您应当抓紧，一举成功。”
朗贝尔的脸上掠过一片阴影。
“您也知道，”他声音低沉地说道，“并不是这种局面促使我走的。”
里厄回答说他知道，但朗贝尔还是说下去：“我自认为不是懦夫，至少大部分时间如此。我也有过机会证明了这一点。只是有些念头，现在无法忍受了。”
大夫直视朗贝尔，说道：“您一定能跟她重逢。”
“也许吧，但我忍受不了这种念头，想到这会持续下去，而这期间她会变老。人一到三十就开始衰老，什么都得抓紧。不知道您是否能理解。”
里厄喃喃着说他觉得理解了，这时塔鲁兴冲冲赶到。
“我刚才请帕纳卢加入我们的行列。”
“他什么反应？”大夫问道。
“他考虑了一下，就说可以。”
“我很高兴，”大夫说道，“我很高兴了解到，他讲道好，做得更好。”
“人人都如此，”塔鲁说道，“只要给他们机会。”
塔鲁微微一笑，朝里厄眨了眨眼睛。
“我这一生要做的事就是给别人提供机会。”
“请原谅，”朗贝尔说道，“我得走了。”
约定是在这星期四，朗贝尔差五分八点钟来到大教堂的门廊下。空气还相当清爽，天空还形成了几小朵圆团的白云，过一会儿，就要被上升的热流一下子吞噬了。晒干的草坪上倒还散发着微潮的气息。太阳升到东边房舍的后面，仅仅晒热了广场上全身镀金贞德雕像的头盔。一座自鸣钟响了八下。朗贝尔在空荡荡的门廊下踱了几步。教堂里隐约传出歌唱的圣诗，混杂着老酒窖和焚香的香气。唱圣诗戛然而止，十来个黑色矮小的身形出了教堂，开始小跑回市里去了。朗贝尔开始不耐烦了。又有一些黑色的身形登上大台阶，朝门廊走来。朗贝尔点着一支香烟，随即又想到这里也许不准吸烟。
八点一刻到了，大教堂里弹起管风琴，乐声低回。朗贝尔走进幽暗的侧殿，过一会儿他才看清，刚才从他面前走过的那些黑影，现在正聚集在正殿的一个角落，对着一座临时搭起的祭台，台上新安放了一尊圣罗克雕像，也是本市一家雕刻工作室赶制出来的。那些黑影跪在雕像前，仿佛蜷缩成一团，在灰暗中依稀可见，好似一个个凝固的影子，略比在他们间飘浮的烟雾颜色深一点。管风琴弹奏的变奏曲在他们上方回环流转。
朗贝尔走出教堂，瞧见贡萨雷斯已经走下大台阶，朝市里走去。
“我还以为你走了，”他对记者说，“这很正常。”
他解释说，他在附近还有一个约会，约在八点差十分，他白等了二十分钟，未见他几个朋友来。
“肯定有什么事绊住了。干我们这种营生的，不是总那么顺手。”
他提议次日同一时间，到烈士纪念碑前见面。朗贝尔叹了口气，将呢帽往脑后一推。
“这没什么，”贡萨雷斯笑嘻嘻地总结说，“你想想看，在球场上要经过多少配合，要推进传球才能破一次门。”
“当然了，”朗贝尔还是有话，“可是，一场球只踢一个半小时。”
奥兰的烈士纪念碑矗立在唯一能望见大海的地点，那是一条散步的大道，与俯瞰港口的悬崖平行，而且相距不远。第二天，朗贝尔先到约会地点，仔细阅读阵亡将士名单。过了几分钟，两个男子走到近前，不经意地看了他一眼，然后走开，俯到散步大道一侧的栏杆上，仿佛全神贯注，观赏空空如也的码头。他们俩身体一般高，都穿着同样的短袖海魂衫和蓝色长裤。记者走开一点，坐到一张椅子上，可以从容打量他们。他这才看清楚，他们肯定超不过二十岁。这时候，他看见贡萨雷斯朝他走来，一边还表示歉意。
“那就是我们的朋友。”贡萨雷斯说道。他把记者带到两个青年面前，介绍说一个叫马塞尔，一个叫路易。正面看上去，他们俩长得很像，朗贝尔认为他们是哥俩。
“行了，”贡萨雷斯说道，“现在大家都认识了，想法儿把事儿办好吧。”
马塞尔或者路易便说道，两天之后，轮到他们上岗，值勤一周，一定得找个最合适的日子。他们有四个人把守西城门，另外那两个是职业军人。不考虑把他们拉进来，他们不可靠，况且那又要增加费用了。不过，值勤期间，有些夜晚那两个伙伴要去他们熟悉的一家酒吧的后屋消磨一部分时间。马塞尔或者路易当即提议，朗贝尔住到他们位于城门附近的家中等人来接他，这样出城就畅通无阻了。不过，事情必须抓紧，因为近来听说，城外也要加设岗哨了。
朗贝尔同意了，他仅余的香烟又取出几支请人。那二人中还未开口的那个就问贡萨雷斯，费用问题是否解决，能否收些定金。
“不行，”贡萨雷斯说道，“没有这个必要，他是朋友。费用在出发时结清。”
大家商定再见一次面。贡萨雷斯提议第三天到西班牙餐馆吃晚饭，饭后可以直接去两名哨兵的家中。
“头一个夜晚，”他对朗贝尔说道，“我同你做伴。”
第二天，朗贝尔上楼回客房时，在旅馆楼梯上迎面遇见塔鲁。
“我去见里厄，”塔鲁对他说，“您愿意一道去吗？”
“我一直拿不准会不会打扰他。”朗贝尔迟疑一下回答说。
“我看不会，他常向我提起您。”
记者想了又想，说道：“听我说，晚饭后你们若是有点儿时间，晚点儿也无妨，你们俩就来旅馆酒吧。”
“这要看他和疫病的情况了。”塔鲁回答。
不过，到了晚上十一点，里厄和塔鲁果然走进狭小的酒吧。三十来个人一个挨一个，都高声说话，他们二人刚从疫城的寂静中来，有点儿晕头转向，不觉停下脚步。看到这里还供应烧酒，他们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吵闹。朗贝尔坐在柜台一端的高凳上，向他俩打招呼。他们坐到朗贝尔两侧，塔鲁平静地一把推开身边一个喧哗的家伙。
“你们喝烧酒没事儿吧？”
“没事儿，”塔鲁回答，“正相反。”
里厄闻了闻杯中酒，一股苦涩的草药味。周围这样喧闹，根本没法儿交谈，不过，朗贝尔似乎一门心思在喝酒。大夫还判断不出来他是否醉了。这个狭小的酒吧摆放了两张桌子，一名海军军官占了一张，他左拥右抱两个女人，这时他正给一个红脸胖子讲述开罗流行的那场斑疹伤寒瘟疫。
“那些营地，”他说道，“给土著人建造的营地，搭了帐篷安置患者，周围设岗哨，拉起防疫线，如有家人想偷往里送土方药，哨兵就会朝人开枪。那种做法很冷酷，但是完全正确。”
另一张桌子围坐着几个衣着讲究的青年，他们的谈话难以捕捉，淹没在置于半空的电唱机所放《圣詹姆斯医院》的乐曲节奏中。
“您还满意吧？”里厄提高嗓门问道。
“这事儿快了，”朗贝尔回答，“也许就在这个星期。”
“真遗憾。”塔鲁嚷了一句。
“为什么？”
塔鲁瞧了瞧里厄。
“唔！”里厄说道，“塔鲁这样讲，是因为他想您在这里，很可能对我们有用处。不过我呢，非常理解您要走的愿望。”
塔鲁也请大家喝一杯。朗贝尔从高凳上下来，第一次直面看着塔鲁。
“我对你们有什么用？”
“有用啊，”塔鲁说着，手不慌不忙伸向酒杯，“就到我们的卫生防疫队里来。”
朗贝尔又恢复他那习惯性的钻牛角尖的神态，重又登上他那高凳。
“这些卫生防疫队，在您看来没用吗？”塔鲁问道，他喝了口酒，定睛看着朗贝尔。
“很有用。”记者回答。他也喝了一口酒。
里厄注意到朗贝尔的手在发抖，心想他肯定醉了，对，完全醉了。
第二天，朗贝尔第二次走进西班牙餐馆，从一小伙人中间穿过去：那些人把椅子搬到门口，享受热气开始减退的绿荫下的金色黄昏。他们抽的叶子烟气味呛人，餐厅里几乎空无一人。朗贝尔走向最里面，还是坐到他和贡萨雷斯初次见面的那张桌子旁。他对女招待说要等人。现在是十九点三十分，外面那些人又陆续回到餐厅落座。开始给各餐桌上菜了，低矮的扁圆拱顶下，一片刀叉的撞击声响和低沉的人声话语。已经二十点了，朗贝尔一直在等待。电灯打亮了，又来一些顾客，坐到他这张桌子了。他点了晚餐的菜肴，二十点三十分，他吃完了饭，仍不见贡萨雷斯的影儿，也不见那两个青年来，他一连吸了几支香烟。餐厅里的顾客渐渐走空了。外面夜幕很快降临，海上吹来的一阵暖风微微掀动落地窗的帘子。到了二十一点，朗贝尔发现餐厅已空无顾客了，女招待惊讶地看着他，于是他付了钱走出餐馆。对面一家咖啡馆还开着门，朗贝尔坐到柜台前，眼睛盯着那家餐馆的门口。到了二十一点三十分，他走回旅馆，一路上怎么也想不出法子，没有地址就找不到贡萨雷斯，不免心慌意乱，不承想又得重新找各种门路。
夜色中不时有一辆救护车疾驰而过，正是这种时刻，朗贝尔发觉，正如后来他对里厄大夫所讲的那样，他发觉在这段时间，他全部心思都放在找一条通道上，以便穿过把他和妻子隔开的城墙，竟然在一定程度上忘记了妻子。但是，也正是在这种时刻，所有出路再次被堵死之后，他在自己的欲念中心又找回了妻子，而且痛苦爆发得如此突然，不由得开始跑向旅馆，要逃避这种五内如焚的灼痛，殊不知这种灼痛就附在他身上，吞噬着他的太阳穴。
次日一大早，他又去见了里厄，问他如何找到科塔尔。
“我所能做的事，”朗贝尔说道，“只有跟那个团伙重新接上头。”
“明天晚上您来吧，”里厄说道，“塔鲁要我邀请科塔尔，我也不知道是何缘故。他大约十点钟到，您就十点半来吧。”
第二天，科塔尔来到大夫家时，里厄正跟塔鲁讨论，在他的诊所里出现了一个意外治愈的病例。
“十人当中的一人。他就是运气好。”塔鲁说道。
“哦！好哇，”科塔尔插言道，“那就是没有感染上鼠疫。”
这两位明确告诉他，治愈的恰恰是这种病症。
“既然治好了，那就不可能是鼠疫。你们跟我同样清楚，鼠疫是不治之症。”
“一般来说是这样，”里厄说道，“可是，稍微不信这个邪，就能获得意外的惊喜。”
科塔尔笑起来。
“看起来不是这样。今天晚上公布的数字，你们听到了吗？”
塔鲁友善地看着这个享有年金的人，说他知道数字，形势很严重，但是这能证明什么呢？这证明还必须采取更为特殊的措施。
“哎！你们已经采取了。”
“对，但是，人人还必须为自身采取这些措施。”
科塔尔不明白，注视着塔鲁。塔鲁则说，消极无作为的太多了，而瘟疫是大家的事，人人都应该尽自己的责任。卫生防疫志愿组织，敞开面向所有人。
“这是一种观念，”科塔尔说道，“但是观念什么也不顶，鼠疫太强大了。”
“究竟如何，我们会知道，”塔鲁以耐心的语气说道，“等我们所有办法试过之后。”
这工夫，里厄一直在写字台上抄写卡片，塔鲁的目光始终盯着在椅子上躁动不安的科塔尔。
“为什么您不来同我们一起干呢，科塔尔先生？”
科塔尔忽地站起身，一脸被触怒的神态，拿起他的圆帽，来了一句：“我不是干这行的。”
接着，他又操起虚张声势的口气：“况且，这样闹鼠疫，我的日子过得挺滋润，我看不出自己为什么掺和进去出手遏制鼠疫。”
塔鲁拍了拍额头，好像恍然大悟：“哦！真的，我倒忘记了，没有这场灾难，您就会被捕了。”
科塔尔浑身一抖，赶紧抓住椅背，就像会跌倒似的。里厄停下抄写，也注视科塔尔，一副又严肃又关切的表情。
“这事儿是谁告诉您的？”这位拿年金的人嚷道。
塔鲁显出惊讶的神色，说道：“就是您本人啊，至少大夫和我都是这么理解的。”
科塔尔一时盛怒，说话含混不清，令人无法理解了。塔鲁见状，就补充说道：“您也不要冲动，无论大夫还是我，都不会去告发您，您那段事与我们无关。再说了，那些警察，我们从来就不喜欢。好了，您还是坐下去吧。”
这位年金享有者瞧了瞧椅子，犹豫了一下，这才又坐下了。过了半晌，他叹了口气。
“这是一段老皇历了，”他承认道，“不知怎么他们又翻出来。我还以为早就忘了呢。不料有个人讲了，他们传唤了我，并且要我在案子调查结束之前随叫随到。当时我就明白，他们最终会逮捕我。”
“事儿还挺严重的？”塔鲁问道。
“这要看您怎么说了。反正不是人命案。”
“会判坐牢还是服苦役？”
科塔尔显得有些懊丧。
“坐牢嘛，那还算我运气……”
然而，片刻之后，他语气激烈，又说道：“那是个过错，谁都会犯错。可是，一想到要因此被抓走我就受不了，受不了离开我的家，离开我的生活习惯和我熟悉的人。”
“啊！”塔鲁问道，“您想到上吊自杀，就是这个缘故？”
“是啊，当然干了一件蠢事。”
里厄这才头一次开口，对科塔尔说，自己理解他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但是到时候，也许什么都会解决。
“唔！我知道，眼下我无须担心什么。”
“看起来，”塔鲁说道，“您不会参加我们的志愿队。”
对方则摆弄着帽子，朝塔鲁抬起游移不决的目光，说道：“不要怨恨我。”
“当然不会。不过，”塔鲁说道，“您至少也不要故意传播细菌啊。”
科塔尔争辩说，他并不希望发生鼠疫，而灾难就这么降临了，如果这暂缓了他那案子，总归不是他的过错。这时，朗贝尔来到门口，这位年金享有者正铿锵有力地补充道：“况且我也认为你们会一事无成。”
朗贝尔得知，科塔尔并不晓得贡萨雷斯的住址，不过，总还可以再去那家小咖啡馆。二人约定次日见面。里厄表示渴望了解情况，朗贝尔就请他和塔鲁到客房找他，周末晚上什么时候去都成。
次日早晨，科塔尔和朗贝尔去了那家小咖啡馆，给加西亚留话晚上见面，如有事不能赴约，就改为第二天。当天晚上，他们俩没有等来加西亚。第二天，加西亚终于来了，他默默地听朗贝尔讲述事情的经过。这些情况他还不了解，但是他知道，有些街区核查户口，实施二十四小时封锁。贡萨雷斯和那两个青年大概未能通过路障。不过，他所能做到的事，就是帮他们重新联系上拉乌尔。自不待言，这事儿两天之内是办不到的。
“看起来，”朗贝尔说道，“一切又得从头开始了。”
到了第三天，在一条街的街角见面，拉乌尔证实了加西亚的推测：地势低的街区实施了封锁。必须重新联系上贡萨雷斯，两天之后，朗贝尔和这位足球运动员一起吃午饭。
“蠢到这份儿上，”贡萨雷斯说道，“早就应该约定一个联系的办法。”
朗贝尔也是这种看法。
“明天早晨，咱们到那两个小伙子家里去，尽量全安排妥当。”
第二天，那两个小伙子不在家，于是留了话，约他们次日中午在中学广场见面。朗贝尔下午回旅馆，他那副表情让碰见他的塔鲁十分惊诧。
“事儿不顺吗？”塔鲁问他。
“总是得从头开始。”朗贝尔回答。
他重申了原来的邀请：“你们晚上来吧。”
晚上，两个人走进客房时，朗贝尔正躺在床上。他起身往准备好的杯子里倒酒。里厄接过递给他的那杯酒，问记者进展是否顺利。记者回答说他又重新转了一大圈，回到原点，很快就要最后一次赴约了。
他喝了口酒，又加了一句：“不用说，他们不会去的。”
“也不能把这当成一种规律。”
“你们还不明白。”朗贝尔答道，同时耸了耸肩膀。
“明白什么？”
“鼠疫。”
“啊！”里厄惊叹一声。
“是的，你们还不明白，这就表现在总是周而复始。”
朗贝尔走到他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打开一台小型留声机。
“这是什么？”塔鲁问，“听上去怪熟的。”
朗贝尔回答说是《圣詹姆斯医院》。
唱片放到中间，就听见远处传来两下枪声。
“打一条狗或者一个逃逸者。”塔鲁说道。
不大工夫，唱片放完了，而一辆救护车的鸣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大，从旅馆的窗下呼啸而过，随后鸣声渐小，最终消隐了。
“这张唱片没什么意思，”朗贝尔说道，“而且算起来，今天我听了有十遍了。”
“您就这么爱听吗？”
“不是，我就这么一张。”
过了片刻，朗贝尔又说道：“我还是要对你们讲，这就表现在总是周而复始。”
他问里厄防疫队组建进展如何。已有五支防疫队投入工作，还希望组建几支。记者坐到床上，仿佛专心检查自己的指甲。里厄在端详他那侧面的身影：躯体蜷缩在床边，显得短粗而健壮。他猛然发现朗贝尔也在注视他。
“要知道，大夫，”朗贝尔说道，“你们的组织，我也想了很多。我没有跟你们一起干，也有我自己的理由。说起别的方面，我认为我还能够奋不顾身，我参加过西班牙内战[28]。”
“站在哪一边？”塔鲁问道。
“站在战败者的一边。但是事后，我也思考了一下。”
“思考什么？”塔鲁问道。
“思考勇气问题。现在我知道，人能有壮举，但若不能有崇高的情感，我也不感兴趣。”
“我倒觉得，人无所不能。”塔鲁说道。
“不然，人就是不能长期忍受痛苦或者享受幸福。凡是有价值的东西，人都无能为力。”
朗贝尔注视着他们，接着又说道：“喏，塔鲁，您能为爱情而死吗？”
“说不好，但是我觉得，现在不能。”
“果然。您能为一种理念而死，这一眼看得出来。而我呢，已经厌倦了为理念而死的人。我不相信英雄主义，知道那很容易做到，也了解死了很多人。我所感兴趣的是，人要为自己的所爱而活着，为所爱而死去。”
里厄专心听完记者的这番话，他目不转睛，看着朗贝尔，语气和蔼地说道：“人不是一种理念，朗贝尔。”
记者跳下床，激动得满脸通红。
“这是一种理念，而且从背离爱的时候起，就成为一种短视的理念了。恰恰如此，我们再也不能爱了。我们只好认了，大夫。等待我们变得能够爱的时候吧，如果真的不可能爱了，那也不要硬逞英雄，我们就等待全体解脱吧。我呢，也就不再往深里想了。”
里厄站起身，脸上突然显露倦怠的神色。
“您说得对，朗贝尔，说得完全有理，而我无论如何，也绝不会让您背离您要做的事情，觉得这是正确的，是好事。然而，我还是应该告诉您，这一切与英雄主义无关，而是诚挚的问题。这种理念也许会惹人发笑，但是同鼠疫做斗争，唯一的方式就是诚挚。”
“诚挚是指什么呢？”朗贝尔问道，表情也忽然变严肃了。
“我不知道诚挚通常指什么。但是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知道诚挚就是做好本职工作。”
“哼！”朗贝尔狠狠说道，“我不知道什么是我的本职工作。我选择爱情，也许确实走错了路。”
里厄正面看他。
“不，”里厄用力地说道，“您没有走错路。”
朗贝尔若有所思地注视他们。
“你们二人，你们做这一切，想必不会有任何损失。如此这般，站到好的一边很容易。”
里厄干了杯中酒。
“好了，”他说道，“我们还要办事儿。”
他出去了。
塔鲁正要跟出去，好像又改变了主意，转身走向记者，对他说道：“里厄的妻子远在数百公里之外，正在一家疗养院里疗养，这情况您知道吗？”
朗贝尔不禁吃了一惊，可是塔鲁已经走了。
次日一大早，朗贝尔就给里厄大夫打电话：“我愿意和你们一起干，直到我有了办法出城为止，您肯接受吗？”
电话线另一端一时沉默不语，继而说道：“接受，朗贝尔，我要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