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一块阴谋家的料
（1871—1872年）
1871年年初，王岁奇踏上祖国的土地时，好像根本没有从事传教工作的打算。当时他已经24岁，早已过了成婚年龄，在他的排序表上，第一项内容是返回山东娶妻。他选择的女人——或者说，更有可能是别人替他选择的——名叫刘雨山。她曾经是伊莱扎·哈特韦尔在登州开办的教会学校的学生，某些材料记载，她在该校还当过老师。1
伊莱扎是海雅西牧师的第一任妻子，她于王岁奇回国前一年亡故。教会学校创办于1866年，即王岁奇赴美的前一年。因而，王岁奇不仅和伊莱扎相识，也与当时在校的好几个女孩相识，当时登州浸信会社团的规模还很小。由于王岁奇的父亲一直居住在登州——在本书后边的章节里，王岁奇会谈到父亲后来成了基督徒，余生中一直和萨莉·霍姆斯生活在一起——极有可能是父亲代表儿子安排了这场婚姻。2登州浸信会社团首领高第丕牧师1863年从上海来到此地，1871年6月8日，在高第丕牧师的主持下，这对新人成婚了。3王岁奇和新婚妻子肯定与高第丕牧师非常熟，后者主持他们婚姻一事足以证明，年轻的王岁奇当时尚未抛弃基督教信仰，不过决裂很快就会到来。
王岁奇成婚时接受了自己的新名字“王彦平”，这标志着他进入了成人期。4“彦”字的意思是“修养”或“优雅”，“平”字的意思是“和平”或“水平”。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接受这一特定的两个字，只知道依照习惯，中国人结婚时都会接受新名字，且名字通常是根据家谱沿袭的。婚后不久，王彦平把家搬到了上海，这或许是因为，与登州相比，上海的工作机会更多。新婚妻子也许与王彦平一道去了上海，或在不久后也赶到了上海。
与登州相比，上海更加重要，也更为国际化。这座城市主宰着中国的对外贸易，那里的外国人数量明显更为庞大。如果将外国平民、海军人员及其他军事人员全都计算在内，1865年时，上海的外籍人士已经超过5500人。时间移至1871年，这一数字已经更大了。5
上海浸信会教会由晏玛太牧师创办，共有40位信徒。王彦平刚到上海，即成为其中一员。6很快，他在海关总税务司找到了一份翻译工作。晏玛太牧师后来说，在帮助王彦平找工作方面，他起了关键作用，他的说法很可能属实。7当时，海关总税务司由外国人主管，其他暂且不说，人事权肯定由外国人做主，这些外国人肯定与晏玛太牧师相识，当时他已经是上海的名人了。
雇用外国人担任海关官员，为的是让海关系统有序运作，中国官员掌权时，这一系统充斥着低效和腐败。这并非清政府迫不得已做出的让步，准确地说，如此安排受到清朝官僚极为热烈的欢迎，因为这增加了他们的岁入，也避免了外国商人与贪婪的、恣意妄为的中国官员直接交往，后者处心积虑地只为自身利益着想。8若不是海关官员和商人之间存在语言障碍，他们必然会与中国同行直接交流，这也就解释了他们何以对王彦平感兴趣。1871年，在上海的中国人里，英语能说得像王彦平一样好的人实在稀有，正所谓“物以稀为贵”。
王彦平在海关职位上并没干多久。数年后出版的一份《上海差报》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该文很可能出自晏玛太或者高第丕之手。根据该文的说法，王彦平由于玩忽职守，被开除公职，大约同一时期，他还被上海浸信会逐出了教会，理由是他被诉过上了“放荡的生活”。9对这类指控，翻遍与前述人士有关的资料，从中既找不出支持的论据，也找不出反驳的论据，因而无从判断其真伪，而今我们也无法理解，“放荡的”一词究竟指的是什么。前述评论文章公开发表于1877年，当时王彦平早已在美国大肆宣扬佛教和儒教优于基督教，这让传教士社团颇为不悦，他们认为王彦平忘恩负义、人品极差。因此，这些人显然有兴趣诋毁他的声誉。再清楚不过的是，这件事情过后，王彦平与浸信会彻底分道扬镳了。
如果王彦平离开上海海关的原因是玩忽职守，他不太可能在同一系统再次找到工作。有了上海的工作经历，他又找到一个镇江海关的职位，月薪60美元。镇江是个小港口，位于长江沿岸，在上海上游220公里处。王彦平和妻子一起前往那里，妻子不久后有了身孕。与芝罘相同，镇江于1860年向外国商人开放，因而那里需要设立海关，也需要翻译人员。王彦平换了个地方任职，更有可能是一次正常调动。很久以后，一段文字记录的确提到过，他换工作与开除和重新雇用毫不沾边。10
然而，正是在镇江海关工作期间，王彦平走上了不归路，这导致他离开祖国，远离家人，流亡海外。这件事本不值得大书特书。尽管太平天国运动于1871年被镇压下去，但在中国的许多地区，反清的小规模冲突一直循某种规律持续着。《京报》是清朝宫廷每日发行的简报，刊登宫廷收到的报告和下达的指令，许多页面上满满当当刊登着关于小规模叛乱和谋反的报告。11王彦平的不轨行为涉及从上海雇用一帮令人讨厌的外国人，安排他们携带军火到镇江。他原打算让这些外国人训练一群招募来的中国人，领导这些人实施一次反政府武装暴动。
王彦平雇了个名叫托马斯·卡尔（Thomas Carr）的英国人，安排他另外再雇八名外国雇佣兵，这些雇佣兵的报酬为每人每月100美金。卡尔此前在广州当警官，近期在一条小船上当船长，他接受委托，安排各项事宜。他没有将任务性质透露给招募来的乌合之众，这些人包括英国人、西班牙人、一个加拿大人和一个丹麦人。他只是对这些人说：“这是个秘密任务，一旦开始，我会告诉你们。”他弄来了武器，每人装备了一支长枪和一柄长剑，还请来一个中国朋友为他安排一条小船，将他们从上海送往镇江。这些人明白，没有通关文件即进入内陆明摆着属于违法行为，更不用说偷带武器了。
4月初，他们找到一个名叫龙月笙（音）的人，只要付给他30美元，他就愿意跑一趟镇江。卡尔在上海给了他5美元，双方说好，将这帮人运抵镇江后，余款由王彦平支付。他们将那些武器用几条毯子裹住，装进一个大箱子，然后搬上了船。他们以黑夜作掩护，离开上海的时间为4月6日。一路上，纷争一直不断，六天后，他们才抵达镇江。第二天，驾船的龙月笙离船上岸，前去索要余款。他带去一张便笺，外面的信封上注明：“海关翻译王先生启”（前述简称指的是“镇江海关税务司”）。便笺上写有以下内容：“请付上海到此的船钱。一切顺利。船已在北岸等候。”
真是无巧不成书。令人唏嘘的是，当地海关雇员里有两个人姓黄（或王），龙月笙鬼使神差般地找错了人，他找到的偏偏是个名叫黄昆平（音）的人。看过便笺后，黄昆平告诉龙月笙，第二天到海关所在地讲述事情经过。龙月笙就范了，他告诉官方，事先他什么都不知道，航行途中，他才知道这些外国人的任务，还看见他们带有武器。他听说，这些乘客的雇主是海关的一个姓王的男人，他要训练中国人袭击官府。
上述说法将矛头直接指向了王彦平——这是王清福当时的名字。官方派人搜查了他的办公室，搜出了一把左轮手枪以及藏匿的弹药。不久后，王彦平听说官方正在追捕他，随即消失了。第二天，他托人捎了封信给海关的同事，请那人照顾他的妻子和孩子，同时解释说，他组织了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庞大的队伍，他们正在等候更多外国人到来，他的计划是“推翻腐败的清朝政府”，但他的计划最终露了馅，被挫败了。12
这一事件第一次向世人揭示，王清福与清朝的统治者有过节，无论是在童年时期，还是在美国短暂逗留期间，此前他从未表露过反对统治者的意向。他的怨恨何以在1873年显山露水，人们唯有猜测，很可能是由一系列原因促成的。19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汉人对满族人越来越不满，将他们视作外来者。这些统治者不仅残暴，而且腐败，越来越没有能力实施有效统治，也管理不好中国复杂的对外关系网，出现了怨声载道的情况。王彦平在美国生活过，亲眼见证过另外一幅令人向往的景象，他后来发表的各种文章表明，他对美国的制度钦羡不已，希望将其中一些内容借用到自己的祖国。
王彦平的家已经处于监控之下，不过，他再也没有回去过。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的妻子和孩子很快也离开了镇江。参与此事的外国人多半遭到逮捕，被押解到上海，其中几个人首先被送到治安法庭，随后被送交“混合法庭”，后者对涉及民事和刑事案件的英国公民有司法管辖权。他们被判关押一至三个月，其中两个人随后被驱逐出境。至于王彦平，《北华捷报》曾刊文嘲笑当局批准从某项“废止叛乱专用基金”中拨付“50美元巨额奖金”，将其捉拿归案的举措。13
王彦平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漏洞百出，《捷报》声称，他的计划“似乎愚蠢至极，人们很难想象这样的计划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真正实施之际，手段竟如此拙劣”。与这一计划有关的中国人“或许都别有用心”。“那个姓黄（原文如此）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说一口相当流利的英语，尽管如此，他们肯定是一帮非常粗鄙的人。总共十来个人，就敢挑起这么大事端，如果这么做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必须有当地人支持，所以这件事看起来相当愚蠢。据说，秘密帮会里潜伏有来自全城所有衙门的成员，所以，任何反政府举动都是毫无可能成功的。”14然而，对王彦平来说，这次经历肯定不是他最后一次用疯狂的行动推翻满族人的统治。此后，只要有机会，他总会弄出点动静。
这些发生在镇江的事也许根本算不上什么，没必要上报朝廷，《京报》从未提及这些事。然而，王彦平逃离中国后，时间已经过去一年，有关他仍在活动的谣言始终存在。有鉴于此，总理衙门委托镇江和上海当局上报王彦平逃离中国前的活动。总理衙门是清政府的一个机构，相当于外交部。保存至今的文献并非当年诸多报告中的某份原件，而是经过汇总后的一份翻译件。这份文件出自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致卫三畏的外交通报，后者当时的身份是美国驻北京公使，现摘录有关内容如下：
某姓王名彦平者，语言学家，前不久在沪上非法勾结流浪汉数位，未申明理由，未经任何授权，囤积大量军火于镇江，此举无疑涉预谋抢劫及掠夺。闻听官方正在追捕，此人迅即逃往国外。15
上述通报转交给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汉密尔顿·菲什（Hamilton Fish）之际，卫三畏随信附了一份亲自起草的说明，他没有标明消息来源，内容见下：
由于牵涉到一场荒唐的、非法的反抗镇江附近合法政府机构的密谋，他险遭逮捕和处决，逃到了日本。三四名外国水手遭逮捕，分别移交给了各自的领事。讯问他们期间，一些证据显示，某些涉案人确实在谋划叛乱。不过，整件事的起始和经过荒诞不经。事情在起始阶段即引起当朝官员的注意，他们对任何暴动苗头都格外警惕，处处设防，一些人遭到逮捕。我相信，有一些当地人因被查出携带武器，而不幸遭到处决。这些潜在的革命者并没有明显的暴动行为，也未见任何人遭到他们伤害、逮捕、抢劫。16
换句话说，卫三畏的线人们认为，王彦平确实是个革命者，但他愚蠢无比！
不过，王彦平对此自有一套说法。1873年晚些时候，王彦平返回美国后，《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内容涉及发生在镇江的那些事。该文披露的内容肯定出自王彦平本人的讲述。《时报》将这位年轻人描绘成一位传播西方价值观的传道者，以下内容摘自该文：
他从一地赶往另一地，四处演讲，传播的信息量堪称巨大。听众反映，他的许多演说主题令人耳目一新，其中的多样性与他们的生活观念大相径庭。他本人则迅速成为政府官员们关注和怀疑的对象。他以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落实了一系列计划，以致其他“天朝”的子民都觉得不可思议。在有限的空间内，他为多达十几个甚至更多社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精神层面、道德层面、身体层面改善人民的生存状态，每个社团都以这些为己任。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其中有个名为“同善会”的社团，它以铲除吸鸦片恶习，传播美好的美国社会习俗，提升公众的整体水平为己任。17
同月，《布法罗每日信使报》利用近乎相同的材料刊发了一篇文章，增补了一些与革命相关的内容，还直接引用了王彦平的说法，该文部分内容如下：
“同善会”社团的终极目标是全面控制政府，改变整个帝国内部的体制。他说，这一社团很快在上层人士中扩大和增强了实力，美国和欧洲长住人士也参与了秘密活动，并承诺提供真诚的合作。他们近乎准备好发动一场“政变”，以便夺取政权。然而，当局发现了他们的企图。18
时间过去不足两年，关于整个事件的说法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印第安纳波利斯哨兵报》刊文称，王彦平利用其在海关的地位，试图废止中国的鸦片消费，还组织过一些秘密社团。用时不过两年，他已在中国各地设立了众多分支机构，招募了多达4万人。据他自己说，后来他向社团成员们“渐渐披露”，该组织的真正目标并非打击鸦片那么简单，而是积蓄反抗朝廷的革命力量，他认为残暴的朝廷令人难以容忍。19
随着时间的流逝，添枝加叶、美化粉饰、夸大其词一直在继续。时间移至1890年，这场闹剧蜕变成了羽翼丰满的外国势力支持的军事政变，见如下报道：
在几位朋友的协助下，他建立了一种秘密的革命社团。身为英语部长，他赢得了好几位驻镇江外国官员的同情。很快，这一组织的成员超过了4000人，他们决定在1874年的第三个月圆日对清政府发动突然袭击。只要拿下镇江，征服整个中国只是时间问题，因为这座城市是清帝国最坚固的城池，也是通往南京、苏州、扬州、上海的要道。20
看来，那些美化王彦平的美国记者不太可能有其他现成的消息来源，因而我们可以断定，正是王彦平本人向他们提供了各篇文章的基本素材。对记者们笔下各篇文章之间的一些出入，读者们不必过于介意，因为记者们对发生在中国的事件缺乏本质的理解。不过，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随着时间的流逝，王彦平一直在添油加醋！他把自己描绘成致力于在中国建立共和政府的革命者，作为反对鸦片的积极分子，承诺“提升公众的整体水平”，引进美国的社会风俗。对于前来听他演讲的听众来说，这么做收效明显，他有理由这么做。
通过分析不同版本的文章，即可看出其中的夸大成分，甚至还有彻头彻尾的误导。例如，很难想象镇江海关的一名翻译，竟然能在中国各地穿梭旅行，四处发表煽动性演说！镇江远不是“清帝国最坚固的城池”，实际上，它不过是个小港口，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它差一点被夷为平地。虽然镇江位于京杭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但从战略上讲，在此地策划反清的“政变”，选址肯定极不合适，因为清朝的首都是远在将近1200公里外的北京。在中国，具有“同善会”之类名称的社团不在少数，大多数存在于明末清初，都是些接受善款、赈济穷人的慈善组织。这类组织多数集中在中国南方，少数确实存续到了19世纪70年代末，但从不与反政府活动沾边。21
王彦平何以仓皇逃离中国，众说纷纭，确切原因至今不明。《纽约时报》称，逃离镇江后，王彦平来到一座口岸城市，得到数位外国领事的保护，随后逃离了中国。22同年出版的《上海差报》的说法如下：得到数个领事馆保护之前，他逃到了内地，“在两个月的时间内，他四处流浪，常常被迫逃进山区，一连数日以野草果腹……为了将他捉拿归案，官府开出了一笔巨额赏金。他两次被捕，第一次逃脱凭的是智力，第二次逃脱则利用了国人的贪婪，他使了钱”。23王彦平肯定曾向某位记者披露过，在亡命途中，他得到过亨利·霍尔（Henry H. Hall）牧师的帮助，后者是美国卫理公会派驻镇江的传教士。1874年时，霍尔牧师必须昧着良心说，王彦平是个“不可救药的、再普通不过的中国人”，他从未以任何方式帮助过王彦平。24
谈到王彦平的仓皇逃离，晏玛太牧师在1877年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称，他把“陷入贫困的家人丢在了芝罘”。25这表明，仓皇逃离后，他的妻儿回到了芝罘。王彦平离开中国时，孩子的体重尚不足11斤。王彦平亲自给孩子起名“复生”，含义为“复兴”或者“再生”。由于王彦平让全家人蒙垢，孩子的母亲认为，趁着孩子还小，最好给他改个名。按照家人的说法，孩子用了母亲的姓，他的名字变成了刘慕义。26
王彦平极有可能经由上海逃离了中国，随后到了日本横滨。他的出逃经历另有几种不同版本，诸如第一站落脚香港的版本。据他自己说，他首先向英国传教士寻求帮助。这种不靠谱的说法出现在1877年发行的《纽约时报》上。英国传教士起初向他提供了庇护，随后宣称，他们必须将他移交给清政府，“他们当然清楚，他会遭受极其残忍的酷刑，然后被大卸十八块”。这篇文章接着记述道，他在所谓的香港传教士们的看管下逃脱，在乡下游荡了两周，然后“逃到了海边”，从海边乘船到了日本。27这篇文章暴露了作者对中国基本地理常识的无知，因为香港本身是个海岛，紧挨中国大陆，设在香港的传教机构也没有义务将王彦平移交给清朝政府，因为该岛自1841年起就已被割让给英国。
有关王彦平生平的一些报道称，他在日本居住了一段时期，但实际上，他在那里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他本人后来说过，时间长度肯定不够他学会日语。28托前美国领事查尔斯·谢泼德（Charles O. Shepard）上校之福，如今我们还能看到有关王彦平离开横滨的第一手报道。多年后，谢泼德曾经留下一段文字：
1872年，在横滨领事馆，一个绝望的、衣衫褴褛的、垂头丧气的小个子中国人出现在我面前，要求我出主意，并提供保护——尤其是提供保护！他的自然面色理应是桃黄色，却显得毫无血色；由于预见到自己难逃被绞杀的命运，他的身子在发抖。日后成功的阴谋家们都是这副模样，可当时完全看不出他是这样一块料。29
谢泼德接着记述道，王彦平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包括他试图在中国建立共和制政府，眼下却必须亡命天涯。他还强调，清朝当局知道他的确切位置，正在全力追捕他，派来的人乘坐太平洋邮轮公司的班轮，计划于第二天抵达横滨，并要求日本政府将他交出去。心存同情的领事告诉他，美国双桅蒸汽船“马基高”号将于当天下午起航，前往旧金山。30领事立即做出安排，让该船的船长收下这位中国年轻人。时间过去不足两个小时，王彦平已经安全登船。谢泼德回忆说，实际上，双桅船沿着航道驶离横滨湾时，用肉眼即可看见进港的那艘班轮。31
虽然谢泼德的记述中满是夸张成分——王彦平当时所犯罪行似乎根本没有上报朝廷，因而清政府不可能派军队前往海外将其捉拿归案——但是这段文字明确标定了王彦平返回美国的路径（由于王彦平抵达旧金山的时间可以锁定在1873年秋季，据此判断，谢泼德一年后也离开了）。另外，由于王彦平与谢泼德肯定相识，这段文字非常可信。实际上，1874年，王彦平前往布法罗举办讲座期间，还对居住在那里的这位前外交官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32
1873年9月，王彦平在旧金山上岸。此前三年，他经历了种种磨难，其间他回了国，结了婚，曾经在两座中国城市工作，成了一位父亲，组织了一起小规模叛乱，为保全性命，最终他只好逃离中国。一般人都认为，他会停下来喘口气，思考下一步该做什么。但事实绝非如此，他没有片刻消停，即开始躁动，他的名字很快上了各种报纸。他一生如此，且乐此不疲。
注释
1Untitled, Evening Mirror (Altoona, PA), June 16, 1877.
2“An Indignant Chinaman,” New York World, May 31, 1889.
3“Marriage,” North China Herald, June 30, 1871.
4Wang Fan, “Wong Chin Foo: The Chinese Martin Luther King”, At Home Overseas Website (http://www.chinaqw.com/node2/node2796/node3436/node3442/node3456/userobject6ai239009.html).
5F. L. Hawks Pott, A Short History of Shanghai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28), 79.
6“Shanghai Mission,” The Home and Foreign Journal, March 1870, 42.
7J. C. Hyde, “Letter to the Editor: Wong Chin Foo,” Bucks County Gazette, December 27, 1877.
8L. K. Little, “Introduction,” in The I. G. In Peking: Letters of Robert Hart,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868–1907, ed. John King Fairbank, Katherine Frost Bruner, and Elizabeth Macleod Matheson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4–6.
9“Wong Chin Foo,” Freeborn County Standard, August 30, 1877, quoting the Shanghai Courier.
10“Smart but Unregenerate,” Jamestown Journal, July 19, 1874; “Wong Chin Foo’s Woes,” New York World, June 9, 1890.
11For just a few examples, see Translation of the Peking Gazette for 1893 (Shanghai: North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 Reprint, 1874), 2–3, 4, 6, and 19.
12“Chinkiang,” North China Herald, May 3, 1873.
13Ibid.
14Ibid.
15Prince Gong to Samuel Wells Williams, September 28, 1874,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874, Vol. 1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75), 203.
16Samuel Wells Williams to Hamilton Fish, October 2, 1874,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874, Vol. 1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75), 202.
17“Wong Chin Foo,” New York Times, October 4, 1873.
18“A Remarkable Chinaman,” Buffalo Daily Courier, October 8, 1873.
19“The Flowery Kingdom: A Chinese Rebel in Buffalo,” Indianapolis Sentinel, June 24, 1874.
20“Wong Chin Foo’s Woes,” New York World, June 9, 1890.
21“Southern Chinese Tong Shan Societie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明清江南的同善会）, China Charity Forum（中国慈善信息平台）Website (http://www.juanzhu.gov.cn:8002/level3.jsp?id=31250).
22“Wong Chin Foo,” New York Times, October 4, 1873.
23“A Remarkable Chinaman,” Buffalo Daily Courier, October 8, 1873.
24“Smart but Unregenerate,” Jamestown Journal, July 10, 1874.
25J. C. Hyde, “Letter to the Editor: Wong Chin Foo,” Bucks County Gazette, December 27, 1877.
26Wang, “Wong Chin Foo: The Chinese Martin Luther King.”
27“The Buddhist Religion: It is Explained by a Chinaman,” New York Times, April 30, 1877.
28Wong Chin Foo to Secretary of State Thomas F. Bayard, March 7, 1885, Entry A1–760, Applic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Public Office, 1797–1901, Record Group 59,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29Charles O. Shepard, “Wong Chin Foo—The Story of a Chair,” in Buffalo Historical Society: The Book of the Museum, 25, ed. Frank H. Severance (Buffalo, NY: Buffalo Historical Society, 1921): 53–54.
30“A Remarkable Chinaman,” Buffalo Daily Courier, October 8, 1873.
31Shepard, “Story of a Chair,” 53–54.
32“The Flowery Kingdom,” Indianapolis Sentinel, June 24, 1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