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人的抗疫传承

悠悠岁月，寒暑交迭，生命的危机在不经意间突然袭来，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如此。有疫情，就有抗疫的战士。回望百年，我的家人守护着小镇百姓的安康，一路走来，一代又一代。

舅公开设全科医师诊所

20世纪30年代，在东莞桥头的东桥市，一个西式打扮的年轻人挥手把门店牌匾上的红布扯掉，“全科医师邓学而诊所”开业了，招牌上大书“全科医师”“精种洋痘”，格外显眼，引来众人围观。

扯红布的年轻人是我舅公邓学而。舅公自幼聪慧，不甘心一辈子做农民，便只身去莞城闯荡。起初他在普济医院（现东莞市人民医院）当杂工。院长何惠民见他有文化基础，安排他到药房工作，随后更是推荐他考上了上海南洋医学院。在普济医院，舅公结识了助产士培训班学员刘爱莲，结婚后，他们在桥头、石龙、石排等地连锁开设“全科医师邓学而诊所”，凭着西医医学学士文凭和城里大医院的工作经验，他们既看病又种“洋痘”，业务体现了现代医学防病、治病的理念。

全科医学又称家庭医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我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引入这一新兴学科，邓学而却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东莞超前打出了“全科医师”的招牌。

“精种洋痘”的招牌在乡下更是未曾见过，乡下人不知道种“洋痘”是预防烈性传染病——天花的有效办法。关于“洋痘”，鲁迅在《我的种痘》一文中这样描述，所谓“牛痘”，因为这方法来自西洋，所以先前叫“洋痘”。当然，最初的时候，华人是不相信的，很费过一番宣传解释的气力。

由此可见，当时由于对西医的不信任，人们虽然害怕天花，但也惧怕种“洋痘”。舅公诊所开业，在莞邑乡村推广“洋痘”，一路艰辛，但他还是倔强地坚持了下来。

我祖母邓衬婵从嫂子刘爱莲身上学会了科学规范的接生技术，成了村里的接生员。在桥头，经她手接生的新生儿有一千多人，没有一个人出现意外，这在农村地区是非常了不起的。1947年春天，东莞出现了天花疫情，她从哥哥那里拿回“洋痘”，免费为村民接种，但是，村民们拒绝种“洋痘”。疫情紧急啊！这时，她看见儿子从身边走过，便一把抓住儿子，当着所有村民的面，给自己儿子第一个种“洋痘”，从而消除了大家的顾虑，自觉种上“洋痘”，避免感染天花病。

解放前，我国传染病长期处于自发自灭状态，天花、麻疹、小儿麻痹症等疫病横行。麻疹更是年年流行，无数儿童被麻疹夺去了生命，绝大部分人染病后无钱医治，求医无门。民间有句俗语“痘里不死，麻里死”，就是天花、麻疹病死率高的见证。

父亲成为县里第一批“赤脚医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传染病防治工作，20世纪50年代以后持续实施大规模全民种牛痘，新中国成立前横行的天花病得到控制并消灭。

当年第一个种“洋痘”的小男孩是我父亲莫康平，1966年，他被选派到石龙人民医院学医，是东莞县第一批“赤脚医生”。他创办石水口村卫生站，实行农村合作医疗，让农民跟城里人一样看病也可以报销。由于工作出色，他后来被推荐到中山医科大学学习。他分外珍稀学习时光，分秒必争地提升自己的医学知识与技能。如今，他仍然保存着一摞当年珍贵的笔记本，一页一页工整详细的医学笔记，穿插着自己手绘的神经系统、皮肤分层等多幅精细解剖图。因为他早年当“赤脚医生”的经历，所以能听懂农民描述病情的乡音土话，更了解农民，教授们下乡义诊时，总会带上他。

莫康平深知是农村推荐他上大学的，毕业后，他放弃了在城里工作的机会，毅然地回到家乡农村，成了当时学历最高的“赤脚医生”。

1978年，我国全面实施计划免疫，儿童预防接种工作纳入国家卫生规划，一下子，打预防针，妇孺皆知，这一项光荣工作继续由“赤脚医生”去做。父亲所在的村，人口最多，打预防针的人数是其他村的10倍。父亲回忆，他到镇里，将分发好的疫苗放入保温瓶，加上冰块，马上骑自行车往回赶，10多里土路，骑得太快，容易冲坑撞石，损坏疫苗；骑得太慢，冰块化了，疫苗会失效。骑车就像大考，紧张，快速，避险，一串串汗珠，浸入条条山乡泥路。傍晚，村里的大喇叭响起了儿童打预防针的通知。总有人没有按时前来打预防针，父亲都会一个一个地上门催促。

我转岗成为全市第一批全科医师

1975年春天，我出生了。那一年，我舅公60岁，我父亲30岁，命运神奇地让我一步不差地踏上了祖辈走过的路。我也先在市人民医院药房工作，随后考上医学院，改行当医生，当了舅公诊所招牌上所写的那种“全科医师”。

2008年，东莞组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我从内科主治医师转岗成为全市第一批全科医师，打预防针的事机缘巧合地落在我身上。之前一直在临床诊治病患，计划免疫管理对我来说是全新的工作，不懂就学，向业内行家学习，向老父亲请教。场地装修、设备购置、人员培训，全新的桥头镇预防接种门诊如期开业了，这一回，我也跟舅公一样，挥手把牌匾上的红布扯掉。年代变了，人们的健康素养提高了，深知打预防针是儿童的头等大事。但是，传染病还是时刻潜伏在人类身边，接种门诊开业第二天，石水口村就出现麻疹病例，隔离、消毒、查漏、强化接种……一系列措施科学有序地展开，疫情被扑灭在萌芽当中，首战告捷。

2020年1月26日晚，我的痛风仍在发作，走路困难，回到家，抓起几粒药片吞下，又匆匆赶到桥头镇公安分局。会议室的气氛异常紧张，接上级指示，“立即查找名单中人员！”情况紧急，查找的人感染新冠肺炎了吗？谁都不知道！

疫情就是命令！我是医生，医生跟战士一样，上战场是分内事，我拿了几个口罩就出发了。豁出去了！这种豁出去的感觉似曾相识，2003年“非典”时期，我还是桥头医院的一名住院医师，每天收治多名发热患者，当时，也是豁出去的。

医者，亦士亦侠

集中隔离中心需要无补休通宵值守，我带领党员同志啃下硬骨头，回头看排班表，我的夜班次数最多。南国春易逝，转眼到了3月，天气开始闷热，我穿着密不透气的防护服敲开了一扇又一扇门，给隔离人员逐一检查身体，测量体温，我的一百多声“您好”换来了一百多声“谢谢！”。纵使隔着防护面罩，目光对视的那一刻，彼此感悟到，我们同呼吸，共命运。

2020年12月，新冠疫苗第一次在桥头接种，有人观望，有人犹豫。70多年前，祖母面对村民拒绝种“洋痘”时囧境的一幕又重现了，我走上前，解开衣服，露出臂膀，一句“我对国家信心十足”，见证了几代人的赤诚之心。

从种“洋痘”到打预防针，百年医学发展的步伐正好让我家几代人都赶上了，是际遇，是坚守，更是传承。从新中国成立前的天花疫情到2003年的“非典”，再到新冠肺炎疫情，我们都义无反顾地站在抗疫的最前线，一代又一代都执着而冒险地付出，连同千千万万的医务人员一起，筑成守护生命尊严的“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