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人类共有的特质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国陆军司令部就发现自己面临着生死攸关的威胁。伦敦当时正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对此，温斯顿·丘吉尔将这座城市称为“全世界最大的攻击目标，它就像是一头‘身娇肉贵’的大肥牛，而且手脚已经被紧紧绑住了，吸引着一切想捕食的猛兽”。1
最凶恶的那只猛兽当然是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战争机器。如果英国人在德军恐怖的狂轰滥炸之下崩溃了，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将走向灭亡。一位英国将军无比担心地说：“交通将完全瘫痪，到处都会是无家可归的人尖厉的呼救声，整个城市将会陷入彻底的混乱。”2一旦数以千百万计的平民在压力之下屈服了，军队就有可能无暇顾及作战，因为他们将会受到那些歇斯底里的乌合之众的严重掣肘。丘吉尔曾预测，至少会有300万～400万伦敦人离开这座城市。
任何一个人，如果想要深入了解人性中可以释放出来的种种邪恶，只需要读一下这本书就足够了——《乌合之众》。这本书的作者是法国的古斯塔夫·勒庞，他是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希特勒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了很多遍。墨索里尼、丘吉尔和罗斯福也都细读过这本书。
勒庞的书对人们如何应对危机进行了实况转播般的详尽阐述。他说，当危机突然发生时，几乎在一瞬间，一个人“就会在文明的阶梯上倒退好几步”。3恐慌和暴力喷薄而出，人类的本性将暴露无遗。
1939年10月19日，希特勒向他的将军们简要介绍了德军进攻伦敦的计划。“纳粹德国空军（Luftwaffe）将对英国抵抗意志的心脏进行残酷无情的打击，”他强调，“攻击能够而且将会在接下来的任何一个时刻展开。”4
而在英国，每个人都能够感觉到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溜走。在岁月指针的嘀嗒声中，英国政府提出的最后一个计划是在伦敦的地底下挖地道，构建一个避难所网络，但是这个计划最终被放弃了，因为政治家们担心，在地底下生活一段时间后，因恐惧而失去勇气的民众将永远不会返回地面。在最后一刻，英国政府在城外建成了一些战地精神科医院，以照顾第一批受害者。
然后一切就开始了。
1940年9月7日，348架德国轰炸机飞过了英吉利海峡。那是一个周末，天气晴好，很多伦敦人都在户外活动，因此当下午4点43分警报响起时，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天空。
这一天，作为一个“黑色星期六”而被载入了史册，随之而来的是旷日持久的“伦敦大轰炸”。在接下来的9个月里，德国空军仅仅在伦敦城内就投下了超过8万枚炸弹。所有街区都被摧毁了。在英国首都，被损坏或摧毁的建筑多达100万幢，整个英国则有4万多民众失去了生命。
那么英国人的反应又是怎样的呢？在遭到了连续几个月的狂轰滥炸之后，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人们变得歇斯底里了吗？他们做出像野兽一样的行为了吗？
让我从作为一个目击者的一位加拿大精神病学家的描述开始吧。
1940年10月，约翰·麦柯迪医生（John MacCurdy）驱车穿过伦敦东南部，走访了一个受损特别严重的贫困社区。那里只有坑坑洼洼的路面和摇摇欲坠的建筑物，几乎没有任何完好的东西。如果英国只有一个地方会陷入一片混乱，那么肯定就是这里。
在空袭警报响起之后的那些时刻，这位医生在那里又发现了什么呢？
幼小的男孩们继续在人行道上玩耍，顾客们继续与摊主讨价还价。有一位警察，他继续庄严地指挥着交通，只是他的动作显得有些单调沉闷，而骑自行车的人则继续无视生命，触犯着交通法规。就我观察所得，甚至没有一个人抬头看一下天空。5
如果说所有对“伦敦大轰炸”的描述有一个共同点的话，那就是描述者所说的出奇的宁静了。一位美国记者采访了一对英国夫妇，他注意到，尽管在炸弹爆炸的冲击下窗户都已经嘎嘎作响了，那对英国夫妇仍然悠闲地安坐在厨房内小口品茗，难道他们不害怕吗？这位美国记者想知道答案。“哦，我们不怕，”他们的回答是，“而且如果怕的话，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6
很显然，希特勒忘记了一件事：英国人的典型性格。他们一贯坚定沉着，处变不惊。有的时候，这甚至表现为一种颇具反讽性的幽默感。例如，商店老板们会在张贴在被炸毁的店铺前的告示中写道：“我们的门比平时开得更大了。”又或者，酒吧老板会在一片狼藉中放上这样一个广告牌：“我们的窗户是没了，但我们的精神还是很好。进来试试吧。”7
英国人能够忍受德国空军的残酷空袭，就像他们能够忍受一趟晚点的火车一样。这一切的确令人恼火，但总的来说还是可以忍受的。碰巧的是，在“伦敦大轰炸”期间，铁路服务也仍然在继续，而且希特勒的这种战术一直没有对英国国内经济造成太大的影响。相比之下，对英国的战争机器的危害大得多的反而是1941年4月的复活节，那是一个星期一，当时大家都在休假。8
在德国人发动轰炸后的几个星期内，相关信息的更新就像天气报告一样，激不起太多涟漪：“今晚很有可能会有轰炸。”9根据一位美国观察家的说法，“英国人对‘大轰炸’感到厌倦的速度比对其他任何事情都要快得多，而且没有人会躲得远远的”。10
那么，精神上的伤害又如何呢？许多专家曾经警告过，轰炸后会出现数以百万计的遭受精神创伤的受害者，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奇怪的是，没有地方可以找到这样的受害者。悲伤和愤怒的确存在，失去深爱之人确实让人悲痛万分，但是精神科病房仍然空空如也。不仅如此，英国民众的心理健康实际上还得到了改善。酗酒现象减少了，自杀人数比和平时期还要少。战争结束后，许多英国人甚至怀念起了“伦敦大轰炸”期间的日子，那时人们互帮互助，没有人关心你的政治倾向，也没有人关心你是富有还是贫穷。11
“英国社会的很多方面，都因‘伦敦大轰炸’而得到了改善，”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这样写道，“这使得希特勒的如意算盘完全落空了。”12
用“伦敦大轰炸”期间发生的各种事件来检验勒庞提出的理论，可以说是完全不靠谱的。危机并没有使人性中最恶劣的那一面暴露出来，反而使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展现了出来。如果说危机真的带来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使英国人在文明的阶梯上前进了几步。“普通英国人的勇气、幽默和善良，”一名美国记者在她的日记中这样由衷地感叹道，“在噩梦般的情况下令人惊叹不已。”13
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所带来的这一系列意想不到的“积极”影响，甚至在英国引发了一场关于战争的辩论。当英国皇家空军准备向敌军派遣自己的喷气式轰炸机执行轰炸任务时，他们想要了解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轰炸产生最有效的结果。
奇怪的是，即便是在已经看到了上述可靠证据的前提下，英国的军事专家仍然支持如下这种观点，即一个民族的士气是可能通过空军轰炸来摧毁的。诚然，这种方法对英国人不起作用，但英国人只是特例。这个星球上再没有其他国家的人能像英国人这样头脑冷静、意志坚定。这些专家深信，德国人肯定做不到像英国人这样。因为德国人从根本上“缺乏道德素质”，而这就意味着他们将“无法承受”英国人承受过的“轰炸的25%”。14
支持这种观点的人当中，包括了丘吉尔的密友弗雷德里克·林德曼（Frederick Lindemann），即人称“彻韦尔勋爵”（Lord Cherwell）的那位。彻韦尔勋爵留下来的资料不多，从一张罕见的照片来看，他是一个高个子，手拄拐杖，头戴圆顶礼帽，表情冷漠。15在关于空战策略的激烈争论中，林德曼一直坚称轰炸是有效的。与勒庞一样，他对普通大众持有一种悲观的看法，认为他们胆小懦弱，且容易惊慌失措。
为了证明他的观点，林德曼派遣了一个由精神科医生组成的研究小组到伯明翰和赫尔去进行调查。这两个城市都在德国空军的轰炸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研究小组采访了数百名在大轰炸中失去家园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求证了各种微小的细节，“细致到一个人喝了多少品脱(3)酒、从药店里买了多少片阿司匹林”。16
几个月后，这个研究小组向林德曼汇报了调查结果，结论用大号字体印在了扉页上：没有证据表明士气被摧毁了。17
那么，林德曼又是怎么处理这个毫不含糊的结论的呢？他的选择是，直接忽略它。因为林德曼早就有了先入之见，他深信战略轰炸的效果，事实也不能改变他的想法。
在发给丘吉尔的一份备忘录中，林德曼说了一些完全背离调查中发现的事实的东西：
调查结果似乎表明，房屋被摧毁对士气的威胁是最大的。人们对自己的房屋被毁非常介意，其程度超过他们的朋友甚至亲人不幸身亡。在赫尔，尽管只有10%的房屋被炸毁了，但人们精神受创的迹象还是非常明显的。根据以上情况来看，我们可以确定，对德国58个主要城镇进行轰炸，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毫无疑问，这种轰炸将可以摧毁德国人的士气。18
就这样，关于轰炸威力的辩论结束了。正如一位历史学家后来描述的那样，整个事件带着一股“明显的政治迫害的意味”。19在辩论过程中，那些反对以德国平民为轰炸目标的战术的有良心的科学家，却被斥责为懦夫，甚至是叛徒，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
与此同时，那些“炸弹贩子”则深信需要给敌人以更严厉的打击。丘吉尔发出了命令，整个德国因遭受空袭而陷入了一片混乱。当轰炸最终结束时，德国的伤亡人数是“伦敦大轰炸”的10倍以上。仅就一个晚上，德累斯顿市被炸死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就比整个战争期间伦敦的死亡人数还要多。德国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城镇被轰炸摧毁。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废墟。
在此期间，只有一小部分盟军空军部队以工厂和桥梁等作为轰炸的战略目标。在最后的几个月里，丘吉尔仍然坚持认为，赢得战争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向平民投掷炸弹，因为那可以打击民众的士气。1944年1月，英国皇家空军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也“令人满意”地证实了这种观点：“我们轰炸得越多，效果就越令人满意。”
英国首相用他那支著名的红笔在这句话下面画了一条线。20
那么，轰炸究竟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呢？
好吧，让我再次从一个目击者的描述开始吧，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精神病学家。1945年5月至7月期间，弗雷德里克·潘泽博士（Friedrich Panse）采访了将近100名家园被毁的德国人。“真的，在轰炸之后，”其中一个受访者说，“我可以说全身都充满了活力，还点了一支雪茄。”另一个受访者则说，在遭到空袭后，从总体上说，他们的情绪是欣快的，“就像打赢了一场战争之后的那个样子”。21
完全没有任何集体歇斯底里的迹象。相反，在刚刚遭受了空袭的那些地方，居民们感到如释重负。“邻居们非常乐于互相帮助，”潘泽在笔记中这样写道，“相对于空袭时精神紧张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而言，人们的总体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稳定、非常克制的。”22
一直密切关注德国民众心理状态的帝国保安部（Sicherheitsdienst）的报告也传达了类似的信息。空袭过后，人们会互相帮助。他们一起把受害者从废墟中拉出来，他们会一起扑灭大火。希特勒青年团（Hitler-Jugend）的成员们四处奔走，照顾无家可归者和伤员。一个杂货店老板甚至开玩笑似的在他的店门口挂了这样一块招牌：“本店出售灾难牌黄油，欲购从速！”23
好吧，还是英国式幽默更好一些。
1945年5月，就在德国宣布投降后不久，一个由盟国的经济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访问了这个战败国，他们接受了美国国防部的一项任务——研究轰炸的后果。最重要的是，美国人想知道这种战术是不是赢得战争的一个好方法。
经济学家给出的研究结论对“炸弹贩子”们来说是残酷的。对平民进行炸弹轰炸，实际结果是一场“惨败”。空袭似乎还促进了德国战时经济，从而延长了战争周期。这些经济学家发现，在1940年到1944年之间，德国坦克的产量提升了9倍，喷气式战斗机的产量更是提升了14倍。
一个由英国经济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24在他们调查的21个被摧毁的城镇中，生产增长的速度比14个没有被炸毁的城市（控制组）更快。“我们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坦承，“这是我们得到的关于这场战争最大的一个发现，它或许也可以说是这场战争中最大的一次误判。”25
在整个令人扼腕的故事当中，最令我感兴趣的一点是，几乎所有的“主要演员”都掉进了同一个陷阱。
希特勒、丘吉尔、罗斯福和林德曼——他们全都同意勒庞的观点，即人类文明的厚度非常之浅，只是表面覆盖的一层薄薄的膜而已。他们确信，空袭足以把这层脆弱的遮盖物炸成碎片。但是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轰炸，它变得越是厚重。看起来，它根本就不是一层薄薄的膜，而是一层厚厚的老茧。
遗憾的是，军事专家们对这个发现的反应非常迟缓。20年后，美国空军在越南投下的炸弹的威力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三倍。26然而，这一次失败得更甚。这是人性的普遍弱点：即便证据明明白白地摆在我们眼前，我们还是会设法去否认它。时至今日，许多所谓的专家仍然深信，英国人在“大轰炸”中表现出的坚毅沉着，可以归结为英国人的一种特质。
但是，这种特质并非英国人独有，它是人类所共有的。