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效应递减

××经济学不管用

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下行压力，供给经济学闪亮登场。之所以对××经济学（或××新政）寄予厚望，从历史上的罗斯福新政、里根经济学到如今的奥巴马新政、安倍经济学来看，主要还是因为经济陷入困局难以为继，所以寄希望于政治人物振臂一呼实现毕其功于一役的突破。然而，从实施效果看，要么缓解了短痛却埋下了长期隐患，要么断臂求生引发社会不稳定，要么干脆不管用，甚至适得其反。中国也曾着力微刺激、去杠杆、调结构，但在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实质走上了货币宽松和财政刺激的老路，2015年末M2余额139.2万亿，同比增长13.5%，是经济增速的近两倍；2016年1月份新增贷款2.5万亿竟是“4万亿时期”最高月贷款额的近三倍。

之所以这些“口水经济学”不管用，原因在于回避了两个关键。

一是回避现实。从全球范围看，世界经济处于后危机时代，同时又面临大变局时代，互联网改变了生产、交易和生活方式，第三次工业革命重新格式化工业经济，新经济登堂入室，传统的增长方式与消费方式已难以为继，传统的政经模式无法适应新的要素配置、科技革命和环保诉求。就中国而言，被产能过剩、消费不振、创新不足、金融空转等问题困扰，而政策却在市场经济原教旨与计划经济原教旨的撕扯中愈发混乱。

二是回避未来。看不清未来的走向与趋势，无法用未来引领今天。一方面，以工业4.0、第六产业、数字经济、原材料革命、体验经济、生物经济、生命经济等为代表的7+X新经济在当下异军突起，但经济管理者们还沉浸在传统经济运行模式里闭门造车。如安倍经济学让汇率连续三年狂贬，试图拉动出口，实质上削弱了对汇率变化不敏感的高科技行业发展。另一方面，缺少根本性、体系性的理论探索，仅靠提出几个暧昧甚至是舶来的新概念，效果自然打折扣。2008年奥巴马凭借“改变”这一口号成功竞选，上台后依然固守垄断独享的老经济以及独断专行的老政治，凭借美元霸权“剪羊毛”，依仗综合国力实现“美国例外”，却难挡美国“去老大化”的大势。正是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回避，各种××经济学变为“迷失经济学”不足为怪。

政策愈发混乱，在表象上可以归结为思想和理论的混乱，但实质上却是政经错位，而其表现范式又是多种多样：1.政进经退，此以欧洲为代表。欧元无疑是人类货币史上的一次进化，试图用货币的统一加速区域上的一体化，但政治上的分裂阻碍了欧盟的一体化进程，独立财政政策与统一货币政策的不匹配使政策更加混乱，屡屡爆发退欧、赖账等风波。2.经进政退，以自由市场见长、盛产各种思想的美国为典型。美元走强，失业率在2016年连续两个月维持在4.9%，以致奥巴马直言“美国从百年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而美国推行的民主屡屡碰壁，政治依然在党派利益的争夺中循环往复。3.政快经慢。如俄罗斯政治改革不可谓不彻底，但经济上的产业偏态，使其正承受油价下跌、卢布贬值的切肤之痛，而硬汉普京凭一己之力实难扭转俄罗斯衰落的命运。4.政慢经快，如中国模式。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是空白，而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渐进推行。正是由于政治上的“稳健”，政策经济突飞猛进，而事实上，过于强调政策又会对经济造成扰动。由此来看，政治对经济的积极参与，或者经济对政治的反制，都将造成政策效果的南辕北辙。

进一步而言，政策混乱归根结蒂在于真理标准迷失。当年面对“两个凡是”的藩篱，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把实践确立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在“不争论”“猫论”“摸论”中实现经济30多年的飞速发展。如今，时代背景、世界潮流早已斗转星移，再用过去的真理标准衡量当下，无异于刻舟求剑。原因在于：1.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已今非昔比，经济体量在扩张，国际地位在上升，国家力量在强大，外部威胁在增强，市场经济在深化，贫富差距在加大，改革难度在增加，试错空间在趋小。2.大变局时代，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当年的榜样（如苏联、美国）已成反面教材，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前路漫漫，唯有上下求索。3.社会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已有行为准则、知识体系、逻辑框架无法弥合思想鸿沟，要想用一个单一的标准来统一思想难之又难。经济市场化的结果必然是社会发展的多元化，这主要表现为社会群体多元化，社会阶层的分化，而不同的社会群体都有各自特殊的物质利益和精神诉求，形成多元化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4.就其本身而言，带有实用主义色彩的实践难以避免短视行为，只能用带有创新性、开放性、担当性的新标准来迎接未知未解。

鉴此，伴随着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来，要走出复杂混乱的当下，应当以“探索”为主，以未来为导向，通过客观规律求索，寻找未来发展新道路。“探索”的内涵包括：1.有所为，有所不为。从顶层设计上看，呈现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状态，政府不是直接参与市场周期性波动，而是为市场立规，确保底线。2.敢于担当。当前改革状态有些不知道怎么做的茫然，而“探索”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从被动接受任务到主动承担压力的转变。3.开拓创新。其吻合“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五大理念，唯有创新才能走出新路子，但需要容忍失败的氛围和机制。

民间投资下降反衬政策风格

民间投资腰斩式下滑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敏感议题。根据统计局数据，自2015年1月份以来，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滑，2016年1～4月份已从2015年1～2月份的14.67%降至5.2%，比全部投资增速低5.3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62.1%，比2015年同期下降3.2个百分点。这和过去10来年间民间投资在社会投资中的占比不断攀升形成鲜明对比。对此，社会忧心忡忡，有经济学家就直言“民间投资下降过快后果很严重”，“将会影响和制约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2016年5月份以来，李克强总理已经两次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要破除民间投资的隐性壁垒，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国务院还派出9个促进民间投资专项督查组来推动有关政策的贯彻落实。同时，《人民日报》也“摇旗造势”，撰文呼吁放宽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一时间，提振民间投资俨然成为中国社会一件头等大事。

那么，民间投资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变化？某些分析将其归因于产能过剩。不可否认，产能过剩是造成民间投资增速下降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毕竟，除食品、医药等少数行业外，由于产能过剩，再加上成本上升，制造业利润普遍微薄，且不断被摊薄，制造业的投资空间持续压缩。统计局数字显示，2016年4月份，工业企业投资收益同比大幅下降19.8%，与3月份20.4%的同比增速相比简直是天渊地别。这种状况无疑促使企业偏向收敛，减少投资。因此，一定程度上，民间投资增速下降是去产能压力的反映。不过，民间投资增长下降幅度如此之大，且在社会投资中的占比下滑，却不是单纯去产能能够解释得了的。照理，在去产能的压力下，民资与国资同步下降，并不会影响民间投资所占比例。但实际上，在民间投资大幅下滑的同时，2016年前四个月国有及国有控股性质的固定资产投资却突飞猛进，从2015年年底的10.9%飙升至23.7%。国资如此“大踏步”前进，不乏承担维稳经济增长的任务，填补民资下降的“空白”的因素考量，但国资迅猛增长的背后却隐含着民间投资大幅下降的更深刻的原因。

事实上，民间投资大幅下滑很大程度上是国资猛进之果。这首先表现为民资在制造领域被去产能却很难转移到非制造领域。从三大产业来看，无论是民资还是国资，对第二产业中的采矿、钢铁等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都在下降，只是国有投资下降得更快，以致民资在第二产业中的投资占比不降反升，而在已经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第三产业的投资（增速和占比）却出现下滑。自2015年5月以来，民间资本投向服务业的资金连续10个月低于民间投资增速，2016年一季度仅3.77%，创历史新低；同时，民间资本投资占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比例为50.63%，同样创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新低，这一比例也长期远低于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比例。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服务业门槛高，不是被垄断，就是被挤占，民资难以栖身。比如，卫生和社会工作、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文化、体育以及娱乐业等，社会需求缺口大、风险小、盈利前景好，却长期被国资“霸占”。2016年1～4月，在卫生和社会工作以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这两个公共服务行业，民间投资的占比分别只有38%和22.9%，而政府投资的累计增速分别较民间投资高出8.1个和27.5个百分点；高回报的非公共服务领域如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虽然不属于垄断行业，民资也难站住脚。其次，国资“独得政策恩宠”，而民资却被置于政策“眷顾”之外。

近年来，为了保持经济增长，政府信贷、财政等资源大量向国资倾斜，以致国资有足够的资本纵横捭阖。一方面，信贷资金主要通过中长期贷款，流向了政策所指的基建和地产领域，其受益者主要是国资，2016年1～4月，政府投资累计增速高出民间投资48.1个百分点，而建筑业中民间投资的占比则从2015年2月52%的高位下降到40%。另一方面，政府财政发力主要偏向公共服务类，但民资受制于与各种进入壁垒等因素，在公共服务领域投资占比较小，因此受惠财政的大头还是国资。此外，民资与国资融资成本的差别也导致民企在面对国企的竞争时多半只能“退避三舍”。民资融资成本基本上以民间贷款利率为基准，国资融资成本则以银行贷款利率为准，而目前银行一般贷款利率已由2014年的10.1%大幅降至5.7%，但民间借贷利率却一直维持在19%左右的高位，这也就难怪国资投资有能力大幅跃升，而民资只能被大把去产能。显然，民资在制造领域被“去”，在非制造领域被“挤”。出现这种状况，用李克强总理的话说：“一些民营企业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而是‘没门’！不知道‘门’在哪儿！”

正是在国内投资空间遭遇双重挤压，以及惶惧不安的情绪下，大量民资加快转向海外寻找新空间。最近两三年，民企几乎是“成建制地”蜂拥海外，推升海外投资热潮。根据相关统计数据，2014年中国大陆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数量激增，环比增长逾1/3，达到272宗。其中，民营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数量继续领跑。特别是2014年上半年，中国内地民营企业海外并购金额较2013年下半年暴增218.6%，而同期国有企业海外并购金额环比增幅仅为5.03%。官方数据显示，在非金融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民营企业占40%。在一些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比如江苏、浙江、广东、辽宁，民营企业超过50%。2016年中资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总规模已达1108亿美元，超过了2015年全年纪录，比2014年同期高出两倍以上。民企逐渐成为对外投资的主角。这与国内民资投资大幅下滑形成强烈反差。

如此下去，后果的确会更严重。显然，有关方面对此已经有所认知，并开始行动来纠偏。但这些举动还远不足以解决问题。当下中国似乎身处两个矛盾之中，一方面，在激烈的国家竞争中，国资国企代表国家意志，直接反映国家战略，国企的地位不可偏废；另一面，对民资民企的“另眼相看”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相悖。如今中国已经逼近市场经济临界，如何看待民资以及民资的争议性问题，处理好民资与国资的关系，关乎中国能否“鲤鱼跃龙门”，跨越市场经济最后一道“坎”。化解其中的矛盾就是要给民资民企以国民待遇，并推动国企回归战略功能。这其中，民企的原罪问题无以回避，是兑现民企国民待遇的基础和前提。实际上，民企的原罪问题并不是任何单个企业的“罪过”，而是由特定时期不完善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因此，在处理民企的原罪问题上，更需要有唯物辩证法的眼界和思维，对时代性问题给予宽容和理解，而不是用今天的“正确”来简单地否定昨天的“错误”，与时代抗衡、脱节。在这一点上，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两个不能否定”就是一个参照，也是未来处理民企问题的大方向。一旦政策向此扭转、切换，那么留住民资民企，激发其活力自然不是问题，而今天的敏感议题也将烟消云散在历史进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