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六千岁

自流井闹市灯杆坝一带，有几条与街市相连的小巷。其中最有名，且多有典故和历史文化底蕴的，要数鹤鸣巷、牛氏巷和白果巷。

鹤鸣巷之有名，在于巷中有著名的鹤鸣酒楼。牛氏巷之所以有名，在于巷里有自流井最有名的当铺裕丰当。裕丰当是自流井第一家当铺，当年为陕西盐商所开。

而白果巷之所以有名，除了小巷那棵树冠巨大、枝繁叶茂的百年白果树外，全在于巷中有著名的三台书院。

当年从灯杆坝进入白果巷，沿小巷上坡，往右拐过去，再跨十来梯石阶，就有一个大院落。其门楼气派，绿树满庭，令人印象深刻。若是于门楼处驻足片刻，即可依稀听见庭院深处时有读书声传来。

那就是有名的三台书院。该书院原是古庙三台寺旧址，后扩建为大名鼎鼎盐商王三畏堂的宗祠。同治年间改建书院，不仅在自流井当地，也是当年富顺县境内“五大书院”之一。

三台书院在整个川南都有名气，不仅本地学子，外县甚至外省，亦有富家子弟，专门慕名而来。三台书院历年中举人数，在川南几大书院中一向名列前茅。前文提到过，晩清蜀中名士，大书家、大画家包弼臣，就曾经受聘为三台书院的山长。自流井人王公辅，中举入仕，后来进京做了翰林院庶吉士，其也是三台书院的学子。

宋育仁先生后来撰《富顺县志》，书中赞誉三台书院：“延聘名宿，一时人文称盛。”后王家在板仓坝创建新式树仁学堂，书院至光绪三十年（1904）才因朝廷取消科举，推行新学而停办。

当年白果巷在自流井之所以有名，还在于巷内住着一个著名人物“六千岁”。此人姓侯，名四海，市井坊间有个响当当名头：六千岁。

要说起来，这“六千岁”在自流井地面上，还真算得上一个人物。不管是在袍哥界，在江湖码头，还是在市民大众，乃至官府人等，甚至洋人教堂及众教民那里，都名声响亮。

“六千岁”在白果巷的府宅，因地势所限，占地不宽院落不大，但其门楼及数间正房，皆建造得豪华考究。“六千岁”这座公馆，不是他自建的，而是他发迹后，花了几千两银子，从一个井场富室那里购置的。

这公馆门楼，正对小巷对面那三台书院。当地老人称，房主当年选地势，看风水，选中这宅基，正是想沾点三台书院之文脉灵气，以让后人中举进学，做官发家，光宗耀祖。

这座宅院，原是一姚姓盐商公馆，人称姚家公馆。姚家后人，中没中举，做没做官，世人不得而知。但自流井坊间知道的事实是，该姚姓盐商，不仅没沾上三台书院之文脉风水，反而后来生意失败，债台高筑。不得已，将宅院变卖抵债。

六千岁趁此将其买过来，做了自家的府宅。因其有“六千岁”这种名头，自流井坊间民众，又私下称其为“千岁府”。

千岁府大门进去，是一个不大的天井。正房四开间，一楼一底，天井右侧有几间厢房。无论正房还是厢房、天井，都是江南民居风格又带四川特色。楼上有一装有雕花栏杆的外走道，走道尽头，是一露天平台。上有花架，下置桌椅。

天气好的时候，主人或来客，可在露天平台上，一面品茗闲话，一面观赏园中景致，或远眺街市风光。

天井左侧，是一个带花坛鱼池的小花园，种有好些名贵花木。尤其园子里一株大桂花树，绿荫遮了半个天井。每年从夏末初秋，一直到初冬，桂花盛开，满园桂花飘香。桂花最盛时，花香溢出园子，一条小巷，都是满满的桂花香气，在行人头顶上飘来飘去。

有行人远远嗅到桂花香气，会情不自禁地停下步子，连连多吸几口香气，再举头看看桂花树及园子，然后真心赞叹一声：

“这园子主人好福气啊！成天在桂花树下过日子，真不知前世修了啥子行，祖宗又积了啥子德？”

这时，若有知情者听见这话，就会站出来补上一句：“这是人家六千岁的公馆。”

那人听了，“啧啧”两声，嘴里说：“原来是六千岁的公馆啊！怪不得，怪不得！”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说起白果巷这“六千岁”，在大多数自流井民众看来，有点儿来历不凡，甚至可以说神秘莫测。

只知道，“六千岁”是外省人，真实身份不详。有人说他是旗人，更有人说他有皇亲国戚背景，总之有点来头。“六千岁”是其绰号，是坊间大众对他的称呼。

但这绰号是如何来历，没有人说得清楚，由此更增添了其背景身世的神秘性。须知，古时，皇帝称“万岁”。其他有少数人，从“一千岁”，一直称到“九千岁”，肯定不是皇亲，就是国戚。一般人，哪怕就是官家，也不敢自称啥子几千岁的。因为，这弄不好是要砍头抄家灭九族的事，谁有胆子敢拿身家性命乱开玩笑？

可这侯四海却不怕，堂而皇之地自称“六千岁”，而且声喊声应，若无其事，这不是有点来头是什么？

又有人说，这个侯四海，祖籍在河北，后迁陕西。其祖父辈早年随陕西帮盐商入川，办盐业发家，定居自流井。侯四海自身，初有文墨，却不是读书入仕的料。多次入考，连个秀才功名也没弄到。其父看他不成材，彻底断了入仕的念想，设法把他弄进陕西庙干点事。

侯四海脑子倒还灵活，会处事，善应酬，几年工夫，在陕西庙混上了“首人”之职。所谓“首人”，又称“庙首”，即陕西庙的管理者。

该陕西庙，实质是陕西商人在自流井的同乡会馆。相当于现今的招待所，宾馆性质，接待陕西商人在井的联谊等相关事情。可见作为“庙首”的侯四海，有善于交往，应酬各方的能力。

清朝中期到晚期，朝廷国库空虚，因此准许各地有钱人买官捐官。自流井盐商首富王朗云发家后，就用几万两银子捐官，弄了个江苏候补道的三品官。再后来，又靠向朝廷捐助赈银子八万两，被皇上钦封了个二品按察史的虚衔。

正是如此背景下，侯四海见有机可乘，就花银子上万两，捐了个“四品游击”的武官。有了这“四品游击”的官衔，哪怕是虛的，他立即让自己神气起来，也包装起来。

中国古代官家的排场规矩是，文官坐轿，武官骑马。侯四海花了一大笔银子，从外省买来一匹高头大马。此马赤褐色，外形彪悍健壮，类似三国时关羽那有名的赤兔马。而陕西庙里面所供奉的主神，正是关羽关二爷。侯四海购得此马，万分得意。

从此，侯四海外出时，身披只有将军才能披的红披衫，骑在“赤兔马”上，手下一批兄弟伙，做随从跟班，前呼后拥，在自流井大街上招摇过市。

侯四海“六千岁”的雅号，也正是这个时候传出来的。越到后来，越让人真伪莫辨。

其后，“六千岁”侯四海入了袍哥堂子，凭财富和权势，几年工夫，竟做了自流井地方哥老会中的“仁字旗大爷”。这“仁字旗大爷”，就是“仁字辈”袍哥的总老大。

旧时袍哥内部，堂口林立，码头众多，要讲究字辈高低。四川袍哥字辈，分仁、义、礼、智、信，五个堂口，也就是“五个字辈”。对外又称“五杆旗”，代表袍哥的五代人。其中，“仁字辈”袍哥，辈分地位最高。

晩清末年，社会动荡，清廷及各级官府的统治，有逐渐式微之势。四川袍哥势力乘虚而入，在社会上有了很大发展。在这种背景之下，“六千岁”侯四海，渐至成了自流井地面上一个能呼风唤雨的人物。最后，竟连富顺县衙和自流井分县衙门两级官府的地方官，对其也不得不大为看重，以礼相待。

富顺县衙和分县衙门两级地方官，对“六千岁”态度变化的由来，主要在于当年自流井境内，发生的一起轰动全川教案事件的平息上。

晚清以来，在自流井豆芽湾对面，小地名叫“檀木林”的地方，建有一座天主教堂。

这豆芽湾也好，檀木林也好，地名都有点来历。当年那一带地方，全是农田坡地，多有当地农户聚此，以传统土法生产豆芽。举眼望去，那一湾子田土上，多有白生生的豆芽，“豆芽湾”的地名因此而来。

豆芽湾对面，有个张家大院，其背后的山上，当年有很大一片檀木树林。故此，世人将那地方称作“檀木林”。洋人要来自流井建天主教堂，与官府几经周旋，最后选定在那地方修建。因建造及主事者均是洋人，当地人将其称作“洋教堂”。

这座洋教堂，建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前后。从宜宾（叙州府）那边过来的洋人牧师教士，将天主教传过来以后，见自流井这里地方富庶，商家店铺多，市面繁华，就与官府交涉，在那里建起一座天主教堂，便于洋人牧师传教。

这座天主教堂，也是自流井地面上最早的洋教堂。主事者是一名被教民称作“杨司铎”的法国人。最初随他一起来自流井的，是几位男女洋人，和少数已信洋教的中国教民。

洋教堂起初规模不大，教堂里面，不管是洋人牧师教士，还是入教的中国教民，人数相当有限。

这主要是因为，当年自流井，虽说盐商富甲一方，市面也繁华热闹，但总的来说，地方并未真正开化。在此之前，自流井多数市民大众，还未亲见过西方洋人到底是啥个模样。

檀木林那里的洋教堂修建好后，洋人牧师教士，也陆续来到了自流井。但让市民惊奇的是，这些初来自流井的洋人，其实一点也不“洋”。不论男女，举止言行，皆是非常“中国化”。

所谓“中国化”，是在于这些洋人，不论男女，他们出门在外，皆是一口中国话，一身中国衣装。男人一律头戴假发（清时男人得留发蓄辫，否则会治罪），穿长袍，着马褂，女人则梳中式发髻，穿大镶大滚的中式衣裙。

除非走近了，从肤色、眼睛、鼻子，可看出其是洋人外，民众还真区别不出来。

这些来传教的洋人，初来自流井时，经常在灯杆坝，以及兴隆街、八店街、正街、新街等闹市街头闲走闲逛。

此时，市民即可看见，那些个洋人，时而操着相对生硬的汉语，以和善亲切的面孔，向市民传教，时而又为一些寻医求药的市民，免费看点小伤小病，或送点西医药丸药水，以获其好感。

这些洋人，为在当地立稳脚，便于传教，除了学中文，熟悉当地习俗，对中国文化、社会状况等也多有研究了解。他们在与官府打交道软硬兼施的同时，也很看重同民间社会各方势力的交道联络。

当时就四川民间社会来说，最大的一股势力，就是各地的袍哥组织，以及有影响有势力的袍哥人物。

杨司铎等传教洋人来自流井后，经过一番打探了解，“六千岁”等袍哥头面人物，就成了他们首先要亲近拉拢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