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两条路

干事业有时是要作出牺牲的。

——王忠诚

1952年，王忠诚与志愿军伤员合影（前排左二）

1952年，刚刚从抗美援朝前线回来的王忠诚，顾不上休息，顾不上和爱人多团聚一下，过过后方和平的生活，就毅然决然地写了申请书，报名加入当年5月份卫生部在天津总医院创建的脑系科 （包括神经外科、神经内科）。

当时神经外科在医学领域中也是一门新的分支，近代神经外科也不过百余年历史。神经外科是做什么的？粗浅的理解是外科的一个分支，是在脑壳和脊柱管里做手术，如脑肿瘤、脑外伤、脊髓肿瘤等。

世界上第一个神经外科是美国神经外科专家哈维·库欣（Harvey Cushing）教授于1920年在美国波士顿皮德·本特·布里格姆（Peter Bent Brigham）医院创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此学科在我国几乎是空白的，仅有个别外科医生兼做。关颂涛和赵以成大夫所做的一些颅脑手术，其病种及例数均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并没有神经外科。但是，据资料显示，当时一万个居民中就有一个脑瘤患者，脊髓瘤发病率相当于脑瘤的10%，如果把头部创伤（工伤、交通事故）和其他神经外科疾病都算在内的话，数字就更加惊人。面对这种状况，卫生部直接委托曾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工作多年后回国，时任天津医学院神经外科教授的赵以成，和刚从英国归国的李光教授一起在天津总医院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脑系科。

面对一项新生事物，人们最初的反应往往是恐惧，谁也不想去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都愿意在确定安全之后坐享其成。就是这么第一个脑系科，创建初期报名参加的人却寥寥无几。王忠诚的这一纸申请书，如同平静的水面投进一块石头，掀起了轩然大波，人们都议论纷纷。几个知心的好朋友，纷纷前来劝他慎重考虑考虑再做决定。一个朋友用后果和责任来说服他，在脑袋上面动刀子做手术，风险太大，弄不好就会死人的。一个医生最重要的是声誉，现在这种情况做这种手术三天两头都会死人，到时候他就全完了。另一个朋友从务实的角度劝告他，神经外科实在太复杂，要精通脑部复杂的神经解剖，现在师资、教材、实验仪器都太匮乏了，学起来太困难。还有的说，他做普通外科已经有两年的基础，再努把力，过几年就可以提升为主治医师，要是现在这个时候换了专业去搞神经外科，不但要从头学起，而且学成与否尚且不得而知，就算你学成了何年何月才能当上主治医师？何必自讨苦吃呢？

这些朋友说的都是肺腑之言，都是作为朋友应该说的话。王忠诚听后，表面上仍然像往常一样平静，但是内心深处却斗争得很激烈：要攻关医学上的尖端，当然要克服许多困难，这方面自己是考虑过的，从小到大这么多年、这么多门槛都迈过来了，还有什么事情能难住我王忠诚呢？顶多苦些、累些，这方面自己是有把握的。但是要抛弃过去的一切，抛弃那些自己花费了那么多时间、精力积累起来的经验和业绩，要重起炉灶，而且要担很大的风险和责任，结果也前途未卜，何必自讨苦吃呢？这句话正刺到王忠诚内心痛处。他踌躇起来，是啊，万一学习神经外科不成材，那岂不是两头落空么？如果继续当自己的普通外科医生，可以预见确实是一条相对平坦的道路啊！自己成功的那一天就会指日可待，那时候也不辜负家人朋友对自己的期望啊……

那一夜，王忠诚想了很多。想着想着，那个战地医院的情景又浮现在自己眼前，过早失去生命的小战士，昏迷中高呼“前进”的志愿军伤员……当时，那个医院政治指导员对他说：“伤病员统统都是社会主义的坚决保卫者，对待伤病的阶级兄弟，应该像亲手足一样，不能有一点私心。”想到这些，王忠诚被愧疚感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是啊，自己就是私心在作怪，一个党培养起来的人民医生，一个发誓要把自己全部身心交给社会主义的革命医生，他的心中应该只有患者，不能有自己。因为想自己的多，想患者的自然就少……”

王忠诚的爱人韩一方十分了解他此刻的心情，她对王忠诚说：“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你想做什么就尽力去做吧，免得以后后悔。无论你怎样决定，我都支持你！ ”她的话让王忠诚很感动，看着爱人望着自己的目光，他感受到了莫大的鼓励和安慰……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就是王忠诚经过痛苦挣扎之后下定的最后结论。

如果说上医学院是王忠诚面对现实困境作出的选择，多少有些无奈的话，那么这一次，王忠诚选择了神经外科作为自己未来事业的发展方向，则是经过深思熟虑而毅然决定的。在最初的20多年的生活中，王忠诚从来没有向生活低过头，现在他要为自己的未来谋划打算，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在这个最重要的人生选择当中，透露出一种强者要主宰自己命运而不是被命运驱使的坚强决心，体现出一种智者对事物发展的果敢而睿智的判断力。

自此，王忠诚始终如一，持之以恒地为自己的选择努力着、奋斗着，日后终于证明了自己是正确无误的。更值得称道的是，这就像是他对待婚姻、爱情作出的选择一样，可谓是：一次选择，一生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