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折戟阿尔及尔

糖果商的儿子酷爱飞行，对有关此事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你翻过筋斗吗？在旋尾降落时，你会不会感到头晕？”

问题的答案无关紧要。对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能够在父亲办公室亲眼看到一位“一战”老兵，已经令他心驰神往。面对这位身穿飞行夹克和马裤、戴着硬皮头盔和护目镜的飞行员，保罗·蒂贝茨心想，这可是一位活生生的英雄。他马上要和这个人一同飞上天空！

蒂贝茨的父亲是寇蒂斯糖果公司的一名经销商。他聘请道格·戴维斯来开展促销活动。这名飞行员将驾驶韦科九式飞机，先后前往海厄利亚、迈阿密海滩等人员密集的地方，在跑道上空进行巡回表演，宣传寇蒂斯公司的新型巧克力棒。接着，他会向围观人群抛撒“小露丝”糖果。

20世纪30年代，佛罗里达州经济繁荣，民航产业正处于黄金时期，保罗·蒂贝茨父亲的事业也风生水起。三年前，他接手寇蒂斯的工作，从伊利诺伊州的昆西市举家南迁。他的到来可谓恰逢其时。20世纪20年代，房地产开发商在一片沙丘上打造出了迈阿密海滩。1926年，飓风摧毁了这里的大部分建筑。后来，随着该地区的情况不断好转，新的居民和度假者纷纷乘坐克莱德公司的轮船，或者驾驶帕卡德和皮尔斯箭头汽车返回迈阿密海滩。因此，这里孕育着大量商机。当时，蒂贝茨和史密斯的糖果批发公司是该州最大的糖果经销商。

戴维斯和老蒂贝茨决定，在海厄利亚开展活动时请一个帮手。保罗可以帮他们把糖果搬上飞机。两人还教保罗将纸做的小降落伞绑在包好的糖果上。接着，戴维斯说，他需要有人和自己一起飞上天空，当他驾驶飞机时，另外一个人负责抛撒糖果。“让我来吧。”保罗脱口而出。于是，他们很快来到了三十六街的机场。

对保罗·蒂贝茨来说，眼前的这架韦科九式飞机是他生平见过的最美丽的东西。飞机的复翼是鲜红的，机身是白色的，上面还点缀着品蓝色的花纹，也就是“小露丝”包装纸的颜色。当天晚上，保罗给数百个糖果绑上了降落伞。等到完工后，一想到自己即将飞上云霄，他便激动得无法入眠。次日，当戴维斯拉动油门杆，操纵飞机隆隆驶过跑道，开始向上攀升时，保罗·蒂贝茨向下望去，只见家乡迈阿密在下方缓缓移动。他不禁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运的孩子。

从那天起，保罗开始梦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能飞上蓝天。16年后，在北非的阿尔及尔，身为少校的保罗·蒂贝茨站在十字路口，凝望着道路的尽头。

那是1943年2月，作为一名超级飞行员，仅在几个月前他还认为，无论遇到任何险情，自己都能凭借高超的飞行技术，平安返回家园。他曾经一马当先，亲率轰炸机队伍从英国出发，深入希特勒军队占领的欧洲腹地，向敌军发起突袭。1942年8月，蒂贝茨率领一支B-17轰炸机队伍前往鹿特丹，途中遭到了高射炮和歼击机的袭击。他眼睁睁地看着手下一架轰炸机在被击中后起火，划着陡峭的弧线在浓烟中疾速坠落。在飞机撞向地面前，约翰·利普斯基以及十名机组成员的降落伞均未成功打开。

在接下来的一次任务中，他对位于法比边界的一处德国军事设施发动了袭击，但险些重蹈利普斯基的命运。返回英国时，蒂贝茨的编队遭到了梅塞施密特敌机的突袭。这种机头呈黄色的战机从三个方向包抄过来，但真正引起蒂贝茨注意的是来自正前方水平方向的小规模进攻。蒂贝茨猛地一拉操纵杆，躲开了一束曳光弹。它们飞驰而过，迅速模糊下来。接着，蒂贝茨的挡风玻璃突然被震裂，驾驶舱开始剧烈摇晃。他感到身体右侧被狠狠击中，弹片像雨点般射向他的腿脚。

坐在蒂贝茨右侧的副驾驶员情况更糟。吉恩·洛克哈特中尉的左手被炸断，手腕处鲜血四溅，喷向残缺不全的仪表盘。蒂贝茨竭力想要让这架“空中堡垒”保持航向，但是由于遭受重创，飞机抖动不止。当洛克哈特不知所措时，蒂贝茨感到另有两只手正试图与自己争夺操纵杆。此人是一名上校，来自另外一个轰炸机组。作为蒂贝茨的好友，他只是临时随行。在惊恐万状中，他开始拉扯操纵杆，与蒂贝茨争抢仪表盘上的按键和开关。

蒂贝茨要在四个发动机之间保持微妙的力量平衡，同时操纵负伤飞机的液压系统。冒着有可能失去控制的危险，他挣扎着，试图制止上校的干扰。他用一只手保持平稳航行，另一只手按压洛克哈特的伤口。随着冷风呼啸着穿过驾驶舱，蒂贝茨喝令上校到一边去，但上校不肯罢手。虽然这名军官平日颇受爱戴和尊重，但是此时他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蒂贝茨只好松开洛克哈特的手腕，用左脚抵住舱底，右肘向后猛捣上校的下颌。上校踉跄着跌倒在地，顿时晕了过去。

就在这时，顶部炮塔的炮手由于头部被擦伤，突然从后上方的树脂玻璃舱顶掉落，倒在上校身上。这名炮手并未阵亡，但是人事不省。德国飞行员携带的燃油似乎仅够发起一轮袭击。由于子弹不再飞来，蒂贝茨才得以随编队航行。当英吉利海峡映入眼帘时，他如释重负。

随着洛克哈特的体征趋于稳定，上校也逐渐恢复了理智。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他开始帮忙照料伤员。即将抵达波尔布鲁克时，上校接管了右座的位置并发射了信号弹，示意命悬一线的炮手和副驾驶员需要救护车。从基地医院出院后，上校向蒂贝茨坦承：“在这件事情上绝对是我犯浑。保罗，你做得对。要是我再犯浑，我希望你还这样做。”此事过后两人仍然关系亲近。但是对蒂贝茨来说，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那就是在遭到攻击的时候，再出色的人也有可能惊慌失措。

在精心策划和成功实施了一系列袭击后，保罗·蒂贝茨一跃成为陆军航空队最杰出的飞行员和中队指挥官之一，很快被擢升为中校。1942年底，他掌管的第97轰炸机联队调往北非，他晋升为陆军第12航空队阿尔及尔总部的参谋，在德高望重的吉米·杜利特尔少将手下任职。1942年，杜利特尔对东京发动空袭，这次行动后来也以他的名字命名。正是在阿尔及尔，强烈的自尊心将蒂贝茨的事业推向了十字路口。

在一间陈设简陋的会议室里，蒂贝茨坐在桌旁，决定他命运的关键时刻即将来临。作为第12航空队的作战指挥官，劳里斯·诺斯塔德上校主持会议，讨论接下来的行动。由于航空队分散在撒哈拉沙漠边缘，而且只能依靠单轨铁路输送补给，因此他们的策划能力往往受到严峻考验，但这正是诺斯塔德的强项。当天，他宣布了轰炸突尼斯海港比塞大的方案，该市是轴心国在北非的供应基地。然而，当诺斯塔德要求在6 000英尺（1英尺≈0.3048米）的高度进行低空飞行时，蒂贝茨怒不可遏。“他惯于认为，在他宣布计划后，其他军官会点头同意，只对一两处细枝末节提出建议。”蒂贝茨后来写道。诺斯塔德原以为像平常一样，这次会议只不过是走个过场，但是鉴于以往残酷的经验，蒂贝茨立即出言反对，而且毫无遮拦。

面对德军88毫米口径的炮口，有多少轰炸机能够游刃有余？作为欧洲战场公认最出色的B-17飞行员，他再清楚不过。蒂贝茨知道，这座港口一定有高射炮保护，如果按照诺斯塔德建议的高度飞行，飞行员就有性命之虞，因此他当即提出异议。“不能这样做。”蒂贝茨说。诺斯塔德问为什么。蒂贝茨抢白他道：“我有过这种经验，所以我清楚。如果让他们在6 000英尺的高度飞行，他们就会被全歼！”

诺斯塔德认为，这名无礼的飞行员着实令人泄气，他说：“看来蒂贝茨中校参加的飞行任务太多了。他也许患上了战斗疲劳症。”如果他所谓的“疲劳”是指学会如何在死亡率高达20%的行动中幸免于难，或者对每周都有好友丧生的事实感到麻木，那么蒂贝茨也许的确如此。此时，任何建议都徒劳无益。“这位英俊的军官戴着鹰徽肩章，只会纸上谈兵，竟然把我说成了一个懦夫。”蒂贝茨写道。

蒂贝茨的反应十分迅速，几乎是不假思索。在法国西北，为了挽救机组成员的性命，他的做法曾如出一辙。他腾地站起身，紧握双拳道：“我告诉你我会怎么做，上校。只要你来当我的副驾驶员，我会亲自率队在6 000英尺的高度发动突袭。”他承认，诺斯塔德是一名精明强干的参谋，但不是飞行员。在他看来，诺斯塔德与其说表现出色，不如说擅长结交权贵。此人不过是个“聪明的投机分子”，是“生平见过最自高自大的军官之一”。虽然蒂贝茨同样自负，但他能清清楚楚地说明，自己是如何赢得众人尊重的。他不会听凭一个只会夸夸其谈的文官告诉自己和手下怎么执行任务。

蒂贝茨清楚，诺斯塔德肯定会拒绝自己的建议，而这位上校的反应也不出所料。于是，蒂贝茨冷静地分析了敌军会利用高射炮进行密集掩护，同时指出6 000英尺的飞行高度可能造成的致命后果，最后他如愿以偿地推翻了诺斯塔德的提议。也许当天人们尚未意识到，但蒂贝茨的观点显然是明智的经验之谈，因此会议宣布延期。

在总部，人们纷纷传言，诺斯塔德准备向蒂贝茨摊牌，甚至有可能对他进行某种形式的惩罚。不久，杜利特尔将军召见了蒂贝茨。这位富于传奇色彩的飞行员向蒂贝茨撂下了一枚重磅炸弹。

“劳里斯·诺斯塔德想要送你上军事法庭。我拦不住他。”

杜利特尔精通各种机型，是一位飞行奇才，但对政治毫无兴趣。反之，诺斯塔德却熟谙此道。他结交的显贵之一是霍伊特·范登堡准将，此人兼具两种相互关联的身份：既是一位美国参议员之侄，还是杜利特尔的参谋长。诺斯塔德和范登堡关系密切。范登堡在华盛顿极具政治影响力，而诺斯塔德擅长对此加以利用，因此杜利特尔无力阻止这对野心勃勃、互相利用的搭档对蒂贝茨进行报复。

但这位空袭东京的策划者手中还攥有一张秘密王牌。事实上，当蒂贝茨到他办公室后，他便亮出了这张王牌。面对即将到军事法庭受审的消息，蒂贝茨半天没有回过神来。杜利特尔告诉他说：“我刚刚接到亨利·阿诺德的电报。他想要一名经验丰富的轰炸机飞行员回国，协助他开发一种更大的新型轰炸机。我向他推荐你担当此任。”这项调动很快得到了批准，杜利特尔让蒂贝茨立即收拾行装，他的指挥车正在门外待命。就这样，蒂贝茨返回了国内。

蒂贝茨乘坐笨重的军用运输机漂洋过海，于七天后抵达迈阿密的霍姆斯特德军用机场。他准备在中途作短暂停留，以稍事休憩，然后再奉命到华盛顿报到。他需要见一见母亲。自从他开始从事危险的航空事业，艾诺拉·盖伊·蒂贝茨常常为他感到担忧。老蒂贝茨认为，他放弃早年行医的宏愿实在是一种疯狂之举。如今，在远离战场、重返故土后，他才理解父母的担忧。蒂贝茨总是神经紧绷，只要听到警报声，就会战战兢兢。母亲常对他说：“我知道你一定会没事的，孩子。”这句话更像是一种祈祷，令他宽慰不少。在海外服役期间，由于日夜操劳，他的体重减少了37磅。回到家后母亲设法为他增重，蒂贝茨回忆起在海厄利亚跑道上空抛撒糖果的往事。正是这种儿童时期的嬉戏，让他开始了云霄上的生涯。就像其他轰炸机飞行员一样，他清楚任何人都有可能遭遇意外。作为一名军人，在其他方面，他的生活同样变动不定。虽然这次权术之争险些危及他的事业，但事后来看，他逐渐认为这次挫折毋宁说是一个机遇。因此，他迫切希望见到陆军航空队的指挥官亨利·哈普·阿诺德将军。由于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他不愿继续留在迈阿密虚掷光阴。

杜利特尔所说的轰炸机是B-29“超级空中堡垒”，当时仍处于测试阶段。蒂贝茨曾经因驾驶B-17轰炸机而声名鹊起，但与其相比，B-17无论是从外观还是性能上都相形见绌。B-29带来了巨大的革命性变化，因此阿诺德认为，盟军的作战战略也应当随之改变。这种超远程轰炸机有可能成为战争的决胜因素。由于前线急需B-29，军方在仓促之间完成了评估过程。保罗·蒂贝茨登上了前往华盛顿的火车。在即将开展的试飞项目和太平洋的越洋行动中，他将成为首屈一指的人物。

1943年2月，蒂贝茨在华盛顿报到后发现，这个旨在研制全球最大型轰炸机的项目正处于混乱之中。2月18日，波音公司首席试飞员、飞行研究主任埃德蒙·T.艾伦驾驶实验机型XB-29从西雅图起飞后，发动机突然起火。他使尽浑身解数，也未能扑灭火焰。大火很快蔓延到机翼上的燃料箱，导致试飞以失败而告终。飞机烈焰熊熊，艾伦在失去控制后撞向西雅图南部工业区的一家肉类包装厂。由于军方急于求成，艾伦本人、1名副驾驶员、9名机组技师和地面上的20名工人不幸遇难。“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造出一架B-29来。”尤金·尤班克少将对蒂贝茨哀叹道。

1941年5月，当军方下令开始批量生产时，试飞工作尚未完全结束。虽然波音、贝尔和格伦·L.马丁公司密切协作并竭尽全力，但这种飞机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例如，在流水线上作业的工人缺乏经验，炸弹舱门和机头前轮无法缩回，发电机出现接线错误，内部照明灯开关会触发警报器，燃油继电器功能失常，起动器开关会启动错误的发动机，电器短路会烧坏电线和绝缘层。此外，克莱斯勒公司制造的莱特3350发动机容易因过热而起火。由于各种状况层出不穷，工人们只能费尽心力做系统检查。即使每天工作12个小时也不足以解决问题，而是需要他们夜以继日地进行维修。

由于波音公司的进展极其缓慢，为了打发时间，蒂贝茨奉命到奥兰多报到，执行了一次地面任务。随后，他返回飞行队，前往密尔沃基的第19运输大队，接受模拟飞行训练。在远离战场的地方，蒂贝茨驾驶着笨重的运输机，机舱里装的有可能是炸弹，也有可能是“小露丝”糖果。这一切让他觉得无比乏味。作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蒂贝茨满心希望自己能够重返战场。但与此同时，他还是一名多发动机飞行专家。事实证明，这次训练带来的机遇远超出他的预期。他得以与运输大队屈指可数的顶尖飞行员一道航行，获益匪浅，而鲜有轰炸机飞行员能够有此经历。蒂贝茨一向认为，自己最擅长的是精准飞行，但是在模拟舱内的严格训练及不计其数的紧急情况演习让他对大型飞机的作用刮目相看。训练结束后，他被授予一张卡片，证明他达到了所有要求，批准他“在无需他人许可的情况下随时”驾驶飞机。

“当我走出办公室时，我觉得自己如同上帝一般，”他写道，“除了第19运输大队的飞行员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这个特权。现在只要我愿意，即使能见度为零，我也可以立即起飞，没有哪个地面作战军官能够阻止我。”

蒂贝茨一直梦想，自己能够成为道格·戴维斯那样的飞行员。他一度认为，战争需要的也许正是这种人才。此时他并不知道，尽管命运多舛，他终将实现这一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