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洪荒大地
（1847—1867年）
王清福毕其一生最重要的一次抉择——直接关系到他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不是他自己的主张，当时他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实际情况是，一位虔诚的美国女士认为，这个孩子有可能成为很好的传教士，因而替他做了主。
这个孩子和这位女士的见面地点是芝罘，那是中国山东省胶东半岛北部的一个沿海渔村，距孩子的老家170公里，距美国女士的家乡18,700公里。当时人们用另外一个名字——“王岁奇”称呼这孩子。王岁奇13岁那年，为寻找赈济，年迈的父亲带着他流落到了芝罘。在老家即墨，老人是受人尊敬的富裕人家的后代。这是个茶商家族，在当地将茶叶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然而，家里的一名小妾自杀后，贪婪的亲属们以老人欠缺打理家族产业的本事为借口，抢光了他的钱财。穷困潦倒的老人带着儿子，沦落为乞丐。1父子两人一路北上，来到了芝罘，时间为1860年，那一年是这个小渔村的历史转折点，因为外国传教士来到了村里。
那位美国女士的名字是萨莉·利特尔（Sallie Little）①，她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阿珀维尔，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父亲是医生和女子神学院院长。她的成长环境充溢着浓郁的文学和宗教气息。15岁那年，亦即她接受洗礼后的第二年，她已决心成为一名传教士。1858年7月，她嫁给了22岁的牧师花雅各（James Landrum Holmes）。花雅各同样出生在弗吉尼亚州，两人成婚时，他刚从华盛顿特区的哥伦比亚学院毕业一个月。花雅各在孩提时代已经立志，长大成人后要成为福音的传播者。在花雅各的印象里，中国特别需要得到拯救，小小年纪的他已经明白无误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萨莉有一张鹅蛋脸和一双铁青色的眼睛，算不上美人，然而她笃信基督教，热情奔放，还受过良好的教育。她既可以用法语交流，也可以用法文写作，是个训练有素的、对工作兢兢业业的人。花雅各牧师长相英俊，多才多艺，生性善于交际，身边都是中国人时，他工作起来似乎特别得心应手。这对夫妻因为爱情喜结连理，共同的信仰和追求支撑他们走向了中国。毕业之前，花雅各已经获得委派，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的美国基督教南方浸信会域外传教理事会委派他前往中国从事传教。1858年8月21日，婚后刚刚满月，年轻的小两口便踏上了前往上海的旅程。当时，南方浸信会刚刚在那里站稳脚跟。2
将上帝的恩泽布施给“信奉异教”的中国人，这样的冲动在西方国家早已有之。其实，基督教早在公元7世纪已经进入东方。早在元朝和明朝（1271—1644），天主教传教士们已经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随后的清朝更是欢迎他们到朝廷担任顾问。然而，直到清朝进入最后数十年的衰败期，新教势力才真正得以大踏步进入中国。
在传教方面，美国人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19世纪上半叶，在“第二次大觉醒运动”②中，随着宗教的复兴以及宗教信徒野营聚会的增多，许多美国新教团体得以向西部扩张地盘。自命不凡的美国人自然而然地认为，让不信教的外国土地上的人民感受宗教的教化，进而感受文明的教化，理所当然是他们对“世界的承诺”。自19世纪初开始，某些教派已经开始向夏威夷以及印度、缅甸派遣传教士。3临近内战之际，美国外派传教士的数量急剧增加，随后数十年中，数量增加的幅度愈加明显。
1644年，生活在中国东北的满族人建立了清王朝，最终统治了中国，同时禁止外国传教士在民间传教。不过，事情后来有了变化，19世纪中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基督教会在中国落地生根一事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转机。对此，1846年创刊的《基督教南方浸信会传教士杂志》有如下一段论述：
怀着强烈的兴趣和诚挚的愿望，基督教会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如何释放地球上如此广袤的一片大地上的精神追求……然而，对于如何尽快找到答案，上帝的子民一直信心不足。上帝早已预料到他们的期盼，在中国政府针对一场奇怪的革命的决策过程中，一家精明无比和极其强势的外国机构对其施加了影响，如今，基督教终于可以进入中国了……大好时机出现了……传播福音的范围如此之广，远远超出了基督教世界的能力极限。4
“精明无比和极其强势的外国机构”借力英国海军相关部门实现了上述目的，而英国海军的炮舰直接导致了制定针对前述“奇怪的革命”的政策。对此，读者们不必过于纠结。若不是闭关锁国的清政府严重受困于境外殖民势力和境内革命运动，深陷焦头烂额的境地，新教传教士们恐怕永远都得不到进入中国的机会。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的大门被撬开。富于侵略性的大英帝国三年前挑起了这场战事，在那之前，不列颠东印度公司一直在印度生产鸦片，商人们经广州将其走私进中国，且走私数量持续不断地增加。当时，中国法律明令禁止鸦片进口，做鸦片生意属于违法。通过贿赂地方官员，商人们得以从事走私。震惊于瘾君子的不断增加和国库里的白银不断流失，北京的清政府派遣一位钦差大臣前往广州。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没收并销毁了2万箱英国人的鸦片。5尽管中国人在法律方面属于正义一方，他们的舢板却无法抗衡英国人的炮舰，后者轻易击沉了前者。战争爆发了，结果是，英国人不仅派遣军队前往位于香港和广州之间的珠江三角洲，还进一步北上，到了长江沿岸的港口城市上海和南京。
中国从未准备与技术占优的欧洲人开战，欧洲人轻而易举就压垮了中国，中国遭遇了耻辱的失败，清廷被迫签署了《南京条约》。根据条约，中国必须支付2100万银圆，其中600万银圆用于赔偿英国人损失的鸦片，同时还要向外国商贸、居民以及传教活动开放五个口岸。随后不久，中国与法国、美国也签署了条约，做出了大致相同的让步。中国还被迫割让了香港岛。6
朝廷的战败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中国南方的革命者。八年后，在洪秀全的领导下，他们发动了太平天国起义，当时王岁奇年仅三岁。19世纪中叶发生了好几次反清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只是其中之一，不过这次起义范围最广，影响也最大。洪秀全原想通过朝廷的科举考试在文官体制内混个官职，结果却屡试不第。基督教南方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acob Roberts）于1844年来到广州，在他的引领下，洪秀全改信了基督教。洪秀全后来经历的一连串宗教幻觉——有人说这是精神崩溃的结果——使他相信，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亦是耶稣基督的弟弟。他越来越坚信，必须推翻清政府，以便在地球上建立上帝的天国。他给天国正式起名为“太平天国”。7
洪秀全是个利己的人，基督教外衣是他的招牌，在其掩护下，他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社会和经济改革，其中包括均分天下财富。他的运动吸引了众多追随者，许多汉人本来就有反满情绪，不需要费力进行说服。汉人本来就把满族人视作带来高额赋税的外来征服者，而且近来清政府变得既孱弱又腐败。太平军最终蜕变成了强大的战争力量，仅仅数年间，他们一路杀向北方，于1853年攻占南京，并建都于此。清军经过十年努力，终于打败了太平军，在那之前，太平军成功地控制了中国南方大片地区，成了朝廷的死敌。8
与此同时，在1856年，中国人怀疑“亚罗号”携带鸦片，上船搜查。欧洲人早就盼望在中国获得更多特权，“亚罗号事件”为他们第二次强行获取特权提供了借口。在法国人的协助下，英国人再次发动战争，后来人们将其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人进行了抵抗，然而在1857年，英国人夺取了广州，1858年又夺取了天津，战争以《天津条约》的签署告终。中国被迫做出许多让步，这次不仅对英国和法国做出了让步，更有俄国和美国。心有不甘的统治者被迫同意这些国家在其首都北京设立公使馆，同意开放另外11个口岸，从事对外贸易。该条约于1858年签署，但是在清政府于1860年批准该条约前，战斗一直没有停止过。9
外国商人进入了中国，同期进入的还有传教士。像商人们一样，传教士们在开始阶段也被限制在五个口岸城市活动。一夜之间，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腹地了！“拯救”多达4亿个灵魂的机会令一大群怀揣热情的基督徒迅速奔向中国各地，他们来自美国五花八门的教派。然而，中国人对他们毫无热情可言——让外国人生活在他们中间，这样的前景不容乐观。国家做出了让步，不仅清朝统治者颜面尽失，爱国的中国人也普遍感到极其丢脸。另外，普通中国人没办法分辨欧洲人的面孔，也看不出欧洲人和美国人有什么区别。外国人就是外国人，都是未开化的野蛮人，“红毛鬼子”来到中国，他们不是受邀而来，而是凭借武力打了进来。
在公海上漂泊六个月后，花雅各夫妇于1859年2月抵达上海。10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美国基督教浸信会已经向中国派出了第一个传教团。早在1847年，即上海向外国人开放五年后，美国基督教南方浸信会已经向上海派出了传教团（1845年，在奴隶主能否担任传教士的问题上，南方浸信会与北方教友发生了争执，因而他们自行组织了域外传教理事会）。《天津条约》签署后，更多口岸将向他们开放，因而他们将眼光投向山东北部沿海地区。
花雅各夫妇的任务是前往山东设立一个传教点。他们刚到中国之际，条件尚不成熟。上述条约生效后，依据相关条款，会有11个口岸立即对外开放，山东登州便位列其中。不过，清政府要在一年之后才会批准该条约，使之生效。在上海等候期间，花雅各夫妇帮助传教士晏玛太（Matthew Tyson Yates）夫妇和高第丕（Tarleton Perry Crawford）夫妇做了些力所能及的日常事务。前一对夫妇首先于1847年抵达上海，后一对夫妇于1852年抵达。一旦敌对状态结束，花雅各夫妇将离开上海，前往山东，因此他们没有浪费时间学习上海话，而是学习了官话。山东全省流通官话，区别仅仅是各地口音有所不同。
《天津条约》中明确提到了登州。位于登州以东100公里处的芝罘有一座深水港。人们认为，适用于登州的条款同样适用于芝罘。11正因如此，1860年12月31日，花雅各夫妇带着在上海出生的小女儿来到芝罘，同行的还有传教士海雅西（Jesse Boardman Hartwell）夫妇和他们的儿子。海雅西夫妇继续赶路，前往登州，花雅各夫妇则在芝罘落脚。花雅各的弟弟马休也到了芝罘。兄弟二人在当地做起了商品贸易，这让花雅各有了独立的经济来源。其他商品暂且不说，美国内战时期，通过走私棉花到美国南方邦联，他们的公司获得了可观的利润。12十年后，马休被任命为美国驻芝罘领事。13
山东东北部气候清爽，令人心旷神怡。上海的夏季炎热而湿润，进入冬季则又潮又冷。与之相比，山东的气候更有利于健康。毫无疑问，山东的冬季十分寒冷，不过这里空气干燥。这一带多山，丘陵地带景色宜人，山里空气清新，还夹杂着阵阵轻柔的海风，潺潺下泄的山泉清澈见底。14早就急于远离上海的花雅各夫妇发现，新的居住地和原来的有着天壤之别，他们很快在此地安了家。
花雅各夫妇是第一批到达芝罘的传教士，其他人接踵而至。夫妇两人在珠玑村租了个传统的院落安家，那里位于小城正西，距离城中心8公里。院落中心是一片天井，房屋围绕天井而建，屋里的地面铺有地板，西方人认为，地面裸露的房屋不适宜作居室。15这个院落包含一间客厅、一间卧室和一间客房，还有一个供仆人居住的小套间，以及一间储藏室和一间小教堂。为了在中国安家，夫妇两人从美国带来了几件家居用品，包括一座用于取暖的富兰克林火炉。
外国传教士的到来，让偏远地区的中国人大大地开了一回洋荤：外国女人身穿带裙撑的裙子，衣服镶有花边，头戴“箩筐样的帽子”，脑袋顶上、后边、两侧全都裹在马蹄形的皱褶里！外国男人下身穿紧身裤，头戴“圆桶帽”（一种窄边圆顶礼帽）。如果说外国人的奇装异服尚不足以让中国人感到震惊，他们的肤色和发型已经足以使其判若异类。此前，山东偏远地区的人们从未接触过外国人，因而外国人看起来无异于妖魔鬼怪。16第一次短暂进城时，花雅各夫妇被当地人长久地盯视，对于这种难堪的经历，萨莉在写给好友安娜·肯尼迪·戴维斯（Anna Kennedy Davis）的信里做过如下描述：
今天我进了城，一大帮人跟着我们，他们相当有礼貌。不过，詹姆斯③告诉他们，他们看我们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最好礼貌地走开……他们就转身走了。我猜测，他们肯定告诉了其他人，刚才如何如何大开眼界，因为几分钟后，又有一大帮人争先恐后地跑来看我们。17
然而，中国人对外国人并非总是很有礼貌。对海雅西夫妇来说，他们到达登州时，碰到的是一番极端的冷遇：
这座小城的几个头目……主张不与外来人交往，还告诉他们，在此居住特别不方便，特别不受欢迎。街头流传的消息说，这些野蛮人对政府怀有敌意，都是密探；他们来这里的目的是让人们不再忠于皇帝，改为忠于外国统治者；他们还绑架妇女和儿童，整船整船运往外国；他们还向没有防备的人念咒语，尤其是孩子们，还让跟他们走的人变成基督徒；他们还会施放各种说不清的魔法，这些都特别危险。18
抵达芝罘后不久，花雅各夫妇收下了一个名叫“舍子”的聪明的小男孩。萨莉有生育能力，所以他们收下这孩子不是出于养育儿女的愿望，而是出于基督徒的善意。同年7月，他们还收下了王岁奇。其实，这孩子最初是他父亲王方中交给花雅各牧师的弟弟马休的。孩子的父亲一定是贫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才同意将儿子交给“洋鬼子”抚养。20多年后，满怀感恩之情回顾往昔时，王清福在文章中写道：“父亲当年唯一的罪过就是太穷，无法让我接受教育。他太老了，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而我还太小，没有能力养活他。花雅各一家完全是出于人道……收留了我们两人，这并不是短期行为，而是将近十年。”19
1861年7月8日，萨莉给安娜·戴维斯写了一封信，在信里对两个中国孩子做了如下对比：
有了舍子以后，我们又收留了一个孩子，名义上，这孩子年迈的父亲把他交给了马休。这孩子只有13岁，不比舍子大，他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特别老，还特别穷。这孩子相当聪明，但不像舍子那样鬼机灵。我感觉，不管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他从来都不想出头；不过，他学习特别好，而且很听话，不像舍子那样经常惹事。我说不清他这种处世方法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在异教徒的国度里，在孩子们的成长阶段，有人教他们去偷、去骗，在他们看来，做这种事唯一的坏处是当场被抓。考虑到这个，我也不敢有过高的期望。但即便孩子早期受到的影响很难消除，我们仍然期盼会有最好的结果。不过，我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其实对成年人也是这样）上帝让人们改变信仰的力量上。20
然而不久之后，花雅各一家的幸福生活突然终止了。1861年8月，花雅各夫妇失去了女儿安妮，她长牙期间不幸得了传染病。同年10月，更大的悲剧来袭，萨莉失去了自己的丈夫。一伙土匪在芝罘城外数公里处安营扎寨，威胁要攻城，花雅各不幸遇到了这伙土匪。
居留上海期间，花雅各牧师曾经去过南京，目的是与太平天国起义军建立联系。21由于太平军信奉基督教的某些信条，花雅各牧师认为，在传播福音方面，双方可以结成强大的联盟。花雅各牧师对太平军的信条十分失望，不过，他受到了热情款待。这一次，他以为聚集在芝罘城外的土匪也是太平军，他原本指望那些人会用同样的热情款待他。由于判断失误，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和一位圣公会传教士教友一起乘车出城，前去劝说对方放弃攻城，却双双被残忍杀害。一周后，人们才找到他们被焚的尸体。人们将他们安葬在芝罘港入海口的一座岛上，与安妮葬在了一起。因为一些说官话的当地人认为，将外国人安葬在大陆上是不合适的。
前后不过三个月时间，萨莉失去了唯一的孩子以及钟爱的丈夫，但即便如此，她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人们全都以为，她会很快收拾好行囊，返回美国。而她却公开宣称，她会继续留在中国工作，而不是“在异教徒们尚未认识耶稣之前离开他们”。22她再次有了身孕，但这也未能让她改变主意。然而，她的确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为谨慎起见，最好前往登州，重新安家。1862年7月，她便这么做了，当时她的儿子已经出生，尚未满月。她用儿子已故父亲的名字“兰德勒姆”为儿子起名。和她一路同行的不仅有儿子，还有家里的其他成员，包括两个中国孩子，以及王岁奇的父亲。
登州有8万人口，周边有城墙环绕。1863年，玛莎·克劳福德（Martha Crawford）和丈夫高第丕牧师从上海来到这里。萨莉加入了玛莎的行列。为传播福音，两个女人不加选择地在街上随意敲门，然而她们遇到的多为敌意，工作进展十分艰难。对此，高第丕牧师的传记作家记述如下：
敲门后，一旦有人应答……她们常常听到的回应是“家里没人”，要么就是“小心狗咬”，有时里边的人干脆说“这地方不需要你们”。不过，有人回应的情况并不常见。这种冷遇所揭示的更为普遍的现状是，外来者在此不受欢迎……因而，情况往往是，伴着沉痛的心情，拖着疲惫的双腿，面对诸多不利局面，两位勇敢的女士咬紧牙关坚持工作。23
萨莉搬到登州三个月后，登州北大街浸信会教堂落成了。这是浸信会教徒在上海以北的中国境内做礼拜的第一个场所，或许也是第一座新教教堂。那里当时一共有八位信徒，包括萨莉、海雅西夫妇，以及为数不多的几名改信基督教的中国人。另有三名中国人在教堂落成当天接受了洗礼。24王岁奇将成为第四个在此受洗的人。1862年9月29日，萨莉给安娜写了一封信，记述了当时的经过，她显然对这孩子有了更深的了解：
记得以前跟你说过，我希望家里的厨子是基督徒，他已经接受了洗礼。沙奇④排在下个礼拜日。沙奇是我认识的孩子里最有前途的一个。我真希望他成为有用的传教士，我知道他也这么想。为了让自己适应，他学习很努力。他不愿多谈此事，似乎他对这样的使命怀有崇高的敬意。他认为，作为孩子，谈论成为牧师不大合适。他只是说，希望能返回自己的出生地，将关于基督的事告诉朋友们。其实他已经很懂事了。按照世俗观点，只要跟马休一起干，他肯定会干得更好，他却不想这么做。他学习特别刻苦，有时会把身体搞垮，我只好带他多出门锻炼。认识他的人都特别喜欢他，不过，他好像没有因此被大家宠坏。25
然而，施洗仪式并没有如期举行。五天后，萨莉在另一封信里解释说，沙祺⑤“还要等上一段时间才能接受洗礼”。萨莉认为，王岁奇已经接受了基督教教义，尽管如此，一些中国教会成员显然不这么认为。26至于他们为什么会怀疑王岁奇不够虔诚，外人只能胡猜乱想。
五年后，在回忆自己改变信仰的经过时，王岁奇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小时候，大人教给他的都是偶像崇拜。一天，人们在一座基督教的房子里做礼拜，唱歌的声音吸引了他，好奇心把他领进了屋。虽然他无法理解人们在做什么——当时他以为，人们跪在地上祈祷，是在祭拜长条椅——但是那天他进屋看了好几次。在某个安息日，传教士祭拜了几个偶像，王岁奇决定，一定要亲自试一试听到的祷告词。当天晚上，他去了一座寺庙，伸手抓住一尊佛像的头，拼命摇了几下，然后等着佛像进行报复。后来什么也没发生，他就回家了。第二天一早——那天他整夜未眠——他对偶像的崇拜被彻底击碎了。271867年，他按计划接受了洗礼，因为萨莉希望他有朝一日能成为传教士，他不想让萨莉失望。28
登州浸信会团队的人数不断地增加，萨莉为男孩们开办了一所小型走读学校，她供养的两个孩子可能也在这所学校上学。29萨莉掌握的汉语已经足以让她翻译莫蒂母（Favell L. Mortimer）的《正道启蒙》。这是一本儿童通俗读物，书里讲的是关于耶稣的事，还教人们惧怕地狱和诅咒。30对这本书，幼小的王岁奇肯定相当熟悉，其中一些内容他肯定会牢记一辈子。同年，改信基督教的当地人已经有23个，建成的学校为两所。次年，海雅西牧师的夫人伊莱扎·哈特韦尔（Eliza Hartwell）开办了一所女子学校，第二座教堂也已落成。31
登州的外国人群体包括萨莉、海雅西夫妇、高第丕夫妇、马休以及其他几个人，另外还要加上已故的花雅各牧师。在王岁奇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时，与他近距离交往的所有外国成年人大概就是这几个。20年后，他发表了自己最著名的文章《我怎么就成了异教徒？》。他在文章里称，总体上说，早年他与这些外国人在一起的经历是正面的。这篇文章用英文撰写，发表在《北美评论》月刊上。文章言辞激烈，他陈述了自己拒绝基督教教义的诸多原因。但即便在这篇文章里，他也承认：“在我今生这一敏感时期，基督教教义最初展现的都是最让我心动的方方面面。好心的基督教朋友们都特别热切地盼望我在物质和宗教各方面都好，我亦如是。我特别希望知道事情的真相。”32
如果说王清福在生命的早期阶段已经留意到基督教慈善事业，他肯定也会留意到与之共生的、普遍存在的基督教的傲慢。在传教士们称之为“信奉异教的洪荒大地”33上，无论往何处看，到处都是偶像崇拜和自甘堕落，传教士们在布道、写信、发表文章、出版作品、讲述在中国的经历时，总是不忘对此进行谴责。正因如此，众多美国人对中国以及中国人形成了固有的刻板印象。对此，传教士们负有主要责任。这些观念无疑已经变得根深蒂固。传教士们坚持这么说，有其务实的道理——他们越是将中国人抹黑为绝望的、急需拯救的灵魂，他们在中国的存在就越显得必要，花钱支持他们在那里活动当然也就越有合法性。34
萨莉笔下也出现过如下说法：“这个国家的卑劣和堕落显示，一个国家若是没有宗教，文明几乎起不到作用。”与她持相同观点的大有人在。35例如，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也有相同的论述，他是早期活跃于广州的传教士，后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担任临时代办。在此期间，他在阻止清政府将王清福引渡回国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他的《中国总论》于1849年出版，在书中，他对中国人做了如下评述：“他们卑劣、猥琐，达到了令人诧异的程度；他们一开口，满嘴都是污言秽语，在他们的生活里，道德败坏的举止无处不在。”3619世纪末，传教士们出版了数不胜数的作品，其中充斥着大量类似的观点。37
然而，引人注目的是，一些浸信会教徒的文章对孔子学说实际上抱有微妙的看法。无巧不成书，孔圣人是山东人，是当地引以为傲的人物，他的学说成为中国人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从某种程度上讲，孔子学说与其说是一种宗教，不如说是一套行为规范。而且，它不涉及偶像崇拜，因而西方人可以接受它，甚至会尊重它。以下论述摘自1846年《基督教南方浸信会传教士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孔圣人“谆谆教诲人们行为要规范，因而吸引了数不清的追随者，他在中国人当中拥有无限的影响力”。至于佛教和道教，情况则完全不同。美国人贬低佛教为“愚蠢的偶像崇拜体系”，具体表现为“镀金的佛像、华丽的寺庙、懒惰的方丈、行乞的和尚和毫无意义的道场”，并贬低道教为“伟大的魔法和点金术扮演者”。38与王清福来往的外国人普遍持有与此相同的观点，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实际上，数年以后，对这样的负面评论，王清福以牙还牙，谴责传教士们自视清高，满世界散布有关中国人社会生活和宗教状况的歪理邪说。
传教士们将中国人看作另类。在写给安娜·戴维斯的信里，每当萨莉在某个段落提到收容的两个中国男孩时，她同样会流露出类似的看法。虽然她对两个年幼的中国孩子非常好，向他们提供衣食和教育，但显而易见的是，她从未将他们当养子看待，也从未像对待亲生孩子那样对待他们。在众多信函里，她不厌其烦地讲述身为母亲的快乐，一开始谈论的是女儿，后来变成谈论儿子。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这些信函里，有关两个中国男孩的事只是间或出现，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感情远远达不到堪与亲子相比的程度。实际上，每次提及王岁奇未来将接受洗礼一事，她总会趁着谈论家里某个仆人改变信仰的事时一并提及。对两个中国男孩，萨莉明显怀有感情，不过在她心里，他们的重要性不会超过皈依者——不过是信仰上帝的大军里多了个新兵——远不能与自己的亲生子女相比。两个中国男孩绝对不会注意不到这一点。39
萨莉在中国继续生活了20年。1867年儿子兰德勒姆生病期间，她返回美国度过了两年。传教理事会登记簿记录了她顺便带回了某位广州传教士教友的儿子。40登记簿却没有录入如下信息：这趟返回美国之旅，还有第三个男孩与她同行，那孩子正是年幼的王岁奇。萨莉事先已经安排好王岁奇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事。
这一步至关重要，正是这一决定——为了将这个年轻有为的中国人打造成合格的浸信会传教士，萨莉才做出了将他带到美国的决定——为后来成为历史人物的王清福搭建了舞台。对于将王清福打造成牧师，萨莉没有看走眼，他的确是可塑之才。然而，最终结果证明，他成了萨莉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一种人！
注释
1Wang Fan（王凡）, “Wong Chin Foo: The Chinese Martin Luther King”（王清福：华人的马丁·路德·金）, At Home Overseas（海内与海外）Website (http://www.chinaqw.com/node2/node2796/node3436/node3442/node3456/userobject6ai239009.html). 王凡是王清福的玄孙，是王清福早年和晚年在华生活经历的相关资料的最主要提供者。See also “Wong Chin Foo’s Woes,” New York World, June 9, 1890.
2Descriptions of J. Landrum and Sallie Little Holmes appear in Janet and Geoff Benge, Lottie Moon: Giving Her All for China (Seattle, WA: Youth With a Mission Publishing, 2001), 83; Lottie Moon to Rev. Dr. Henry Allen Tupper, Executive Secretary, Foreign Mission Board,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June 27, 1874. International Mission Board Archives and Records Services Website (http://solomon.3e2a.org/public/ws/lmcorr/ www2/lmcorrp/Record?upp=0&m=6&w=NATIVE%28%27text+ph+ is+%27%27holmes%27%27%27%29&r=1&order=CORR_DATE); Helen Sanford Coan Nevius, Our Life in China (New York: Robert Carter and Brothers, 1869), 328; and Robert Coventry Forsyth, comp. and ed.,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in Some of its Aspects, Being 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relating to Shantung, including Brief Histories with Statistics, etc., of the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Missions and Life-Sketches of Protestant Martyrs, Pioneers, and Veterans Connected with the Province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 171.
3Daniel H. Bays, “The Foreign Missionary Movement in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Website of the 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 (http://nationalhumanitiescenter.org/tserve/nineteen/nkeyinfo/fmmovement.htm).
4Southern Baptist Missionary Journal 1, no. 1 (June 1846): 4.
5Samuel Merwin, Drugging a Nation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08), 40–42.
6Lynn Pan, 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 (London: Mandarin Paperbacks, 1990), 43–44. 该书令人信服地概括了中国移民产生的原因。
7Eugene P. Boardman, “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10, no. 2 (February 1951): 117–20.
8Wolfram Eberhard, A History of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302.
9Ibid., 299–300.
10D. MacGillibray, ed.,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Being the Centenary Conference Historical Volume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 313.
11Ibid., 322.
12L. S. Foster, Fifty Years in China: An Eventful Memoir of Tarleton Perry Crawford, D. D. (Nashville: Bayless-Pullen Company, 1909), 132.
13H. Charles Ullman, Lawyers’ Record and Official Register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A. S. Barnes & Co., 1872), 12.
14Julia Davis Adams, ed., Bonds of Friendship Love & Truth: Letters from Sallie Little Holmes to Anna Kennedy Davis, 1857–1879, letter of July 8, 1861, no page number. 茱莉娅·亚当斯与萨莉之间的通信，是关于王清福在华早年经历的主要一手资料。
15Anna Seward Pruitt, Up from Zero in North China (Richmond, VA: William Byrd Press, Inc.), 15; Nevius, Our Life in China, 330–31.
16Pruitt, Up from Zero in North China, 15.
17Adams, Bonds of Friendship Love & Truth, letter of July 5, 1859.
18Foster, Fifty Years in China, 94.
19“An Indignant Chinaman: Wong Chin Foo Repels a Slanderous Attack Upon His Mongolian Ancestors,” New York World, May 31, 1889.
20Adams, Bonds of Friendship Love & Truth, letter of July 8, 1861.
21Rev. J. Landrum Holmes, Letter to the Editor, North China Herald, September 1, 1860, 139.
22Adams, Bonds of Friendship Love & Truth, letter of September 29, 1862.
23Foster, Fifty Years in China, 95.
24MacGillib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323.
25Adams, Bonds of Friendship Love & Truth, letter of September 29, 1862.
26Ibid., letter of October 10, 1862.
27“Local and Miscellany,” Auburn Daily Bulletin, August 1, 1870.
28MacGillib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313; Wong Chin Foo, “Why Am I a Heathen?” North American Review 145, no. 369 (August 1887): 169.
29Foster, Fifty Years in China, 103.
30William Gamble, ed., Memorial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252.
31Forsyth,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179.
32Wong, “Why Am I a Heathen?” 169.
33Minutes of the Foreign Mission Board,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June 30, 1845.
34Bays, “The Foreign Missionary Movement in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Robert F. McClellan, “Missionary Influence on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China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Church History 38, no. 4 (December 1969): 476.
35Adams, Bonds of Friendship Love & Truth, letter of January 1859.
36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Vol. 2 (New York: John Wiley, 1849), 96.
37McClellan, “Missionary Influence,” 476.
38Board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Missions of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Southern Baptist Missionary Journal, Vol. 1 (Richmond, VA: H. K. Ellyson, 1846), 7–8.
39Adams, Bonds of Friendship Love & Truth, letter of September 2, 1862.
40H. A. Tupper, The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Philadelphia: American Bapt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880), 214; Minutes of the Foreign Mission Board, May 7, 1868.
①萨莉与花雅各牧师结婚后，改随夫姓霍姆斯。
②始于18世纪90年代的美国全国性教会复兴运动。
③即花雅各牧师。
④原文如此，指王岁奇。
⑤王清福幼时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