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贵的野蛮人

或许，托马斯·霍布斯是对的。

也许在史前时代，真的发生过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但那不是朋友与朋友之间的战争，而是敌人与敌人之间的战争。不是和我们认识的人斗争，而是和我们不认识的陌生人斗争。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现在考古学家应该已经发现了数不清的关于智人的攻击行为的文物。他们的考古发掘肯定会发现一些证据，证明我们天生就爱发动战争。

恐怕他们真的发现了。第一次发现这样的线索是在1924年，当时一名矿工在南非西北部的塔翁村（Taung）外挖出了一个类似猿类幼年个体的头骨。这个头骨后来辗转来到了解剖学家雷蒙德·达特（Raymond Dart）的手中。他把它命名为非洲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这个物种是最早在地球上直立行走的原始人之一，大约生活在距今200万年前，也可能是300万年前。

一开始，达特对他的发现感觉很不安。他在研究这个头骨以及人类其他祖先的骨骼的时候发现了许许多多的伤痕。这么多的伤痕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他得出的结论绝对称不上赏心悦目。他认为这些早期人类一定是用石头、象牙和角制品来捕杀猎物的，从这些遗骸的外观来看，动物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他们还互相残杀。

由此，雷蒙德·达特成了第一批将人类描述为天生嗜血的食人族的科学家之一。他的“杀人猿”理论也成为全球的头条新闻。他说，直到距今约一万年前，随着农业的出现，人类才开始转而采用一种“更富同情心”的饮食方式。人类文明的萌芽可能就是我们“普遍不愿承认”最真实的我们到底是什么人的原因。3

但是，达特自己却没有这种不安。他写道，我们最早的祖先“毫无疑问可以被认定为杀手：他们是食肉动物，他们以暴力手段捕杀动物，把它们砸死，撕碎它们残破的身体，肢解它们，用受害者滚烫的血液来解渴，贪婪地吞食它们鲜血淋漓的肉”。4

对科学家来说，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而达特奠定了基础，庞大的研究队伍可以跟随他的步伐前进。首先是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她在坦桑尼亚研究人类的表亲黑猩猩。黑猩猩长期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爱好和平的食草动物，但是在1974年，当古道尔目睹了一场黑猩猩之间的殊死搏斗之后，她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整整4年时间，两个族群的黑猩猩在持续进行着一场残酷的战斗。古道尔胆战心惊，但是她一直秘而不宣，最终公开时，许多人都不相信。她描述了黑猩猩争斗时的场景：“被害者躺在那里，血从鼻子里喷涌而出，有的黑猩猩捧着受害者的头吸它的血，有的黑猩猩扭着被害者的胳膊，直接用牙齿撕扯它的皮毛……”5

20世纪90年代，古道尔的学生、灵长类动物学家理查德·朗汉姆（小狗专家布赖恩·黑尔的顾问）推测，我们的祖先一定是某种类型的黑猩猩。从这些食肉的灵长类动物到20世纪的人类战场，理查德追踪到了一条直接的线索，他认为这种对战争的嗜好根植于我们的血液当中，它使得“所有现代人都是一种在长达5亿年的致命的攻击性习惯中迷迷糊糊地存活下来的生物的后代”。6

那么，是什么让他得出这个结论的呢？很简单，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黑猩猩有联合同伴伏击落单者的癖好，就像校园恶霸在学校操场上欺凌弱小时表露出来的低级本能一样。

你可能会想，没错，就是这样的，但这些科学家在谈论的不是黑猩猩和其他类人猿吗？“稚人”难道不是独一无二的吗？我们之所以能够征服世界，难道不是因为我们是如此友善可亲吗？关于人类依靠狩猎和采集来维持生存的那些日子，科学家发现的记录到底揭示了什么？

1959年，人类学家伊丽莎白·马歇尔·托马斯（Elizabeth Marshall Thomas）出版了一本关于至今仍生活在卡拉哈里沙漠的昆人（！Kung）7的书。这本书的标题是《无害的人》（The Harmless People）。它传达的信息与20世纪60年代的时代精神非常吻合，当时新一代的左派科学家登上了人类学的舞台，他们热衷于给人类祖先披上卢梭式的外衣。他们断言，任何一个人，如果想知道人类过去的生活方式，都只需要去观察现在仍然在狩猎和采集的那些非定居部族就可以了。

托马斯和她的同事发现，尽管丛林中或稀树草原上偶尔会出现一些不祥和的声音，但是那些部落之间的所谓“战争”，充其量也不过是相互辱骂而已。有时候，也许有人会施放一两支冷箭什么的，但如果真的有一两个士兵受伤了，这些部落通常就会鸣金收兵。看到了吗？这些持进步主义立场的学者说，卢梭是对的，穴居人确实是高贵的野蛮人。

然而，对于这些嬉皮士来说，相反的证据开始迅速涌现了出来。

更晚近的一些人类学家进行了更有针对性的研究，他们认为“杀人猿”理论也适用于狩猎采集者。他们例行公事式的战斗看起来似乎完全无害，但是在夜幕掩护下的血腥袭击和对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屠杀却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解释清楚的。如果你有足够长的时间去细致地观察他们，你会发现，即便是昆人部落的成员也是相当嗜血的。在20世纪60年代，当昆人部落领地被国家控制之后，谋杀率直线下降，这也就是说，当霍布斯式的利维坦开始强制实施法治之后，谋杀率下降了。8

不过，这仍然只是一个开始。1968年，人类学家拿破仑·查冈（Napoleon Chagnon）对生活在委内瑞拉和巴西的亚诺玛米人（Yanomami）进行了一项实地研究，结果得出了颠覆性的结论。他的著作的标题是《亚诺玛米人：野蛮的种族》（Yanomamö: The Fierce People）。这本书描述了一个“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社会。而且更加糟糕的是，调查表明，恰恰是那些身为杀手的男性，往往拥有更多的妻子和儿女。这意味着说“暴力根植于我们的血液中”是有道理的。

但是直到2011年，当史蒂芬·平克的不朽巨著《人性中的善良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出版之后，这个争论才真正平息下来。这本书是这位早就跻身于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列的伟大心理学家的代表作。它是一本厚达802页且用超小字体印刷的大部头著作，里面塞满了各种图表。它能够完美地给你的敌人以重重一击。

“今天，”平克在书中这样写道，“我们完全可以从讲故事转向列数据。”9这些数字的意义不言自明。在21个考古遗址上发现的骨骼中，有暴力至死迹象的平均占了多大的比例？只有15%。在8个至今仍在过着狩猎和采集生活的部落中，暴力导致死亡的人的平均比例是多少？只有14%。那么，整个20世纪的平均水平，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呢？3%。现在的平均水平还是一样的吗？

不是的，现在只有1%了！

“人类一开始确实很糟糕。”在这一点上，平克赞同霍布斯的观点。10生物学、人类学和考古学证据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人类或许对自己的朋友是非常友好的，但是在面对外敌时就会变成冷血动物。事实上，我们是这个星球上最好战的生物。幸运的是，平克笔锋一转就开始安抚起他的读者来，他说人类现在已经被“文明的诡计”贵族化了。11农业的出现、文字的发明和国家的存在，抑制了我们好斗的本能，给我们肮脏的、残忍的天性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文明外衣。

在这本厚重的巨著所罗列的所有统计数据的重压之下，这个争论似乎已经尘埃落定了。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史蒂芬·平克是对的，而卢梭是错的。毕竟，事实就摆在那里，数字是不会骗人的。

然而，我又发现了马歇尔上校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