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师登场

一、助教生涯

赵以成教授是中国神经外科的奠基人，也是指导我走上神经外科临床研究的恩师，他的学识、医德和医术曾对我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我至今深深地怀念他。

——王忠诚

1953年2月，第一届脑系科进修班在天津总医院正式成立了。参加学习班的学员来自当时国内7大行政区的13个大城市、15个医学院校和各级医院的23名外科医生。这次进修班由天津医学院院长、国内外著名的生理生化专家朱宪彝教授担任班主任，总医院院长万福恩担任副班主任；主讲教师为赵以成、李光教授。

赵以成是我国神经外科的开山鼻祖。1938年，他曾经在世界著名的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进修，进修期间受到世界著名的神经外科教授潘费尔德（Penfield）的高度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以成毅然回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委任他为天津医学院神经外科教授，他的两个学生，一个是薛庆澄，一个就是王忠诚。

赵以成、李光两位教授担任神经外科主课，示教手术。由王忠诚和薛庆澄负责组织安排教学准备工作。薛庆澄助理教学工作，由于薛庆澄当时是主治医生、讲师，兼住院总医生，日常事务工作多，助教工作就多由王忠诚做准备。建国初期虽然生活依然艰苦，人们就依靠每个月国家定量发放的一点口粮度日，但王忠诚精力仍旧十分充沛，他一边管病房，同时还参加听课。王忠诚是老师赵以成的第一助手，同时又担任助教工作，可以说是临床工作的主力。

初创时的神经外科起步艰难，同国家一样一穷二白，完全是一片沙漠。没有教材、没有教具、没有标本，连病例、病种也非常有限。据当时协和医院20年间的统计资料，包括尸体解剖，全国只有50个脑瘤资料，学习、科研条件几乎等于零。就是在这样一无所有的艰苦条件下，赵以成带领着王忠诚、薛庆澄等这样一批年轻人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克服重重困难，用心血浇灌着年轻的神经外科，完成了为期12个月的第一届全国脑系科进修班。没有讲义，他们将老师讲稿亲自刻蜡版、油印，然后装订成册，发给学员；没有标本，他们就想尽办法自己动手制作。为了搜集病理资料和神经解剖图谱，王忠诚等人几乎走遍天津的大小医院和图书馆，真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了。

那时的神经外科专业分工远没有现在这样细，每个医生都是身兼数职，王忠诚也不例外。除了本职工作，还要负责神经内科、神经眼科、神经耳科、神经放射及麻醉科工作。王忠诚后来回忆道，那时候当大夫的什么都干，就连患者开颅前的剃头也得亲自动手。

王忠诚平时做得多而说得少，在老师的指导和自己的努力学习下，王忠诚自己的神经外科基础理论和技能都渐渐熟练起来。赵以成久居加拿大，曾经在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留学与工作，在国外7年之久，他用中文讲课十分吃力，很多外文词汇、术语表达不了，所以赵以成经常叫王忠诚到自己的办公室，帮助他备课，这让王忠诚受益良多，进步很大。李光教授住在病房里的一个套间，他在英国医学院从事神经外科工作数年，初从英国归来，遇到同样的困难。每天晚上备课到深夜，有时夜深人静到三四点钟，还有学员看到他们房间里的灯光亮着……王忠诚虽然在汇文中学的时候就有点英文底子，在北大医学院学习时也学过英文，但是他扎实的英文功底就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从事神经外科之后，利用和老师们交流的机会，抓紧自己一点一滴的休息时间刻苦攻读得来的。

那段日子里，王忠诚日夜埋头在病房中，非常热心地辅导学员们。由于他认真负责，脾气随和，学员们也都非常愿意和他接近，请他讲小课和进行一些具体的技术指导。对于一些对学习神经外科还有畏难情绪，不那么自信的学员，王忠诚就开导他们说，搞神经外科难是难，但是只要你下决心学，没有学不好的。

当时的学员之一，原第四军医大学神经外科教授、主任，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我国著名神经外科教授易声禹谈起那段往事的时候，仍然对王忠诚的为人与治学态度记忆犹新。

“我是由南京军区总医院派去学习的。刚到天津时，心情既紧张又激动。脑系科病房分成两排，外科病房里有一条长走廊，直到小教室。一天，我怀着好奇的心情到病房去，在医生值班室门口遇到一位身材高大的医生，他打量着我，我带有几分胆怯向他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他问我是不是来学习的，有没有做过神经外科手术。我说，在抗美援朝手术队，治过一些颅脑火器伤的患者，做过清创术，但是没有学习过。他说，这没有什么，跟学其他的外科一样，只要认真学就会了，要多看患者。他又说，他叫王忠诚，是科里的医生，这次他也跟你们一块学习，有什么事情，随时找他。简短数语，表现了他的热忱、耐心、诚朴与刚毅。这是我对王大夫的初次印象。学习期间的很多个夜晚我都是在沙发上度过的，因此有更多的机会从他那里受益。

“……给我印象更深的是，王大夫每天很早就到病房里面看患者，晚上总是很晚睡，病房工作非常深入，他对患者十分关心，熟悉病情，病历简明，检诊规范，深得患者和家属的信任和赞扬。赵以成教授与李光教授查房，王忠诚报告病史，对答如流。两位教授非常赏识他，尤其是赵以成教授，几次对我们说，我们对病房工作都像王忠诚大夫那样就好！王忠诚不仅对工作极其负责，而且自学十分勤奋。我们是同龄人，在我们心目中，他却是一位师长，一位白求恩似的好医生，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遇到问题，经常请教于他，他也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解答。

“……朱宪彝院长、万福恩院长非常重视，经常亲临进修班看望学员，有时候随班听课，到手术室看手术，全院各有关科室都为办好学习班大开绿灯，师生关系十分融洽，群情振奋，他们都怀有一个理想，学成以后，回到各地，把神经外科发展起来……”

就这样，在这一年之中，王忠诚不但成了学员们的良师益友，也深得老师赵以成的赞赏，王忠诚和当时学员们的这种友谊保持了终生。

7个月后，短期班结业了，11个月以后，长期班学员毕业了，都分别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至今有些人还保存着当时的合照。工夫不负有心人，进修班的学员们朝夕相处，亲密无间，不论他们是职务低的年轻医生还是副教授，都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和为发展新中国神经外科的愿望相继返回各自的工作单位。这23位学员不少都已成为各大行政区神经外科的学科带头人和神经外科分会的负责人，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成为我国神经外科发展的中坚力量。

在进修班的这段时光对于王忠诚而言，也许生活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遇到了自己事业上的良师和益友，从而证明了当初自己主动选择神经外科是正确的。赵以成，这位德高望重的教授，是王忠诚生命中最重要的引路者之一。他指引着一只脚刚刚踏上神经外科殿堂阶梯的王忠诚不断地向前迈进，他为学生的事业提供了向着正确方向可持续发展的契机，并且尽自己所能让王忠诚在这条满是艰难坎坷但又前途无量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平稳一些。1954年，赵以成在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成立神经外科，1955年，他把已经能够独当一面的王忠诚从天津总医院调入。从此，王忠诚就正式走上了通向光明未来的阳关大道。

与此同时，王忠诚生命中的另一位最重要的人仍旧在默默地支持着他。韩一方自跟随王忠诚来到天津之后，就几乎挑起了家庭生活的全部重担，除此之外她还得忙着自己的工作和事业。

他们有了一个家庭，再后来又有了生命的延续。那时候条件十分艰苦，一家人每月就靠单位发的几十斤小米过活，尽管如此，韩一方仍旧以爽朗乐观的性格面对困难，和丈夫一起共同接受着生活的考验。

王忠诚当助教的时候，几乎整天泡在医院里，与学员和患者在一起。从1954年开始又研究脑血管造影，回家的时间就更晚也更少了。日复一日，韩一方把孩子安排好，然后把做好的饭菜送到医院，给正在加班的丈夫……试问，哪一对刚刚组建了幸福家庭的夫妻不希望每天都和自己的爱人在一起？哪一位妻子不希望丈夫能经常守候在自己和孩子身边，给小家庭带来最有力的支撑？可是，韩一方看得更远，她清楚地知道，事业对于一个男人的重要；她也知道，爱人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自己就应该支持他去做。正是这种大智慧和中国妇女的美德，使她成为王忠诚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人。

本来就聚少离多的日子，在王忠诚从天津调往北京之后达到了极致。韩一方自己一个人留在天津，工作的同时照顾着孩子，而王忠诚每周，甚至遇上加班几周才能从北京回来见上一面，然后又匆匆地赶回去……就这样，两个人开始了长达数年之久的两地分居生活，一如既往地开始了另一段日子。

究竟是什么让两个人在艰难而漫长的人生路上能够长久相伴？究竟是什么能够让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感情克服时空的阻隔？是不是两颗心灵的沟通和理解？是不是两个灵魂的契合与喜悦？也许答案就在王忠诚和韩一方两个人的爱情故事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