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美人与泥潭

从法律上讲，美因公司的股东人数非常少。在这家2 000多人的公司里，只有5%的人拥有公司股权，他们被称为合伙人。他们的地位让人垂涎，因为合伙人不但有权支配所有人，而且他们赚的钱也最多。“谨慎”是他们最大的特点。他们与国家元首，以及其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打交道；他们希望请来的顾问能像律师和心理治疗师一样，遵守严格的保密原则。公司的人都被禁止与媒体打交道。因此，美因公司以外的人几乎都没有听说过我们，但他们可能对我们的竞争对手非常熟悉，如亚瑟·D.利特尔（Arthur D. Little）、斯通-韦伯斯特（Stone & Webster）、布朗-路特（Brown & Root）、哈里伯顿公司和贝泰公司。

“竞争对手”这个词我用得很广泛，因为美因公司实际上是一个自成一派的团队。公司的专业人士绝大多数都是工程师，但我们公司从来就没有任何一套设备，也没有承建过任何工程项目。虽然许多美因人都是退役军人，但我们和国防部或军队没有任何合作项目。我们用来经营公司的设备与其他的公司完全不同，以至于头几个月，我完全弄不清楚我们究竟是做什么的。我只知道我的第一项任务是随一个11人小组到印度尼西亚，为爪哇岛开发电力系统做总体规划。

我知道，艾纳和所有与我讨论过这个项目的人都试图说服我：爪哇经济会突飞猛进。我还知道，如果我想脱颖而出成为一名优秀的预测师，并得到晋升的机会，我得做出他们希望看到的数据分析。

“真是好极了！”艾纳喜欢这样说。他会将自己的手指举起来，再划过头顶，“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将会像鸟儿一样展翅高飞！”

艾纳经常出差，每次都是两三天。他去哪里、干什么，从来没有人过问。他在办公室的时候，就经常让我去他那里喝咖啡，闲聊。他问起了安、我们的新居，还有从厄瓜多尔带回来的那只猫。和他接触越多，我的胆子越大。我想更多地了解他，还有这份工作究竟需要我做些什么。可我从来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令我满意的答案，他每次都会转移话题，然后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别担心，”他说，“我们对你有很高的期望。最近我到华盛顿去了……”伴着高深莫测的笑容，他压低嗓门说：“我们在科威特将有个大项目，到时候你会被派过去。现在离你前往印度尼西亚还有一段时间，我希望你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看看科威特的有关资料。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有很多相关的资料，你也可以到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图书馆去查阅资料，我们会给你弄一个借阅证。”

在那之后，我每天都要在那几个图书馆里泡上几个小时，尤其是办公室附近的波士顿公共图书馆，那里离我在后湾的公寓也不远。我熟悉了科威特的情况，还阅读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出版的有关经济统计的书籍。我知道自己将被安排去为印度尼西亚和爪哇建造计量经济学模型，我想，最好也为科威特准备一个。

要成为一名计量经济师，凭借我在波士顿大学所学的商业管理课程是远远不够的。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计量经济学，甚至参加了一些相关课程培训班。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经过处理的经济数据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甚至可以完全偏向经济分析师所希望的结果。

美因是一个“男人至上”的公司。1971年，那里只有4名女性专业员工。如今则有200多名女秘书和速记员，每位副总裁和部门经理都配有一名秘书，而速记员是为其他员工服务的。我习惯了这里的性别歧视。正因为如此，后来在波士顿公共图书馆阅览室发生的一幕才会让我大吃一惊。

那天，一位美丽的黑发女子走上前来，坐在我对面。她穿着深绿色套装，显得很老练，看起来比我大几岁。我故作冷漠，克制自己不要去看她。过了几分钟，她把一本打开的书向我这边滑过来。上面有一个表格，正是我要查找的有关科威特的内容，还有一张印有她名字的卡片，克罗汀·马丁（Claudine Martin），她的头衔：查斯·T. 美因有限公司专业顾问。当我抬头看向她那双柔和的绿色眼睛时，她向我伸出了手。

“我是来培训你的。”她说。我真不敢相信这种事情竟然发生在我身上。

从第二天开始，我就在克罗汀位于培根街上的公寓里与她会面，那儿离美因公司在保诚大厦的总部不远。在我们共处的第一个小时里，她告诉我，我的职位非比寻常，必须高度保密。然后她又说，她的任务是要将我训练成为一个经济杀手。

这个称呼唤醒了我心中那些有关间谍的遥远梦想。我忍不住笑了出来，那种紧张的笑声让我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她微笑着告诉我说，用这个词的原意之一就是它的幽默性。“谁会真把它当一回事呢？”她说。

我承认，我对“经济杀手”这个角色一无所知。

“这种角色并不仅仅就你一个人扮演，”她笑着说，“我们都属于这个‘珍稀种类’的一分子，我们参与各种肮脏的交易。你不能让其他任何人知道你的身份、你所做的事情，包括你的妻子在内。”她突然板起脸来：“我坦白告诉你，接下来的几周，我会将我所知道的毫无保留地教给你。现在你还可以选择是否加入，但你一旦参与进来了，就一辈子也别想离开。”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那时候我还蒙在鼓里）克罗汀从国家安全局档案中看过有关我的性格特征的资料。换句话说，她事先对我的性格弱点早已了然于心。我并不知道那些资料是谁提供给她的，艾纳、国家安全局、美因公司人力资源部，还是另有其人？我只知道她把那些资料利用得淋漓尽致。她把肉体诱惑和语言控制这两种手段完美结合起来，这简直就是专门为我量身定做的。同时，这些手段并没有超出操作程序的标准范畴。

从那时开始我就发现，在说服经济杀手执行各种高风险、高压力任务的时候，美因都会采用这种手段。她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不愿牺牲自己的婚姻和家庭，所以我不可能暴露我们的计划。此外，对于我执行的任务将给其他人或其他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她也直言不讳。

我不知道她的雇主是谁，虽然她的名片上印着美因公司，但我对此保持怀疑。我那时太天真、太胆怯，所以没有开口问这个问题。现在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是不言自明了。克罗汀告诉我，我的工作有两个主要目标：

第一，我要确保巨额的国际贷款最终能回笼到美因公司和其他美国企业（像贝泰公司、哈里伯顿公司、斯通-韦伯斯特和布朗-路特公司等），其途径就是确保这些公司得到贷款国大型工程建筑项目的合同。

第二，我要努力让那些接受了巨额贷款的国家都陷入破产的境地（如果他们将合同交给美因和其他美国承包商，就必须支付巨额的工程款项，而这会让他们倾家荡产），这样他们将不得不听从我们的吩咐。当我们有所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向他们提出要求，包括建立军事基地、联合国投票，以及在他们的国土上开采石油等自然资源。

而我的工作内容是预测在一个国家投资数十亿美元将产生怎样的效应。其中最重要的是，我要炮制出能反映该国在未来20～25年的经济增长率的研究报告。并在报告中指出，达到这个增长率的唯一方法就是兴建大型工程。举个例子，如果美国打算用10亿美元贷款“引诱”一个发展中国家，让该国领导人拒绝与苏联结盟，那么在研究报告中，我就会把投资建造一座发电站、铺设一条新的铁路线路，以及构建一个通信系统的可能收益做一个比较。或者有人告诉我，这个国家具备发展现代化电力系统的潜力，那么，我的职责就是告诉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现代化电力系统将促进其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样一来，我就能说服他们向我们贷款，使贷款理由变得堂而皇之。不管在哪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都是衡量经济发展程度最重要的指标，如果某项工程能使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都得到最大增长，那么很自然，该项目就会被纳入他们的考虑范围。当然，我还必须提供各种数据证明：如果该国建设这个项目，它的国民生产总值能提高几个百分点，而这正是他们想要的。

然而，所有这些工程项目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不可告人的秘密：它们都能为大承包商牟取暴利，同时让债务国一小撮有权有势的富裕家族满心欢喜，这就保证了这些国家在经济上长期依赖美国，在政治上效忠美国。贷款的数额越大越好。不过，债务国里那些数十年来被剥夺了医疗、教育和其他社会保障服务的国民，本已不堪重负的肩上又背上了累累债务，而经济发展预测并没有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克罗汀和我公开讨论国民生产总值的骗人本质。实际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最终只是让少部分人受益，比如拥有一家公用设施公司的人，而其他民众则会背上沉重债务。的确，这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了，财富也确实增长了，但财富只会聚集到少数人手里。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然而，从统计学角度来看，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增长。

和普通美国公民一样，大多数美因员工深信，我们建造发电站、高速公路和港口，是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学校教育和媒体不断宣扬美国这种所谓的“利他主义”。最近几年，我常常听到这样的话，“既然他们到美国领事馆门前游行示威，还焚烧美国国旗，我们为什么还要帮助他们发展经济？为什么不从他们的国家撤走，让他们永远待在贫穷的地狱中呢？”

说出这种话的人，通常都是受过良好教育，怀里揣着高学历证明的人。可这些人并不知道，我们在世界各国设立领事馆是为了给自己谋福利。在20世纪下半叶，将美利坚合众国变成全球帝国。无论他们拥有怎样的学历资格，实际上都与18世纪的殖民者一样粗野无知——将为保卫自己土地而奋战的印第安人看做是“魔鬼的仆人”。

几个月内，我就要被派遣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也是当时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印度尼西亚是一个蕴藏丰富石油资源的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在这里也非常活跃。

“这是紧跟越南之后的下一块多米诺骨牌，”克罗汀是这样形容爪哇的，“我们必须把印度尼西亚争取过来。如果他们站在了共产主义那边，好……”她把一根手指在喉咙上一横，甜甜地笑了一下：“这样说吧，你必须为爪哇经济发展作出乐观预测，阐明在新发电站和输电网络完工之后，这里的经济将是何等繁荣。那样，美国国际开发署和世界银行就会认可他们的贷款。当然，你也将得到不菲的报酬，你还可以继续到边远地区跟进其他项目，整个地球都是你的购物车，”接着，她告诫我，“这个活儿也不是那么简单。银行专家都会盯着你，他们的职责就是寻找你预测中的漏洞。”

有一天，我提醒克罗汀，美因公司派往爪哇的团队除了我还有其他10个人。我问她，这些人是不是也接受过和我一样的培训，她断然否定。

“他们是工程师，”她说，“他们设计发电站、输电线路和配电站，建设便于输送燃料的海港和公路，而你才是预测爪哇未来的人。你的预测决定了他们建造的这一切是否重要，当然也决定了贷款的数目。你明白了吗？你才是关键。”

每次当我离开克罗汀的住所时，都会想我所做的事究竟对不对。在内心深处，我想我是错的。每当想到这些，从前所遭受的挫折感就萦绕心头。而美因公司似乎给了我从前不可企及的一切，可我不断问自己，汤姆·潘恩会不会赞成我的做法。最后，我说服了自己，只有我亲身经历了这一切，才能清楚地揭露真相。

我和克罗汀讨论这个想法，她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别傻了，你以为你踏进这道门槛后，还能跨出去吗？”我明白她的意思后，确实吓了一跳。我离开她的寓所，从联邦大道晃荡着走到达特茅斯街。我不断对自己说：“我是一个例外。”

几个月后的一天下午，克罗汀和我坐在她家窗边的长椅上，看着大雪飘落在培根街上。“做我们这一行的人少而精，”她说，“我们得到了钱，很多钱，因为我们从那些国家骗取了不计其数的钱。大致上你的工作就是说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将他们国家纳入美国的产业利益发展网络中，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将这些领导人骗入无尽的债务中，使他们不得不‘效忠’美国，满足我们的政治、经济或军事需要。他们也因为能给其国家人民带来工业园、发电站和机场而得以巩固其政治地位。同时，美国的工程和建筑公司的所有者也因为承接了这些工程项目而赚得盆满钵满。”

窗外大雪纷飞，在克罗汀布置得简约而舒适的家中，我们从容地倚在窗边，也就是在那天下午，我知道了“经济杀手”这个称谓的由来。克罗汀告诉我，自人类社会有历史记载以来，绝大多数帝国都建筑在强大的军事实力及其威慑力上。然而，二战结束后，由于苏联的核武器对美国造成的威胁，使得诉诸于军事对抗的方法太过冒险。

1951年，关键时刻来临，伊朗挺身反抗掠夺其自然资源，剥削其国民的英国石油公司，即现在的英国石油（British Petroleum，BP）的前身。由民主选举产生且深得民心的伊朗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将伊朗所有的石油资产国有化。英国对此恼羞成怒，立刻向二战盟友美国求救。然而，两国都担心军事报复可能会导致苏联站在伊朗一边，并且采取行动干涉。

美国决定不派遣海军出战，而是派出了中央情报局间谍克米特·罗斯福（Kermit Roosevelt，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孙子）。他表现得很出色，成功地利用贿赂和恐吓拉拢了一帮人，接着唆使这些人组织了一系列的街头暴乱和暴力游行，制造出摩萨台不受爱戴、治国无方的假象。最后，摩萨台下台，并被终身软禁。亲美的伊朗国王穆罕默德·雷扎·巴拉维（Mohammad Reza Pahlavi）则成了无可匹敌的独裁者。罗斯福开创了一种新兴职业，而我现在也加入其中了。

罗斯福旗开得胜，改写了中东历史，这说明采取军事行动建立帝国的策略已经跟不上形势。那时候也恰好遇上了很多国家倡议的“限制核武器军事行动”运动，该运动最后导致美国在朝鲜和越南蒙羞。到1968年，也就是我参加国家安全局面试的那一年，美国清楚地知道，如果想要实现全球帝国的梦想（正如总统约翰逊和尼克松等人预想的那样），美国就必须采用克米特·罗斯福在伊朗使用的那种策略。这是唯一能躲过核灾难，不流一滴血就战胜苏联的方式。

可是克米特·罗斯福是中央情报局的成员，一旦他被逮住，后果将不堪设想。而美国将会执行更多类似任务，于是，寻找一个避免让中央情报局直接介入的方法就显得非常重要。

那些战略策划者很幸运，因为国际形势的巨变让他们找到了灵感。20世纪60年代，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改变，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美国和其在欧洲的同伙共同出资建立）在国际上的地位已经凸显出来，政府、企业和国际组织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就此确立。

大约是我进入波士顿大学商学院的那一年，避免中央情报局直接介入的方法已经出台，并开始试行。美国情报机关（包括国家安全局）开始物色具备潜力的经济杀手，由国际企业聘用他们。政府是永远不会给经济杀手发工资的。他们得到的所有报酬都来自于私人企业。这样一来，就算他们的肮脏行为被揭穿，也只会归咎于私人企业，而与政府扯不上任何关系。另外，雇用经济杀手的企业，尽管也是由政府部门和他们的跨国银行伙伴出钱兴办的（用纳税人的钱），却能成功逃过国会监督和公众审查，被一系列不断增长的合法提案，包括商标、国际贸易和《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掩盖起来。

“这样你明白了吧，”克罗汀说，“我们不过是接班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