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坠入深渊
第一章 绝境边缘的三个民族
圣彼得堡，1861年1月
冬宫，两名宫廷小吏穿过长长的走廊，朝着两扇青铜大门走去。他们手持顶端有双头鹰的乌木权杖，轻轻叩门三下。大门豁然洞开，身居深宫的俄国沙皇和皇后，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沙皇穿过宫殿走廊的时候，臣下纷纷行鞠躬礼或屈膝礼，沙皇微微颔首，以示致意。国家的忠仆们一身18世纪的典型打扮，穿着长丝袜和缀满金线刺绣的外套，他们中一些人的目光与沙皇的目光交接。快活的宫廷小吏骄傲得满脸通红，他环顾左右，看周围的人是否注意到了他手中那象征帝国权威的权杖。
沙皇和皇后走进尼古拉大厅，在十二盏枝形大吊灯和上万支蜡烛的照耀下，大厅亮得耀眼。贵族们胸前的钻石和蓝宝石熠熠生辉；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崭新的制服上十字勋章和星章闪闪发亮；波纹丝绸绶带泛着柔光。骑兵卫队是从全国上下精挑细选出来的，个个一表人才，他们穿着紧身短上衣，戴着锃光发亮的护胸甲，立正站在一旁。这样壮观的场面是为了给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也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卫兵、男仆，还有身着金边华服的贵族簇拥着沙皇，令外国来宾目不暇给。沙皇的领土东起太平洋，西至波兰，从白雪皑皑的西伯利亚，到葡萄园硕果累累的克里米亚，占据了地球表面陆地的六分之一。有人认为冬宫体现了巴洛克风格，也有人觉得它是《一千零一夜》里的阿拉伯宫殿在北地的重建。但所有人都有同感的是，它是专制制度的典型象征，是经过粉饰的威权，最靡丽奢华也最赤裸裸地展示着皇权的力量。在世界自由与强权之间的斗争中，俄国呈现出极其典型的强权政府的形态。
沙皇和皇后以一段波罗乃兹舞曲拉开了舞会的序幕。一曲终了，沙皇夫妇融入了宾客群中。沙皇夫妇的盛情令一些没有参加过皇家舞会的宾客受宠若惊。一位外交官认为，“某种民主的气息洋溢开来”。沙皇竭力令宾客自在放松。他的态度和蔼友善，甚至堪称温柔亲切。然而，这位独裁君主身上依然笼罩着一层看不见的纱。一位英国宾客望着跟普通人侃侃而谈的沙皇，想到了“视若蝼蚁”。
1861年初，亚历山大二世四十二岁。他作为最高统治者，已经君临俄国六年。多年的培养令他方方面面都足以胜任当下的高位。他的父亲，沙皇尼古拉一世尽管个性强硬专横，且有血腥残暴之名，但是作风刚正严肃，在某些方面是一个思想开通、宽宏大量的人。他期盼自己的继承人能超越其他君主，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悉心栽培小亚历山大，令他成为一个合格的皇位继承人。皇子的导师是诗人瓦西里·朱可夫斯基，他为开启这孩子的心智殚精竭虑。在写给亚历山大的母亲亚历山德拉皇后的信中，朱可夫斯基将年轻的皇子称为“我们共同谱写的华美诗篇”。在一些较为严苛的人看来，亚历山大还有另一面。他的一位老师说：“有时候，他能整整一个小时甚至几个小时什么都不想。”
三十六岁那年，亚历山大继承了皇位，很多人认为他无法缔造一个繁荣盛世。“不管是头脑方面，还是性格方面，他都没有表现出过人之处。”在莫斯科参加完沙皇的加冕仪式之后不久，格兰维尔伯爵在写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中如是说。还有更迷信的说法，当亚历山大在克里姆林宫加冕时，沉甸甸的圣安德烈勋带从垫子上滑落下来，掉到了地上——这无疑是一个不祥之兆。[3]
对于任务的艰巨性，没人比亚历山大本人更加了解。他从父亲手中继承了超乎想象的巨大权力和财富；他成了俄国的沙皇。但是，他的帝国却深陷泥淖。俄国横跨欧亚大陆。几百年来，这个国家不断遭受侵略者压迫。从12世纪到17世纪，一个独裁政府控制了这片土地。这个政府的形式部分基于拜占庭君主式的专制统治，部分基于蒙古可汗的独裁政体；后来，它就成了俄国。俄国对于中世纪欧洲限制王权的混合宪法体制一无所知。沙皇的臣民自认为是“农奴——贵族的奴隶”，相应的，沙皇也将国家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代代相传。
1682年继位的彼得大帝意识到，一个奴隶国家绝不可能成为最伟大的国家，所以他对俄国的传统宪法实施了改革。但是，在国家政体方面，他选择了效仿法国、西班牙和德意志，这些国家推翻了中世纪的君主立宪制，建立起了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的专制政府。通过这一举措，彼得将一种专制政权变成了另一种专制政权。他的行为没有彻底破除陈规陋习。他倾向于高压政治手段；为了镇压抵制改革的人，他滥用古代酷刑，如砍头、车裂、火刑等。
1762年继位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彼得的奴隶制度。在日渐衰落的18世纪，俄国不再是一个奴隶制国家。但是，它也没有成为一个自由国度。国内矛盾重重。日渐衰落的专制体制，对于人民的蠢蠢欲动尚能勉强压制，然而对于他们的希望，却已然难以遏制。人民心怀不满，不再卑躬屈膝、畏缩怯懦。显而易见，危机的爆发已经为期不远。
登上皇位的亚历山大决意先发制人，阻止这场灾难。不过，他该何去何从呢？摆在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将高压统治继续下去；而另一条，则是追求自由的觉醒。18和19世纪，英美这样的自由国度，已经解放了人民的力量，在贸易、工业和资本积累方面，飞快地将竞争对手甩在了身后。企业的创新引发了一系列的技术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有一段时间，自由体制似乎已经蓄势待发，即将大获全胜。然而，出现了相反的反应。在全世界，特权阶级起来维护自身的特权地位。在俄国、德意志，甚至就在美国，走投无路的贵族用维护自身权力的专制思想来对抗自由的挑战。
新的专制哲学基于两点。首先，是家长式的统治。这个理念是对抗自由国度的强力武器，表现为不同的形式、披着不同的伪装。俄国和美国南方的地主辩称，他们的境内制度体现了家长式作风；主人就像仁慈的父亲一样关怀照顾着奴隶，奴隶的生活比残酷的自由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人要好得多。在德意志，精明狡猾的普鲁士贵族企图推行一种家长式的法令来管理广大民众，令他们更加屈从于国家的统治。根据政府最新的家长理论，国家要像父亲爱孩子一样爱人民。所以伟大的自由史学者麦考利爵士写道：新的家长式政体会“管理学校，监视运动场，将劳作和娱乐的时间固定下来，规定什么歌能唱，什么曲子能弹，什么书能读，什么药能吃……”。
贵族的第二个立足点是激进的民族主义。将辩护者的粉饰之词去掉之后，这种民族主义的实际意思就是，某些（优等）民族有权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其他（劣等）民族。美国南方的种植园主幻想着奴役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域。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者妄图将丹麦、法国和波兰纳入新德意志帝国的版图。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怀着泛斯拉夫同情情绪的浪漫民族主义者渴望摧毁土耳其，令俄国的意志通行拜占庭。通过勾画出一幅迷人的沙文主义盛景，民族主义者希望能将国内受压迫人民的想象力向其他方向转移。同时，他们也在谋求开拓新的剥削空间——比如德意志提出的“生存空间”。特别是，民族主义者努力强化种族沙文主义，它成为压迫者最便捷的统治工具；他们宣称，某些种族（白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优于其他种族。激进的民族主义跟独裁的家长式作风一样，都基于一个前提，即所有人并非生来平等，某些人比其他人更为平等。
对沙皇亚历山大来说，最为平坦易行的道路莫过于继续推行高压统治。他只要安坐于大斯拉夫帝国之巅，擦亮俄国承袭自拜占庭的弥赛亚之鹰就行。这样他就能击溃土耳其，登上人称“君士坦丁堡的宝石”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里的黄金宝座。通过吞并一个更大的帝国，俄国的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俄国也将真正如长久以来暗暗期望的那样，成为“第三罗马”。
然而，沙皇打破了皇朝代代相传的传统，他选择了一条艰难得多的路线。世界危机不断加剧，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亚历山大决意选择自由的未来。他决定打破枷锁，释放国家被遗忘的潜能。但他不想放弃自己的独裁权力；那样的话就走得太远了。尽管有人会嘲笑沙皇是个伪君子，但是鉴于国家的形势，还有他稳定性堪忧的皇位，沙皇所计划的举措相当大胆。他要解放农奴。
寒风在黑夜中呼啸，暖意融融的冬宫之中，沙皇在席间穿梭。双层釉的玻璃之外，一片北国风光——白雪覆盖的广场、高耸的殿堂——莫名地增强了他的权威；似乎唯有那超乎芸芸众生的权威之力方能在这样一片孤寂荒凉的冰雪世界里建造一座都城。屋里的桌子上堆满了珍稀罕见、精美绝伦的餐盘，还有各种各样唯有独裁者才能穷奢极欲地享受的奢侈品。亚历山大会到每张桌子跟前亲切地说上几句，将香槟凑到唇边，吃一口小菜；这样一来，宾客就可以说他们跟沙皇共进晚餐了。到下一张桌子跟前，他会机械式地重复刚才的一番做作。举目四顾，他看到到处都是红扑扑的脸孔，因为跳舞、因为喝酒、因为与权势人物接近而产生沉醉的感觉。
他心知肚明，用不了多久，这些欢乐洋溢的面容就会变成愁眉苦脸。他计划中的改革将会惹恼很多近卫军和侍臣，若是处置失当，很有可能会导致他们公开叛变。毫无疑问，都城里拥有农奴的高官显贵一定会支持与改革背道而驰的空想政策。军事主义传统的复苏、新兵团的组建，以及洗雪旧耻——守旧者永远无法抗拒战争号角的召唤。但是当沙皇实行自由政策，打碎奴仆的锁链的时候，贵族会袖手旁观吗？那样的话，又该由谁来收割他们的庄稼，烹饪他们的一日三餐，擦亮他们的珠宝首饰呢？
华盛顿，1861年1月
长久以来，詹姆斯·布坎南一直渴望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在迟暮之年，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他是个古怪的人物；令他显得古怪的其中一点，就是作为白宫女主人的女士与他之间的关系。哈莉特·莱恩是总统先生的外甥女，也是他最亲近的陪伴者。这个精力不济的老单身汉和这位强健美貌的小姐之间的密切关系令人咋舌；他们彼此都离不开对方。莱恩小姐会为舅舅安排完美的社交活动行事历；她安排精致的白宫晚宴，还有至交好友的香槟聚会，不过总统先生温和地提出了些许意见——就像他在国家大事中表现的一样——只允许玩纸牌，明令禁止跳舞。人们对莱恩小姐的评价要高得多，与她相识的每个小伙子都对她称赞不已。到了下午，她会骑马出门。她侧坐在一匹白马上，只有一名马夫随行照料。当她骑马归来，跟舅舅打招呼的时候，谁都不会有疑问，两个人中谁才是更令人敬畏的那个。
然而很快，一切就都烟消云散了。1860年秋天，在布坎南总统看来，整个国家似乎陷入了一种诡异的狂热之中。一场选举拉开了帷幕。在北方，“全面觉醒组织”之流的非法军事集团组织了火把游行，向他们心中的英雄——亚伯拉罕·林肯致敬。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披着大披风，戴着黑色头盔，举着火把，满怀近乎虔诚的热情，在北方城市的大街小巷游行。11月，林肯当选总统，南方棉花和稻米种植区的居民对他当选群起反对。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举起了饰有美洲蒲葵纹章的义旗，象征该州拥护者的反抗精神，12月，该州宣布独立，脱离联邦。
白宫之中，布坎南总统惶惶不安，踌躇不定，瘫倒在床。他本是一介庸才，窃据高位，惶惶不可终日，就连莱恩小姐都无法令他振作起来。
他该如何是好呢？
史上从未有哪个州脱离过联邦。1812年战争中的老英雄，国务卿刘易斯·凯斯顶着红鼻头，戴着华丽的假发，步履蹒跚地走进白宫。他恳求总统以武力镇压南卡罗来纳的叛乱。来自密西西比的内政部长雅各布·汤普森则大力劝诫总统不可采取措施，以免南卡罗来纳星星点点的叛乱燃成燎原大火。然而，布坎南总统既没有发布命令，也没有采取行动，只是要了一份备忘录。一个州有权脱离联邦吗？他问。没有，他自己做出了回答，它无权如此。政府有权阻止一个州脱离联邦吗？也没有明确的先例。整个国家濒临崩溃，总统和他的法律顾问们却一头扎进主权和宪法的神秘迷雾中，越陷越深。
这一策略徒劳无功，这点很快便显而易见。国家已处于内战边缘，几个律师岂有回天之力？布坎南总统已经濒临绝望。美国的自由体制与强权压迫制度之间的冲突必将震撼整个国家。两种格格不入的理念的本质在这里以纯粹的形式得到集中体现。在北方，奴隶制的主要反对者是清教徒，有的是根据宗教信仰，有的是从性情上看，他们的父母先辈们，不管性格多么不讨人喜欢，都曾是君主专制的坚决反对者。在南方，领头的种植园主都是保皇党，有的是祖辈传承，有的是出于刚愎自用，他们追随，或者装作追随先辈们的脚步，拥护英格兰贵族绅士的理念，在新大陆，他们将封建的从属制度转化成看似正当的人身奴役关系。两者的特质也不能过分夸大。依照贵族的方式进行统治的种植园主，尽管会买卖奴隶，却热爱自身的自由。清教徒争取到了自身的自由，就往往无心关注他人的自由。但是在保皇党的心中，自由的理念渐渐萎谢，而在清教徒身上，却渐渐产生了一种变革的力量。
哪怕在合众国的黄金时代，在华盛顿和亚当斯、汉密尔顿和杰弗逊叱咤风云的那些年月里，领袖人物也没能找到调和两种尖锐冲突的文化的方法。《独立宣言》的核心理念是人人生来平等，而奴隶制违背了这一信条，无法调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国父们将这个他们无力背负的重担丢给了后来者。继任者却在前辈们遗留下来的问题面前退缩了。合众国的第二个纪元是亨利·克莱和丹尼尔·韦伯斯特领导的时代，被称为合众国的白银时代，这一时期的时代精神不是灵感迸发的创造，而是谨慎的妥协和解，克莱大胆交涉谈判，公开宣扬这种精神，韦伯斯特则发表八面玲珑的演说，含含糊糊地表示承认。
然而，白银时代渐渐分崩离析。在南方，弗吉尼亚等烟草产地渐渐失势，种植园主一直表现出，或者至少做出苦恼的样子，势力朝着土地更加肥沃的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地区倾斜，在那里，一种利润更丰厚的经济作物——棉花——打消了一切挑剔疑虑。1861年，主要的棉花种植园主已经摒弃了弗吉尼亚，而将南卡罗来纳视为道德和智慧的楷模。在南卡罗来纳的一些低洼海岸地区，奴隶已经占人口的80%。这些地区的奴隶主，并不像弗吉尼亚人那样——或者他们假装的那样——对奴隶漠不关心，南卡罗来纳州奴隶主当中的有识之士为强权统治精心炮制辩护词，其基础跟俄国和德意志贵族推行的家长式统治是完全一致的。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大力鼓吹下，南方政治领袖们不再遮遮掩掩地为奴隶制辩护，他们自称“食火者”，将黑奴制度说成是“一种善举——绝对的善举”。
北方人民也加快了冲向悬崖的步伐。废奴主义者受到老清教徒的精神感召，要求立即解放奴隶，“自由领土”的党徒们摈弃了白银时代的媾和政策，要求禁止在西部的处女地实行奴隶制。
布坎南总统尽管已经心力交瘁，却依然在追随白银时代的精神，他试图在新生代清教徒与死灰复燃的封建制度之间寻求一条折中的道路。总统本人是白银时代最后的政治家之一。他1821年首次进入国会，当时杰弗逊和亚当斯还在世。但是总统先生还健在，那个时代却已经过去了。此时，猜忌和相互憎恶造成的矛盾已经积重难返，就连克莱的手段和韦伯斯特的演说技巧都未必能在针锋相对的两派人和两种思想之间达成妥协。不管是精力还是才能，无论是眼界还是勇气，论及成就伟大的政治家的任何一种素质，布坎南都远逊于克莱和韦伯斯特。他甚至丧失了公正仲裁的权力。尽管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他内心却坚定地同情奴隶主的种族家长式统治，以及他们的加勒比帝国的幻梦；他实实在在是一个反对解放奴隶的北方政客。
不过，布坎南的缺点也正是他的长处。比起政治领袖，其实他更适合做一个外交家；在他看来，外交手段也能挽救国家。他彬彬有礼，优雅可亲，八面玲珑，有种男性少有的女性化的，温和柔顺的性格和对权势的渴望共同构成了他的精神特质。如今，当职业生涯面临危局之际，詹姆斯·布坎南安慰自己，也许他惯有的温文尔雅依然能救他于水火。
德意志、法国，1861年2—3月
关于人类的前途命运有两派对立的观点，在这十年中，两派观点的拥护者之间的紧张气氛不断加强，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俄美两国，德意志也饱受煎熬。有些德意志人主张应该制定自由宪法，由大臣们负责推举立法者；另一些人力主增强国力，打造一个全新的、强有力的德意志。还有一些人在两种互不相让的观点之间摇摆不定，不切实际地幻想国家能在权力与自由之间左右逢源。
在这针锋相对的两派之中，1861年初，自由派先建立起了上层组织。他们成立了委员会，起草了报告，草拟了行动纲领。相反，此时那些幻想建立新德意志帝国的人还没有任何战略。他们没有规划。但是他们拥有同样重要的东西——创作的灵感。改革的萌芽不在规划中，而是在诗歌里，在音乐里。[4]
理查德·瓦格纳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写道：“天知道《唐怀瑟》的上演会是什么样：我心里实在是不确定，这也情有可原。”这位作曲家，按他自己的说法，已经心力交瘁——厌倦了“深挖灵魂”。他正在为《唐怀瑟》在巴黎歌剧院的上演做准备，却诸事不顺。
男高音尤其是一大失败。年轻的阿尔伯特·尼曼天生一副好嗓子。他一心想在巴黎大获成功。他内心惶惶，害怕不能获得肯定。他听信了街头巷尾的风言风语；有人说《唐怀瑟》的演出将会一塌糊涂，而他也会因演出失败受到拖累，一败涂地。于是他就跟剧作家作对以泄愤，在彩排的时候消极沉闷，拒绝合作，他觉得就是剧作家造成了他的不幸。
瓦格纳的麻烦还不止于那位心灰意懒的男高音。这位作曲家债台高筑，已经沦落到要纡尊降贵地做轮班工人以筹集资金。“我损失惨重，”他说，“而且无人施以援手！”瓦格纳曾经与情人之一马蒂尔德·威森东克谈及作为艺术家的悲惨宿命——他饱经的痛苦，他与无知蒙昧世界的斗争，他纯粹的心灵与世俗之人的卑劣庸俗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正是这些庸庸碌碌之辈，一再摧残他的艺术理想。“我自觉清白纯洁，”他对威森东克夫人说，“我深知自己从未为一己私利营营役役，我的所作所为皆为他人；无休无止的苦痛便是见证。”他说，无人能理解他，尽管他曾大胆地表示，希望“有朝一日，至少我作品中的某些内容能得遇知音”。
首演之夜日渐临近，瓦格纳却郁郁寡欢。他说，他是一个德意志人——一个彻头彻尾的德意志人。他如何能期盼为法国人创作音乐呢？
那宿命的一夜终于到来。载着第二帝国的高官显贵的马车停在了歌剧院门口。年迈的将军和古板的议员搀扶着他们的女伴下车。赛马俱乐部的年轻人刚玩完纸牌，神气活现地走进剧院，一心打算吹毛求疵。最后驾临的是皇帝拿破仑三世。他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身着华丽的丝绸，皇冠熠熠生辉，全体观众起立，目送皇帝在皇家包厢就座。
皇帝驾临引起的短暂骚动渐渐平息，歌剧的序曲响起，乐曲中带着隐约的渴望。接着一个升调，听众仿佛被带着上升，升到了阿尔卑斯山之巅，“融入了纯净的空气”。然而，上扬的并不只有旋律，瓦格纳希望听众也能得到升华。他希望他们脱离俗世，这个肮脏而庸俗的世界，和他共建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崇高的世界。在这场人类灵魂的战争中，神话故事就是他的武器，他将传说融入了音乐之中。跟其他浪漫诗人一样，他在口口相传的古老歌谣中找到了灵感；据他自己所言，他根据“经典的德意志风格”素材，创作了《唐怀瑟》。“当我开始构思和创作《唐怀瑟》的乐曲的时候，我热血澎湃，激情迸发。我天性厌弃现世，向往一个更加古老、更加高尚的世界，我愿以永恒的自我来热情拥抱这样的世界，将两者合为一首主旋律：对爱至高无上的追求。”
歌剧院中的巴黎人却呵欠连天。他们裹着厚厚的丝绸和皮草，沉溺于社会发展和帝国传承所累积的财富，他们看不到，用不了多久，他们的平静就会被瓦格纳歌剧中预言的“狂飙突进运动”打破。19世纪60年代尚未过去，他们的城市就将被德意志的军队占领，他们的殿堂、房屋和医院都将被日耳曼人的炮弹粉碎。唐怀瑟精神的苏醒喻示着日耳曼民族的觉醒，这个民族重新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然而对此，巴黎人却视而不见。
巴黎人的迟钝似乎也情有可原，因为在1861年初，德意志的改革还不易为人们觉察。德意志内部有着数不清的公国，所以德意志的力量究竟到达何种程度鲜为人知。自古罗马的塔西佗时代以来，观察者们就常常为日耳曼民族特殊的禀赋而震惊，这个民族有一种热衷暴力行动的精神。但在1861年3月，这种禀赋被浪费在了两个敌对党派的龙争虎斗，以及三十六个小公国的纷争之中。那些支持自由党派的人们，全心投入与暴力理论支持者的斗争和争论中。德意志的两股主要力量，普鲁士和奥地利，忙于彼此之间的无谓斗争，不得脱身。一千年前，在查理大帝的指挥下，日耳曼人曾经征服了大半个欧洲，而今，在如此众多不入流的小公国统治下，曾经的辉煌渐渐湮灭。
歌剧进行到第二幕，渐渐嘘声四起。虽然皇帝在场，但赛马俱乐部的年轻人依然大声抱怨，因为瓦格纳出于对艺术纯粹性的热情，让年轻人最喜爱的芭蕾舞女演员下了台。他们跟着指挥，举起戴着白手套的双手，吹起口哨。“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那位不情不愿的男高音尼曼，在给柏林的朋友的信中说道，“梅特涅公主是这出戏的主要赞助人，她不得不在第二幕结束之后就离开了剧院，观众不停地朝她的包厢扯着嗓子大声嘲笑。”第二天晚上，《唐怀瑟》又一次遭到了赛马俱乐部里那群上流社会的恶棍捣乱。第三天晚上，瓦格纳撤销了演出。尼曼说，《唐怀瑟》“是实实在在地被嘘下台、轰下台、嘲笑下台的”。
尽管出师不利，瓦格纳还是保持了良好的风度；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演出之后，他回到了巴黎奥马尔大街的住处。凌晨2点钟，这位德意志改革的预言家在家里跟一小群朋友安静地喝着茶，抽着烟斗。他开玩笑地责备在场的一位朋友，一位俄裔作家的女儿小奥尔佳·赫尔岑不该嘘他的歌剧。然而就在那时，有人注意到，他的手在无意识地颤抖。
在歌剧之争中，法兰西对德意志大获全胜。然而瓦格纳对未来的预见却丝毫没错——那头睡狮已经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